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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点

2014-06-29王鸿达

清明 2014年5期

王鸿达

污点

王鸿达

一

父亲那天下午下班是骑着单位那辆半旧的白山牌自行车回来的。夕阳从我家房后的木头柈子垛漫过去，正好远远地照在父亲身后，父亲像披了一道霞光万丈的大氅。这个时候当街有不少邻居家的女孩子在玩耍，玩一种跳格子的游戏。父亲自行车的铃声中止了她们的游戏，她们纷纷让到一边，然后惊讶地看着父亲推着自行车走过去。

她们里头就有油毡纸房家的小五，油毡纸房家的小五已跳得脸蛋红扑扑、汗津津的了。在父亲推车走过去后，她还用袄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这个细小动作也被站在柈子垛后面的我看到了。我和哥正在柈子垛后面做手枪，我们停止了手里的活计，张着嘴，目光有些陌生地看着父亲，父亲的面孔容光焕发。

母亲从敞着的后窗看到了，说了一句：“你们的父亲骑回来一架飞机哦。”木垛柈子散发着一股好闻的红松木味儿。

1973年春天，自行车对于我们那个偏远的林区小镇来讲，还属于罕见物，有自行车的人家很少。谁家有一辆自行车就相当于现在谁家有一辆小轿车了。那时候城里流行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在我们那个小镇能置弄起一大件，就叫人刮目相看了。更何况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1973年父亲的工资是41元2角1分。他要养活一个七口之家，每年过年还要往山东老家寄点钱去，就是这每月平均每人5元8角8分7厘的钱，父亲也是全拿不到手的，他只能拿回来36元2角1分，然后再从兜里掏出一张被扣掉五元钱的白条子交给母亲，那是父亲拉下的饥荒，从我记事起到我参加工作，父亲的每月工资一直在扣着拉下的饥荒。因这全家拮据的生活，每学期开学父亲都要从单位开出四份减免学费的申请证明来，一份给我，另三份给哥、三弟和大妹，那会儿我和哥在读中学，三弟和大妹在读小学。中学的学杂费是3元钱，小学的学杂费是2元钱。想想看，这十元钱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笔多么大的开销呵。每次去商店打酱油，母亲都是告诉我5分

钱5分钱的打。酱油用光了，她用清水在瓶子里涮一下再用。我们减免学费的证明是由父亲写的，父亲是单位里的会计，证明是用父亲单位的公用信笺写的，下面的落款是：东风（镇）林业局废品收购站。父亲的单位和免学费证明一样好长时间让我抬不起头来。

我之所以把父亲的工资按我家的人口平均计算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每学期开学后，班主任老师也是这样在班上计算的，她把每位提出免学费申请的同学名字列在黑板上，把他们家中工资收入和人口平均来计算的。这是一道令她乐此不彼的数学题，小数点能精确到最末一位数。班主任周眼镜是教我们的数学老师，尽管在课堂上她的数学讲得并不那么好。

减免学费的学生里还有邻居家的张小五，她跟我是同班同学，并且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一直在一个班级里，只是我们很少说话，在我们南山街那片都叫她的小名张小五，她大名叫张满桌。上中学以后她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叫张曼卓，曼是赵一曼的曼，卓是卓娅的卓。她爹妈给她取名叫满桌，是因为到她这儿她妈一口气生了五个丫头，一心想要儿子的她爹她妈再也不希望要丫头了，就取名满桌。可是满桌也没有挡住，在又生了小六、小七之后，她妈才生了一个儿子。

张曼卓家的七个姑娘当中，除了她大姐外就数张小五最漂亮了，到上中学时，张曼卓已出落成婷婷玉立的少女，高腿宽胯，若不是鼻梁旁有一个雀斑，那张鹅蛋形脸是无可挑剔的完美。张曼卓一直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这也是我们两个难得在学校里碰面的原因。上课时（那会也不正经上课了），她们校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就排练去了。若不是免学费问题，我差不多快忘了她是我的同学，是那个在拥挤的破烂不堪的每家院前堆满木柈垛的南山街上长大的张曼卓了，一到春天开化时，除了锯末子味儿，还有从雪堆里化出来的谁家扔的死猫死狗的腐臭味儿。走过的人除了躲避泥泞还常常捂起鼻孔。当然这不妨碍有一只花蝴蝶或黄蝴蝶从阳光暧昧透明的街道上空飞过，宣布春天的到来。如果这只蝴蝶落在谁家的木柈子垛上，我们就会欣喜若狂地踩着街上流淌的雪水，不管不顾去追赶捕捉的。张曼卓的父亲是贮木场里的工人，每月开64.5元工资，尽管张曼卓父亲的工资比我父亲的高，可是按人口一平均下来就比我家的人均收入低了。所以在小学时，张曼卓的学费也是常常被免掉的。上了中学以后，班上又多了两名申请免费的同学，而且每个班免费的名额是有限的，多了就有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嫌疑。免学费的同学里如果家里是苦大仇深的贫农，这学费就免得理直气壮，而我和几名成份不好的同学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了，而我恰恰是排在几名免费贫困生里的最后一名。这样的班会是很令我感到难堪和窒息的，我和那几名贫困生都把头低到了胸口处。只有张曼卓胸脯挺拔得直直的坐在椅子上。

这年春天，也就是张曼卓13岁的那年，当周眼镜要大家举手表决通过免费生名单时，张曼卓却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她一字一板地跟周老师说，她不要申请减免学杂费了，她要缴学杂费。周眼镜和我们都愣住了。张曼卓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就走出了教室，她临离开座位时似乎还看了我一眼，我知道我那时的样子一定很委琐。

张曼卓果真第二天就把学费拿来缴给了周眼镜，周眼镜还冲我们几个免学杂费的同学点点手指，你看看人家张曼卓同学，有多高的思想觉悟呵。看她的样子，我们六年二班一个免费生没有才好呢。张曼卓无形中成了周眼镜在班里树起的一个典型，明明家里困难，却不要学校为她减免学费。没过多久张曼卓就入团了，这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跟免不免学费关联并不大，从小学起她一直是班上的文娱委员，少先队大队长。她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入团的学生，而我和哥为了入团是苦苦奋斗了四年的中学时光。

二

张曼卓的家境并不像周眼镜老师说的那样，至少从上中学以后，我再没有看见过张曼卓穿过打补丁的衣服。即使捡她姐姐的旧衣服，也都是经过她改剪翻新过的。比起我们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来说，她身上的衣服就像新的一样。

在我们居住的南山街一带，多数房子都是陈旧的有些年头的木刻楞夹层泥房，房顶上苫着山草。那房顶上的草是一年一换的，秋天换房草时就看出谁家的男丁兴旺不兴旺来。一般都是每家的男人或半大的男孩爬到房顶上去，女人和女孩子是不许上房的——女人上房顶不吉利。按我们那山里的习俗，人死了如落草，棺木里总要放上一撮秋黄草。盖房子上梁时，那上梁的落叶松檩木都要系上一条红布条来避邪的，苫房草都是由男人来干的。所以一到换房草的时候，张家那三间草房只有张小五的爹一个人蹲在上面，那房草也常常要好几天才能换完。而街坊上别的人家都是父子上阵，再不就是兄弟上阵，下边传房草的人也多，一天工夫就换完了。有人站在街头上看笑话，心下说，生出那么多丫头片子有什么用呢？还不如一个男娃顶用哩。

这一年的秋天，张曼卓家的房顶上多了一个挺标致的年轻人，白净净的面孔，袖子上还戴着蓝套袖。他和张曼卓的爹一起蹲在房坡上换房草，不过干活的把式却不在行，倒是手腕上露出的一块锃亮的手表，一闪一闪晃得下面的邻居挺眼热。后来才知道这是张曼卓大姐处的对象，姓林，在林业局物资供应科上班。林材料员每次来找张曼卓大姐都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然后等张曼卓的大姐吃完了晚饭，驮着她去镇上的电影院看电影，一串脆响的铃声从堆满柴火垛的胡同口响过去……

张曼卓的大姐比张曼卓大十一岁，张曼卓上小学时张曼卓的大姐张满红已经在青年点干两年活了，张满红在学校宣传队时也演过李铁梅，后来那根乌黑的辫子一直留着，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辫梢就扫到她丰满的屁股蛋上。张满红是我们南山街一带最漂亮的女孩子，上学时就有许多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男孩子追求过她，有的还为她在电影院门前动过刀子。后来谁也不知道怎么被这个面皮白净的林材料员搞到了手。看来凡事都有个例外，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谁叫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爱情是需要物质来做基础的。否则就连那两角钱一张的电影票都买不起的，因为青年点干一天活挣的工分还不抵一张电影票钱。

林材料员和张满红结婚的第二年，张家的草房顶就换上了油毡纸房顶，那几捆油毡纸也是林材料员用自行车后座一捆一捆驮来的。换上油毡纸房顶就不用年年去上山打房草苫房子了，而且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不必担心房草会被吹跑，房顶会漏雨。这就又引来了街坊邻居的羡慕和嫉妒，连母亲也这样咂咂嘴说：“瞧瞧人家老张家，多会养，养这么一个就够了。”

