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01-08

科举作为中国古代文官考试制度，是适应帝制时代官僚政治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一种选官制度，考试目的就是选拔治世人才。科举制度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①“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对维护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官僚政治也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②在辽朝，科举制度作为辽朝士人入仕途径之一，在辽朝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全面梳理科举与辽朝社会政治生活的互动，清晰的定位科举制度在辽朝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历史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作一分析，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辽朝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以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为核心建立的辽朝，以武立国，兵势方张，庶事草创，“礼之用未遑”。③至太宗会同元年（938年）获取燕云后，为了稳定统治，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始在南京署置科举制度，以收汉族、渤海族士人，充实辽朝官僚机构。尔后，因皇位继承之争，世宗、穆宗朝变乱异常，科举设废无常，随宜性较强。景宗朝时，保宁八年（976年）“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后，④辽朝科举制度才逐步稳定下来。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诏开贡举”后，⑤辽朝科举制度由带有随宜设置的倾向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由此辽朝科举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和更加成熟，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凸显，⑥在辽朝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总结辽朝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辽朝选官制度增添了新途径。辽朝的选官制度大抵有世选制度、恩荫制度和科举制度三种。辽朝统治者为了确保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北疆游牧民族在辽朝官僚阶层中的核心地位，在任用契丹人为官时基本实行固有的世选制度。清朝史家赵翼曰：“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盖世袭则听其子孙自为承袭，世选则于其子孙内量材授之。兴宗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旧择材能者用之是也。”⑦可见，世选制度是从功臣的子孙中选拔“材能者”，“量材授之”，既不同于中原王朝的世袭制，也不同于中原王朝的科举制度，是契丹族自古以来在契丹官制体系中实行的一种固有的传统的选官制度，“契丹人的世选制，是契丹皇室外戚两大贵族集团中，一种传统分工执政的习惯，也是开国时期，这些贵族和功臣们的一种特权。契丹世选制虽相当普遍，但重点所在，也有原则可寻，即凡各部族各单位的首长，如北南院大王、北南府宰相、夷离堇等，皆由世选；重要军职，如北南院枢密使、节度使、边区招讨司的官吏等，皆由世选；专业官吏，如太医、决狱官等，皆由世选。甚至由于这种传统的世选习惯，建国初期的大可汗（八部大人，天皇王）也是由前可汗选择指定，再由各部首长们分别推选的。”⑧关于恩荫制度，基本上因袭于中原的荫补制度，是对汉族世家大族的恩赐，如辽朝中的韩、刘、马、赵四大家族，基本上都是依靠荫补而步入仕宦的。⑨恩荫制度不是辽朝选拔官吏的核心制度，因而其实施范围和影响相对较小，无法与世选制度和科举制度相比拟。科举制度作为辽朝汉官的选任制度，是面对汉族、渤海族士人的，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辽初，官吏选拔依赖世选制度，并未触及科举取士之法，正如《续通志》所云：“辽初官职，多由帐院所选，不设科举保荐之法。”⑩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据有燕云后才开始在南京地区施行科举取士，推行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对于一般的汉族、渤海族士人来说，是进入辽朝官僚机构的便捷途径，也是提高或改变汉族、渤海族士人社会地位的有效仕宦途径。据研究，辽圣宗以后的汉族重要官僚，大都是进士出身，南面最高官署——南枢密院，从长官到院吏，几乎都是由进士出身者担当。11 由于科举制度在辽朝的影响越来越大，享有恩补特权的汉族世家大族也开始不以荫补仕宦为满足，更以科场擢第为荣耀。科举制度的实施，改变了辽朝以世选制度为核心的选官任吏的局面，扩大了辽朝官僚机构的统治基础，使辽朝的选官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治世人才，可述者不绝于书。张俭，统和十四年“一举冠进士甲科，一命试顺州从事”，12 累迁同知枢密院事、武定军节度使、南院枢密使、左丞相，“帝不豫，受遗诏辅立太子，是为兴宗，赐贞亮弘靖保义守节耆德功臣，拜太师、中书令，加尚父”。13 “重熙元年冬十一月，以训导之力，进位为太师”，“四年春致仕，授洛京留守、尚父、行河南尹……守太师、兼政事令如故。”“六年冬，召以蒲轮，朝于棘陛。特封韩王。十一年冬，进封陈王”。14 杨佶，“幼颖悟异常，读书自能成句，识者奇之。弱冠，声名籍甚。统和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累迁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南院枢密使，“其居相位，以进贤为己任，事总大纲，责成百司，人人乐为之用。”15 刘伸，“少颖悟，长以辞翰闻。重熙五年，登进士第”，历彰武军节度使掌书记、大理正、中京副留守、西京副留守、大理少卿、大理卿、南京副留守、崇义军节度使、三司副使、户部使、南院枢密副使、上京留守等职。道宗尝谓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玦、刘伸而已！”16 类似上述以科举考试途径进入辽朝官僚机构并发挥重要作用的进士有很多，如室昉、高正、杜防、杨晳、姚景行、王观、王棠、杨遵勖、张孝杰、梁援、窦景庸、贾师训、王师儒、牛舒温、马人望等，甚至仕于宰相之职，委以重任，与契丹人一起担当起治理辽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责任。

