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拥华

文学如何“在地”？
——试论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的理念与实践

汤拥华

近年来，“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在国际学术界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①就这一研究方向或者说场域而言，目前最为活跃的学者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书美教授和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耶鲁大学的石静远教授等人。史书美出生于韩国，在台湾读大学，曾赴北京求学一年，后在美国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2007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一书，受到大陆学界的重视。史书美不仅对世界范围内华语文学的发展状况相当了解，其学术视野、政治立场与理论路径亦能代表北美汉学新近的发展方向，再加上批判性十足的论述风格，遂成为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主要的阐释者与实践者。②

一、问题化：从Chinese到Sinophone

2004年，史书美在一篇题为“全球文学与认同的技术”的英语论文中提出了“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概念。该文所针对的，是当代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文学”的种种他者化、同一化的想象。史书美指出，在当下西方学术话语和文学市场中，至少有五种用来构建第三世界身份认同的“技术”：“系统论的回潮”，即构建有关经济/文化世界共同体的宏大叙事，描述作为现代性标志的“世界文学”的形成；“错时的寓言”，将第三世界文学解读为“民族寓言”；“多元文化主义”，以文化作为将某一地区同一化的工具；“作为例外的特殊性”，将不符合某一宏大叙事的个案作为特例处理；“后差异伦理学”，否认“差异”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取消普世性与地方性的矛盾关系。这些都是史书美要破的对象，而她所要立的是一种能够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谈论“全球文学”的方式，既不为成就某种隔着距离的想象而将研究对象同一化，又不矫枉过正地取消一切差异（史书美坚信差异与差异并不等同）。落实到中国，则既要有作为特殊论域的中国，又不能是那个高度同一于某种文化叙述的中国，中国本身必须是富有张力的“杂多之统一”。这就需要跳出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为中国另建一个坐标系。史书美在讨论中采用了sinophone literature这一表述，其内涵在注释中得到了解说（凡“sinophone”或“sinophone literature”本处引文不作翻译）：③

我用“sinophone”literature一词指称中国之外各个地区说汉语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区别于“中国文学”——出自中国的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最大产地是台湾和“易手”前的香港，但是放眼整个东南亚地区，二十世纪以来sinophone literature的传统与实践都蔚然可观。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也有为数众多的作家用汉语写作，其中最耀眼的当属200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高行健。创造sinophone一词有纠偏的考量，过去对中国之外出版的汉语文学（literatures in Chinese）的态度，若非熟视无睹或将其边缘化，便是选择性的，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甚或随意地吸纳一些作品到中国文学史中。在汉语被视为殖民语言的地方（如在台湾），sinophone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anglophone和francophone。

简单来说，中国大陆作家的汉语创作称为Chineseliterature，中国大陆之外“以汉语为母语”——sinophone的字面意义——的作家的汉语创作则称为sinophone literature。若细究其内涵，则可梳理出多个层面。第一个层面，sinophone是用来补充Chinese的，一个在外一个在内，合起来就是“汉语文学”。④第二个层面，提出sinophone文学是对特定话语权力的反抗，是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质疑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既定规则，反对以中心/边缘的逻辑描述汉语文学的现状，因为中国大陆之外的汉语写作在发展程度和影响力上并非边缘。第三个层面，中国同样存在向外殖民的现象，而在中国的“殖民地”，sinophone文学就是殖民地文学，有关anglophone（英语语系）和francophone（法语语系）的那些论题能够适用于它，而这也就意味着对sinophone文学的研究有理由调动后殖民理论的相关资源。⑤

在此之外，还有第四个层面。这个层面的内涵在讨论“特殊与例外”的问题时清晰起来。史书美重点解说了高行健这个例子。史书美指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理由中可以看到一种两难状况：一方面，颁奖理由要突出高行健对“中国文学”的意义，比方说对特定历史的“刻骨铭心的洞察力”、“为中国小说和戏剧开辟新路”等，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作品的普世价值。这样一来只有将高行健定义为另类，他是中国文学的另类，因为他居然在集体主义的时代书写个人灵魂的斗争（如《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但也正因为有这种普世性的文学追求，故能为中国文学开辟新路。史书美认为此类纠结全无必要，高行健虽曾用汉语写作（后来用法语发表了大量作品），但未必就属于“中国文学”，语言和国家民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一定要界定的话，那么高行健是一个sinophone作家，他的创作是为sinophone文学开辟新路。史书美指出：“将sinophone用作组织性的范畴，为一个这样的作家提供了另一种理论选择，因为它超越了国族的界限；它的存在理由是放逐、离散、少数化以及混杂性，此混杂性抵抗着同化，不管是同化进中国还是同化于当地。”⑥也就是说，身为sinophone作家并不只是身在大陆之外，更是要超越国族，抵抗同化。究其根本，sinophone不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其要旨不是什么应被包括在内，什么应排除在外，而是要在一个开放的、去中心的框架中重构华语文学的身份认同。

