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峰

（一）

有一天，我在升旗仪式时，站在台前。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听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突然想，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已经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做奴隶？我们的教师，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跪着教书？我们是不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教师郝旭东倒在血泊中。杀他的是一名16岁的高一男生，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动刀？事先他花65元买了3把刀带到了学校，他还写下了三百余字的“死亡笔记”，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就是个坏学生……我恨老师，更恨学校、恨国家、恨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 “我的人生毁在了老师手上。” “我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着像一个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胞。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后悔，自从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事业可以改变。”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是惊呆了！为什么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对老师、对学校有那么大的仇恨？

为了读书，儿子杀母亲、母亲打死儿子的事屡屡发生，因为反感读书，未成年的孩子自杀的事更是数不胜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全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我只想追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由生长，是让人性升华，是要让人快乐，而我们的教育却给人带来痛苦，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

（二）

今天有五根绳索捆绑着我们的孩子。第一条绳索首先是教育目标出了问题，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

●第一条绳索是“功利主义驱动”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有一颗善良的、充满爱的心，当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要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活得更有质量。而功利主义最大的危害，正是在于牺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他人的爱，专在技能上、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

教育不能搞功利主义这个道理，其实古今中外有很多哲人，都说得很清楚。

一位学者说：大自然造人的时候，只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靠教育塑造。人的本能中有着一种求知的需求，由教育来完成。教育是为了使人更完善。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为了自身的修养，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他还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人是首要的，有余力才去学文化知识。

康德说：“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人就是教育的目的。”

爱因斯坦说：“首先要成为一个人，其次成为艺术家，最后才成为钢琴家。”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要专业知识，而是说不能以此为终极目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就对教育定义为“培养自由的人和创造性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这就是最后的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人说得特别好。这个人并不是以教育家著称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里的几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儿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谓“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说，教育终极目标是为个体的发展，是“人”的充分发展，不是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国家自然也会发展。说这话的人叫潘光旦，是个社会学家，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法国教育家卢梭在25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大自然希望孩子在成人以前像个孩子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爱弥儿》）

鲁迅在《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教育的目的也作了比较明确和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要用全副精力，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鲁迅的话，与前面几位有点不同，当时救亡是中国的第一目标，所以他强调了“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这一点，加进了竞争的成分，加进了考虑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因素。

但是，1949年以后，我们的国家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功利主义的道路。

首先是国家功利主义的路线。先是政治挂帅，强调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它的着眼点，不是在培养人，而在能不能成为为国家服务的“一种有用的机器”“一种服务于政治的劳动工具——劳动者”；不是在关心人的成长，实际上是在压制人的和谐发展，健康成长，要求做“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后来，政治挂帅不行了，又来了分数挂帅——一切为了应试，一切为了分数，所谓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成了分数的奴隶，进了高校后又成了“证书”的奴隶。

前两年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赢在起跑线上”。有一个叫窦蔻的六岁孩子，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窦蔻的年华》，一本叫《窦蔻流浪记》，他的爸爸也写了一本书，叫《窦蔻是这样成长的》。当时几十家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也在宣传这个神话。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主持人谷永立来找我。我把三本书看了一下，真是吓了一大跳。这哪里是神童，这完全是在培养扭曲的人！在做节目时，我读了几段窦蔻的日记：

今天做节目有很多是中国名人，许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

我问他，你怎么想的。他说：是啊，我将来是要出名的大人物，所以他们现在来拍我的马屁。

我又读了一段日记：

我吃饭都是人家送上门来请我吃，谁都想巴结我。

他还在日记里写道：

本来我的校服还蛮干净的，没想到拿到洗衣房里去洗，越洗越脏。我看那些洗衣服的人是不想干活了，也不想要工资了。

整本日记不满两万字，但充满了嫉妒、仇恨、霸气……我们暂不讲文字的粗劣，也不讲三本书里有一大半是重复的，抄来抄去，就文字中表现出来的妒忌、仇恨、自私、骄横的思想情绪而言，就是那么的可怕！这哪里是教育？完全是毒害一个孩子！更可怕的是，全国各地妇联还请他作报告，全国媒体不断地炒作。后来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急于定输赢》。

为了摆脱贫困，他父亲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社会竟如此为他炒作，因为这正好迎合了社会上功利主义的胃口。

总之，对国家来说，是要做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就是不考虑怎么成“人”，不考虑人的完善，不考虑人的成长规律，不考虑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丢了，“人”不见了。

●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坐镇”

这个教育专制主义，是通过应试教育实现的。

我参加过高考命题，也担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我们中心组的五个高考阅卷组负责人总要把卷子做一遍，结果往往是两人错了，三人对了，三人错了，两人对了，几乎没有一道题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们的答案竟奇迹般地完全一样，但打开命题人的“标准答案”一看，全错了。你想想，如果说连我们的答案都不对，那么，怎么要求学生呢。

不仅阅读题，连作文，也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答案。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对冰心的一首小诗写评论：