我和父亲却不这么想，我喜欢秋天苫房草，喜欢夏天上山去割山草，然后在山坡上把草捆成一捆捆支成一排人字形晾晒，喜欢闻那股钻进鼻孔里的青草味儿。父亲呢，苫房子时就站到房顶上去，指挥着我和哥把一捆捆青黄的新草接上来，再一排排苫去，覆盖了去年又黑又糟的旧房草。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劳动呢，父亲也得到了他最大的满足。

新房草苫完后，再用草耙子顺坡把房草梳理平了，就连小鸟都喜欢在新房草的房檐下坐窝，叽叽喳喳快乐的叫个不停。而这个时候张曼卓家在干什么呢，我总会挺没出息的有那么一会走神，站在房顶上，南山街上家家户户房顶和屋前屋后的柴火垛、小院尽收眼底。张家的房顶是光溜溜的油毡纸房顶，一根草棍都没有，恐怕连麻雀都不会愿意去她家房檐下坐窝的。

在我们苫房草的时候，她正领着一群女孩子在当街上玩跳格子，她总能很准确地把沙包用脚尖踢到肩膀和头顶上，然后单腿独立一格一格地跳着，把沙包送到想送的格子里，她不像别的女孩子用手把头上或肩上的沙包取下来，而是下腰弯到脚尖能够到的部位，再用脚尖伸到肩部把沙包取下来，这一幕让站在旁边看着的孩子和房上的我都很吃惊，她的腿和腰咋那么软哩？在上小学时她就会大劈胯了，不管是叫她演白毛女还是叫她演吴青华，她都能做好几个大劈胯的动作。而别的女生想跟她争这个角色也争不来，那两条腿硬得像木桩，急出了眼泪，那腿在舞台上也岔不下去。张曼卓的胯骨和别的女孩子胯骨不一样，那时我就看出来了。

我们家是后搬到东风林业局南山街上来的，是从小兴安岭山区另一个叫苔青的小镇搬到这里来的。父亲原来是那个小镇商店里的一名会计，小镇商店是国营商店，父亲十九岁从山东出来就一直在那个小商店里工作。母亲也是那家商店里的一名店员。至于为什么要搬到这个镇子来，父亲和母亲的说法不一，父亲说是因为母亲的病才搬来的。母亲在那个小镇上先是得了肺结核病，后来精神又受到过刺激。母亲就把工作辞掉了。母亲现在清醒地意识到当时这种做法十分愚蠢，如果不把工作辞掉，她还可以获得一份医疗保障，比如公费医疗呀，医药报销呀什么的。她这一失掉工作，所有的费用都要父亲来负担了，父亲的饥荒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欠下的。而对于自己患过精神病，母亲是绝口不提的。她现在不愿提在那个小镇的一切事情。而说到来这里，母亲则说父亲在那个小镇待不下去了，商店里有人给父亲贴过大字报……这里面的事情母亲也没有多说。反正自从我们家搬到东风林业局以后，母亲的病再也没有发作过，这一点让我们相信了父亲的说法。

我们家这两间简陋的草房是父亲单位用80块钱从先前的房主手里买下的。当时一辆自行车是90块钱，一块上海手表是100多块钱。这两间很旧的草房子前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子，这让父亲很满意，因为种一菜园子菜足够全家人一夏天吃的了。冬天的菜再到山上去开一块土豆地种上就行了。来看房子时，父亲就在心里打起了算盘。房前的当院那户人家还留了一个猪圈，父亲去那个散发着猪粪味的猪圈门前瞧了瞧，对母亲和我们说：“等春天抓来一只小猪崽就行了。”这一切似乎都叫父亲很满意，而当时的情形确是这样的，就连母亲在回忆这些事情时也说，你们的父亲在刚来苔青时是很瘦的，三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四十多岁的人，来到这儿以后他胖了。父亲除了大高个外，是配不上母亲的，父亲的肤色很黑，母亲年轻时很漂亮，还有一点，父亲是高小毕业后没考上中学赌气从老家山东出来的，而母亲则念完了中学。这一点常常让母亲对父亲耿耿于怀，父亲是在山东老家娶的母亲，两家的家庭成份倒是门当户对，我祖父、外祖父家里都很殷实，至于殷实到什么程度我们却不得而知，解放后两家都被定为富农。

父亲丝毫不为他现在拮据的日子感到羞愧，也不为他后来调到东风镇废品收购站里来工作而感到不体面。如果不是后来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两件事，父亲似乎还会在他后半生的日子中心满意足地过下去。

三

那时我们家刚搬到南山街来，我去西旺小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我手里拿着父亲单位开具的转学证明，找教导处主任，我在操场上找到了他，他是个近视眼，手里拿着我的转学证明，嘴里念道：“……收购站，收购站是干什么的呢？”旁边站着的几个男生有一个是南山街的，替我喊出一句：“就是收破烂的。”我的脸腾地红了，幸亏当时没有女生在场。我的自卑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为了不惹人注意，我从来不举手发言，或参加课外活动什么的。放学就规规矩矩地回到家里，也从不和谁有来往。因此好长时间班上的同学并不知道我是南山街的，除了张曼卓。

我对同住在南山街上的张曼卓是熟悉的，这种熟悉并不是因为她在学校里演白毛女或吴青华时的大劈胯，而是缘于父亲的一种爱好。自从父亲调到这里工作以后，他养成了捡废铁丝的习惯。林区用柞木小杆儿和松木板条夹障子，用八号铁丝来固定，因此一到重新换障子时每家菜园外头都扔着许多废弃的生锈铁丝。他捡够一车后，再从单位借来手推地排车，把堆积在我家院子里的旧铁丝装上车拉到单位上去，卖来的钱足够给我们谁添一双新鞋子穿了。因此我们和母亲开始对他的做法也是默许的，这种默许让他乐此不彼，甚至有时还叫上我们去帮他搭一把手。

那个下午正是这样的，这是我家搬来第二年春天的下午，是家家户户房前菜园子换障子的季节。父亲把我叫出来，寻着人家障子边溜废铁丝，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油毡纸房老张家菜园子前。张曼卓爹一个人在那里夹障子，夹得很慢，慢得父亲恨不得帮他去夹，后来他果真这样去做了，帮他用钳子去拆旧障子上的铁丝，这是无利不起早的，拆掉的旧铁丝他就叫我收到筐里去。张曼卓这个时候从屋里走出来了，看到我她稍微一愣：“你是洪……王洪白同学？你家也住在这里呀？”我没想到这是她家的菜园子，我没想到她家也住在这条街上。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痛，手里生锈的铁丝也刺得我手掌生痛。我丢下这像蚯蚓一样弯曲的锈铁丝，走掉了。任凭父亲在身后叫我的小名：“洪子、洪子……”我恨不得像蚯蚓一样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们家搬来后，就这么陆陆续续和左右邻居们认识了。

张曼卓有一天突然来到我家里，我和父亲正在前边院子里用铁锤叮叮当当把散乱在院子里的旧铁丝敲直并打成捆。我以为她是来找大妹玩的，在南山街一向是男孩子找男孩子玩，女孩子找女孩子玩。她是从我家房子后门进来的，母亲见到她很高兴，一个劲问她这儿问她那儿，张曼卓的小嘴也在不停地说着，她没有南山街别的孩子拘束的习惯。母亲还把我叫进屋里去，我不想叫她从窗子里看见我在前院砸旧铁丝，就走了进去。这个时候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三尺旧布票来，要送给她。这是我家里用不着的，没有多余的钱去买，再放就过期了。母亲叫她扯上三尺碎花布做一条半截长裙子一定很好看，她的腿长胯骨很好，母亲也说到她胯骨很好。母亲这一举动有点匪夷所思，令我和大妹都有点没有想到。而且母亲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说她像她这个年纪都是自己选布来裁剪衣服的。她把那三尺布票在手里摸了摸，最终还是没有拿。她家里孩子多布票肯定是不够用的。

我装作没有听她们在说什么，手里在拿着一本书看。其实我的耳朵里一个字也没有漏掉她们说的话。直到父亲走进来，把我拉了出去，要我帮他把捆好的铁丝装上车（他不知什么时候去单位借来了地排车），和他一起拉到收购站去。我们装上车“咣当、咣当”推着车走出院子时，她刚好从我家屋里走出来，我和父亲拉着一车生锈的铁丝一定被她看到了，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

后来我再不愿帮父亲拉着地排车从那条拥挤的堆满木柈子垛的南山街上走过了，不仅我不愿意，连大哥和大妹也不愿意了。“咣当、咣当”的地排车响声在我听来是那样的刺耳，有时那伸出来的铁丝头还会把谁家木柈子垛刮掉一块下来，招来这家院子里一声狗叫。

自从父亲有了那辆白山牌自行车后，他就不用再借单位的地排车了，他每天上班就用自行车后座驮着一捆废旧铁丝到收购站去。更叫我们炫耀的事情是，学校再到山上劳动时我们也可以骑着这辆自行车去学校土豆地了。