我们看到，在写作《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一书时，史书美问题化的对象是现代主义，她的基本看法是所谓现代主义往往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西方大都市的现代主义，但实际上半殖民地的中国生长出的是另一类型的现代主义。史书美的口号是“发展出一套半殖民理论”⑦，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出现典型的殖民地状况，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是多元化、碎片化的，坚持从这一事实出发，便有希望构建起一种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⑧顺着这一逻辑发展下去，在华语语系研究中将中国“问题化”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所谓“问题化”（problematic）就是通过对话语/权力框架的揭示，使信念或者概念重新成为问题，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论化。正如《华语语系研究》一书的合作编者蔡建鑫所指出的，华语语系已不是重新包装一下众多学术专著已反复讨论的文学和电影中的复调和多声部问题，而是要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将语言的占有、民族性和文化价值之间充满争议的联系理论化”。所以统一的、本质化的“中国”和规范、标准的“中文”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出发点，要问的不是“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而是在一个充满古今中外复杂纠葛的现场，民族、国家、语言、文化这类范畴如何分裂，调整，变异，重构等等。⑨这是西方学界常见的理论、历史与意识形态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它既是受到后现代历史学影响的海外中国学尤其是“区域研究”和“民族研究”的深化与拓展⑪，也是一贯前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寻求新的突破，使原本归入“海外华文文学”、“汉语文学”、“港台文学”等名目下的讨论获得更有理论活力和政治潜能的概念框架。与此同时，将研究的对象由中国扩大为华语语系的全球网络，也不无吊诡地为持续升温的“中国热”增添了注脚。⑫

有关sinophone的译法一直多有争议，在史书美2004年的这篇文章中，将sinophone译为“华语”亦无不可。⑬“华语语系”这一中文译法由王德威于2006年提出⑭，很快成为定译。史书美后来在其主编（与蔡建鑫、贝纳德合作）的《华语语系研究：批判性的读本》（SinophoneStudies:ACritical Reader，2013）中解释采用这一译法的理由是，sinophone作家所操持的华语，往往是多种语言的混合，比方一个马来西亚作家的写作中经常混有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更不用说中国普通话、闽南话和广东话⑮，所以sinophone文学应译为华语语系文学，以显示语系内部语言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华语语系文学是复调（polyphonic）的，而一直以来所谓华语文学或者华文文学，都是强调语言的同一性。⑯所谓多声部未必就是要在一部作品中不分轩轾地混杂各种语言，它首先意味着，华语语系作家所操持的语言本身就是混杂的，标准的汉语或者说普通话并不是他们写作的起点。立足混杂性应该说是华语语系研究的共识，石静远、王德威合编的《全球化的中国文学：批判性的文选》（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Critical Essays，2010）一书便主张文学生产与研究超越或舍弃国族文学立场，“探勘跨文化互动交流衍生出来的各种文化混杂现象”。⑰但是，石静远、王德威是将中国大陆、离散华人、华侨、华裔的文学生产一并纳入考量，而史书美则要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外。她所理解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关注的是“中国以外的华语社群，以及中国境内不得不使用汉语的少数族群”⑱，是对“处于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边缘的各种华语（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体的研究”。⑲所以，此种研究虽然从最可求同存异的母语问题入手，却无意于以汉语或者中文大而化之地构建“世界华文文学”或者“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⑳，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或许就是执着地批判对中国的执着（即夏志清先生所谓“obsession with China”）。

二、反离散：“在地”如何可能？

在2007年出版的《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话语语系表述·呈现》一书中，史书美近乎凌厉地说，诸如“Chi n a”、“Chi ne s e”、“Chi ne s ene ss”之类概念，不过是由健忘、暴力、帝国的野心以及个人认祖归宗的欲求等等积淀而成。㉑她所反对的已不只是中国中心主义（Chi n a-cen tris m），更是大中华中心主义（S i n o-cen tris m），或者说中国文化中心主义。㉒她显然不能接受杜维明先生的“文化中国”论。后者将中国分出三个象征世界（s ym b o l i c un i ve rs e），第一个世界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地区；第二个世界是分散到世界的华人社区，如美国、马来西亚等地；第三个世界则是文化性的存在，是各地知识阶层对中国的理解。㉓对杜维明来说，文化的中国既超越又稳定，而且他相信被重新赋予活力的儒学，能够承担起凝聚文化中国的使命。且不说史书美对儒学如何评价，那个由内而外、远极而返的空间想象，显然是她所不能接受的。她激烈地反对中国中心论，但这并不是要推翻中国中心以另建中心，也不是中心终有一天会变成边缘，而是根本就没有所谓中心与边缘，“他们”与“我们”，敌方与友方。㉔史书美的政治是解构的政治，解构“中国”、“中国性”、“中国文化”等等。她反复强调，这些名号并不意味着同一性，事实上，各种意义上的中国都是混杂的充满内在冲突的中国。她不留余地地说，所谓“汉”，只是一条河的名字；所谓中国，也只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建构起来的概念而已。㉕与中国这样一个超时空的、单一的、内在一致的本源或中心不同，华语语系是很多东西的集合，“作为活的文化和语言，它不能获取统一的定义”，它是历史性的存在，这种历史性的依托是三个坚持：坚持安身立命于中国之外，坚持相对于中国的弱势地位，坚持在特定时空中进行表述。㉖简而言之就是拒绝本质化的中国，转而考察中国如何在特定的时空中历史化。