“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 ——冰心《繁星·春水》。 出题的人一定要同学们批判孤芳自赏的花。有的同学赞美孤芳自赏，说这种洁身自好的精神，总比同流合污好，却一律打不及格，说是没有读懂原诗。照理说“诗无达诂”，只要言之有理都可以，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呢？何况，冰心自己怎么说你也不知道。

美国当代教育家库姆斯警告说：“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作出选择。”

真是不幸言中，我们的教育正是如此。什么是“聪明的精神病患者”？马家爵、卢刚，还有刘海洋，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再加有些轻生的博士生、硕士生。何谓“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就是上面提到的种种现象。我们的高考就是这样几乎一个个把有灵性的人培养成了能“适应环境的笨蛋和庸才”。

我们的同学们确实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无休止的题海中，他们的学习乐趣被剥夺，生活乐趣被剥夺，独立的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了，只会人云亦云。

赵薇穿了一件日本国旗的服装，就掀起轩然大波，全民共讨之。其实，按照我们的逻辑，抗议的应该是日本人，因为赵薇侮辱了他们的国旗。不信，假设有一个日本歌星，把中国国旗制作成旗袍或三点式泳装，到底是谁会谴责她？

长期以来用斗争的理论去教育孩子，用爱憎分明去武装他们的头脑。教材中，有多少“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的”文章，有多少要与敌人划清界限的标准答案。教育孩子，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满大街贴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怎么知道是别人犯了我呢？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却要他们完全照“标准答案”答题。

所以，最可怕的是，几乎完全不会将心比心，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失去宽容精神。

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生了一个杀死同学的事件，杀人者叫卢刚，是北京大学留美高材生，他与他的同学在同一个导师手下读研，都希望留校任教。结果导师留下另外一位叫山林华的同学。卢刚恶从胆边生，买了枪在例行研讨会上把同学打死了，把导师打死了，把曾经不同意他得奖的老师打死了，把副校长和她的秘书也打死了，最后把自己也打死了。这件事震惊了美国。爱荷华州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是个世外桃源。人们平和、善良、淳朴，据说百年来没有听见路上有吵架声，现在竟发生这样的事件！但更震惊的是不久卢刚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副校长安的家属写来的。信的大致内容是：这几天我们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安是一个多好的人啊！但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最悲痛的是你们二位老人，你们把孩子送到这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

赵承熙事件。这个韩国学生杀死了32个同学老师以后，他们是怎么对待的？在悼念死者的仪式上，放着的不是32个灵位，而是33个！在赵承熙的灵柩前，人们写着这样的字：赵，我们对不起你，你得到的爱太少了。

请大家比较一下，差距何止千万里。

“反右”时斗，“文革”时斗，现在还在斗。他们是把敌人当人看，而我们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硬是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同情心。

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写的碑文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有思想，思想没有了，也就不成其为人了。

限制人的自由发展，限制人的个性发展，不让学习者有独立的思考。这样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当然也就没有学习的快乐可言。孩子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是必然的。

早在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育论》里就指出过：当时的一些学校成了青少年智力的屠宰场。每一个青少年恨不得从教室里即刻逃跑。他们在教室里度过了令人沮丧的岁月却所获不多。请听听先哲的警告，这难道不是在说我们吗？

●第三条绳索是 “训练主义猖獗”

何为“训练主义”？即为了一个功利的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训练体系。学校成了车间中的流水线，每一位不同学科的教师几乎在干同一件事——锻铸、雕凿符合“标准”的零件。 “人”怎么不见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设定的教学目标根本上不是为培养人而是为了制造螺丝钉。如果你要做一颗大的螺丝钉，一颗重要的螺丝钉，就要通过考核，更要接受训练。孩子们就要学会迎合，学会揣摩。

于是应试教育应运而生，要听话，要根据统一标准，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叛逆的思想；只要能够按照上面的规定动手做就行了。于是，就要接受训练，训练主义自然也应运而生。确实，现代社会分工细密，专业繁多，但不应成为机械训练的理由。教育的本质仍是“人”，要培养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以语文为例，语文学习的规律是“培根”“积累”。韩愈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而如今，却违背了教育最基本的规律、人的成长最基本的规律，超越学生的学习阶段，急于灌输各种思想。《学记》中提到教学不能“凌节而施，躐等而上”，而今天为造机器、工具、螺丝钉就必须来个“教育大跃进”。

今天，我们的小学生从一二年级开始就在搞分析。一种理解，一种声音，一个“标准答案”。有一次我听一位浙江的特级教师上《邱少云》，课上这位老师着重分析了文章中三次出现“纹丝不动”，通过不断提问、比较，说明这个词用得怎么好，分析得头头是道，用了整整二十分钟时间。但我要问：人在被火烧时，真的会“纹丝不动”吗？这样的分析有什么作用！就是这样大量的分析、启发，所谓热热闹闹的课堂，占去了小学生的大好时光。小学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是最应该积累的时期，不去接触的东西，不去记一些一辈子受用的东西，去搞假大空的分析，这就是基础教育的现状。