我们学校的土豆地在二十九公里处的一片河湾山间里，每次劳动中午都要带饭。这样远的路，有自行车的老师和学生则骑着自行车去，学生身高不够都骑在自行车大梁上，身子一扭一扭的像青蛙。女学生中也有家长来送的，走的是坑洼不平的山路，家长是担心车子和孩子被摔坏了。那个时候有自行车的学生家不多，走着去的学生就羡慕有自行车的人家。班上的许多同学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张曼卓的大姐夫林有志的。他的飞鸽车后座驮着张曼卓，那自行车前后轮辐条上让他弄了一圈彩色塑料剪成的圆片，车梁上也用粉色塑料带缠着。他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张曼卓紧紧地搂着他的腰，一路“叮铃铃……”铃声响过，同学们纷纷给让道，就有同学躲在路下的林子里喊：“张曼卓，小姨子——”

后来再劳动时，张曼卓就不叫林有志来送了，她只是借他的自行车用。她也是像别的男同学一样骑在车大梁上，骑起来胯部一扭一扭的，不过她的胯部扭得十分好看，腰肢柔软得像根柳条。骑车的男同学就在后边撵她，生长着白桦树林的山道两旁响起了一连串热闹的铃声，惊得山雀也扑棱棱从树丛里飞起来。听着他们的笑声，听着他们的铃声，我们的自尊心和嫉妒心是很受刺激的。

张曼卓是我们南山街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的女孩子，她好像没有把林有志的自行车摔过就学会了。她的高腿和宽胯好像天生就适合骑自行车。等到上中学时，林有志就把那辆飞鸽自行车送给她家了。因为那时她的大姐已和林有志结婚搬出去住了，并且买了一辆新凤凰。胡同口里响起那一串熟悉的铃声，不用推开后窗去看，就知道是张曼卓去骑车疯去了。

应当说，那天下午看到父亲骑着单位那辆白山牌自行车回来，最应该心花怒放的就是我了，可是我却像傻子一样久久地呆在那里没动，又像傻子一样看着哥和三弟围上前去，动动车把，动动车铃，三弟又把那锈住的有些生涩的车铃突然摁出一声叮当声来，惊得猪圈里一头半大的克郎猪一蹿一跳的，哼哼叽叽支愣着耳朵。我想我家到年底别想吃它的肉了。果然回屋时，听见父亲在跟母亲说，这辆自行车是单位作价处理给他的，总共是四十五元钱，还包括一只打气筒。父亲像捡了个大便宜似的依旧红光满面地说。母亲瞅着窗外还在那里摆弄自行车的哥和三弟说：“它是当吃还当喝？”其实这辆公用自行车在单位也多半是父亲骑，身为会计的父亲有时骑着它去别的单位要账和给单位跑跑别的差事，有时候单位分东西他也用它驮回来过。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要买下这辆车的心理，他是怕单位里的人说他老占公家的便宜。

哥从他的一个在机修厂工作的同学父亲那里要来了一把丝棉纱和一点汽油，用了一个下午把白山自行车从上到下细细擦了一遍，擦出一点亮光来。大妹又找来一块旧绿塑料布剪成条，把掉漆的大梁一道一道缠了起来，看上去有点半新的模样了。最勤快的要数三弟了，他把家里所有跑腿的活都包了下来，而前提是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把自行车从窗下推走了。他个子矮就跨裆来骑车，也叫“掏裆骑”，虽不雅观却少摔些跟头，不知不觉把车子学会了。而我足足花了两个月的工夫，把大腿胳膊都摔得青紫甚至脸也跄破了一块皮，才把车子学会。从学车这件事上我也暗暗佩服张曼卓，怎么自行车在她手里就那么听她使唤呢？再怨就怨这又笨又重刹车也不好使的白山自行车了。一想到过年吃不到年猪肉了，我狠不得踢它两脚才解恨！真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呵。

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就开始盼着学校去土豆地里劳动，而这个劳动还必须和哥和三弟错开才行。而这种情况又常常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好轮流来排，或打赌来决定，而打赌时我和三弟的运气总是没哥好。

自行车摆在院子里就是一种诱惑，让你情不自禁去接近它。父亲习惯于把它放在南窗下，白天在父亲眼皮下把它推走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晚上，而且晚上父亲很少再骑它出门了。我像三弟一样吃过晚饭偷偷把自行车推出院子去，然后再走到街上骑上去。在经过张曼卓家院门口时，我还故意摁了一下车铃，希望能被她看到。而她家的院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倒是由于我的魂不守舍，还差点压死了斜刺里跑出来的一只芦花鸡。结果它咯咯叫着从我的自行车前轮底下腾飞了起来，吓了我一跳，翅膀在黑暗中扇到我的脸上，我一松车把向旁边的木柈垛歪去，我结结实实摔了个狗吃屎。脸呛破了，火烧火燎的痛，手也挫伤了。起来看了看自行车，好在自行车还完好无损，咬着牙推回去。我没敢对家里人说是骑车摔着了。有好几日我没再去动它，因为挫伤的手指半个月才好。那只该死的鸡也没有再叫我碰到，不然我会给它一点教训的。更主要的是那只飞起的鸡叫我觉得不是个什么好兆头。

四

张伟到我家来找我哥的时候，我哥已经在东风中学上到八年级了。张伟短短的身材，是他们班里最矬的男生。他矮矮地从南山街筒子里走过来时，我在木头垛后面对哥说，这个人以后可以卖炊饼。哥听了反驳一句，所有的伟人都是矮个子。他说的是拿破仑和列宁。哥没说错，张伟是他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在看清了他左胸兜盖上那枚闪亮的团徽后，我对他刮目相看了，那枚团徽对哥和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

哥停了下手中的木工活，他在给校宣传队做道具，一把大刀片和一支三八盒子手枪。这是校团总支安排的任务。我是他的帮手，脚下一堆白松木花散发着好闻的木香味儿。

你的入团申请这回咱支部已经报到校团总支去了，过几天学校就会派人去你父亲的单位来进行政审外调。张伟说，他的到来，给我哥带来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这样的好消息也像西山天边晚霞一样笼罩在我们家每一个人的脸上，包括刚刚下班回家来的父亲，他极力挽留张伟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可张伟还是很客气地告辞了。他拿走了我们已经做好的两件道具，一把白松木做的大刀片和一把红松木做的盒子枪。哥把他送出去很远，我在木柈子垛上看见张曼卓又在街上跳格子了。张伟走过去时还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又同她说了一句什么。我想他们两个在学校是认识的，因为他们都是校团组织的人。

哥在初中时就是积极分子了，有两次被列为发展对象，可是不知为什么到最后又被拿了下来。每学期开学他都要认认真真地写一份入团申请书，这回我想他不用再写申请书了，我的入团申请书就是参照他的申请书来写的。

可是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张伟再次来我家时却告诉了哥一个不好的消息，这次校团总支发展的新团员中仍没有他。为什么？哥脸上透着可怜巴巴的询问。张伟瞅了瞅我，我知趣地避开了，从木柈子垛里走出来，走到街上去。……好像是因为你父亲的档案，你父亲的档案没有查到。张伟小声说着，声音从木柈子垛的空隙里传出来。怎么会这样呢？哥喃喃地说。张伟跟着叹息了一口气。那会儿父亲还没有下班。临走，张伟叫哥别灰心，继续努力，要相信团组织。

张伟从我家走出来，又走到张曼卓家大门口的街上停了下来。斜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一条拖在地上的狗尾巴。张曼卓在她家的门口跳皮筋，跳得满脸汗津津的，她那两条修长的腿上下翻飞着，嘴里唱道：“二五六，二五七，马莲开花二十一……”

从这天晚上起，我们才知道父亲是一个没有档案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呢？在哥的一再追问下，父亲才小心地看了母亲一眼，嗫嚅地说他的档案在苔青时被一场山火给烧了。尽管父亲调到东风镇废品收购站来有当时原单位开的档案被烧的证明，可是谁能说得清父亲是个什么人呢？在那样一个只相信档案的年代，没有档案就等于没有身份证明一样。说你是四类分子，说你是贪污犯，说你是坏分子，你都得认。我真的很庆幸父亲是调到废品收购站这样一个部门，否则他难免不受到各种运动的清查。从这个晚上起，我不再为父亲待在这样一个单位而觉得难过和难堪了，像他这样的“废品”，母亲有时骂他废物，只能被废品收购站收留。而我们呢？后来我和大妹的入团申请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使我们像母亲一样开始怨恨起父亲来了，而母亲的怨恨是从那个小镇上说起的，更确切地说是从那场山火说起的，而母亲一说到山火时就变得口齿不清，目光呆呆地发直……而父亲是绝口不提那场山火的，这里面好像隐藏着一个秘密，为了这个秘密，父亲宁可让我们去怨恨他。父亲就在我们一天一天的怨恨中衰老了，刚刚四十岁不到的人，头发里已夹杂了不少白发。

父亲每天下班都是一个人骑车回家来的，有一天晚上下班，父亲却和一个高个子女人走在了一起，这个高个子女人叫刘英，是父亲单位的书记。这刘英三十五六岁，剪着一个韩英式的短发。她挨在父亲身边走，一直在说着什么。她家在南山街上头的文革街住，隔着一条马路，平时是和父亲走不到一块的。夕阳下，他俩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一点一点拉长。家里的饭已做好了，他俩还站在我家大门口不远的地方说着话，披着一身红红的晚霞，让这个不太英俊的女人也受看了些。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我吃惊她的灵敏。她像我一样爬到木垛上去，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可是什么也听不清，他俩说的声音都很小。

