王春林

“文革”记忆的清理呈现之一种──评叶兆言长篇小说《很久以来》

王春林

虽然结束的时间距今差不多已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尽管也已经出现过很多以“文革”为思考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但一方面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另一方面更由于作家主体思想艺术能力的不够强大，迄今为止，真正有深度的“文革”小说的确相当少见。尤其是把我们关于“文革”的文学书写与西方“二战”后关于纳粹，关于战争的文学书写相比较，其间差距的存在，就是显然易见的一种情形。也正因此，以文学的形式继续关于我们“文革”记忆的清理与呈现，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作家责无旁贷的一件事情。而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很久以来》（载《收获》2014年第1期），就正是这样一部对于“文革”进行着深切的思考与追问的优秀作品。叶兆言从事于小说写作多年，发表作品无数，但相比较而言，大约只有这一部《很久以来》方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他迄今为止最具思想艺术深度的优秀作品。进一步说，《很久以来》不仅在叶兆言自己的创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即使把它放置在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恐怕也同样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无论是对于历史和人性丰富驳杂性的艺术呈现，还是对于以“文革”为中心的历史所具邪恶吊诡本质的思考与追问，抑或还是对于艺术形式的特别营构，都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很久以来”这一小说标题的由来，或许与顾城的那一首同名诗作的影响有关。文本中，叶兆言曾经特别引用过其中的片断：“很久以来∕我就渴望升起∕长长的，像绿色植物∕去缠绕黄昏的光线∕很久以来，就有许多葡萄∕在晨光中幸运地哭着∕不能回答太阳的诅咒”。顾城关于时间的一种“很久以来”的艺术感觉，与小说主人公竺欣慰的悲剧命运遭际，应该说有着内在的相同之处。尽管小说的叙事起点只是1941年，距今不过七十余年的时间，但如此一个小说标题所传达给读者的，却是一种超过小说故事时间的历史纵深感。对于一部以“文革”为中心的历史长篇小说来说，“很久以来”这样一个标题的设定，凸显出的正是叶兆言别一种艺术智慧。

就叙述人称来说，小说分别采用了第一和第三两种不同的叙事人称。整个文本共由九章组成，其中第二章与第九章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其余七章，是第三人称。与两种不同的叙事人称相联系的一点是，小说由此也就拥有了两条具有内在交互联系的结构线索。使用第一人称的两章，作家所讲述的是发生在当下时代的现实故事，另外七章，叙事视点就回到了遥远的历史长河中，讲述的乃是历史故事。一部共有九章构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两章所讲述的却是当下时代的现实故事。如此一种小说结构方式，难免会让读者产生这现实的两章是否存在着游离于小说主旨的弊端的想法。但我个人的阅读直感却并非如此。从根本上说，这两章现实故事不仅没有游离于小说的思想主旨之外，反而对作家艺术题旨的完满表达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其中，第二章的重要作用，主要在于对作家历史观的一种有力凸显。一个作家，要想写好历史长篇小说，一方面固然须得对于历史史实抱有极大的尊重，须得设法尽可能地接近还原历史的真相，但在另一方面，仅有对于史实的尊重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强调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具有一种超卓史识的重要性。正如同一个优秀的作家，只有拥有了一种相对成熟深邃的人生观或者说世界观之后，方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长篇小说一样，一个有志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也只有在拥有了一种相对成熟深邃的历史观之后，方才有可能创作出一部思想艺术成熟的历史长篇小说来。进一步说，所谓的历史观，就是指写作者对于自己所欲加以艺术表现的那个历史对象所持有的基本看法。具体来说，叶兆言的历史观，乃是通过第二章中若干中国作家与两位捷克诗人之间关于捷克著名剧作家，曾经担任过捷克总统的哈威尔的观点分歧凸显出来的。哈威尔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思想文化界，在文学艺术界，有着极好的口碑：“在中国文化人眼里，哈威尔代表着写作者的一种最美好境界。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哈威尔用他的笔杆子反抗世俗社会，凭借反抗获得了巨大名声，最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然而出乎意外，大家对哈威尔赞不绝口，两位捷克诗人却保持了惊人的沉默。”为什么呢？“捷克诗人继续指责哈威尔，他说自己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名艺术家，对政客有一种天然的反对。他说他不明白中国的诗人们为什么会这么看好哈威尔，看好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人，为什么要把他当作英雄一样来对待。政治是一种非常肮脏的玩意，无非是某些人打着正义的幌子在干坏事，经常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哈威尔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几乎就是一个圣人，没人会说他的坏话，没人敢说他的不是，大家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公开指责，不免有些惊诧，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敌视他。”另外一位诗人，对此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因为这个人太了解哈威尔了，太知道他的底细。他们当年曾经是很不错的战友，有过一段相当密切的交往。他们一起游行，一起集会，一起被捕坐牢。事实上，在当年的种种革命行动中，他甚至比哈威尔还要激烈，出入牢房的次数更多，但是一起革命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最后，哈威尔当上了总统，他却只能非常潦倒地继续当他的诗人。”问题在于，既然存在个人恩怨，那么，这位对哈威尔极其了解的捷克诗人的评价就一定是客观的吗？又或者，关于哈威尔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在我看来，叶兆言提及哈威尔问题的本意，并非是要彻底弄明白哈威尔的真相，而是试图借此强调说明历史的复杂性这样一个核心命题。假若说哈威尔这么一个人就已经足称复杂，那么，中国的“文革”，中国的一部现当代历史呢？它们就能够简单得了，能够黑白分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借助关于哈威尔的讨论而明确地提出历史的复杂性问题，毫无疑问正是作家特别设定小说第二章的根本意图所在。

