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元忠

1979年，大妹上小学二年级。那年“五一”刚过，晚饭时，大妹按捺不住喜悦地对我们宣布，“六一”学校要办文艺晚会，下星期起老师就要教跳舞，她被选上了。我们都替她高兴，我奶和我娘连声说，好，好。我爹虽不吭声，但脸上也挂满了喜悦。我弟和我小妹乐得一个鼓掌，一个拿筷条敲碗沿，好像被选上跳舞的是他们俩一样。我爷向来寡言，此刻却嘟哝道，难得啊！

一家人正为这事欢喜，可是大妹接着说的话让我们都吃了一惊。她说老师要求跳舞的每个同学要有一条裙子，没有就不能参加。

一条裙子虽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却让我们一家人的欢喜瞬间变成了沉默。

爷和奶嘴里嚼着饭，两人的目光不时瞟向我爹我娘，我弟和我小妹也忽然哑了似的盯着爹娘看，大家都期待家中那两个主要劳动力作出表态。

僵硬的气氛持续了半刻钟，我奶叹了一口气，瞅着我大妹说，没有裙子我们就不跳呗，以后再跳也不迟，晚会嘛，有一回就有第二回，以后他们肯定还会办的，是吧，豆？大妹没回应，垂下眼帘埋头默默扒碗里的饭，可再抬起来头时我们就看到她眼里噙着泪。

我爷这时也叹了口气，但这一次分量却明显和之前的不同，爹不得不说话了。爹说，参加，哪能不参加呢？学校第一次晚会，难得被老师选上，不能只看着别家的孩子跳，我家豆也要跳。裙子嘛，你娘给想办法。爹毅然把任务交给了我娘。娘紧嚼几口饭说，是要跳，我这么俊的女娃不参加跳舞说不过去。

听爹娘这么说我们脸上重又泛上了喜色。大妹笑了，泪珠儿跟着簌簌往下掉。我弟和我小妹手舞足蹈，两人咿咿呀呀叫唤一阵又各自勾头吃饭，不时拿眼睛去瞟我大妹。我知道他们的意思，高兴过后他们是忌妒我大妹。那些年我们兄妹几个，只有到春节时每人才可能穿上一套新衣服，而爹娘的这个表态已经意味着这一年大妹有了额外的收获。

转眼5月已经过去一半，爹娘的许诺还没有一丁点实质性的进展。在此之前的一天晚上，我娘领着大妹去学校跟老师学跳舞就向老师表了态，保证大妹晚会上能穿上裙子跳舞。老师同意了，但过后也没见娘有什么动作，再没提到过那事。大妹私下跟我说，和她一起学跳舞的好多同学都已经买到了裙子，没有买到裙子的少数几个同学，他们家里也都有了准备，人家指定能在晚会前拿到。

事实上，为大妹的裙子爹和娘是想过很多办法的。“五一”过后的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了，我爹我娘还在偏房剁猪草。我的床刚好贴着偏房的板墙，爹娘说话我能听得到。爹问，豆裙子的事怎么了？娘说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娘接着叹一口说，眼下这季节找几块现钱就是难。爹说要不跟别人先借吧，下月我们家那头母猪就该产仔了，再喂上三个月，卖了猪仔就能给人家还上。娘说，跟谁去借？眼下这季节青黄不接，谁家手头有闲钱外借呢？爹摇摇头，自说，那就剩几只鸡了，两只母鸡还刚刚孵崽出窝，卖了母的一群小崽子不就散乱了么？唉……

日子越来越近，大妹忍不住了。5月20日早上，娘正要出门去干活，大妹扯住了她的衣角，嗫嚅叫了一声娘，勾着头盯住自己的脚尖。娘顿一下，摸摸大妹后脑勺，问，怎么了，豆？大妹这才扬起脸，怯怯地说，娘，老师问裙子的事，说要是实在买不上就要把我换下。

娘沉下脸咬了一下嘴唇，拍了拍大妹的肩膀说，还有些日子嘛，你告诉老师，让她再缓一缓，过几天娘指定能让你穿上裙子，耽误不了。大妹将信将疑，瞪着一双眼睛看娘。娘中午收工回来，大妹又粘上了她。虽然大妹只字未提裙子，但眉眼里含着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中午吃饭时娘不时地朝我和爹这边瞅，我以为她又要嘱咐回到学校后要如何用心读书呢。直到爹吃完饭站起来往外走，我才明白娘瞅的其实不是我，是我爹，更准确地说是瞅我爹当天身上穿的衣服。

那时我们家很穷，农村的穷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吃和穿上。那时我爹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一件衣服往往通穿四季，春天是它，夏天秋天还是它，冬天再加一件同样的单衣。我爹那天穿着一件暗蓝色外衣，当然不是那些年青人时兴的的确良涤纶面料，是棉布。爹穿它有好几年了，历经洗刷和风吹日晒，原色早变了，泛了灰黄，领子肩膀让农具蹭出了痕迹。我顿时心里一紧，预感到娘可能要打我爹那件衣服的主意。

果然不出所料。当我又从学校回来，才走进家门，就看见大妹就穿着一条裙子眉开眼笑地走向前来展示。我们向来佩服娘的手藝，娘的针线活和她侍弄庄稼一样老到。大妹身上旧衬衣改造的那条短裙针脚细密匀称，线路平整熨帖，和衣车打出来的一模一样。上围两寸宽的轮边压着依稀几处折缝，延绵出自上而下的几条褶子，两侧埋着几道松紧痕迹，在大妹细小的腰身上勒出三指宽的齐整褶皱。裙身自上而下微微张开，显出喇叭的形状，下摆轮边镶的细小针织淡白花边刚好盖住了她的两颗小膝盖。裙子穿在大妹身上，简洁，朴素，自然。生来第一次穿上裙子，大妹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件裙子会在几天后的晚会上令大妹出洋相。