就这样一种后殖民式的政治立场本身，此处无须多作争辩；㉗需要重视的是这一政治立场的理论关涉。当杜维明在解说中国第二层次的内涵时，他所使用的主题词是“离散”（diaspora）。既是离散，必要认祖归宗，某种程度上，离散是否定性的存在，或者说无根的存在，其唯一真实的内容就是回归。㉘而史书美首要的议题，就是强调“离散终有头”（Diasporahasanenddate）。㉙以我的理解，这不仅仅因为漂泊者总有安居的一天，也不只是离散说在观念上强化了中国作为中心、起源的地位，更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文化与政治的实践必须是“在地的”（place-based）。对史书美来说，中国是一个“presentabsence”（可译为“缺席的存在”或者“在场的不在场者”），由此华语语系研究就是在两种态度中作选择：要么，怀旧式的回望中国，将其作为文化的祖国和价值的源泉；要么，以强有力的表述对抗中国中心。㉚史书美当然是选择后者，不过在我看来，她之所以要对抗中国中心，是因为她相信“中国人”这一身份标签妨碍了华人真正当地化。此当地化不管是“作为当地人的中国人”，还是“作为中国人的当地人”，都要重新构建身份认同，而非诉求于有关“炎黄子孙”的现成的文化想象。对于一个在马来西亚谋生并试图活出自己的世界的华人来说，仅仅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是没有用的，那不足以化解他所面对的种种尴尬与冲突，因为没有人在乎你本来是什么人，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什么人，你能成为什么人。我甚至认为，史书美之所以不愿意将中国大陆纳入华语语系研究的范围（甚至倾向于排除“回归”之后的香港），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她觉得中国大陆的居民基本上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意识，他们是在理所当然地做中国人，不需要考虑如何“落地生根”。㉛而如果借鉴詹姆斯·克利福德有关“根”（root）与“路”（route）的区分，即前者是来自原乡的牵绊与招引，后者是旅行与定居于异邦的过程，那么史书美显然立足于后者。㉜我们不妨将此称作“在地的政治学”。而就文学研究来说，不管史书美如何强调放宽文学研究的视野，她的着眼点都是“文学如何在地”。在理论研究的层面，我认为这才是史书美最值得注意的立场。㉝

将这一立场落实到具体研究对象时当然会启人疑窦。首先这里有一个悖论，在某种意义上，反离散就是在不承认边缘地位的前提下立足边缘谈问题，史书美恐怕经常要面对这类尴尬。其次，“语系研究”这一表述给出的是“整体研究”的期许，而如果摒弃源与流、根与叶这类想象㉞，很多时候便不得不在反整体的逻辑下谈整体。更为复杂的是，如前所述，史书美希望同时反对中国文化本质论和定居国的国家种族主义，她所谓“在地”，不是“带着根去在地”，而恰恰是“无根方是在地”，即在多元的、动态的文化境遇中，一点一点构建身份认同。不过，以上种种悖论情境，对史书美来说正可勾勒出华语语系研究的哲学向度。如果我们记得萨义德对东方学的界定，即后者不仅仅是研究东方的学术更是一种“使他者成为他者”的思维方式的话，㉟那么会发现同样的反思也体现于华语语系研究之中。史书美指出，“华语语系一开始是一个关乎群体、文化和语言的历史和经验范畴”，但“它也可以重新被阐发为一种认识论”，即那些本质主义的文化或者国族概念将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重新严密阐释过的概念，例如地方化、多样性、差异、克里奥尔化、混杂性、双语制、多元文化原则，等等，以及其他可以用来更立体地理解历史、文化和文学的概念。”㊱这既是解构性的，即揭示统一的身份、文化所内蕴的冲突；又是建构性的，因为此处生活本身是在场的，混杂、参差以及那种非同一化的相互协调或者“谈判”（史书美喜欢用negotiate一词），正是生活应有的质感。㊲如果我们愿意推进一步，那么还可以说，这甚至不是文化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而是文化如何成其为文化的问题。总而言之，华语语系研究致力于提供一套更适合言说差异与混杂的学术话语。它是在差异与混杂中求得对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理解，而不是先对历史、文化和文学给出本质主义的想象，然后再想象本质如何破碎，离散与混杂如何发生。

有必要强调的是，华语语系研究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鼓吹永恒的差异，而是要通过对特定混杂性的分析把握真实的存在，“华语语系作为活的文化、活的语言和活的民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确定的，要落实到不同的世代和不同的地点”。㊳首先，就空间而言，华语语系研究强调在具体情境中分析混杂性，所有的地区文化都是混杂的，可是混杂的成分不一样，产生的成果亦不一样。㊴史书美近期将华语语系研究分出三个方向：（1）大陆型殖民主义，即所谓中国大陆的内殖民（针对少数民族地区）；（2）定居者殖民主义，针对新加坡、台湾等华人主导地区；（3）移民，华人处于弱势的地区。㊵不同类型的地区，所面对的问题也会不同。史书美本人在《视觉与认同》一书中，曾就后两个方向，以影视作品为材料分别做过分析。前者如比较港台影视中的“大陆妹”形象，展示港台两地与大陆不同的政治关联与文化交会；后者则重点分析游走于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李安电影。对李安的研究中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少数化”（minoritization）。少数化是从作为国民的主体身份（史书美称之为national subject，如作为“台湾象征”的李安）转化为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身份（史书美称之为minority subject，如在好莱坞世界中作为亚裔雇员的李安）。这种转化同时意味着生存的困境和表述的困境，尤以台湾问题的特殊性，李安需要在中国、台湾、美国之间做各种复杂的连接与转换。在同一方向内，史书美还重点分析了所谓“马华文学”。她建构起一个矛盾关系：一方面，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的文学创作不折不扣地是“马来西亚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华语在马来西亚是小语种，马来西亚的华语语系文学是“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此种少数文学需要在马来西亚本土语言及文学的强势地位下，求取一个对语言与文学异质并存的允诺。㊶她在《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一文中，特别介绍了马来西亚作家贺淑芳的短篇小说《别再提起》。主人公是华裔马来西亚男性，为了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改信了伊斯兰教，结果去世时他的妻儿为其安排了道教的葬礼，引发一场抢尸的闹剧。史书美将此作品视为寓言，是对国家种族主义（马来西亚国家的）和中国文化本质论（中国家族的）的双重批判，“这幅文化混杂的场景，丑陋且充满臭味，并不是某些后殖民论者所欢呼的文化混合；准确地说，它丑陋而充满臭味，是因为混杂性并不被国家种族主义和中国文化本质论所承认；这并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场景。而‘华语语系’正是试图面对这种困难和复杂性，来把自身表述为一种存在。”㊷这种对特定地区特殊矛盾关系的深入剖析，有论者称之为华语语系研究的“种族化转向”㊸，而所谓“种族”，在我看来也就是更为彻底的“在地”而已。