第二，承当了儒家文化在北疆游牧区传播。契丹族是世居中国北疆的游牧民族，在太祖立国前，虽然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但仍处于“草居野次，靡有定所”17 的游牧状态。太祖立国后，大为改观，太祖通过与汉族士人的接触，逐渐认识到若不改变契丹族四时转徙的生活方式，契丹社会就不可能有较大发展，要改变四时转徙生活方式，就必须向风慕华，学习和接受中原的制度、文化。于是，辽太祖在崇尚武功的同时，开始注重文治教化的作用，在创制契丹大、小字，与汉字并行于统治域内的同时，还积极吸收中原儒家文化为己所用，以维护辽朝的统治秩序，其典型的事例就是辽太祖亲自主持召开群臣会议，确立“尊孔崇儒”的社会地位以及以儒家思想为治国安邦的主体思想。对此，苗泼先生议论道：“辽朝刚刚建国就迫不急待地举行上述的君臣大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优先敬奉哪一教的问题，而实质上是为了确立国家的统治思想和树立儒家的主张、伦理道德为立国之本的一次统一君臣认识的辨论会。这一辩论会的召开绝非偶然，而是阿保机等已经意识到在辽国与中原王朝对峙的形势下，辽国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甚至进而吞灭中原王朝，统一中国。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加快向封建化过渡和无保留地吸收先进的汉文化。而儒家思想恰恰又是汉文化的核心和一切封建统治者制定各种统治政策的理论基础。”18

太宗会同元年（938年）获取“燕云十六州”后，果断推行“因俗而治”基本国策，对所获得的燕、云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并在南京析津府置南京（太）学，传习儒家经史子集，同时采取中原政权招揽治世人才的方式，推行汉族士人所熟知的科举制度。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皆是以儒家经史为核心，在辽朝也不例外。辽太宗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汉族治世人才，充分体现了辽太宗积极吸纳中原儒家文化因子的心态，同时也向世人昭示儒家思想在辽朝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于是，科举制度便成为了辽朝统治者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途径。

在辽初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圣宗、兴宗、道宗诸帝对儒家文化都具有浓厚兴趣，他们继续推行科举制度，并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圣宗朝，在辽朝统治域内遍设府州县学，以广儒家文化教育的同时，又把科举制度由南京一隅推向全域，进一步扩大科举制度在辽朝的影响。兴宗对科举考试更加重视，史载：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以冯立为右补阙，赵徽以下皆为太子中舍，赐绯衣、银鱼，遂大宴。”19 这说明兴宗不仅对科举考试极为重视，亲自殿试进士，而且对及第进士也给予极高礼遇，以至于元末史家修撰《辽史》时都误以为辽朝殿试进士始于兴宗。为了适应儒家文化在辽朝的迅速发展，兴宗还曾于重熙十五年（1046年）下诏指出：“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20 道宗在重视和推崇儒家文化的同时，仍然把科举制度作为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途径，为了提高科举制度在辽朝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亦是“亲出题试进士”。21

经过辽朝帝王的不懈努力，科举制度在辽朝取得了成功，各族士人争相赴试，乐此不疲，以至于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的契丹人也禁不住科举之“诱惑”，如耶律蒲鲁“重熙中，举进士第。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22 耶律蒲鲁本可以世选制度获取功名，但还是要参加科举考试以求“进士出身”，说明“进士”这一称谓在辽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由于士人在辽朝地位的不断提高，儒家文化的研习也不断地出现高潮，“勒石能铭，登高能赋，师旅能誓”之士人倍出，以至于道宗欣喜地道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23 甚至还“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24 来表达辽朝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水平。