初中、高中同样如此。本来，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是要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这个系统分三个子系统：一是汉字的认字和写字系统（“通经必先识字”），二是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三是母语文化生成系统。这个系统基础的东西是传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这里，读、记、背是绕不开的。只有大量积累，积累的语言、思想、感情才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现在作为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语文异化了。语文课成了数学课，母语课成了外语课。教的不是语文，而是非语文。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为了应付考试，几乎是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习题。讲语法，讲“用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独缺少真正的读书与学习，更没有探求真理的兴趣与愿望。

再比如外语学习，考的是学母语人都做不出的那套东西。难怪学了十几年，还是个哑巴英语。何况外语是不是需要这么多人学。

再比如数学，没有必要在小学里学这么难的数学。我们的数学教学是在做大量的习题，而不是去体验数学思想。苏步青的孙女是我的学生，我去家访，苏步青教授对我说，你应该呼吁，数学的难度要降下来，特别是小学要加强语文课。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六分之五，小学生要搞很多年才搞清，到了中学一下子就懂了。而我们小孩子最佳的学习母语、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光错过了。天天在做练习，做不完的练习，小孩做到晚上十点半，中学生做到晚上十一二点，甚至更晚。

连作文也是搞训练。

上海高考作文题2006年《我想握着你的手》、2007年《必须跨过这道坎》、2008年《他们》。这些题目都可以用一个模式来套，都可以写关心弱势群体。2006年写：我想握住农民工的手；2007年写，必须跨过与农民工差距这道坎；2008年写，他们是一群农民工的子弟。而事实上，写这样文章的人，也确实得了高分，还在报上宣传。这样的题目只要事先准备几篇，还有什么不能应付的？还要读书干什么？

江苏的王栋生老师收集了用同样一句话作开头的套文：那句话是“屈原向我们走来”。

2004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山的沉稳，水的灵动”，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的爱国之情，像山一样沉稳……他的文思，像水一样灵动……”

2005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凤头、猪肚、豹尾与人生的关系”，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帝高阳之苗裔，他的出生，正是这样一种凤头 ……当他举身跳入汨罗江时，他画出了人生的豹尾……”

2006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人与路”，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2007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怀想天空”，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仰望着楚国的天空……”

2008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好奇心”，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那是为什么？我感到好奇……”

这样的作文题，怎么能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怎么能促进学生刻苦读书，完全可以投机取巧。

我们再看一看其他国家的作文高考题。

法国2008年的考题：

文学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想桎梏的解脱？

（2）艺术品是否与其他物品一样属于现实？

（3） 解释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科论伦理》中有关“责任”的论述。

科学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欲望是否可以在现实中得到满足？

（2）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较有什么意义？

（3） 解释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有关“正义”的论述。

经济社会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人们是否可以摆脱成见？

（2）我们可以从劳动中获取什么？

（3）解释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中有关 “德行”的论述。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作文题：

想象你是某两个著名人物的后代，谁是你的父母呢？他们将什么样的素质传给了你？

新加坡高考作文题：

“ 科学提倡怀疑精神，宗教信仰镇压怀疑精神，你对此认可多少？”

对比一下，我们真要愧杀！这样的题目，没有读过许多书，没有独立的见解，是无论如何写不出的。当然，这里有国情关系，学生、教师所处大背景不同。老实说，拿法国的这些题目让我们高中教师写，未必有人能写出多少东西来。我自己就无话可说。由于长期的布置习题，批改作业，讲解习题，教师们也成了机器。

训练主义害了多少人？我们的教育创造了一个像在马戏团里训练动物（野兽）的那样一个环境，通过统一的高考标准，通过这样的教育，把每个人都训练成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没有独立人格的工具。还谈什么创造能力、实践能力？还谈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在这种违背人成长规律的教育下，我们的“人”就这样不见了。杜威说：教学犹如买卖，只有教师积极地卖，没有学生主动的买，买卖没做成，也不会有真正的教学与教育。

这是不是训练主义结出的恶果、毒果？

我曾对李白杜甫做了一点不同的分析，有人说我恶搞，因为这和考试的统一答案不一样。

我们这些子孙，是远远不及我们的祖宗的。我们的祖宗分析李白、杜甫都是两面的，我们却一味只能说好话，只能按照“标准答案”说。比如我说李白是个爱打群架的不良少年，是有他自己的诗为根据的：

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

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我说杜甫性褊狭，是根据《旧唐书》的评论，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诗文说话的：

他的好酒不亚于李白，因为他自己说：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饮酒视八极，俗物多茫茫。”

“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他求人时同样摆出可怜相。他求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其中的平津，便指杨国忠。杜甫自己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他不愿做辛苦的官：“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军阀八九岁的孩子生日，他写诗说他们是孔子、佛陀。

他不容易与同事处理好关系：“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后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

对鲁迅的批评，更是想也不敢想。我说中学课本里，应该少一些鲁迅，便招来反击。本来不同的观点可以争论，现在只能一种声音。鲁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很值得研究。至少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伟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和，就要允许不同。不同的东西在一起叫和，完全相同，一致通过，叫“同”。马克思说，我们既然允许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不同的芳香，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思想有不同的声音呢？我们的思想方法，往往喜欢走极端，最缺乏一种中庸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