第九章的存在，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了交代主要人物命运的归宿结果之外，这一章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叶兆言借助于小芋这个人物提出了一个小说的方法论与真实性的问题。“我”的伯母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冷春兰是姨表姐妹，而冷春兰，又恰好是小芋的养母，“我”之所以能够有缘结识小芋，正是因为这重关系。也正是从伯母这里，“我”陆陆续续了解到了冷春兰与竺欣慰当年的一些故事：“因此，我最早知道竺欣慰这个人，也是因为伯母屡屡要提起她。”偏偏地，“我”又恰好是一个小说作家，在了解到竺欣慰的一些人生故事之后，便自然萌生了把它写成小说的念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再也不会去写这篇小说。时过境迁，写作的最佳时机已过去，黄花菜早凉了，欣慰的遭遇曾是最热门的伤痕文学题材，它可以用来拨乱反正，用来控诉‘四人帮’，用来反思‘文革’，可以引起轰动，有可能得文学奖，然而随着时间发展，社会风气改变，作为一个敏感的文学题材它早已过气了，已经人老珠黄风光不再。说老实话，当初没写这篇小说，理由也很简单，它稍稍有那么点时髦，过于主流，过于报告文学，而真正的文学恰恰是应该远离这些东西。时髦的时候不想写，过气了又不想写，结果就是一直没写。”叙述者“我”的这段叙事话语，貌似在谈论自己为什么没有写出以竺欣慰为故事原型的小说来，实际上却是在对于新时期以来这一类型的小说写作进行一种深度反思。这段话的潜台词，其实是，既往的小说写作历程中，实际上已经有好多人写过类似于竺欣慰这样的故事，只不过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或者作家自身艺术观念的局限，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其实特别有限。事实上，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初，刚刚从事小说写作不久的“我”，曾经尝试过相关小说片断的写作。在“我”的写作构想中，“很久以来，小芋都是这篇小说中当然的主角，我打算用第一人称来写，小说中的我就是小芋。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女主人公收到一封来自狱中的长信，这是母亲欣慰写给女儿的，信写得很感人，说自己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母亲，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最心爱的女儿。”为什么要这么写呢？“那时候刚开始学写小说，我坚信文学作品必须要打动人才好看。这封以欣慰口气写的长信，我是流着热泪写完的。当时觉得很感动人，又有情，又有文采，忍不住就先让小芋看了。”没想到，结果却令满怀期待的“我”大失所望：“面对着我那充满期望的眼神，小芋叹了口气，说这信还是写得挺感动人的，不过她的感觉它好像还不够真实，有着不少或者说太多的编造痕迹。她的这个评价对人打击很大，我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不，应该说是很失望非常失望。”围绕这封虚拟的长信，两人展开过激烈的交锋。小芋：“好吧，我们不说什么好玩不好玩，就谈谈真实不真实，你觉得你的小说真实吗？”“我”的回答：“小说是可以虚构的。”小芋：“别跟我说什么虚构不虚构，我只是问你，你要写的这篇小说又有多少真实性呢？”是的，这种方式又有多少真实性呢？这真实性的问题究竟又该作何理解呢？“很久以来，真实性成了这篇小说写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我知道的越多，了解得越详细，材料收集得越多，小说就越觉得写不下去。