后来刘英听到街上的喇叭开始广播新闻了，就走开了。父亲也踩着暮色走进院子来，母亲冷着脸他也没看出来，或者看出来他也没有去注意。他脸上显然被什么事情搅得有点心神不宁，院子里一只很不识时务的公鸡跳到了一只母鸡的背上，母亲拿起一根烧火棍“啪”地一下把公鸡打到一边去，公鸡咯咯叫着耷拉着膀子飞跑走了。

“也不看看自己啥身份，还想去踩蛋？”

端起粥碗来刚想喝粥的父亲又重新把粥碗放下了。他瞅了母亲和我们一眼说，单位里要给他补档案，要去外调，单位的人明天就走，先去他老家。刚才刘书记问他老家有啥人，地址怎么写。他像对着墙壁说话，可我们耳朵里却听得清清楚楚的。母亲阴云密布的脸一下子散开了，她往父亲的苞米面粥碗里放了一匙平时舍不得放的白糖。

可父亲的脸上还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有十几年没回老家去了。最后他好像很小心地说一句：“不知他五叔现在怎么样啦……”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提起五叔的名字。母亲听到了，手里的粥勺啪地一下摔到盆子里，吓得我们一激灵！

单位去父亲老家搞外调的人就是刘英，刘英第二天走时，父亲还背着家里塞给她二十块钱，让她捎到老家去。父亲这样做有两个意思，一是叫刘英看看老家人现在生活很穷，二是叫老家的人见到钱后对单位来的人接待好点。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父亲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过了些日子，刘英从父亲的老家山东外调回来了。有一天下班，父亲又和刘英走在了一起，他小心地问，刘书记外调得怎么样？刘英瞅了他一眼说，成份搞清楚了。按组织原则她不会再往下细说了。可父亲走前反复跟她说，他的一个堂叔解放前做过交通员，有一回夜里，那个堂叔被捕前还叫五叔找他让他往邻村去送一封信，那信放在一个猪吹胱里，当时可能考虑到父亲是小孩，堂叔没有叫五叔去而叫父亲去了。父亲也觉得好玩就拿着猪吹胱去了，因为五叔答应他信送到后，这只像气球的猪吹胱就归他了。尽管他当时不知道这封信是什么，还是把信送到了。刘英说这个没有人证明。父亲说怎么会没有人证明呢？五叔可以证明的呵。刘英说她没见到五叔。父亲心往下一沉。看来父亲很在意这次为“革命”做的工作，可惜的是他那个堂叔被捕后就被杀害了。刘英安慰他说，去他老家主要是搞清父亲家里的成份问题，可说到成份还是叫父亲有些心虚。他转移了话题，老家的人对她可好？刘英说对她接待的很好，有一个婶婶还把给闺女做月子的鸡蛋拿出来给她做米粥喝了。父亲就不多问了，他想那个人一定是五婶了。可是五叔怎么没见到，是有意躲出去了还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五叔并不是父亲的亲五叔，是祖父家里的一个长工，土改时无处可去又被祖父收留了下来。

“我早就说过，他就是个白眼狼。”父亲的心事写在脸上，被母亲看得清清楚楚，她甚至很解恨地这样说。

这样的档案补是要按父亲参加工作的履历时间来进行的，接下来自然还要去父亲刚参加工作的苔青小镇去进行外调。只是去父亲工作的小镇外调比去父亲的老家外调还叫他紧张，那几天父亲做什么都显得有些魂不守舍的。倒是母亲一遍一遍地说，你父亲在商店当会计那会儿，一分钱的账也没有差过公家的，一根草也没有往家里拿过。她还举例来说，有一回她抱着生病的大妹去商店里找他，一个认识她的店员拿了一颗水果糖要给大妹吃，被父亲看到一巴掌给打掉了，弄得孩子哇哇大哭，你说他这样的废物你叫他贪污他会贪污么？

去父亲工作的小镇商店外调是这一年的秋天，山上的草、树叶都发黄了，我家的房子也该换房草了。那天下午，父亲和哥蹲在房顶上换房草，我和三弟在下边递着干草捆。下过两场霜后，前院菜园子里的豆角、黄瓜架上的秧子，已叫霜打得七零八落，零星的黄叶凄凄地被风吹着，很像父亲那张晦暗的脸，他的头发也被风吹得像乱草一样，东一绺西一绺的。哥在上面机械地干着，他已经高中毕业正准备分到青年点去。

在一阵刮过房顶的风声中，林业局挂在电线杆子上的喇叭突然响了。这还不到广播时间，林业局街上的喇叭一般是在早上、中午和晚饭时响，这时候才刚刚下午三点钟。先是响起了一阵很沉重的哀乐，这种的哀乐这一年响过两次了，一次是周总理逝世时，一次是朱委员长逝世时。我们也熟悉了。开始我们谁也没去多想，风刮得断断续续，也让我们听得不太清，闷头在干着手里的活，吹到耳里的风声就传来一个男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他在播送一条讣告……一条不太敢让我们相信自己耳朵的讣告！房上房下的我们四个人都呆呆地像被什么钉住了，停住了手里的活计。一捆黄草散落下来，父亲像被什么击中了似的摇晃了一下身子。之后他蹲在房顶上，双手抱着头说：完啦，这回完啦……风吹着父亲悲痛的哭声传下来。

我家1976年秋天刚刚换了一半房草的房顶就新一半旧一半地停在了那里。

五

父亲说的没错，因为毛主席的逝世，一切都停了下来，包括去苔青小镇上搞外调的人也撤回来了，人人臂上都戴起了黑纱。

我那时已经上高一，每天去学校要做的事情就是和女同学一起叠小白花，我们班主任换成了一个姓宋的教政治的女老师。张曼卓还和我在一个班。因为伟大领袖的去世，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学校文艺宣传队实际上就自动取消了。她和我们一样每天在教室里叠小白花，她穿着一身的黑衣服，脸上显得有点惨白。

平时打打闹闹的男同学，这个时候都变得脚步轻轻起来，不敢大声说话。只有一堆堆小白花从我们手中叠出，被送到贮木场工人们的手中……

无异，我家和那个时候所有人家一样，都处于一种压抑的气氛中，更叫我家感到压抑的是父亲那个前途未卜的档案调查，不知会拖到什么时候。每天回到家中，父亲的叶子烟抽得更凶了，常常弄得家里乌烟瘴气的。哥在青年点很少回来，当然他们青年点也在忙着搞追悼活动。

这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到房后的木柈子垛上去，邻居家的狗这几日也像受到感染似的一声不吭了。我坐在木柈子垛上数星星，秋风很凉，我裹紧了身上的衣服。一颗流星从西边的夜空中划过，我突然想到毛主席逝世的前一个晚上有没有流星陨落？民间传说天上一颗流星陨落，地上就要有一个伟人去世的。这样说来那天晚上一定有流星陨落的。我家房顶苫了一半的房草散发出一股新草味儿。

在我冷得快要从木柈子垛上下来时，我看见黑暗的街面上无声地出现了一个旋转的身影。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看花了眼，睁了睁眼细看，没错，是个人影。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脚上穿着一双白鞋。就是这双白鞋叫我认出是张曼卓来的，这是她在台上演出时穿过的白舞鞋。她在跳着白毛女的旋转独舞。她的头发披散开来，双脚在这坑洼不平的泥地街面旋转着，一会儿把头仰上去，一会儿又把一只脚尖搬过肩部，她灵活的身影就像黑暗中的一只蝴蝶在飞来飞去的。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她别撞到柴火垛上去，可是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她在那里不知跳了多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手心里沁出一层汗液来，冷冰冰的。最后她又像猫一样无声地从黑暗中消失了。我又揉了一下眼睛，街面上空空的什么影子都没有了。

我很奇怪这件事过后会被别人知道，因为那天夜里我相信只有我一个人看到的。而且我是不可能报告到宋老师那里去的。我过后还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因为张曼卓那几天正要被宋老师推荐为班上团支部书记的人选。那几天她是班上流泪流得最多的女生，眼圈都哭红肿了。

这成了一次政治事件，张曼卓被学校团总支做出了留团察看的处分。好在她跳的是一支白毛女舞曲，好在她做了一次深刻的检查。

过了好久，我才从同学那里听说，这件事是张曼卓自己说出去的。原来正是学校团总支让她当团支部书记的前一天晚上，宋老师找她谈过一次话，宋老师要她把在悼念伟大领袖期间的思想活动跟她跟组织如实说说，要保证对伟大领袖的绝对忠诚。张曼卓就流着眼泪把那天夜里跳白毛女的事说了，并说她是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跳那支舞的。宋老师就有点惊讶地听她说完，有点发懵地看着她了。

其实，在听到同学说出这件事之前，我一直在心里忐忑不安，我担心张曼卓会不会怀疑是我向老师告发了这件事，因为那天夜里只有我无意中看到了她在跳舞，谁知道她会不会看到我呢？尽管此前我曾经是那样嫉妒过她，可是和这件事情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真为她那两条长腿感到惋惜，她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在学校里跳舞了。

对真诚的这个东西我从那时起就开始怀疑起来了。父亲后来也曾多次在单位里向人表白过他的“清白”，表白过他的真诚，可是他越表白，越希望让人家相信他，别人看他的眼神就越不对，包括对他有点好感的女同事刘英。她下班不再和父亲走在一起了。