辽朝统治者不仅非常重视与推崇儒家文化，而且还把科举考试视为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工具，从而使科举制度深深地打上了浓重的中原儒家文化烙印，正如《辽史·文学传序》所云：“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25 这正是辽朝大量吸收中原儒家文化因子对辽朝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真实写照。

第三，习经读史成为辽朝社会生活中的时尚。辽朝初期就坚定不移地在儒家文化发达的南京地区率先推行科举制度，进而推向全国。在科举考试的影响下，使朝野上下形成了诵经习儒的社会风尚。许多契丹人都能博通经史，通汉、契文字。如前文所述，辽朝皇帝皆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帝王，对儒家经史的习读可谓是至深至精，无不通晓。在契丹贵族或普通民众中，通晓儒家经史可述者也俯拾即是，如耶律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爇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26 国舅少父房之肃朴“博学多智”，“以明经致位”。27 系出仲父房的耶律资忠“博学，工辞章，年四十未仕。圣宗知其贤，召补宿卫。数问以古今治乱，资忠对无隐。开泰中，授中丞，眷遇日隆。”28 季父房之后耶律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重熙初，补牌印郎君，累迁枢密直学士。与萧韩家奴各进《四时逸乐赋》，帝嗟赏。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时入禁中，参决疑议。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与枢密副使萧德修定法令，上诏庶成曰：‘方今法令轻重不伦。法令者，为政所先，人命所系，不可不慎。卿其审度轻重，从宜修定。庶成参酌古今，刊正讹谬，成书以进。帝览而善之。”29 著帐郎君之后耶律良“生于乾州，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将入南山肄业。”“重熙中，补寝殿小底，寻为燕赵国王近侍。以家贫，诏乘厩马。迁修起居注。会猎秋山，良进《秋游赋》，上嘉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作《捕鱼赋》。由是宠遇稍隆，迁知制诰，兼知部署司事。奏请编御制诗文，目曰《清宁集》；上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其序。顷之，为敦睦宫使，兼权知皇太后宫诸局事。”30 可见，耶律倍、萧朴、耶律资忠、耶律庶成、耶律蒲鲁等，都是北疆契丹游牧民族士人中的饱学之士，工诗巧画，能歌善赋。契丹族士人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儒家文化水准，充分说明北疆游牧民族对儒家文化的习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时尚。

第四，儒家文化在北疆游牧民族地区已经深入人心。辽朝君臣不仅把习读儒家文化视为时尚，而且也在社会实践中广泛地实践儒家思想观念。从帝王、皇后所上的尊号来看，大都是以儒家观念作为指导思想加以选取，如表1所示。

从表1辽朝九位皇帝的尊号、谥号的统计看，使用频度较高的皆是“孝”、“仁”、“德”、“智”、“信”等能表述儒家思想内涵及体现文治武功的溢美之词。很显然，辽朝皇帝的尊号、谥号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特色，说明儒家思想观念对辽朝皇帝尊号、谥号的拟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在辽朝皇后的尊号、谥号中也经常出现“仁”、“孝”等词，如圣宗齐天皇后菩萨哥，对兴宗有“育恩”，被“追尊仁德皇后，与钦哀并祔庆陵。”31 兴宗仁懿皇后挞里，“仁慈淑谨，中外感德。”清宁二年，“上尊号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广爱宗天皇太后。”32 很显然，彰显皇后的功绩时也以儒家思想观念加以修饰。可见，在辽朝君臣的心目中儒家思想的地位相当崇高。

由于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辽朝贵族为后代子孙选取姓名时也经常使用儒家“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字词作为子孙之名，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耶律仁先家族，据《耶律仁先墓志》记载：“王（耶律仁先）之弟曰义先，大内惕隐，富春郡王；曰礼先，金州团练使；曰智先，果州防御使；曰信先，南面林牙。”33 可见，耶律仁先与其四个弟弟的取名是按五常之“仁”、“义”、“礼”、“智”、“信”的顺序来排序的。

第五，辽朝群臣养成以儒治天下的理念。辽朝君臣的儒家实践就是如何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治理天下，维护社会秩序。辽朝继承了唐朝的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思想，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从而使辽朝社会处处体现“三纲五常”之儒家特色，“于国忠也，于家孝也，于民惠也，于官廉也，于人信也”。34 儒家伦理思想逐渐成为辽朝君臣儒家思想观念实践的行为规范。

