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玲玲

摘 要：宋庆龄被誉为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同时被周恩总理来赞誉为“国之瑰宝”。为国共的两次合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宋庆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协助孙中山联俄同时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沟通国共两党高层穿针引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参加五届三中全会，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宋庆龄在国共的两次合作中、在实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尤其是国共合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宋庆龄；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图分类号：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66-02

宋庆龄被爱泼斯坦誉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国之瑰宝”。因其特殊的身份，宋庆龄在两次的国共合作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国共合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协助孙中山联俄

宋庆龄在1913年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回国途径日本，在家人的引荐下从横滨到东京见孙中山，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这一时段宋庆龄主要做一些协助性工作。从1914年9月开始宋庆龄每天和孙中山一起工作，担任其英文秘书。宋庆龄学会了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把密码译成明文等技能，在孙中山的引导下她掌握了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以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其秘书工作，尽全力帮助孙中山确立了“以俄为师”的联俄政策。致力国共第一次合作不仅是“孙中山革命历程中最辉煌的年代，而对于宋庆龄来说，也是她崭露头角的年代。[1]”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贺电，表示愿意中俄两党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此后，宋庆龄除了处理函电和翻译外，又开始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目的是为加强苏俄之间的联系做必要的准备。孙中山在同国际代表进行会谈时，会谈前的准备和会谈后的联系都是由宋庆龄亲自着实准备的，宋庆龄在期间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有时这些准备工作往往超过了会谈的具体内容。

（二）广州叛变及改组国民党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生叛变，宋庆龄和孙中山凭借运气侥幸死里逃生，从广州回到了上海。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大钊也来到了上海，他趁此难得机会曾多次拜访了避难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并且经常同孙中山一同探讨有关“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在于李大钊接触的过程中，孙中山了解到了共产党的革命立场及决心是什么。而陈炯明的所作所为更使得孙中山认识到依靠旧军阀不可能实现所谓的三民主义。于是，在同李大钊等人探讨以后孙中山便有了联共的想法，而宋庆龄则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想法的，并对那些妄图走“夫人路线”，对那些企图希望通过宋庆龄来影响孙中山的决策的国民党的人予以坚决的否决。

1923年2月，孙中山离开上海再次前往广州，开始着手国民党改组事宜。在国民党内部，孙中山努力来获得国民党成员对他联俄联共的支持。关于国民党为什么要改组的问题，孙中山曾这样回答宋庆龄：“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他就需要新鲜的血液。[2]”

（三）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因病逝世，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则在西上召开所谓的“西山会议”。并且在会上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党籍》及《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诸多反动决议，开始了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力图破坏国共之间的合作。然而面对这种情形宋庆龄丝毫没有退却，于1926年1月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了演讲。宋庆龄在演讲中号召要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同时她还强调：“（孙）先生主义的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3]”国民党“二大”成功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和《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两个决议案，宋庆龄也以245张的选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3月，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目的是清算蒋介石的制党和清共反共等诸多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

但宋庆龄所做的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对蒋介石产生什么影响甚至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快了蒋介石的反动步伐。因为无论是迁都武汉、迎汪复职还是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利益，于是蒋介石在1927年的4月12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的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又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宋庆龄于8月1日和8月22日先后发表宣言，明确表示不会同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他所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孙中山本人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国共准备和初始合作阶段宋庆龄竭尽全力协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之后宋庆龄仍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维持同共产党的关系。因此我们所应该明确的是宋庆龄在其中所做的贡献一样值得我们去赞扬和称颂的。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国共正式合作，国共两党的高层在这十年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随着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蒋介石却又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而1935年，因日本加快了侵略步伐，并且制造了华北事变。所以，伴随着亡国的危机空前加重，中国共产党为此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此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而同年12月在瓦窑堡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方针。

（一）为沟通国共两党高层穿针引线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严重威胁到了蒋介石的统治，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有了松动。1935年底，宋子文在受到蒋介石的指示之后找到宋庆龄，向其说明了情况。宋庆龄认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蒋介石有意同中共谈判，答应愿帮其恢复与中共的联系。

于是，1936年初，宋庆龄找到了当时公开身份是牧师的董健吾，将一封密信交给了他，并且告知此事若成将“益国匪浅”。同时为了使董健吾一行路上行走通畅，宋庆龄找到了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为其办了一张由孔祥熙亲笔签署的任命财政部委员的委任状。此外，宋庆龄又为董健吾筹措了一百元的法币，同时安排张子华与其同行。这样，董健吾便经由西安顺利地到达了陕北，并于2月27日到达了瓦窑堡。中共中央在认真研究了国民党的意图之后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共同原则，这同时也是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让董健吾通过宋庆龄以转达给国民党政府。此外，毛泽东还写亲笔信，希望宋庆龄为国共的合作而努力。后来董健吾顺利返回上海，终于不辱使命。

就这样，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高层之间的联系终于打通了，为日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中遂将反蒋抗日改为了逼蒋抗日。

（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兵谏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孔祥熙找到宋庆龄要求她签署一份要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声明，宋庆龄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4]”但宋庆龄在分析局势后认为蒋介石不能杀，他一旦被杀，那么内战势必将会爆发，而日本就可以长驱直入地占领整个中国。宋庆龄从民族利益出发，认为西安事变应该和平解决。1936年12月13日，宋庆龄约请胡子婴与何香凝与她同赴西安，劝说张学良放蒋[5]。最后因为交通问题决定由宋美龄和宋子文前往西安进行谈判。宋庆龄同时热切地呼吁：“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6]”

经周恩来等人与宋氏兄妹的多次谈判，蒋介石最终口头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并且答应回南京后会执行谈判的决议。于是1936年12月25日晚蒋介石同宋美龄等人一道返回南京。

至此，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等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参加五届三中全会，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

西安事变后不久即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目的就是商讨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及日本的政策。宋庆龄在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演说，同那些亲日派汪精卫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宋庆龄指出：“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7]”她大声疾呼：“救国必须停内争，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8]”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最终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国共由此开始了第二次的合作。

接下来中共同国民党方面就合作抗战的具体事宜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9月22日发表该宣言，以及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及国共联合抗日。

宋庆龄连续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两个“十月”》和《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等文章，表达了她多年来少有的欢欣鼓舞：“感动的几乎要下泪。[9]”她希望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诚信地友爱地团结成一体。[10]”

三、结束语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贡献是举世瞩目的。虽然第一次的功绩几乎全部被孙中山的光芒所掩盖，但我们不能无视宋庆龄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而第二次的国共合作，宋庆龄更是起了搭建桥梁的作用，在其努力下使已经断了近十年的国共两党的高层联系得到了恢复。在日本侵略者准备大肆进攻之下，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不计较个人得失，毅然以民族利益为重，全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促成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打破自己的原则参加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在国共的两次合作中、在实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尤其是国共合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的光辉业绩也应该永远让我们铭记。

参考文献：

〔1〕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120.

〔2〕宋庆龄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09.

〔3〕〔7〕〔8〕〔9〕〔10〕宋庆龄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3.167.168.205.207.

〔4〕[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12.

〔5〕宋庆龄纪念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3.

〔6〕顾正斌.评新发现的宋庆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A].纪念宋庆龄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43-144.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