其次，华语语系强调历史，凸显过程，强调对时间性保持敏感。㊹史书美指出，华语语系研究所关注的是“处于中国和中国性的外部或边缘的区域的文化生产，在这些区域，中国本土文化数百年来一直处于异质化与当地化的历史进程之中。”㊺之所以强调“进程”（process），是要以特定时空的“实践”在多元与一元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在地”必须是“成为什么”；另一方面，这种成为又没有理所当然的目标，它是持续的震荡、沉淀和生长，华语语系作为“在地的、日常的实践与经验，是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持续发生着各种转变以适应当下的需求与环境。”㊻在《华语语系研究》一书中，有论文以阿来这样的作家为材料讨论所谓“内殖民”问题，虽然政治立场难以为大陆学界认同，具体分析过程亦显出诸多偏见，但是作为理论方法而言，在汉语的文本中发掘出标准国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方言的冲突，循此路径使作为统一实体的中国被问题化，本身有其学术价值。华语语系研究不需要就阿来或张承志这样的作家是不是中国作家做一个简单的认定，因为既然建立了一个开放性的框架，汉、藏、回之间的文化与语言冲突的历史过程已颇有文章可做。㊼我认为语言的混杂性正是历史与当下的连接点，而且它也是形式与内容的连接点。当代文学研究在时间性向度上的开掘，需要使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在历史中统一起来，在这方面，史书美经常提到雷蒙·威廉斯的一个观念，即“form”（形式）与“for mation”（形成）的统一。她本人从写作《现代的诱惑》开始就有这方面的实践，即在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过程与特定的文学形式之间建立关联。㊽她对京派小说家废名的分析，便能从文体、语言的特质传达出古今中西的文学互动交错的信息。而华语语系研究在此向度内自有其方便的思路，史书美在《视觉与认同》一书中曾提请我们注意这一案例，来自台湾、在美国工作的导演李安，所拍摄的《卧虎藏龙》一方面非常中国，另一方面却又不在语言上求取规范、标准，让演员各自以其香港、台湾、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等地的口音说国语，为什么一个看似统一的国语却会出现裂缝？这样的例子能够让人直观地领会华语语系研究的长处，因为基于华语语系研究的立场，“何种汉语是纯粹的汉语”根本不是问题，混杂是必然的，需要讨论的只是“混杂如何构成”、“何种因素影响混杂”、“为什么混杂在此时出现”、“此混杂如何被接受，模仿，深化”等等。这既是形式的微观分析，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历史过程的局部呈现。总之，华语语系研究是有能力在文学的内部成为一种历史研究的。

三、理论的限度与“在地的文学”

华语语系文学或者华语语系研究是政治色彩浓厚的理论方案，但是从一开始，本文就不将诸如“遏制中国”之类议题列入讨论，不管理论家本人在现实政治中的立场如何，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她所提出的理论方案的政治潜能。史书美相信，华语语系作为范畴（c a t eg or y）可以成为实践与行动的方式㊾，这种信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将“在地的政治学”——作为微观政治或者说文化政治——从立场化为实践绝非易事。此处可以提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首先，史书美虽然强调历史，强调过程，但她对历史与权力的关系的考察却难称辩证——她反复强调历史中有权力，却不肯承认历史本身的权力。也就是说，她尽可以揭示中国这一概念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但能否据此说“没有中国”？作为理论分析的框架，从Chi ne s e到S i n opho ne的转换不是单向的，在考察S i n opho ne文学时，同样有必要经常回到Chi n a和Chi ne s e的视角，回到离散的逻辑，否则仍然无法理解很多文化现象。比方说，即便在S i n opho ne的框架中能更从容地处理李安《卧虎藏龙》中的口音问题，但若是认为对李安来说作为“根”的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有价值，那么基本上很难理解这类作品的意蕴（且不说史书美曾重点讨论的“父亲三部曲”）。史书美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地破除中国中心主义，但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等于否定民族的中心地位。㊿“离散终有头”，但是离散又总会重新开始，中心与离散的空间想象，或许原本就是民族、文化的内在逻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于简单化的处理，相关讨论恐怕难以深入，反离散的理论决断，有可能沦为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张爱玲语）。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史书美相信视角或者说思维方式的转换是决定性的，所以华语语系研究有成为认识论的潜力，在这个问题上，理论家常常会想象一种“哥白尼转向”的可能性。但是，真有这样大的影响吗？它或许只是“元叙事”逻辑的延续，是另一类型的“启蒙谬误”。事实就是，有关“本质”或者“中心”的叙述，很多时候只是被实用主义地使用，也就是说，对一个真实的华人来说，他可以拒绝任何“根”，也可以接受所有的“根”，还可以权宜变通地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归属，但这只是为了适应生活的需要，未必就能产生实际的区别。一个研究者应该意识到这样一种困境的存在，当她深入生活的内部时，会觉得一切宏大的概念都无足轻重，或至少是互相祛魅，值得考虑的是一个具体的人怎么活下去；但是当她由此生活的现场抽身而出，又会发现种种宏大叙事或安然无恙，或重新集结。理论家如果希望通过批判某种中心主义而一举改变文化的逻辑，甚至改变生活的质地，是有可能会陷入“无物之阵”的：仿佛命中靶心，但是无人倒地。立场的转变也许只是视角的转换，而研究对象本身是多向度和多层次的。轻信元叙事意义上的“启蒙”，很多时候只是“好像明白了”而已。