晚会那天的观众很多，我大妹参加的集体舞被安排在最后一个《朵朵红花向太阳》的舞蹈节目，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个压轴戏。十几个小女孩穿着颜色不一的裙子，脸上洋溢着幸福欢乐的笑容，一边唱歌，一边变换着各种手势和步伐又蹦又跳，表达千万儿童对红太阳的深切热爱和向往。

小孩子们跳得很好，尤其我大妹。她刚好处在一排孩子的正中间。我私下认为，于集体舞来说中间位置是最关键的显眼部位，被老师安排在中间位置上，一定是因为大妹模样比别人好，舞也跳得最好。

大妹一开始从幕帘边闪出来我就眼睛紧紧地盯着她。大妹甜甜地笑，她的笑容灿烂，自然。她俯首，仰头，抖肩，弹跳，颠步子……每个动作都合着歌唱节拍，恰到好处。如果单从跳与唱来评判，处在正中间这个位置上的大妹是绝对称得上优秀的。可是集体舞的感观偏偏不是这样，它更讲究总体协调。

才跳了一小会儿，问题就出来了。别人家孩子身上穿的都是新裙子，有绸的，有缎的，还有丝纱的，最不济也是的确良涤纶面料，那些裙子颜色鲜艳，质地轻薄，飘逸灵巧，而我大妹的裙子颜色灰暗，毫无光泽，厚实的旧布料硬邦邦的，缺乏动感，在夜晚的灯光下显得特别陈旧老气。显然，大妹从一开始也已经发觉裙子的异样，唱跳当中我看见她不时用眼角余光去瞟左右同伴身上翩跹的裙子，她的脸上渐渐就不易察觉地蒙上了别扭。但大妹是个识大体的人，她依然甜甜地笑，欢快地唱跳，她试图用出众的舞姿来掩盖裙子带来的别扭。然而舞姿归舞姿，着装上的拘窘是无法逃脱观众挑剔的目光的。

人群里有人尖叫了一声，看啊，豆那裙子！就有人跟着哧哧地笑了。

那一刻我看到正唱着歌的大妹的眉头抖了一下，我脖子以上顿时也遭了火烫似的热辣起来。最糟糕的还在后面。舞蹈结尾，十几个孩子面向观众一字排开，原地碎步旋转数圈后盘腿蹲下，双手作花瓣状托住自己脸蛋举目仰望。我们都明白，这个收势所要的效果是旋转时裙子被带着自然鼓起来，如悬在半空中蓬松撑开的花伞，然后随着身体的蹲下，花伞不改原状地徐徐落下，在地上形成一个向四面铺展开去的圆圈。我们看到其他人的裙子都有了这个效果，唯独我大妹。尽管大妹和别人一样旋转得很起劲，动作也十分到位，但到底是旧衣服改做，她的裙子丝毫没有被鼓起来，它笨拙，呆板，机械地粘箍着她的腰身，最后像一截木桶直楞楞地框住自己的腿脚……

人群中顿时又爆出针对大妹裙子的笑。那些笑声如同尖利的无数缝衣针，直刷刷射向我和我家人的脸面。我看见我爹我娘不约而同地勾下头盯住地面，我爷我奶把脸别过一边去，而我小弟小妹也在晚会结束时众人的鼓掌声里抿紧了嘴唇。我们心里明白，那些笑声除了善意直指裙子的陈陋，还隐含着许多东西。可以说晚会就是小山村众家庭景况的一次展示，也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实力上的一次检阅。舞台上，孩子代表着一个家庭，她唱的跳的好与不好大家一目了然，而更一目了然的当然就是她身上的装束。要知道，在我们农村，即便是清贫岁月，即便大家都过着贫困的日子，但贫者之间的攀比也是无处不在的。有时候，贫者对更贫者的嘲讽与奚落，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或者只是一个笑声，它貌似轻描淡写，甚至若有似無，但刺在更贫者内心里，却是尖刻的痛。

按理说晚会之前应该有一两次试装排练，要是那样，大妹裙子的问题被提前发现，要么我爹我娘赶紧砸锅卖铁给大妹买一条像样的裙子，要么老师干脆就把我大妹换下。总之，无论哪一种都可以避免大妹在众目之下出洋相，可以避免我们家在全村人面前难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女老师竟把彩排忽略了，这一疏忽虽然成就了我大妹第一次跳舞的愿望，却带给了我们一家人不该有的尴尬。

我们是在幕后的黑暗里找到大妹的。她一个人孤独地蹲在一处断墙下，扑在自己手臂上抽泣。娘在身后把她搂起来，附在她耳边说，别难过，都过去了，等家里有了钱，娘给你买条漂亮的裙子，一定。

我们都以为大妹因为晚会上的不快而丢弃那条裙子，可是没有。那个夏天，大妹像爱惜她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件衣服一样爱惜着那条裙子，她洗了又穿，穿了又洗，丝毫没有嫌弃它的意思。有一回娘劝她扔掉裙子，大妹坚决不肯，她说穿它跳舞不行，但平常日子穿着感觉很好。她说，裙子是娘做的，娘做的东西都好。第二年夏天，我爹我娘省下一点钱要给大妹买条裙子，但大妹执意不要，她说旧裙子很好，还可以穿。

我曾经在心里暗自发誓，以后挣到钱一定给大妹买一条上好的裙子，让全村人都羡慕她一回。可是当我后来谋到了一份工作，有了一份微薄的工资，我的大妹却已经出嫁了。在我们老家，女人的一辈子只在童年和少年才兴穿裙子，长大了，嫁人了，成天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农妇还穿着裙子，那是要遭人取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