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钊

摘 要：弃婴是台静农《地之子》集子中普遍存在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在生活上或在精神上被时代和传统文化所抛弃。对沉默麻木国民的呼唤和启蒙要从弃婴着手，不但揭示他们的悲惨境遇，更要关注他们精神的压抑与失落。单纯的物质拯救只是启蒙的皮毛而已，治标而不治本，对弃婴的拯救更要关注精神层面。

关键词：台静农；《地之子》；弃婴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207-03

《弃婴》是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中的一篇，讲述的是一个婴儿在暴风雨之夜夭亡的故事。四年后回到故乡的“我”感到了故乡的变化，于是产生了怀旧情愫，急于与老同学孟毅君见一面。见面之后，“我”发现与以前相比，他明显苍老了许多，尤其是连头发也掉了许多，这令“我”很吃惊。闲谈之中，聊到了弃婴。孟毅和妻子本来是想抱回家里自己抚养的，可是因为没有奶，一直举棋不定。当他们在踌躇犹疑的时候，“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我想还是不抱好，因为胎儿没有奶是不行的；万一抱了以后，又折磨死了，也不好。[1]”最终他们没有抱。暴风雨的晚上，“我”醒来后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躺在荒郊旷野的婴儿。灯焰的熄灭暗示了这个小生命在风雨之夜的凋落。终于，在第二天回家的途中，在义地旁“我”目睹了弃婴被野狗所分食的悲惨一幕。“我”想将弃婴的残骸从野狗口中夺过来埋葬好，却最终没有做到，反而自己也被野狗咬伤，最后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回到家里。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弃婴》的篇幅不长，却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死亡气息，作者以一个婴儿之死引发了对生命的深刻思考。首先是婴儿之死，生命之花在尚未绽放之时便戛然而止，这本就是一件令人十分心痛的事情，何况是本来能够活着的生命却因为现实的压力而被遗弃旷野，最终在暴风雨后成为野狗口中的食物，这样的结果更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弃婴之死与之前“我”在渡船上所见的躺在母亲身边摇篮里的婴儿，以及回到家后看到躺在床上的自己的孩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是孟毅夫妇的爱心，他们是善良的，淳朴的，他们不忍心看到生命之烛的黯淡，打算将弃婴抱回家里抚养，却终究因为没有奶，雇不起奶妈而放弃这样的善念。这体现了一种生存的无奈，在苦难的现实压力面前，善良与爱这些人性的光辉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受难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有一双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脱离苦海，施善者有大慈大悲之心却终究有心无力，最后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从中可以看到人在灾难面前是多么的脆弱无力。孩子是社会和国家的明天的希望，弃婴的死亡意味着作者对当时社会明天的迷茫和希望的渺茫。

弃婴死了，他是作为一个无辜的生命被带到这个世界上，又在无知中死去的；他被父母所抛弃又因自身的弱小只能以死作为最后的结局，对于他来说，或许这样也是一种解脱。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是弃婴，然而被过去所抛弃的“我”和孟毅呢？“我”在外面的世界漂泊，四年后回到故乡，是以一个归来者形象出现的，我急于见孟毅是因为怀旧之情。相见后，孟毅未老先衰的相貌首先给我一种今昔对比的苍凉感，原来我想见的不是现在的孟毅，而是过去的那个同学。孟毅因生活所迫过早地衰老，他坚守在原来的土地上却陷入生活的漩涡无法自拔。漂泊和坚守，我们所选择的两种生活方式，都没有摆脱厄运的拨弄。未见面时的千言万语，也在见面时哽咽在喉，无法释怀。这是一种隔膜，是漂泊者与坚守者之间失去沟通的隔膜，是过去的生活一去不返后的陌生感所造成的隔膜。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与孟毅也是弃婴。“我”的返乡之旅没有找到过去的影子，没有能够如想象中那样重温往日的温情，“我”寻找到的是另一个世界，是与记忆中有很大差别的世界。孟毅呢，他一直坚守在大地上不曾离开，但是在时代和命运大潮的裹挟下，他也只能随波逐流，随着生活的浮萍起起落落，围绕着生活而奔波劳碌，他已不是以前那个顽皮的孩子了。他尽管没有离开，生活也抛弃了他，让他尽管在故土上也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台静农秉承着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从民间取材”，将他耳闻目睹的许多“人间的辛酸和凄楚[2]”真实地反映出来。

其实，纵观整个《地之子》集子，被生活被命运所抛弃的人物又何止他们？《红灯》中的得银为命运所迫，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留下可怜的寡母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世界上。中年丧夫导致得银的母亲领着三岁的儿子受尽了人世的凌辱，在不堪忍受的生活中挣扎前行，最终把得银拉扯成人，令她没想到的是仿佛刚刚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之光，却又随着儿子的死而瞬间熄灭。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是人生中至悲至痛的事，全都应验在了她的身上，她不是命运的弃婴吗？她在以后生活中的沉浮与《弃婴》中的婴儿何尝不是同样的结局。