由此引出第三个方面的问题。要指出的是，类似中西二元对立这样的思维模式，虽然经常成为问题化的对象，但它本身亦可形成新一层次的问题化。比方说，志在解构中国中心主义的华语语系研究，岂不是在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方案，华语语系研究岂不是以“反本质主义”为取向的当代西方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向新的研究领域的推进？而那些受到完整西学训练的华裔知识分子，在寻求更能针对东方以及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时，岂不是代表西方来自应对中国的挑战？（51）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对于此类问题史书美并非全无应对能力。针对论者提出的她是“用西方理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她反批评道，很多在美国生活的所谓“离散的学者”都有拒绝成为“美国人”的倾向，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成为“少数族裔”，但事实就是，他们不是作为东方人利用西方资源，他们就是西方人。她同时指出，讨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资源，要看具体的地点，问题不在于东西文化是否遭遇，而是在哪里遭遇。（52）这一答辩再次体现出“在地”的逻辑，但它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步，因为中西冲突本身就是“在地”的内容，并不是说一个在美国的华人学者把自己当美国学者就可以“在地”，而是说，当我们就某个学者的某一理论资源的文化归属进行质疑时，“在地”的困境便由此展开。单方面宣布跳出中西对立——或者说“理论无祖国”——只是抽象的表态。我们可以反对抽象的质疑，但不能以抽象对抽象，因为并非所有的理论陈述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会引出“这是中国理论还是西方理论”的质疑，而一旦质疑出现，就说明相关理论陈述触发了某种反思的可能。此时，知识、身份与权力的纠葛不再只是理论分析的对象，理论自身也将卷入其中。

总之，从离散到在地的转换是以新的路径进入现代知识的困境，而不能保证走出困境。离散也要在地，在地也是离散，核心的矛盾关系始终存在。一味强调“反离散”，对中国中心主义过分敏感，只会简化问题。需要提到的是，王德威近年来所倡导的对“后遗民写作”的研究，与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研究虽颇有同气相求之处，但其提问方式与思考路径自成一格，王德威所重视的恰恰是一个世代“完而不了”，“宁愿更错置那已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未必端正的正统。”（53）我个人建议让“反离散”与“后遗民”互为参照、彼此启发，不过此处还是继续在史书美本人的逻辑内谈问题，但是将讨论转到另一方向——前面所展示的离散与在地的理论纠结，也许需要在文学的维度中重新演绎。首先要问的是：华语语系这一概念，能为文学研究本身增加什么？这里所谓“文学研究本身”，当然不无“本质主义”色彩。我们知道，作为理论时代的产物，华语语系研究早已进入文化研究的论域，史书美主编的《华语语系研究——批判性的文选》，书名也已弱化“文学”，不仅如此，编者还呼吁学界同仁在电影、音乐、舞台演出、新闻出版等方面多作努力。（54）不过，该书的撰稿人仍以文学研究者居多。史书美解释说这是因为文学在华语语系的文化中有突出的重要性，但是这种重要性的依据何在，她语焉不详。我想说的是，文学从来就不只是言说某一问题的材料，更是这一问题展开自身的方式。也许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焦点不在于所分析的文本中有多少文学文本，而在于以怎样的方式使用文本，才能让使用本身成为“文学的”？前面看到，在华语语系研究的论域内，史书美对文学已经有两种使用方式，即内容的例证和形式的类比：一种是用文学的意蕴解说某一政治（文化）观念，一种是用文学形式与政治（文化）观念互相阐发。这些既是批评策略，又是理论的建构，是对文学与政治的矛盾关系的特定把握。我个人的看法是，史书美虽然能够娴熟地进行相关批评实践，但她明显是用文学来解释她所理解的政治现实。虽然华语语系视角下的政治现实足够复杂，因而文学解读有时也能生动饱满，但是这类解读并没有能突破再现论的逻辑。此处需要的不仅仅是更细腻的形式分析手段，还需要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展开更富挑战性的思考。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全球文学与认同的技术》一文中，史书美曾赋予文学这样的超越性：文学总是定位于某一结构或者系统中，但是文学文本的力量，就其效果和影响而言，又总是能够超越结构和系统，超越时空的限制。（55）此种使用是将文学设置为“异度”的存在，它虽然会被卷入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但是究其本质而言，文学从来就不是“世界文学”，它是对立于均质化、同一化的。这是文学与政治的又一种关系模式。而在发表于2011年的《华语语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一文中（56），史书美对文学又有了新的理解。她引人注目地援引了萨特，后者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提出了“境遇中的文学”的理念，即将写作定义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行动，以对立于脱离时代的追求百世荣耀的“抽象的文学”。此境遇中的文学看似囿于一时一地的政治功利，实则同样追求普遍性，只不过它追求的是“具体普遍性”（concreteuniversity）而非“抽象普遍性”，也就是说唯其能把握住具体性，故能达致普遍性。史书美将此逻辑引入华语语系文学的研究，并且补上萨特的论述中缺失的环节，即地理的境遇。史书美认为，一部华语语系文学作品应致力于使特定的时空体得以显现，也正因为这种对特定地域与历史的执着，文学作品才能获得“世界性”（worldliness）层次，后者既非某一文化的自我膨胀，亦非全球化的同义语，而是指向关于有限性的艺术与伦理学。在此基础上，史书美重申华语语系可以成为一种认识论，她将其分解为几重内涵：首先，当离散本身被视为价值时宣告离散的结束；其次，规避单一语言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再次，显示存在的开放性和语言共同体的多孔性；最后，以求取具体普遍性为目标。（57）在我看来，此番描述虽志在哲学建树，但它所勾勒的其实是一种把握文学之为文学或者说“文学性”的方式。这是对“文学如何在地”的回答：文学从一开始就承受了离散之重，因为文学总是倾向于从一个文化的共同体那里求取自我认同，比方“中国文学”或者“马来西亚文学”之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文学是“当下的”、“在地的”，即文学作品必须把握住能够使自身区别于某一文化传统的当下性，从而成为自身，这也许就是所谓在离散成为价值的时刻——即文学使作为整体的文化自身得以显现的时刻——宣告离散的终结。（58）所以，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华语语系的作品，应该“是又不是”中国文学。而由此引出的结论或毋宁说想象就是：一部作品的诞生，一方面使那些影响着这部作品的各种文化因素同时呈现（史书美所谓overdetermination），另一方面又使它们失效。这已经不只是作家对生活之混杂性的把握，更是对写作本身的自觉。