小芋这个人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活生生的，我想写的那些东西，那些很好看很文艺的场景，它们并不存在。”首先须得明确，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写作者与笔下的人物一起讨论小说的写作方式，作家所采用的显然是类似于西方后现代那样一种“元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其次，这里的“很久以来”，也格外地意味深长。也正由此，我方才突然顿悟，叶兆言的“很久以来”除了历史纵深感的传达之外，另外一重意思，显然意在说明对于竺欣慰事件这一表现对象，他已经思考酝酿了很久很久。为什么一直未能变成文本事实呢？作家的主体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与影响。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十七年文学”中《红岩》的曲折写作历程。按照洪子诚的叙述，小说“第二稿由于‘既未掌握长篇的规律和技巧，基调又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而没能成功”，于是只能继续修改，只有在第三稿“找到了高昂的基调，找到了小说的主导思想，人物也就从而变得更崇高、更伟大了”之后，小说方才获得了面目“焕然一新”的成功。①很显然，作为一部建立于个人直接经验之上的长篇小说，第二稿所谓的“基调低沉压抑，满纸血腥”更切近于历史事实，而第三稿中的“高昂”、“明朗”与“崇高”、“伟大”，所直接体现出的正是意识形态的规限与要求。尽管情况也已经好转了许多，但毫无疑问地，即使是到了小说中的“我”最早尝试小说写作的1980年代，实际上也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无形的压力和逼迫。前述“欣慰的遭遇曾是最热门的伤痕文学题材，它可以用来拨乱反正，用来控诉‘四人帮’，用来反思‘文革’，可以引起轰动，有可能得文学奖”云云，所充分说明的，实际上正是这种情况。归根结底，无论是就社会文化语境而言，还是就作家自身的主体思想状况来说，如同《很久以来》这样一部旨在充分呈现以“文革”为中心的一部复杂性历史的长篇小说都不可能在1980年代出现。叶兆言之所以要特别设定出小说第九章来，很显然就是要试图交代说明这种情况。对历史的沉思，无论如何都离不开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宽容与开放，叶兆言《很久以来》的写作，再次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很多“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都只是把故事情节集中在“文革”期间，但叶兆言的《很久以来》的一大特殊处，却是把笔触一直延展至了七十多年前的1941年。假如按照所占文本篇幅的比例来衡量，你就会不无惊讶地发现，作品对“文革”的描写实际上只是集中在第七和第八章，还没有占到整部小说的三分之一。根本原因在于，假若只是把笔触集中于“文革”一隅，无论是历史的复杂性真相，还是人物那样一种乖谬异常的命运遭际，都无法得到真正强有力的艺术呈现。更何况，依我愚见，表现“文革”，固然是叶兆言写作的重心之一，但与此同时，对于一部堪称复杂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进行尽可能深入的追问与沉思，对于人物跌宕起伏根本就无从把捉的悲剧命运做形象的艺术展示，也一样是不容忽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想很好地实现这样的艺术目标，仅仅把笔触停留在“文革”阶段，就显然是不可能的。一句话，只有在描写“文革”的同时，把“文革”的前史今生也同时鲜活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家也才有望真正把“文革”写深写透。