“你就是把心掏出来有什么用呢，没人会相信你的。”父亲常常这样背着人跟我们抱怨地说。

接下来让父亲遭受打击的是哥当兵这件事。自从哥毕业去了青年点后，他一门心思想当兵。那会儿有一顶草绿色军帽是许多青年人的梦想。哥也不例外。到青年点后，哥还和张伟在一块，张伟也还常到我家来。张伟也想当兵可他身高不够，张伟不知从哪里整来了一顶草绿色军帽，整天戴在头上。青年点里有谁去相对象就管他来借军帽，他都没借给，哥管他借军帽戴戴，他就借了。哥是借了他的军帽去照相馆里照一张相。张伟看了哥的相片说，你要是不去当兵真是白瞎了。哥就一门心思想当兵了。只不过青年点里每年给的当兵名额有限，得给那个大老粗青年队长送礼。张伟告诉哥，你给他套一只狍子送去就行了。哥那一阵天天往山上跑，去遛狍子套。

张伟每次上我家来，总要向我打听一下张曼卓的情况。说你那个女同学怎么样啦。开始我还不想说她的情况，我总认为张伟这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是自从出了那个跳舞事件后，我愿意说她了。张伟听了久久不语，临走怪怪地跟我说了一句：“你说是不是腿长脑袋就简单？比如狍子。”

这一年冬天落过第二场雪后，哥终于套住了一只狍子。他把冻僵的狍子扛回家，我们都围了上去。好长时间家里没有吃到肉了，三弟和大妹都眼巴巴地看着那只冻僵的狍子被哥装进一只麻袋里，没等我们看够，他就用自行车驮着去青年点，给好喝点小酒的青年队长送去了。

这只狍子套得及时，刚好征兵登记表下来了。过了两天那个脸上有麻坑的队长就给了哥一份征兵登记表。

征兵的程序进行得很快，填表、体检、政审，也就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往年新兵都是在元旦前被敲锣打鼓送走的。那场面是很壮观的，街道上人们夹道欢送，新征的兵胸前戴着大红花。让我们大人孩子羡慕不已。我都做好了让哥好好在南山街走一圈的准备，让邻居们看看，我们老王家在这条街并不比谁矮一头。

哥那几天天天往区武装部跑，可是有一天他像遭霜打了一样回来了。他政审没合格，去父亲单位查档案的区武装部的人回来跟他说的。这无异又是一个晴天劈雳，比哥听到毛主席逝世还叫他震惊。

这次打击也让哥彻底地绝望了。以至于第二年恢复高考时，有人劝哥复习一下，哥连看也不看一眼书本。

年末征兵结束后，哥就不在家里住了，哥搬到青年点去住了。过年时哥也没回来过。哥的举动让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而母亲精神上也遭受了打击，她常常半夜从睡梦中惊醒，嘴里喊着：“火、火——”就要往外跑，被父亲和我强行拉住了。

我曾背着母亲问起过父亲她在那个小镇精神受剌激的原因，可是父亲始终闭口不谈。看来那个小镇发生的事情对父亲有难言之隐，或许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清白？

六

继续查补父亲的档案外调是第二年秋天的事了。山上的草、树叶绿了，又黄了。这一年的秋天山外传来了一个令我们这些平民子弟激动的好消息，国家要恢复高考了。收音机里播出这个好消息时，曾让父亲一震，他把正在房顶上苫草的我叫下来，叫我回屋看书去。我说房草还没有弄完呢？他说你不用弄了。随后他踩着梯子爬上来把我拉下去，他明显地老了，体力大不如从前了。

他坐在换了一半房草的房顶上，抽了一支旱烟，风吹着他的头发，他脸上出奇的平静。过了一会儿，父亲扔掉烟头，从房上下来了，他没有进屋，而是去了刘英家。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为我去的，他好像预料到了什么……

他那天一走进刘英家就说：“我儿要参加高考啦。”

刘英正在吃晚饭，刘英的丈夫愣眉愣眼地瞅了瞅满身沾着草棍草屑的父亲，刘英站起来给他介绍说：“这是我们单位的王会计。”

父亲回到家时，脸上有了一块红色。

过了两天单位重新开始了对父亲的外调。

学校也有了学习的样子，大家都知道了要重新恢复高考的消息，不少社会青年也纷纷拿着课本回到学校来找老师复习。这其中就有张伟，他还动员过哥跟他一起来复习，可是哥彻底死了心……

高考时间定在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下旬，我们这届毕业生允许提前半学期参加高考。大家都报了名，连学校里的不少老师也报了名，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留校的，而且这一届高考没有年龄限制，结婚成家的也允许考。高考那天就有不少老婆、孩子在考场外等丈夫、父亲的。

张伟刚开始复习时还经常到我家来，找我一块复习。后来就不来了，后来他去了张曼卓家，张曼卓的大姐夫找人弄了一套复习资料，这套复习资料是内部印刷的，一般人是搞不到的。这里要说一下的是，张曼卓的大姐夫林有志家以前和张伟家住过邻居，两家都很熟。张曼卓在班上没有我学习好，可是我想她一定会考上的，谁叫她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姐夫呢？

高考那天出奇的冷，夜里还下了一场大雪，早起推门，门都被冻住了。父样用炉子里烧红的炉钩子把门缝里的冰溜子“呲溜呲溜”烫化了，这才推开门。父亲还千叮咛万嘱咐，叫我把钢笔放在抄起的棉袄袖子里，这样钢笔水才不会冻住。等我走出家门口时，父亲又趟着没膝深的雪追过来，他从手腕上撸下那只发黄的英格纳手表给我，叫我戴上看着点钟点答。这只很旧的英格纳手表是祖父留给他的，到东北来挨饿那年他也没舍得卖了。父亲踩着一趟很深的雪窝子走回去了，我也趟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了。冷冷的阳光照在雪面上，刺得眼晴生痛，耳朵也冻得红红的发木了。

到了第二小学校门口，一群人影像乌鸦一样哆哆嗦嗦扎煞在雪白雪白的雪地里，拼命地跺着脚。有民警在把持着门口，查验准考证后方让入内。

第一科考的是政治，考卷发下来，大脑有点发麻。这几天早起背的题都溜到一边去了，倒是宋老师的影子总是很清晰地冒出来。还是硬着头皮答吧，不时去看一下表。大家都大气不敢出……答完了交了卷出来，想起父亲叮嘱过的赶紧回家，不要和同学说话以免分神。

低头走出校门口，刚刚拐过一个胡同口，一个人影抄着袖从木柈垛下站起来，冲我咧着嘴笑：“考完啦？”吓了我一跳，是父亲，他在这里伸脖张望多久？“走，家去，你娘烙了白面饼哩。”那笑在他脸上冻僵了。

下午考的是语文，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的时候》。我听着我的英雄牌钢笔在两页白纸上“唰唰”地愉快飞响，嘴里还打着白面饼的饱嗝。我的作文比别的科目都要好，而《东方红》又是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就会唱的歌。在我的作文快要写完时，宁静的校园里突然传来一声歌声，吓了我一跳，接着考场里又死一样寂静了下来。直到满耳的铃声响起，教室里噼噼啪啪声响起一片。

出来碰到张伟，他脸色像地上的雪一样惨白。“你听到那声歌声了吗？”我点点头。“是张曼卓，她受不了，崩溃了。”

“啊？”

过了一天我才听到他说的详细情况，他们是一个考场的，当时语文考卷一发下来张曼卓就对着作文题发愣，张曼卓虽然作文不如我，可是也不致于一个字不写呵。后来就听到她嘴里唱出的那种歌声，当时把监考老师和考生都惊呆了。

“她在学校里是不是常唱这支歌？”

我说，是的，她不仅从小学起就在班上起头领唱过这支歌，还模仿过电影里跳过独舞。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这首歌让她想起那天晚上跳独舞的那次事件来，她一定受到了刺激。

“如果不出这样的作文题就好啦。”张伟叹息了一口气说。

高考匆匆忙忙结束了。张曼卓因为考作文时精神受到剌激，后来她数学和史地两科也没有去考。没过多久，高考分数就下来了，我和张伟都进入了录取分数段，接下来要进行体检和政审阶段。这和征兵程序差不多，不过体检都要比征兵松得多，不看身高，也不看戴不戴眼镜，像张伟这样一米五0的个头也顺利通过了。

那天从镇医院一出来，张伟就一脸的兴高采烈，他跳起来拍了我一下肩头，说：“哪天把你哥一起叫上，我们去下一次馆子。”在当时下一次馆子就赶上过年了，我们南山街上的孩子还从来没有人去下过馆子。

可是我当时却索然无味，有些心不在蔫。体检我虽然全部是“优”，可一想到下一步政审，我的心里就没底了。

父亲那几天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逢人便讲他的二儿子是多么多么的有出息。其实那高考红榜就贴在镇上百货商店的门口，他怕左右邻居们没有看到，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家，并且大冷的天他看过了，还在那里站上半天津津有味的瞧，当然是陪他单位的同事去买一包烟或一只圆珠笔什么的。