当讨论推进到这个文学本体论的层面上时，Sino与China以及离散与在地的矛盾关系，才显出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而且，我认为此处能够对接上德勒兹、瓜塔里有关“少数文学”（又译为“少数族文学”、“小众文学”或“弱势文学”等）的论述。“少数文学”不是用少数人操持的语言写作的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不同），而是在某一语言与文学的同一体内成为少数（德勒兹和瓜塔里戏剧化地说：这是文学中的“化外之邦”、不发达地区或“第三世界”（59）），此少数文学的特征是“语言的去疆域化”、“个体生活的政治化”和“表述方式的群体化”（60），这些特征都可以与华语语系文学的相关内涵相互比照。但是此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论述中，“少数文学”的政治潜能是与文学内部的分裂、冲撞、置换与更新互为表里的。呼吁作家不应只是为民族代言，还应致力于“成为少数”（becoming-minor）（61），这是一种由文学在语言内部的冒险所生发出的政治诉求。我觉得这一点对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是重要的提醒。当史书美说立足弱势、边缘或者外部，坚持语言的异质性并且强调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性时，她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描述文学在所谓“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中不可化约的、异质性的存在，一种她所理解的“在地”，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她应该更为明确的是，仅仅只是形象地展示少数族群的可以被清晰表述的困境是不够的，文学之所以成为“少数文学”，是因为它执着地探索言说的限度与可能，此探测能够在催生新的生存体验和政治想象的同时，刷新我们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从而产生持续的启示效应。（62）所以研究者必须时时回到这一共识：“华语语系文学是什么”的背后，是“文学是什么”。以此为前提，华语语系研究才有希望成就某种“认识论”，而非只是改变了某些认识而已。

【注释】

①2007年12月6日至8日，由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有关“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华语语系文学与离散写作”（Globalizing M 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inophone and Diaspora W ritings）的国际会议（参见朱崇科：《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2013年12月18-19日，在台北召开了“华语文学的想象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但是明确和坚定地使用Sinophone一词的学者尚不太多。

②王德威认为，华语语系研究能够“形成具有思辨力度的议题”，必须归功于史书美教授。参看《联合早报》2012年9月23日文章：《“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提供了新的批评界面：王德威教授专访》。史书美的独创之功是就其相对完整的理论方案而言，并非sinophone一词为其所造，相关讨论参见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③Shu-m ei Shih,“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PM LA：Publications of the M 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 erica Vol.119(2004),pp.16-30.

④上述注释出现的语境，是史书美要反驳“小说的兴起是世界文学形成的标志”这一观点，反驳的依据是不管是“Chinese文学”还是“sinophone文学”，“小说”都是古已有之，并非什么新兴事物。

⑤在出版于2007年《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话语语系表述·呈现》一书中，史书美指出：“Sinophone”与“China”之间有一种不稳定的、问题化的关联，就其暧昧性与复杂性而言，正如“Francophone”之于法语，“Hispanophone”之于西班牙语，“Anglophone”之于英语。但著者同时强调，与后面几种情况不同的是，“Sinophone”并不必然与殖民、后殖民问题发生关涉。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30，p28.史书美和王德威都强调后殖民理论并非完全适用于华语语系。但是史书美支持“新清史”的思路，认为清朝是一个内陆殖民的帝国，王德威则对此表示反对。参见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史书美希望华语语系研究能够纳入后殖民的研究，尤其后者有利于某些政治立场的表达，但同时也希望与之保持距离，因为后殖民理论虽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却是典型的西方学院派理论。

⑥Shu-m ei Shih,“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⑦参见史书美、徐夏：《史书美：发展出一套半殖民理论》，《南都周刊》第184期。

⑧Shu-m ei Shih,The Lure of the M odern：W riting M odernism in Sem icolonial China,1917-1937,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31.