汉学家孙康宜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幸亏张光直教授在过世之前有机会写这本早年的自传，给历史做了见证。但与其说它是给历史作见证，还不如说是给生命作见证。我最不喜欢看别人写控诉文学，我认为那是没有深度的作品。张光直这本书之所以感人，乃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它不是在控诉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在写人。它一方面写人的懦弱、阴险及其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写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性。”②叶兆言的《很久以来》所唤起的，正是这样一种极类似的阅读感觉。小说中的几位主要人物，无论是竺欣慰、冷春兰，抑或还是闾逵、小芋，都以其人性世界的立体复杂而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首先当然是竺欣慰。叶兆言之所以要把故事的起始点设定为1941年，乃因为这一年，十二岁的竺欣慰，与她终其一生的好朋友冷春兰因为学习昆曲而相遇相识：“相比较春兰的喜欢安静，冷若冰霜，欣慰性情活泼开朗，她像一团火，更愿意结交一切朋友，喜欢和陌生人说话，爱憎分明。人生难得一知己，她们的人生态度有着巨大反差，一个仿佛冬天，一个好像夏天，或许正是这样的反差，两人的性格差异反倒形成了互补。”人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欣慰与春兰未来不同的人生遭际，早在她们初始相识时，就埋下了最初的种子。当然，作家从1941年开始小说叙事，也与欣慰和春兰这一年的初始成熟密切相关。这一部分的一个重要细节，就是因为生母早逝而没有能够及时获得相关知识的春兰，在遭遇初潮突袭时不知所措的狼狈情形。亏得“欣慰已经有过好几次月经，俨然是个很有经验的女孩”，方才帮助春兰从尴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初潮之对于女性生命成长，绝对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出现，乃标志着女性的初始成人。叶兆言选择这一年开始自己的小说叙事，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此。