对于父亲的虚荣心我实在不想去戳穿他，可随着政审时间的临近，我的焦虑让我再也看不下去他那个样子了，特别是在听说一个考生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后，我就再也忍不住地对他说了一句：“你儿子现在还没有被录取呢，能不能走上还不一定呢。”

他听了一怔，脸色像遭霜打的茄子一样变了，随后低下他那颗花白头发的头不言语了。

我高考结束后，哥回家来一趟，大概他从张伟那儿听说了我的高考分数。哥斜睨着眼睛问我：“你真的能走成么？”我看着他的眼睛有点心虚地不知所措。他临走又扔给我一句：“你恐怕还得栽在他身上。”那会儿父亲没在家，他还和我一样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喜悦中，是哥的话让我先清醒了过来。

上次父亲单位的人外调回来后，我曾问过父亲一次，他的档案这回补全了吧。父亲模棱两可地说补全了吧。我再问没什么问题吧？父亲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恍惚，嗫嚅了半天说，这是组织上的事，咱不好细问。其实父亲已找刘英问过了，那是刘英他们刚回来不久，父亲在下班时去刘英屋里问的，刘书记，我的档案补全了吧？刘英说补全了。父亲又站在她屋里磨蹭半天不走，小心翼翼地问，没什么问题吧？刘英手里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她看了父亲一眼说了句：“这是组织原则的事……”父亲就识趣地住了口退了出来。刘英的话也叫父亲当时心里没底，不过一想到我正在紧张地备战复习高考，怕我分心，回家来就没有跟我说这件事。等高考结束后，父亲看我的分数考上了，一高兴就有意无意把这件事忽略了，或者说他真的希望自己的档案没事。

我的话深深地刺痛了父亲，从这天以后，父亲不再当人面去说我考上的事了，他一下子变得像哑吧一样沉默了。在家里时，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我的目光。看他这副样子，我也不忍心再说什么了，索性在心里悲哀地想，听天由命吧。

在张伟接到通知书两周后，我几乎要绝望的这天下午，邮递员骑车来到了我家，他摘下白线手套，用冻得不太好使的手，把那个大信封交给了我，我用软软的几乎瘫痪的手接过来，竟然忘了说声谢谢。

七

父亲的脸上重新布上了惊喜，他简直比我还兴奋！因为我的政审通过了，说明他的档案没问题了。我是老王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他还给老家的人写了一封报喜的信，可惜祖父祖母是看不到了。他一边张罗着为我准备上学要带的行李和生活用品，一边打发人去青年点叫哥回家来，一家人吃个团圆饭。可是哥并没有领他的情，没有回来。我知道哥还在心底里怨恨他，如果他的档案要是不烧，哥也早就当兵走了，说不定现在已经在部队里提干了。哥只是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回来看过我一次，他对我说了一句，算你走运，上学出去了就不要再回这山沟里来了。好多年以后我在城里成了家，才明白哥说这话的含义。这就是命，如果不赶上高考，如果不是父亲的档案在我高考时补全，我可能也会像他一样在这山沟里抬一辈子大木头了。

走的那天，是父亲推着那辆白山牌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送我到火车站去的。车轮在雪地里沙沙地响着。父亲手上带着手扪子，瘦削的两腮上冻着两块坨红，路上碰到熟人他都要打招呼。父亲叮嘱我到了大学后要用功学习，不用惦记家里。我点点头，要他好好照顾母亲。父亲沉默了一下告诉我，说他对不起母亲。他说着说着眼眶就有些湿润了，他背过身去，用手扪子擦了下眼角。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这个样子，从这天起我知道了发生在那个小镇关于我们家的两个秘密，这两个秘密像两块石头一样在父亲心里压了这么些年，他终于在我上大学要走时说了出来——

一件是关于我那个没有多少印象五叔的，闹饥荒的那一年夏天，五叔到我家来了，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那一年母亲正在生大妹的月子里，五叔饥黄着脸找到我家里来，他是一路逃票从关里老家坐船坐车来到东北的。这个时候走亲戚是很遭忌讳的，我们家里和镇上所有的人一样还饿着肚子去山上挖野菜刨树根来吃，还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待客？刚好那天五叔被人领着走进我家门时，父亲下班从商店带回一白磁缸饼干渣子，是商店里做价卖给父亲的，知道母亲在坐月子没有奶水，商店里的人照顾父亲让他给母亲下奶的。可是父亲一看到五叔，就把手里的饼干渣子递给了他，三弟要上前抢着吃被父亲一巴掌打到一边去。我们全家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五叔头不抬眼不睁地把一缸子饼干渣吃光了，他真是饿极了，吃完了还用舌头把缸子里面转圈舔了一圈。他走后，这个缸子被母亲用小斧头砸了，她没有理由不恨五叔。

五叔走后，哥气不过说了一句，我们凭什么要这样待他？父亲听了就长长地叹了一句：“他这也是没有办法……他也该来咱家讨口吃的，凭什么？就凭他保护过你爹。”父亲说起的一件事，是刚解放时，祖父家被划成了富农。当时村子里只有一户地主，开群众大会时，都要拉上富农家的一个子弟去陪斗。当时大伯、二伯都在外边上学，就只有父亲去了，而父亲当时还很瘦弱，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吓得只往奶奶身后躲。这个时候五叔自告奋勇去当陪斗。到了晚上，五叔是被人抬着来家的。奶奶看着五叔被打成这个样子，就跟父亲说：“你要记住是保田替你挨的斗！”父亲就记住了这件事。

母亲以后再也没有让五叔上门过，五叔呢，以后也再没有来过我家。

父亲说起另一件对不起母亲的事，是在苔青小镇商店工作时发生的那场山火。那场山火是从别的林业局山上烧过来的，那天下半夜烧到小镇上来，镇上人还在梦中。父亲穿上衣服爬起来就往商店里跑，把母亲一个人丢在家里，父亲是第一个跑到商店往外抢东西的。父亲搬了两趟东西，发现昨晚在商店值班的主任被山火烟呛得昏在值班室里了，父亲就过去救人。等他把主任背出来放到地上，主任还昏迷不醒。父亲就随手拿起身边的一瓶汽水打开给主任喝，主任就醒过来了。早上等父亲赶回家去，大火已烧着了我家草房顶，母亲赤着脚把我们几个挨个抱出来，她就吓疯了……父亲到了跟前她都不认识，还要往火屋子里跑，被父亲拉住了。

山火过后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了，商店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父亲贪污了商店里的一瓶汽水，说父亲趁火打劫。这张大字报后来得知是那个主任贴的。“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说汽水是为了救他才拿的？”“说了也没有人相信你，当时人人自保。”“他怎么会那样说你，你可是救了他的命呵。”我弄不懂。“他也是怕别人说他喝了公家的汽水，才那样说的。政治运动你不懂。”父亲叹息了一声，胡子上挂着的冰霜也跟着动了动。我的确不懂，本来可以成为救人英雄的父亲，在那场大火中却成了贪污犯？父亲的脸色沉浸到往事的追忆中。后来父亲说那个人退休了，在单位外调的人去那里了解父亲时，他终于说出了这个真相，才没让父亲的档案里留下这个污点。一瓶汽水在当时只有两角五分钱。父亲好像很感激他似的，他最后说了一句：“人呢，还是相信别人的好。”我听了，却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悲哀。

上了火车我把行李放好，站在门口向外望去，父亲站在站台上扶着自行车还没有走。他这个样子让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父亲推着这辆白山牌自行车回家来的那个下午，那会儿父亲在我眼里还很高大很年轻，可是这会儿父亲却很老了，背已驼了下去，那辆白山牌自行车也很旧了。风呜呜地吹着站台上的雪粒，刮了他一身，灌进了他的脖梗里，他身子又跟着抽搐了一下。

八

张伟和我上的是同一所省城大学。那天我们是一起走的。除了张伟的家人来送他，张曼卓和她的大姐、大姐夫也来送他了。从张伟对张曼卓的热乎劲可以看出来他俩已经定亲了。这介绍人就是张曼卓的大姐夫林有志。他们两家的大人已喝过定亲酒了。在我们这个山区小镇上，如果喝过定亲酒了，两人的婚事就算数了。张曼卓登记年龄还不够，要依张曼卓大姐夫的话，他找找人到街道上把结婚证领了算了。那天他喝定亲酒时这样对两家大人说的。那个时候结了婚上大学是允许的。张伟的父亲则说还是等张伟毕业时再扯结婚证也不迟。

张伟到了学校里一直和张曼卓有书信来往。开始张曼卓写的信还是有数的，他来两封信她才回一封信，后来架不住张伟写得频繁，张曼卓也回得多了些。从张伟嘴里我得知，张曼卓毕业后没有去青年点，一直待在家里。想想也是，她那么瘦削娇嫩的肩膀怎能抬得动大木头呢？张伟也不主张她去青年点干活，张伟主张她明年再接着考大学，一年不行就两年……反正她岁数还小，张伟虽大她四五岁但可以等她。渐渐地，张曼卓就被他说动了心。