⑨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p19.

⑩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p23.收入文集中的周蕾的论文题为“作为理论问题的中国性”，最为典型地反映出相关逻辑。

⑪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p20.史书美认为自己的学术优势是长期从事区域和民族的研究，见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43.有关民族国家的研究，不妨参看美籍学者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现代中国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杜赞奇的主要论点是：“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见该书第2页。

⑫“中国热”一大议题就是中国如何在世界中定位自身。2013年，美国现代语言会（M LA）的年会在波士顿召开，其中一场圆桌会谈的主题就是“华人在M LA的未来”，会议一方面呼吁正视中文研究的边缘位置，另一方面也提醒注意“大中华中心主义”的危险。参见詹闵旭：《华语语系研究的种族化转向：谈史书美、蔡建鑫、贝纳德合编的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台湾文学研究》第四期，2013年6月出版。

⑬黄维樑认为，“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学术上不专业，意识上有分拆、对抗的主张”，故不如“汉语新文学”名正言顺。此说虽自成其理，但是力求周延、包容的“汉语新文学”在学术旨趣和理论背景上与“华语语系文学”相去甚远，所以也很难与其直接对话。参见黄维樑：《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福建论坛》2013年第1期。

⑭王德威对“语系”的解说是：“……所使用语系一词，与语言学较严格定义的语系（fam ily of languages），如汉藏语系（Sino-Tibetan fam ily）、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 ily）等，有所不同，意在说明中国大陆及海外不同华族地区，以汉语写作的文学所形成的繁复脉络”。参见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⑮史书美相信有些西方学者如Victor M air的论断，很多所谓的方言其实是彼此独立的语言。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edited by Shumei Shih,Chien-hsin Tsai and Brain Bernards,New York：Colum 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9.

⑯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Reader,p9.

⑰詹闵旭：《华语语系研究的种族化转向：谈史书美、蔡建鑫、贝纳德合编的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需要指出的是，文集毕竟兼容并包，史书美主编的文集中选入了王德威的论文，反之亦然。

⑱詹闵旭：《华语语系研究的种族化转向：谈史书美、蔡建鑫、贝纳德合编的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另请参看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Reader，p17。除史书美本人的导言外，蔡建鑫有关“话题与争议”的前言也基本上能够代表史书美的看法。

⑲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赵娟译，《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⑳可参看刘登翰：《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㉑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182.

㉒数年前，中国学界有关“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呼声引发关注，所谓中华性是一个力求突破民族国家框架的文化性概念，论者以其取代依托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概念。参见汤拥华：《评当前思想界有关“中国的现代性”的三种思路》，《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㉓Tu W ei-m ing,“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Daedalus,Vol.120,No.2,“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 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Spring,1991),pp.1-32.

㉔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Reader,p20。

㉕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33.针对史书美的观点，张英进在《视觉与认同》一书的书评中提出三点质疑：（1）“汉”不仅仅是一条河的名字，更是指称中国最大的民族；（2）与“中国”一样，“华语语系”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建构；（3）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哪怕是在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的”也一直处于多元异质的实践之中。书评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8,No.1(Feb., 2009),pp.280-282.

㉖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34.

㉗蔡建鑫认为这种看法是后殖民的逻辑，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p20。王德威对史书美的质疑见于《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王文介绍了国际学界有关质疑中国性的数种观点，还特别引述葛兆光教授近年来的论著，以作为对质疑的质疑。

㉘近年来，原用于言说犹太人迁徙问题“diaspora”一词，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华人研究。可参看The Chinese Diaspora：Space,Place,Mobility,and Identity,edited by Laurence J.C.M a and Carolyn Cartier,Rowm 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3.文学研究方面比较新的论著有石静远：《华裔流散中的语音与文字》一书（Jing Tsu,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㉙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185.

㉚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p24。另见Shu-m 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p31.

㉛张英进与很多学者持同样的看法，华语语系研究排除大陆是不明智的，因为大陆内部的反同一性因素未必就弱于大陆之外。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8,No.1(Feb.,2009),pp.280-282.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史书美难以取舍，她当然希望强调大陆内部的冲突，但是这样一来，又等于是肯定了“中国”的建构本来就是冲突中的认同，因而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㉜见蔡建鑫的讨论，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p19。

㉝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185.王赓武教授同样强调“在地”，只不过是“在地的中国性”，而在史书美这里，并不需要对中国性的执着，她并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史书美与众多研究华人问题的前辈学者的重要区别。参见Gungw u W ang,“Chineseness：The Dilemm as of Place and Practice,”in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 entieth Century,ed.Gary G.Ham ilton (Seattle：University ofW ashington Press,1999),118-134.