大约因为竺欣慰的不幸命运与自己的家庭出身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联系，所以，叶兆言才会把很多的笔墨花费在关于她家庭背景的描写上。她的父亲竺德霖不仅有过在日本的留学经历，而且也有过在英国的留学经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科班人才，他与自己留日时的同学，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周佛海，私交甚笃，可以说有着极好的交情。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所以，他才会介入到抗战期间南京的汪伪政权当中去。尽管竺德霖从一开始就恪守自己的原则：“第一，不批评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兄弟阋于墙的事情他不应该做。第二，不恭维日本人，坚决维护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国格。”但无论怎么说，他都是通过汪伪政权在给日本人做事，这汉奸的名头无论如何都逃不了。也正因此，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抉择之后，他最终还是以假自杀的方式巧妙摆脱了汪伪政权，投奔了重庆国民党政府。这样的选择，不仅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而且对于自己子女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此的一种“政治正确”，就使得竺欣慰摆脱掉了本来极有可能的汉奸子女的帽子。但正所谓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欣慰尽管没有被扣上汉奸子女的帽子，但因为父亲跟随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的缘故，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她的家庭出身却依然成为了她逃无可逃的罪状之一。

然而，尽管叶兆言关于1940年代的描写也花费了不少笔墨，但小说的主要着眼点，却还是集中在了几位主要人物1949年之后命运遭际的描写与展示上。1949年之后的竺欣慰，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抉择，就是当自己的母亲蔡秀英决心要以偷渡的方式出逃香港，想方设法要与已经先期抵达台湾的父亲团聚的时候，自己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在当时，欣慰的选择是，不仅自己不离开大陆，而且还要拉上好友春兰试图劝阻蔡秀英的出走行为。但在劝阻无效，春兰建议向组织汇报的时候，竺欣慰还是犹豫了：“当时，唯一能阻止的办法是向组织汇报，春兰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欣慰听了哭出声来，说我怎么能揭发自己的妈呢，这种事我是不能干的。”要亲情，还是要政治进步，面对如此一种两难的抉择，那个时候的竺欣慰后来还是艰难地选择了亲情。就这样，竺欣慰最终留了下来，蔡秀英出走香港。其实，早在这个时候，竺欣慰精神的某种分裂状况，就已经有所显示了。没有去告发蔡秀英的出走行为，说明内心中亲情的残留，而选择坚定地留下，显示出的则是她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的一面。那个时候，欣慰政治上的积极要求进步，还体现在她的入党这一行为上：“让春兰感到很意外的是欣慰居然入党了，能够被组织吸收，在当时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微妙处在于春兰的“感到很意外”。为什么会感到意外？大约就是在非常了解欣慰的春兰看来，欣慰与党的标准要求尚有不小的距离。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也不难从中窥测到春兰自己那样一种隐隐约约的对党信任感的不足。与时下一些多少带有一点注水感觉的长篇小说那样一种拖泥带水不同，叶兆言《很久以来》的叙事推进速度很快，刚刚讲述完蔡秀英出走、竺欣慰入党并与明德结婚的故事不久，叙事时间就来到了1957年。在这一年那场可谓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明德被卷了进去，无可避免地成了一名右派。在上级组织明确要求应该大义灭亲地和明德离婚的问题上，竺欣慰再次表现出了对于亲情的一种本能守护：“为了她的政治前途，组织上希望欣慰能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让她与明德离婚，被一口回绝了，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应该放弃明德，作为妻子，她有挽救他的责任。”

问题在于，虽然明德被打成右派时，欣慰拒绝与他离婚，但到最后，他们俩人却还是分道扬镳了。原因在于，明德刚刚被摘帽不久，就旧病复发，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不仅有了新欢，而且与先前的那位苏大姐根本就没有中断过。但此离婚却非彼离婚也，因为欣慰已经为前此的拒绝离婚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很多人都觉得欣慰要是在明德刚打成右派时就离婚，情况可能会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正是她即将被重用的关键时刻，她是大学毕业生，又是党员，思想进步年轻有为，没理由不提拔她当女干部。明德被打成右派改变了一切，领导与欣慰谈话，希望她能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欣慰明白领导是出于好意，是对她负责任，但是她心里舍不得明德，表示可以划清界限，却不准备离婚。形势因此急转直下，欣慰没有被提拔，反而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然后便是下放农机厂坐办公室。”由此可见，早在“反右”的时候，竺欣慰与时代政治之间的某种碰撞就已经隐然现身了。这个阶段欣慰的自我矛盾处在于，一方面试图坚持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却也在力求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一点，在她对春兰的规劝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欣慰听她这么一说，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说春兰跟你说正经的，你倒应该积极地争取入党，今天这个时代，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退步就会被历史无情淘汰。欣慰说你看明德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一刻都不能放松思想改造，一定要跟着时代一起进步。”与明德离婚后的欣慰，带着女儿小芋，出人意料地嫁给了在肉联厂工作的工人闾逵。没想到，这大老粗闾逵什么都好，唯独一个不同寻常处，就是性欲望特别强烈。性欲望强烈倒也罢了，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他居然强奸了欣慰多年的好友，一直待字闺中的春兰。如此一种冒犯，是欣慰与春兰谁都无法承受的。由此，欣慰的强烈要求离婚，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熟料，到头来这婚却没有离成：“欣慰打定主意要跟闾逵离婚，最后没有离成的重要原因，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说开始就开始了。”