“仁”是儒家思想观念中的重要范畴，是儒家思想观念的核心内容，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在辽朝，“仁”的观念可谓是深入人心，君臣的事迹中经常会出现“宽仁”、“仁政”、“仁爱”的表述。在开国元勋耶律曷鲁病危之际，太祖临视，问所欲言。曷鲁曰：“陛下圣德宽仁，群生咸遂，帝业隆兴”。35 这说明太祖大量任用契丹、汉族士人，宽仁治天下，使得辽朝国势日隆。太祖弟迭剌之孙耶律合住，“智而有文，晓畅戎政”，36 在担任涿州刺史，西南兵马都监、招安、巡检等使期间，“仁政俱行，宽猛兼济”，虽然“地迫敌封，境连疆场，盗贼公行，天疠时降，内奸殊冗，出入难虞，雀角□□情□”，但能“戢彼干戈，用兴民利”，37 治政有声，受到当地百姓的信任和拥戴。皇室宗亲耶律宗政“乐慕儒宗”，“历事三朝”，官至枢密使，册命魏国王，“入握枢权也，不以赏罚私于己；出临戎政也，不以威爱纵于心”，以致“戚里推其孝悌，部下仰其宽仁”。38 皇室宗亲耶律宗允官至南府宰相，“钦崇儒教”，“以至仁而抚下，以直道而事君。”39 后族萧义治理“平山孤竹之地”时，“申威令以制其豪强，修仁政以养其疲瘵”，以至于“受代而后，爰及累年，至今称之”。40 耶律韩八官至左夷离毕、北院大王，“政务宽仁”，“知无不言，便益为多”。41 博览经史的萧韩家奴，当兴宗诏天下言治道之要时，对曰：“臣伏见比年以来，高丽未宾，阻卜犹强，战守之备，诚不容已。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脩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渌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丽合从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42 可见，儒家思想观念中的“仁”在辽朝君臣的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义”是儒家思想观念中的另一个重要范畴，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辽朝君臣的实践中经常出现“信义”、“重义”的表述。兴宗在“契丹回宋誓书”中曰：“守约为信，善邻为义，二者缺一，罔以守国。……顾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43 道宗在进高丽国王嗣子昱为王官告中曰：“勤俭可以保民，信义可以行政。”44 可见，兴宗在处理辽朝与北宋关系时、道宗在处理辽朝与高丽关系时，都重点强调了“信义”，说明辽朝帝王已经认识到“信义”是“守国”、“行政”的必要条件，是建立东北亚新秩序的重要前提，这种认识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季父房之后的耶律铎鲁斡，“廉约重义”，“所至有声，吏民畏爱”。45 秦晋国妃“轻财重义，延纳群彦。士之寒素者赈给之，士之才俊者昇荐之。故内外显寮，多出其门。”46 北府宰相萧袍鲁“出累相之门，处宗臣之位，富而好礼，贵不期骄。朋友未闻否臧之言，宗亲弗见喜愠之色。而复尊贤好士，矜孤恤贫。”称得上是“抱仁处义，履信含贞。”47 可见，儒家思想观念中的“义”在辽朝君臣的实践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体现。

“礼”作为儒家思想观念中的又一个重要范畴，在辽朝君臣的儒家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太宗崩，世宗与太宗之弟李胡争夺帝位不惜动武交战之时，“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时，耶律屋质对述律后曰：“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讟。万口一辞，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48 无奈之下，述律后许立永康，世宗得以即位。圣宗朝，圣宗击鞠无度，时翰林承旨马得臣便上书谏曰：“跃马挥杖，纵横驰骛，不顾上下之分，争先取胜，失人臣礼”。“书奏，帝嘉叹良久。”49 很显然，圣宗欣然接受了马得臣的为了保护君威而必须恪守君臣之礼的建议。在儒家思想观念教育下，兴宗对“礼”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重熙十五年，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萧韩家奴）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50 萧韩家奴遵旨，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礼典”三卷，以示后人。此外，兴宗对燕赵国王——道宗的儒学教育更加重视，命儒者萧惟信为“燕赵国王傅”，并谕之曰：“燕赵左右多面谀，不闻忠言，浸以成性。汝当以道规诲，使知君父之义。有不可处王邸者，以名闻。”于是，萧惟信对燕赵国王“辅导以礼”，51 使之养成儒家之行为规范。不仅帝王如此，大臣也常常用“礼”来规范自身的行为。萧孝穆“廉谨有礼法”；52 萧药师奴“谨礼法”；53 萧韩家“性端简，谨愿，动循礼法”；54 萧乌野“性孝悌，尚礼法，雅为乡党所称”；55 萧德“性和易，笃学好礼法”；56 耶律谷欲“冲澹有礼法，工文章”；57 耶律宗允“不以富贵骄人，洞遵于礼法”；58 梁庆元“礼法精闲，授合门通事舍人”。59 可见，儒家思想观念中的“礼”在辽朝君臣的儒家实践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体现。