《吴老爹》中的吴老爹勤勤恳恳、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生活，却没有看到丝毫生活的希望，他受老主人之托将少主人抚养成人，并帮助他料理生意。吴老爹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和爱心都寄托在了少主人身上，可是所寄非人，最终被少主人抛弃，只能遗憾地了此残生。吴老爹的悲剧有外在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却是一种性格悲剧。传统文化中的忠义观念牢牢束缚着他的头脑，使他最终成为少主人堕落之路上的殉葬品。他与其说是忠于自己的信念不如说是忠于旧道德、旧礼教、旧传统、旧文化和旧习俗。然而最后呢，恰恰是这种愚忠的观念抛弃了他，以至于无家可归，无处栖身。这是个人自我意识的丧失，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自己，自己的舞台上自己只是配角，因为这样的人首先自己将自己抛弃，最终导致他们自己在被别人抛弃的时候只能无可奈何，尽尝苦酒。

《蚯蚓们》中的李小，《负伤者》中的吴大郎，他们都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农民，可是最终却被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妻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卖妻是一种十分恶劣的风俗，是男权中心话语下对女性极大的不尊重，但卖妻的背后同样也透漏着男性生存的艰难。因为除了妻子之外，他们已经一无所有，要活下去，只能出卖妻子换取微薄的金钱。李小和吴大郎是乡土中国大地上最朴实的农民，他们默默地承受着压迫和剥削，他们忠诚地坚守在乡土大地上，但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忠诚而有丝毫改变，于是，李小认识了命运：“命运的责罚，不在死后，却在人世；不在有钱的田主身上，却在最忠实的穷人。最苦楚的，命运不似豺狼，可以即刻将你吞咽下去；而命运却像毒蛇，它缠着你慢慢喝你的血！现在这命运忽然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不反抗，他知道，反抗是毫无用的。他预备了忍受，忍受着，终有尽止的日子。[3]”吴大郎比李小有进步，他认识到造成自己困境的原因是自己的怯懦，所以他起来反抗了，但结果却是他被带了脚镣手铐关押起来。李小和吴大郎坚守的大地抛弃了他们，他们坚守的传统生活方式抛弃了他们，甚至充斥在他们周围像他们一样饱受苦难的人们也抛弃了他们，最终他们只能一个人面对沉沉的黑夜和无尽的苦难。endprint

在《地之子》集子中，作为弃婴出现得角色还有很多，他们都是乡土中国大地最为忠诚的坚守者，但生活和命运却无情地将他们抛之于毫无希望的荒原，身后是一望无边的沙漠，眼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他们本本分分地生活着，本来可以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现实的压力与时代的洪流却无情地将他们吞没，代之而来的是生活希望和生命期盼的双重破灭。然而，固有的“地之子”观念却牢牢束缚着他们，让他们在苦难中生活得理所当然，不愿反抗，以至于最终在沉默中走向灭亡。“台静农小说特别令人难忘的是采取了如王夫之所言“必乐景写哀”的手法，小说姓示乡村苦难生活，悲剧色彩异常浓郁深重，撷取的却往往是喜事热闹事，将当事人处境、心情不动声色地描摹出来，读之令人格外悲怆。[4]”“作者毫无假借的率直将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震颤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挖掘和拓展开来，让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的乡村。[5]”台静农在这些人物身上暴露了国民性格中愚昧、麻木、落后的基因，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不自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作者在《地之子》中对“弃婴”群像的苦难生活进行了不动声色却入木三分的深刻暴露。正如鲁迅在“小说二集”序言中给予很高评价：“……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6]”

作为一个深深眷恋着故土家园的乡土小说家，面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以及人和事的时候，台静农的内心是复杂矛盾的。他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和深邃的目光，站在民族甚至人类文化立场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他的情感始终牵挂着那些地之子民，所以，他只能选择一种温和的批判方式，只是把家乡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甚至是悲惨的生活画面如实地呈现出来，而不做过多地评价和议论。他也没有像茅盾那样作为革命者的开阔胸襟，所以，他在暴露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弊端的时候未能给生活其中的地之子民指明方向；他只告诉我们弃婴的命运是悲惨的；茅盾是站在改造社会立场上关照乡土的，台静农则是站在启蒙立场上关照乡土的。香港文学评论家刘以鬯说：“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以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7]”