“文革”一开始，欣慰曾经有过一段很是有些“左”的激进表现：“最让春兰感到意外的是，欣慰竟然也成了造反派组织的头目。”“因为欣慰一向都是比春兰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了党组织。过去的十多年里，春兰在思想改造方面，基本是属于被动，这一点恰好与欣慰不一样，欣慰始终是先进分子，一直想跟上时代步伐，如果不是‘反右’时受明德的牵连，她也许早就应该被提拔为相当级别的女干部了。”必须承认，在竺欣慰的天性中，就有着介入时代风云际会的因素。惟其如此，她才会在“文革”之初表现得那样“极左”：“一时间，欣慰的脑子里都是些空洞的标语和口号，‘文革’初期的那段日子，她显得非常左，非常的革命。”推想起来，极可能是由于受到家庭出身牵连的缘故，很快地，欣慰就被边缘化了：“针对欣慰的大字报出现了，一开始，还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为了搞臭欣慰，过了没几天，与欣慰属于同一阵营的造反派便决定跟她划清界限，宣布将她开除出去。转眼之间，风头十足的欣慰已被自己的同志无情地抛弃了。”在“文革”中被边缘化其实也并非坏事，问题在于，不安分的欣慰总是耐不住寂寞，总想折腾出一点什么事情来。这不，与闾逵离婚的事情还没有见分晓，她就又结识了一位名叫李军的已婚男人，而且很短时间内就打得火热。“对欣慰来说，春兰与闾逵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她生命中出现了李军这个人。”李军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竺欣慰的家庭生活，而且更对她悲剧性的人生结局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欣慰与李军关系的变化，与李军妻子的大闹农机厂有直接关系。经过此一时间之后，欣慰告诉春兰，自己已经跟李军没有关系了。然而，“如果欣慰和李军真的从此一刀两断，再没有任何关系，那绝对是一件好事。如果是这样，欣慰后来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如果是这样，欣慰的故事，春兰的故事，小芋的故事，跟她有关的所有故事都会彻底改写。”但“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的悲惨命运注定要被绑在一起。事实上，欣慰与李军并不是藕断丝连，他们的分手很干脆，很干净利落，他们是那样的毅然决然，一刀砍下去便斩断了乱麻。断了也就断了，谁也不会预料到他们之间后来还会发生那样的纠缠，剪不断，理还乱，最后演变成互相检举揭发，李军更是栽赃陷害，置欣慰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惨事，谁也不会想到。”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这段叙事话语的重要性。它不仅在交代欣慰与李军故事的来龙去脉，同时叶兆言也借此而极有效地传达出了命运的邪恶、诡异与难以捉摸的那样一种特性。

关键在于，李军所施加于竺欣慰的影响，不仅是感情生活上的，也更是思想层面上的。这一点，在欣慰转述给春兰的诸多话语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欣慰说李军有几个好朋友很有思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比如“欣慰的言谈中，对红极一时的江青显然没什么太大好感，她说春兰你知道在江青前面，除了杨开慧，我们的伟大领袖还有过别的女人。”再比如“她说春兰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整天喊的‘毛主席万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还有‘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个也不太对，我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怎么可能活到一万岁，人又怎么可能永远健康，共产党应该实事求是，这些说法不是明显地不符合马列主义吗。”以上种种在现在看起来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在“文革”时代，就是大逆不道之思想。李军的被检举揭发以及最后的被捕，显然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关键处还在于，不识时务的竺欣慰，居然还要拉上春兰去参加李军的批斗大会。不参加或许还可以有所回避，一参加就有了自我暴露的意味。实际上，也正是在李军的批斗大会后不久，竺欣慰也被抓了起来。欣慰被抓，春兰就少不了被审问：“在交代中，春兰故意强调欣慰思想一直比自己进步，如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如何鼓励自己参加组织。审问人员很不高兴，说这些都是假象，都是用假革命来掩盖反革命。”然而，欣慰虽然被抓了起来，但她的精气神却并未彻底垮掉。当闾逵想方设法去狱中探监的时候，她依然表现得那样固执：“欣慰不屈不挠地说：‘我可以劳动改造，毕竟劳动改造也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可是我总不能因此承认那些不是错误的错误吧。毛主席不是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就最讲认真二字。我确实是犯了一些错误，有些错误还是很严重的，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党的培养，不过，一个人是死是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我懂得了革命，热爱共产党，就要有决心为革命为党献出一切。”细细地想一想，欣慰的这段话果然有点一语成谶的意思。到最后，就因为自己的思想问题，欣慰先是被判处七年徒刑，后来被处以了极刑，被剥夺了生命存在的权利。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注意到，欣慰的被处以极刑，乃是因为莫须有的思想罪名。以思想而致（治）人以罪，是只有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才可能出现的情况。究其根本，一种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就是昭然若揭的事情。如此一种情形，在“文革”时期的出现，所说明的只能是“文革”一种邪恶本质的具备。面对着如此极端的对于现代文明的践踏行为，叶兆言惟有以无边的愤懑以对。小说最关键的第八章之所以会出现小标题缺位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正是叶兆言面对欣慰的悲剧性遭际已然出离愤怒的缘故。