我们这届考进大学来的新生，年纪大的居多，像我这样的应届毕业生占少数，而应届考进来的女生就更少了。每每去饭堂里打饭或去图书馆看书，张伟看到女生总要扯一下我的衣角，不是说那个女生像“大嫂”，就是说那个戴眼镜的女生眼镜厚得像瓶底。回到宿舍还会跟我说，我的妈呵，看来孔夫子害人不浅呵。其实，他在女同学中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有几个被他得罪过的女生就跟我说过，你那个老乡是怎么长的，跟个武大郎似的。这让我想起我在家时也这样说过他的话。我跟他走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整整矮我到肩膀下，在我身旁一蹿一蹿地跟着，他胳膊短腿短，在操场上打篮球只有看的份。为了不伤他的自尊，我尽量少去篮球场。

他和张曼卓的通信还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每天跑一趟收发室是他最快乐的事。从春天开始张曼卓答应他在家里复习了。

春天的大学校园里萌发着撩人的春意，省城的春天比山里早半个月来到。晚饭后去树林里散步，有的女同学就穿上了裙子，有的在捧着书本读，有的拿着小收音机在听英语单词。阵阵的丁香花香飘进鼻孔，让人觉得青春呵，朝气呵，充满阳光的生活呵……都是从这个春天开始的。“你瞧瞧，她那双腿也敢穿裙子。”张伟又开始在朝对面走过去的女生评头论足了。他心里一定在拿张曼卓做比较，他的得意常常让我莫明其妙地涌起一股醋意。

周末，我们这届大学生首次在学校礼堂举行舞会，学生会张贴的粉红海报号召大家踊跃参加。我和张伟也去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十分新鲜的事。交际舞刚刚在大学校园里流行，许多同学都是和我们一样抱着看新鲜去的。张伟还特意换了一件白衬衫，衬衫束在裤腰里，脚上那双三接头皮鞋也让他擦得锃亮。

礼堂里围满了人，学生中会跳交际舞的很少，都是几个五十年代在学校的老教授老教师在边带边跳，女生学得快，女生会跳了，就过来请男生跳。男生就跟着磕磕绊绊下场了，那神情紧张得四处乱看。有两个女生请我下去跳，我就笨笨扎扎下去了，头一个女生还被我踩了脚，我说了一句：“Excuse me.”（对不起），她回了一句:“That'sOK, Don'tworryaboutit!”（没关系，你不用担心！）还大胆地直视着我，她越是这样我越是紧张。尽管如此，一个晚上下来我还是学会了中四和慢三。张伟一直伸着脖子站在边上的人群里，眼巴巴地向场子里张望着，一个晚上也没见一个女生走过去请他。

走出来，我跟他说，那两个女生跳得一点也不好。他马上附和道，那是肯定的。他解开白衬衣上面第一个勒得很紧的扣子说，要是张曼卓在就好了。其实我在心里也同时想到了她。

第二年的高考是在七月间进行的，张曼卓参加了高考，结果她差5分没有被录取。我和张伟都有点为她惋惜。张伟叫她别灰心明年再接着考。那时我们都放暑假回到了家里，初看张曼卓她更瘦了，而且满脸的憔悴，看得出这半年多她复习得很苦。

在放假的这些日子里，张伟天天过来陪她，慢慢地张曼卓脸上有点笑容了。两个人一起从南山街上走过，母亲从后窗口看到了，也不再说他俩不般配了。母亲说时目光盯着我，我懂她的意思，她是想让我在学校找一个女同学带回给她看看，可我那时连女朋友的影子都没有。

重新回到学校，两人又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第二学期开学后，张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明年艺术类开始招生，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张曼卓，让她报考艺术类院校，这个她把握会大些。这显然很合张曼卓的心意，她十分高兴地给他复了信，并说了想报考某某舞蹈院校的打算。

张伟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俩都相信明年她一定会考上的，因为艺术类院校的招生，文化课的考分是很低的。

张曼卓再回信时还给他寄来了一条她亲手织的白色毛线围脖，说秋天就要到了，他会用得着的。看见这条白色长围脖，我就像看见她那两条白皙颀长的腿，没想到她还会织围脖。看来命运真是十分关照这个矮子哩。

九

“十一”国庆节放假时，张伟写信叫张曼卓来学校看他。没来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要让我这个同学来好好感受一下城市大学里的气氛。

张曼卓娉娉婷婷地来了，她打扮得一点也不比校园里的女生差，她身上穿着一件她大姐夫出差到上海给她买的白色连衣裙，脚上是一双乳白色高跟鞋。“咯咯……”从校园里走过，不仅叫男同学看直了眼，也吸引女同学的眼球。张伟去水房打水，就有男同学走过来问，她是你什么人？张伟说，她是我的未婚妻。问的人就直咂舌头。也有不相信他话的人，就过来问我，我略略迟疑了一下，说是他的女朋友。我没有再去说她还是我的同学，自尊心让我无法忍受他们好奇嫉妒的目光。

除了同学和老乡的礼节让我去看过她两次外，我尽量少和他俩在一块。刚来的两天，张伟把张曼卓安排在同班的女寝室里住，宿舍里有位家在城里的女生放假回家了，正好有空床铺。白天他带着张曼卓去逛街，或去松花江边斯大林公园、太阳岛上玩。晚上回到校园后，他又像别的同学恋人一样，扯着她的手依偎散步在小树林里，坐在石凳上说悄悄话，也学着接吻……有一次被我无意中撞见，让我们三人都很尴尬。第二天我还向张伟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而对她我更是连看也不敢看一眼。

有一天碰上了倒是她叫住了我，对我说，王洪白，我们不是同学么？我点点头。可是你为什么好像在躲着我。她眼里有一丝怨色。这个时候张伟不在，我是来叫张伟，生活科的老师找他。没有啊。我不敢去正视她的眼睛。她轻轻叹息了一口气，说：“你们……在大学里真好呵。”我听出她口气里的羡慕来。

张曼卓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放假回去的女生返校回来了，寝室里没有空床位了。张伟就领她出去到校外面的旅店去住。以前那些成家的同学家里来了爱人也是到这样的小旅店去的。我后来才知道张伟那一晚上也没回来住，我是听跟他一个寝室的同学说的，那同学说得神神秘秘，我虽然心里有点咯生，但嘴上还在说他们在家里已喝过定亲酒了，在我们山里喝过定亲酒就算定亲了。那同学这才住了嘴，愣愣地看了我一眼走开了。

张伟当天就把张曼卓送走了，张伟送走张曼卓以后人也消停了下来，不再像前几日那样兴奋了。我没有去问他那天夜里在哪里住的，他也没说。

张曼卓回去后好长时间没有来信，他也没有写信。后来张曼卓写信来了，他也回了信。不过他俩的通信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了，我想是张曼卓在忙着准备复习高考吧，张伟跟我说过张曼卓找了个舞蹈老师，天天要去舞蹈老师那儿辅导。而且文化课也是要抓紧复习的。听说艺术类的考生专业考试要提前进行。这样一想她肯定是很忙的，自然通信就要少了。

有一天，张伟突然问我：“张曼卓在学校时和谁好过？”我一愣，不明白他为啥这样，就说：“没有啊。”

“那有没有谁喜欢过她呢，包括男老师？”他又这样问了一句，我想了想再次摇摇头说：“没有。”

我不清楚他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这么问我。难道他们之间闹别扭了？反正从那以后他们的通信更少了，而且都是张伟先接到张曼卓的来信再回信，而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都是张伟频繁地给她写信的。

不知不觉到了放寒假，我们都回家了。在家里时我留意到张伟很少到南山街来找张曼卓了，倒是张曼卓到他家去看过他两次。张曼卓这个寒假也很忙，她还要去那个舞蹈老师那儿让人家给辅导，艺术科考试定在三月份进行。张伟来我家找过我哥，我哥问他：“什么时候喝上你的喜酒。”张伟听了脸就阴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母亲见状问我，他是不是在学校有别人啦？我说没有呵，怎么可能有呢，再说谁会看上他呢。

不光母亲这样想，连张曼卓的大姐夫也看出两个人不如从前亲热了。有一次在大街他碰到我，跨下自行车来支着腿问我：“张小个子是不是看上你们大学里别的女同学啦？”

我说：“没有，没有呵。”

“那就好，他要是敢把我妹妹甩了，看我敢不敢打断他的猪腿。嘁，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熊样。”林材料员现在是林科长了，他说完偏腿跨上自行车走了。

春天开学后不久，张伟接到了张曼卓的来信，张曼卓在信中兴奋地告诉他，她的考试成绩下来了，她通过了，只等七月份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文化课考试了。录取的把握有八成。张伟看了她的信却没有多少兴奋，他把信随意地丢在床头一边，被我无意中看到了。

我见了问他：“你怎么不高兴呢，她这回真的能考上了。”

哪知他听后，嘴里蔫蔫地吐出一句来：“搞艺术的没有一个好货。”

他这一句一下子把我打懵了！

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再去搭理他，他怎么可以这么去说张曼卓呢？我甚至觉得自己当初没有去追求张曼卓有点后悔，她马上要成为一个艺术院校的大学生了。而且容貌、气质，在我们这所大学里没有一个女生能比得上她的。他这个矬子怎么能配得上她呢？

在我担心的预料之中，他们的关系没过多久就中断了，是张伟给张曼卓写的最后一封绝决信，他是退亲，他还把她给织的那条白围脖寄还给了她。张伟同时还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家里。

那天晚饭后，我把张伟拉到校院外一个僻静处，在我的再三逼问下，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这个让他难以启齿的理由：“张曼卓不是处女了。”