传统习俗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是落后的腐朽的，但这些习俗恰恰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之子民最为牢固的精神根基，就像宗教一样，是乡土子民在面对困境无可奈何时唯一的精神自赎方式，所以不可或缺。虚幻的想象或许永远不会实现，但它毕竟给人以希望，毕竟将美好寄托在未来生活中，给人以安慰，给人以信心和勇气。现实生活已如地狱般不堪入目，只有用一种强大的精神纽带凝聚力量才可能勉强前进。当把旧的习俗打破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地之子们真正成了地之弃婴，生活无依，精神无靠，生命无托，灵魂无家。这才是地之子最可悲最无奈的处境。所以，在面对这些传统习俗的时候，不光要破旧，还要立新，在旧的习俗轰然倒塌的时候，建立广厦千万间，让大批地之子身有所居，魂有所归。

纵观整个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全貌，我们会发现如台静农小说中“弃婴”般的形象比比皆是。彭家煌《陈四爹的牛》中的猪三哈，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的菊英的母亲，蹇先艾《水葬》中的小偷等等。他们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个时代的阵痛。作为社会苦难承受者的底层地之子民，台静农在对他们悲惨生存困境进行呈现，对他们麻木精神状态进行描摹的同时是抱着极大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关怀的。他让我们看到一幅幅如死水般画面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画面背后所隐藏着的脉脉温情和生命韧性。诚如茅盾所指出的：“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厌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着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8]”

这种人间温情和对生活的向往之情在《拜堂》表现得更为突出。汪大嫂在丈夫去世之后，为了生活和自己的小叔子汪二走到了一块儿，这种“转妻”在传统习俗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并不为多数人所看好，所以汪大嫂要拜堂，要用这样一种尊天敬地的庄严方式宣布其新的婚姻的合法性。另外，还有田大娘和赵二嫂两位热心肠的农村妇女，她们在汪大嫂的公公都不看好这场婚姻的情况下，仍然敢于挺身而出，为他们做牵线人，主持拜堂仪式的顺利完成，所以这两个人的那份爱心也是十分可敬的。拜堂本应该是在白天光明正大进行的，但由于世俗的压力，汪大嫂与汪二的拜堂却只能选择在夜里，但即便这样，拜堂的程序和步骤也是一丝不苟，庄严肃穆。这种对仪式的尊重其实是汪大嫂和汪二对于以后生活的尊重，对于生命的向往和追求，而正是这样一种生命的韧性支撑起苦难生活中的人们顽强地走下去。“生活在苦难社会的地之子，他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即使是遇到了意外的打击与摧残，也不会放弃生存的欲望，他们总在寻求一个‘家的依靠，让求生的欲望得到庇护与依赖，家是卑微人生的停靠站，是荒寒世界的绿岛灯火，是命运安顿的休息所。[9]”对待生活中的弱者，不能只有愤怒，只有批判；要有同情和关爱，要用一颗温情的心去感化去温暖他们冰冷麻木的心；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有情，生活中有爱，生活中有希望，生活总要向美好转化。只有同情关爱才能激发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让弱者懂得生命意义，让弃婴们寻找到生命中的母性关照，从而有一种归属感。

对弱者（弃婴）的态度问题，涉及到对其生存环境和风俗习惯的态度。我们讲启蒙通常是要用一种近乎暴力的革命手段将存留于国民性格和生活中的旧道德、旧秩序彻底摧毁。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要前进，时代要发展，必须除旧布新。但是，移风易俗的问题不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应该是一个缓慢的、长远的过程，甚至中间还会出现反复和曲折。所以，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特别谨慎，稍有不慎便会导致人心不安。在对旧道德旧习俗进行改造的过程中，破旧只是手段，立新才是最终目的，我们不能在没有新的前提下将旧的一切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殆尽，这样会造成文化上的断层，给人们带来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放逐。

长期的精神奴役已经让乡土中国的地之子们习惯了弃婴的角色，他们长期游离于苦难之中却不自知，习惯了孤儿的人是不会理解母爱意义的，习惯了流浪的人也不会适应家的温馨恬静。所以，启蒙他们，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应该采取一种平视的姿态，与他们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自上而下的宣教模式打动不了坐稳了奴隶的他们，只有同情和关爱才能唤醒封存于他们心灵深处的那份久违的感动，由感动而引发向往，并最终走向改变。

参考文献：

〔1〕〔3〕台静农.台静农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台静农.地之子·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4〕朱伟华.“以乐景写哀”的乡土小说——台静农《拜堂》赏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5〕商金林.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论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6〕鲁迅.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7〕刘以鬯.台静农的短篇小说.台静农短篇小说集[M].台北：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

〔8〕茅盾.关于“乡土文学”[J].文学，1936（2）.

〔9〕施军.论台静农的小说创作道路[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责任编辑 姜黎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