欣慰到底应该被看做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呢？是“文革”中的民间思想者吗？是一位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女性吗？我们注意到，在接受记者访谈时，叶兆言曾经特别强调：“李香芝并非小说里欣慰的原型，‘是李香芝、张志新、林昭等等这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的综合，是一个模糊的人，不特指谁，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物实在太多。”③叶兆言的回答确实很有必要，假若欣慰的原型真的只是李香芝、张志新或者林昭，那这部作品也就很可能变成一部报告文学，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叶兆言的写作初衷。惟其综合种种人，然后再加以必要的虚构加工，最终整合成竺欣慰这样一位格外具有人性深度的，其性格完全称得上复杂、丰饶且又立体的人物形象，方才能够更为深切地完满传达作家意欲对“文革”那段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与追问的思想艺术主旨。

说到对于“文革”的深度艺术反思，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小说中欣慰的女儿小芋在批斗大会上对于自己的母亲进行批判这一细节。“接下来是小芋上台，春兰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这丫头，她的个头也没见长多少，还是那么瘦，脸上脏兮兮的，穿着一件白衬衫，气鼓鼓地走上台，上台就瞪了欣慰一眼。欣慰没想到连女儿都会上台批判自己，抬起头来看小芋，小芋已经在有声有色地念批判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亲情被毁也是常见的事，不过春兰真没想到小芋今天会来，而且发自内心地对欣慰有一股仇恨。”假若说在“文革”中的批判还有被迫之嫌的话，那么，到了“文革”结束，尤其是在竺欣慰已然成为一名反抗潮流的英雄被平反之后，小芋仍然不肯改变对她的敌视姿态，就格外地耐人寻味了。“到了最后，小芋愤愤地说，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过去因为竺欣慰是现行反革命，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现在她平反昭雪了，成了你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仍然还在继续受着伤害。换句话说，无论是好是坏，我始终都活在她的阴影下。”从表面上来看，小芋与欣慰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一种难以化解的仇恨隔膜，乃是欣慰因为李军的出现想要达到与闾逵离婚的目的而把小芋送到了她的舅舅泰秋家里，但究其实质，却也还是“文革”那样一种反人性的时代文化语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通观整部长篇小说，把欣慰与其父母以及小芋这三代人的命运遭际联系在一起，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潜隐着革命与亲情的矛盾冲突这样一条不容忽略的重要线索。从1949年初，面对着蔡秀英的出走香港，竺欣慰的隐而不报，到1957年，当丈夫明德被打成右派时，竺欣慰的拒绝离婚，再到“文革”中小芋对于亲生母亲大义凛然的批判，一直到“文革”后小芋对于欣慰的不肯原谅，把这一切联系起来，你就不难发现，革命与亲情之间的矛盾冲突，绝对应该被看作是叶兆言这部《很久以来》最核心的思考表现内容所在。就此而言，叶兆言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就不仅仅局限于对于“文革”的批判反思，而且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对于整个革命传统一种真切而透辟的思想艺术反思。

