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

2014年2月，重庆外国语学校第一届“出国班”，55人总共已经收到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地高校108封录取通知书，而且这还仅仅是第一批。其中，进入文理学院或综合大学排名前20的同学有4名，前30的有7名，有25.3%的学生申请到了奖学金，从8000美元到64000美元不等。于是该班被称为“学霸班”，引起社会热议。（《重庆晚报》）

严格来说，与其说这个班级是“学霸班”，不如说是“考霸班”，因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是它的素质教育，而是它的高升学率。热议的背后，凸显的仍然是社会对高考升学的焦虑，炒作仍然没有走出功利的泥沼，本质上和炒作高考状元并无二致。因此，对任何以升学为由头的炒作，都应该像对待炒作高考状元一样，不仅不提倡，还要禁止。

高中属于非义务教育，只要这些学生有中国学籍，学校不在公共教育资源投入上刻意倾斜，举办“出国班”，不仅不需要棒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值得鼓励和尝试，因为它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扩大教育开放”精神。这类办班的课程探索，也为高中课改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优质生源外流，在逐步打破国内高考“独木桥”的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倒逼国内高校提高办学质量以增强吸引力的作用。

之所以不应该对留学“升学率”进行炒作，一来因为被境外大学录取，并不能证明这是真正的、成功的素质教育。境外院校在招收中国学生时，尽管实践经历、创新思维、动手能力等软实力都是能否被录取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成绩高低仍是最重要的因素，像美国高校就特别注重SAT和托福的成绩。这个班级留学“升学率”之所以如此高，也正是因为考试成绩，满分2400分的SAT，最高分达2340分，平均分达1950分；总分120分的托福，最高分达113分，平均分达95分。

二来与炒作高考状元一样，以升学为由头炒作“出国班”，背后也有着一条复杂的利益链。所在毕业学校提高了社会知名度，为更好地争夺优质生源打下基础，也为扩大“出国班”数量和提高收费标准找好理由；教辅机构、出国留学中介机构也会因此生意更好；至于“出国班”的学生，大多数本就是不差钱的主，在拿到录取通知书获得掌声与荣耀的同时，究竟会有多少人对真正的素质进行思考，将来的“海归”又会有多少成为“海待”？

国内高考，可以把学生当作机器进行流水线打造；对境外高校要求的SAT、托福以及所谓的“素质”，也一样可以进行流水线打造。我们在看到“学霸班”表面光鲜的同时，又有多少人注意到了其背后的问题？“学霸”一词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他们极可能不是自然成长的结果，而是有着太多的人为和偶然因素，仍然难以摆脱应试教育的嫌疑。大张旗鼓地渲染，不正和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背道而驰吗？

对“出国班”高升学率的炒作，恰恰提醒我们，由于“出国班”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各方面的监管还不健全、不规范，相关的系统调查和跟踪调查也还没有，而这，正是教育部门需要加强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学校不再以升学率为由头炒作，而是炒作培养了多少道德公民，培养了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培养了多少企业家、文学家、教育家、艺术家……才说明我们的教育真正回到了素质教育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