他说了那一夜，说了在校外小旅馆住的那一夜，他实在忍不住要和她住在一起，尽管开始张曼卓极力反对，她要他等她考上大学以后再给他，她要把一个完美的自己送给他，可是他顾不得听她说了，强行留下来占有了她。在那个旅店里张曼卓不敢再声张，怕店里人看出什么来不好。

第二天早上，张伟怕旅店服务员看出来，趁张曼卓在往提包里收拾东西，想撤掉那个床单拿到卫生间去洗一下，可是他发现那个床单上面干干净净的……

“你说她怎么可以欺骗我？”张伟瞪着红红的眼睛问我。

我也懵住了，不过以我当时那点性知识还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女人的贞操对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

“你当时问她了吗？”

“没有，当时她急着要赶火车，也没时间去问，后来……后来回去后我就不想再问了，何况问出什么来对我都是一种伤害。当时我只觉得天像塌下来一样，跟她去火车站送她上车，往回走我脑子还是一片木木的。我是走着回到学校的。”他说这番话时，脸上还有掠过一丝痉挛的痛苦表情。

我俩默默地离开了校门口，各自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去了，初春的夜风吹得我们身子发凉。

躺在床上我还在心里想，人是不能有任何污点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生活作风上的。虽然我很同情张曼卓，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换了哪个男人也是无法接受的。我在脑子里想当初在中学时张曼卓和班上谁好过？可是想破了头也没有想出她和谁好过的迹象来，包括男老师……

和张曼卓解除了婚约后，张伟消沉了一段时间，不过他很快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快到毕业时，他和班上的一个矮个女生好上了，那个女生还是他以前嘲讽过的，戴着厚厚的像瓶底的眼镜，夏天的时候腋下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狐臭，所以不管天多热她都穿着长袖衫。两个人在一起走路，个头倒挺般配，只是这个女生家是农村的，家里还有一大帮弟弟妹妹，如果毕业后他们留在城市，她要把家里的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带出来，这个张伟也答应了。张伟有点等不及了，他已经二十七岁了，何况他的身高又是这么不出众。

十

后来张曼卓家里的事情，我都是听大妹来信告诉我的。大妹先前的来信充满着一种嫉妒，这种嫉妒就像小时候她玩跳格子从来没赢过油毡纸房家张曼卓一样。大妹自从上中学以后也曾学着张曼卓样子，把母亲穿过的衣服改成自己穿着合适的样子。不仅仅是大妹，整个南山街上的女孩子都学着张曼卓，自己裁剪起衣服来。当然无论南山街上的女孩子们怎么变幻花样，也没有张曼卓裁剪的衣服穿在身上得体好看，这是天生的身材。这让我想起一个词，鹤立鸡群。鹤就是鹤，鸡就是鸡。

变成张曼卓的张曼卓挺胸迈着鹤步从南山街上走过去，倾倒了多少南山街男孩子的目光呵，也惹恼了多少南山街女孩子嫉妒目光。她们巴不得能让张曼卓出点让她们解气的事。张小个子解除和张曼卓的婚约就是叫她们解气的事，无异给她们增添了幸灾乐祸的笑料。

大妹在来信中说，这个春天以后很少在街面上看到张曼卓的身影了，后来就传开了她和大学生张伟谈对象吹了的事。大妹在信中还幸灾乐祸地问我，是不是张小个子把她给蹬了？我模棱两可地说，他们俩个……俩个也许不合适。我的模棱两可让先前就看他们两个不般配的母亲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说：“我早看出来他俩的不合适来，张曼卓考上大学后一定会把张小个子给蹬了，怎么样，被我说着了吧。”我就不去多说什么了，让她们爱咋想就咋想吧。

张曼卓一时间又成了南山街街坊邻居议论的对象。据大妹来信说，张曼卓在家里关了些日子后，她又出现在街坊邻居的视线里，有人看见张曼卓跟他大姐夫出去过几回，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两条笔直的腿上穿着长长的喇叭筒裤子，屁股绷得紧紧的。而那林有志的自行车后座上先前是驮着她姐的。在山区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说小姨子的半拉屁股是姐夫的。莫非这个先前的林材料员对这个已出落成大姑娘的小姨子动了心思？反正有人看到林有志驮着她去看过两回晚间电影，还看到他去那个舞蹈辅导老师那里接过她回来。还有人风传张曼卓和那个搞舞蹈的辅导老师有一腿，因为那个蓄着长长头发的舞蹈老师两年前就离过婚。

总之，南山街上的街坊邻居们是不甘寂寞的，这样的日子才叫山里人过得有滋有味儿。每次接到大妹这样的来信我都忍不住会去这样想，这和城里不一样，城里人才不会去在乎别人过的一种什么生活呢，就像每天在校门口看马路上匆匆忙忙的车流、人流，大家相互之间是陌生的，陌生有陌生的好处，让人呼吸到一种轻松自由的空气，没人去在乎别人的眼光，也没人去猜测别人的心思，过什么样的日子，而山里人却不是这样的，一条街住着，连谁家吃的晚饭是什么都能闻得到……

我家要盖新房了，大妹来信说。在原来老房子一侧再接出一间来，将来给哥娶媳妇用，而且三间房顶要换成油毡纸房顶。大妹在来信中还说南山街上不少人家都换了油毡纸房顶。父亲正在备料，想等我放暑假回去就动工，这样就多出一个劳力来。

盖房子让我家的日子有了一些盼头，而这种盼头也让大妹不再去关注张曼卓家的事了。人总该关注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城里燠热起来的时候，我和张伟也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正忙着和那个瓶底眼镜女同学泡在宿舍里，让我几乎忘了还有他这个老乡同学。

日子平静地过了一些时候，在山里还是春天的时候城里已是夏天了。

大妹写信告诉我张曼卓跳房子自杀的时候，我正在秋林百货为她选购一件我相中的连衣裙，这是她来信告诉我买的。这件连衣裙的钱是她捡废铁丝和旧纸箱换来的，差十块钱我从我的助学金里给她垫上了。我走出来展开这件连衣裙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想起了她那双修长白皙的腿，当然这是一件绿地浅紫色碎花连衣裙，不是她喜欢的白色。我从兜里掏出那封还没来得及看的信，看到这个消息，我仿佛身子被什么钉住了，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从我身边走过去，阳光刺目地跳荡在我的脸上和这件漂亮的连衣裙上。

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伟，是想这件事已经和他无关了。大妹告诉我的也是半个月以前发生的事情了，相信不久以后他就会知道的。

因为再过半个月我们就放暑假了。

放暑假我回到了南山街上，第一眼的感觉如大妹信中说的，不少人家都换了油毡纸房顶，草房顶的人家不多了，老张家的油毡纸房就不显眼了。油毡纸房顶滚动的阳光有些刺目，不如草房顶看着舒服，就连仅有的几户人家草房顶上疯长着的蒿草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

听母亲的叙述是这样的，那天夜里她听到一声尖叫，所有人都没有听到，包括邻居家的狗也没叫唤。早起时父亲说她在说梦话，可是后来的事情证明母亲听到的是真的。那天早上油纸房老张家院子前围了许多人，还开来了救护车和警车，街上的狗“汪汪”地叫个不停。张曼卓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张曼卓被蒙面盖着一条白床单抬走了……法医的结论是这样的：张曼卓是头朝下从房上栽到地下，致颅内出血死亡。那个矮胖的法医还用另外一种假设去说，她如果是腿朝下从房上跳下来就不会死亡，而她是头朝下还借了那么大的力？显得有点不可思义。这个疑问被赶到的夹在人群中那个舞蹈老师解答了，他说她是在空中空翻了三圈半跳下来的，这是一个华丽的舞蹈翻飞动作，没有舞蹈功夫的人是做不出来的。而张曼卓的大姐夫则哀哀地说，看来她去意已定，谁拉也拉不回来的。张曼卓死去时穿了一身白纱丝裙，脖子上还围着那条白围脖，长长的头发用一条白手绢束着，一丝不乱。

后来我去找了那个舞蹈老师，他原来就是中学一名音乐老师，区里成立文化馆后被抽调到区文化馆里负责文艺演出的编舞。我想知道张曼卓最后跟他练习舞蹈和复习文化课的情况，她还有半个月就要参加高考了呵。

“可惜，真是可惜了她的舞蹈天赋啊……”他听说我曾是她的中学同班同学，对我痛惜地摇了摇他的长头发。

“她在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呢？”我问道。

“没有，那一段她练习的很刻苦，也很专心，她还说等她考上了，她一定要完成一部《天鹅之死》的作品，让我等着看。没想到就这么走了……”

“你知道她曾有过一个男朋友吗？”我试探着问他。

“知道，我还知道他们分了手，那一阵子她有些精神恍惚……”他警觉地看着我，问道，“他们为什么分的手？”

我说她的男朋友就是我大学里的同学，说到为什么分手，我觉得我该告诉他。

我就说了她的男朋友在一次她去学校看他时，发现她不是处女了。

“就为这个分的手吗？”他瞪着眼睛看着我，像不明白什么似的问。

我点点头，说：“是的。”

他呆呆地怔了半晌，随后“唉”地垂下头去，长长地叹息了一声：“糊涂啊——”

“糊涂？你说谁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