竺欣慰之外，叶兆言对于诸如冷春兰、闾逵、小芋等人物的刻画塑造，也都可圈可点。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赘言。但不管怎么说都不容忽略的一点，却是叶兆言对于个人与历史之间关系那样一种深入的思考。诚如前言，对于“文革”的艺术反思，绝对是《很久以来》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思想价值所在。但作家之所以在写作过程中非得要把叙事时间由十年“文革”而拉长到从1941年至当下时代这样长达七十余年的跨度，正是为了凸显出人类个体在强大历史面前那样一种直如草芥一般的无力感。即如竺欣慰此人，从1940年代富豪家庭的贵族小姐，到1949年之后积极追逐时代步伐的进步青年，再到“文革”期间现行反革命的阶下囚身份，一直到“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平步青云般地成为“文革”期间的反潮流英雄，无论如何都不是人物主体的个人意志所愿的结果。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有名作云《玩偶之家》，强调剧中女主人公娜拉为其丈夫海尔茂股掌中的玩偶，细细想来，如同竺欣慰这样曾经的时代青年，又何尝不是历史巨掌中的玩偶呢？！更进一步说，在小说中的诸多人物身上，你都不难发现一种鲜明的历史错位感。比如冷春兰，明明因为闾逵强奸了自己而对此人深恶痛绝，但谁又能够想到，到头来，居然会是他们两位结成夫妻而相伴余生。再比如小芋，“我”的母亲之所以坚决反对“我”与小芋谈恋爱，就因为她的家庭背景过于复杂：“我母亲立即反对，虽然在‘文革’后期，家庭成分已不是太大问题，然而，小芋的这个家庭关系，也太复杂了一点。”其实，关于这一点，早在“我”刚刚结识小芋的时候，就已经有过突出的感觉：“记得那时候，完全弄不明白这一家人的复杂关系，为什么小芋会姓竺，为什么闾逵又不是他的亲爹。”认真想一想，小芋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她的生身父母分别是明德与竺欣慰，后来竺欣慰与明德离婚，闾逵就成为她的继父。此后，竺欣慰被处以极刑，小芋便又成为母亲一生好友冷春兰的养女，而这个时候，她的继父闾业已成为了冷春兰的丈夫。不管怎么说，小芋家庭关系的复杂，都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看待叶兆言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一方面，小芋复杂的家庭关系，固然绝对具有写实的意味，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也不妨从象征的层面上来对此做出理解。从这个意义层面上说，小芋的家庭关系之复杂，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复杂的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一种象征隐喻式表达。究其根本，也正是缘于人物命运遭际的如此一种安排处理，叶兆言方才最终相对圆满地达致了自己意欲呈现历史复杂性的思想艺术题旨。

“用文学来提出记忆和道德问题是暗示性的，而学者和批评家的解读则又使那些原本用隐喻或寓言提出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文学家和文学创作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其他思维方式不可替代的。当大的体制缺陷（如严酷的政治气候、僵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中蔓延的冷漠麻痹和犬儒主义）特别严重的时候，文学的思考力和道德文化影响就可能会被消灭（如在‘文革’时期），即使存在，也会相当微弱。但是，这应该是人们更加需要优秀文学，而不是就此抛弃文学的理由。”④叶兆言的《很久以来》，很显然就属于这样的一种以“文革”为深度反思对象的文学。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3页。

②孙康宜：《走出白色恐怖》，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3页。

③石剑锋：《〈很久以来〉：追述那个年代里被消失的一群人》，《东方早报》2014年1月12日。

④徐贲：《〈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随笔》2014年第1期。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