㉞史书美反对以与根相关的隐喻谈中国文化问题，参见Shu-m 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189-190.我感兴趣的是她以何种隐喻来代替？德勒兹、瓜塔里的“块茎”理论当然可以成为另一种想象方式，跳出以树为原型的本末之辨，任由茎在地下交错纠缠。但是，当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传统相提并举因此需要挺立自身的时候，我们是否真能放弃树的想象？多种语言游戏同时存在，可以改换“元隐喻”、“元象征”，但未必能一劳永逸地摆脱一类难题。

㉟萨义德指出，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东方是与西方相对而言，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1998年版，第3-4页。

㊱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赵娟译，《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㊲史书美在《视觉与认同》的开头有一段感想，她说电影《卧虎藏龙》那种南腔北调的国语与街市上的喧哗恰成映照，但是在此喧哗中，“人生活着并将继续生活下去，不管有多少不真实和不协调”。这是史书美对生活基本状态的理解。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2.

㊳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Reader,p18。

㊴史书美、徐夏：《史书美：发展出一套半殖民理论》，《南都周刊》第184期。㊵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Reader,“Introduction”.

㊶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Reader,p8.史书美注意了与德勒兹、瓜塔里意义上的“少数文学”区分，后者指的是用主导语种写作的少数族裔的文学，如捷克人卡夫卡用德语或美国黑人作家用英语写作的文学。

㊷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赵娟译，《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㊸詹闵旭：《华语语系研究的种族化转向：谈史书美、蔡建鑫、贝纳德合编的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Reader》。詹文认为，此研究趋势的转向策略性十足，“目的是为了跳脱中国VS海外移民的框架，开拓出传统中文/汉学研究以外的崭新认识论，把视野投向各华语语系地区所面临的种族关系”，并且希望“跳脱东亚研究范畴，转而与其他学科接轨。”

㊹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34.

㊺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4.

㊻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30.

㊼《华语语系研究》一书收入罗鹏（Carlos Rojas）对作家阿来的分析：《声音的危险——阿来与华语语系》（“Danger in the Voice：Alai and the Sinophone”,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p296-303）。王德威、石静远主编的《全球中国文学》一书中亦收入罗鹏《阿来与内在离散的语言政治学》一文（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Critical Essays,edited by Jing Tsu and David Der-w eiW ang,Boston：Brill Press,2010,p115-132）。在前文中罗鹏认为，阿来的“文学的声音”的性质不能由国别和语言决定，还必须综合考量他对特定文化与地域的认同、他所写作的题材、所接受的作家的影响以及与特定政权的关系等等。在后文中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文化归属上的暧昧性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如何重新定义“中国文学”或“中国性”，概念的混杂本身就是富于生产性的研究课题。

㊽Shu-m ei Shih,The Lure of the M odern：W riting M odernism in Sem icolonial China,1917-1937,p31.

㊾Shu-m 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p33.

㊿作为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有一段话值得深思：“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且不谈别的，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现代中国史研究》，第4页。

（51）朱崇科的议论应该有足够的代表性：“史书美探讨华语语系最具合法性的论述不应该是今天这个样子：熟练操持着国际通用语言——英语，在美国优秀大学的教授位置上利用边缘姿态发声，却以东方主义的眼光看待普通话以及中国大陆。如果符合她所界定的跨殖民实践，她的论述更应该使用她的少为人知的混杂母语。”参见朱崇科：《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

（52）在前面所讨论的《全球文学与认同的技术》一文发表之后，有在印度生活的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史书美虽然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她用来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资源同样是西方的。Sabarim uthu Carlos and Shu-m ei Shih,“M oving beyond Eurocentric Theory”,PM LA,Vol.119,No.3,Special Topic：Science Fiction and Literary Studies：The Next M illennium(M ay, 2004),pp.555-556

（53）参见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并请参阅王德威：《后遗民写作》一文，收入《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出版，2007年11月），第1-36页。

（54）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p18。

（55）Shu-m ei Shih,“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56）Shu-m ei Shih,“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PM LA,Vol.126, No.3,M ay 2011.另请参看《萨特文集·文论卷》，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页。

（57）Shu-m ei Shih,“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PM LA,Vol.126, No.3,M ay 2011.

（58）《华语语系研究》的编者认为，哈金“流放于英文”（Exiled to English）的说法是“离散终有头”的形象化说明，实则不然。哈金并非已经忘记了中文，而是他要通过英文写作来抵抗中文所承载的文化和政治的重负，以维护文学的纯粹性。我认为哈金的写作实践的确很适合用来解说华语语系文学的内在矛盾，但是哈金想象可以通过改换写作语言便跳出文学与政治的纠葛，未免太过简单，他本人的写作也很难贴上“非政治”的标签。或许我们可以戏剧化地说，文学与政治的纠葛，体现在他那汉语色彩十足的英文写作中。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p22,p124。

（59）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Kafka：Tow ard a M inor Literature,trans.Dana Polan,M 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 innesota Press,1986,p27.

（60）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Kafka：Tow ard a M inor Literature, p16-18.

（61）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Kafka：Tow ard a M inor Literature,p27.

（62）可为参照的是，王德威在就“华语语系文学”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丰饶的暗示性正是语言的、文学的本质，也是恐怕其他学科既无法容忍又很难处理的”，“只有经过‘文学’这样东西，我们不仅直视人间的痛楚，而且触及生命的深不可测之处，进而方有启悟的可能。”见《联合早报》2012年9月23日文章：《“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提供了新的批评界面：王德威教授专访》。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