辽朝君臣在统治实践中时刻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儒治天下成为辽朝君臣的共同认识和行动准则。辽朝能够出现处处以儒家思想观念来治理辽朝社会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在北疆游牧民族心目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辽朝君臣儒家思想观念的养成，科举制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第六，促进了北疆游牧民族的儒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北疆游牧民族崇尚儒家经史之风气日甚一日，习读儒家文化的北疆游牧民族士人日益增多，从而使北疆游牧民族的儒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有辽一代，涌现出众多各族士人，著述颇多，据王巍先生研究，“辽朝人所撰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共144种，其中经部2种，史部23种，子部102种，集部17种。”“就这些书目所见，辽朝著作中存在着汉文、契丹文两种文字形式，汉文书籍占据很大比重，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中，绝大多数的著述是汉文形式，契丹文书籍，只是对汉文书籍的翻译。”60 仅以集部为例，道宗有《清宁集》。61 秦晋国妃萧氏有《见志集》。62 耶律隆先“有《阆苑集》行于世”。63 萧柳有《岁寒集》。64 萧孝穆有《宝老集》。65 耶律资忠有《西亭集》。66 耶律庶成“有诗文行于世”。67 耶律良有《庆会集》。68 萧韩家奴“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69 从上述文集不难看出，辽朝北疆游牧民族士人能诗善赋者不乏其人。不过，由于“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70 因而上述文集均已佚失，难睹其貌。尽管如此，从文集能够在当时辽朝统治域内广泛流传也可以窥视出辽朝统治域内对各种著述的需求，这表明辽朝各族士人的儒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此外，辽朝贵族女性亦具有很高的儒家文化造诣，这是辽朝北疆游牧民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一大特色。秦晋国妃萧氏，“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以至于为其作《墓志铭》的翰林学士陈觉如此评价：“历观载籍，虽古之名妃贤御，校其梗概，则未有学识该洽，襟量宏廓如斯之比也。”71 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72 清宁二年（1056年）八月，道宗游猎秋山，宣懿皇后率嫔妃从行在所，至伏虎林，道宗命宣懿皇后赋诗，宣懿皇后应声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道宗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谓女中才子。”73 宣懿皇后用短短的四句诗凝练地描述了辽朝与宋朝、高丽及其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高度概括了当时辽朝在东北亚新秩序中的核心地位与重要作用。此外，宣懿皇后应制的《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怀古》、《绝命词》等也是文采极致，显示出很高的儒家文化素养。天祚文妃萧氏面对“女直之祸日日侵迫。而天祚醉心畋游，不以为意，一时忠臣多所疏斥”74 的危急局面，挺身而出，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75 “一唱三叹，婉转浏亮，毫无铅华之气，可谓上乘之作。”76 文妃以词作谏，“讽切不避权贵”，77 拳拳爱国保民之情跃然纸上。由此可见，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不仅北疆游牧民族的士人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儒家文化水准，就连北疆游牧民族的贵族妇女也对儒家文化有较高的造诣，能够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壮丽诗赋。

二、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局限性

经过辽朝统治者的不懈努力，辽朝科举制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尤其是把中原儒家文化传播到北方草原地区，开创了北方游牧地区科举取士的新阶段，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受当时政治、经济、自然环境、民族特性等诸因素的制约，辽朝的科举制度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也是研究辽朝科举制度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一，辽朝科举制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从已知籍贯的进士看，五京道进士及第者的分布具有不平衡的特性。有辽一代的进士及第者总数，由于现存史料的阙如，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但从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以后大体可以统计出2329名（仅包括有具体数字者），现在已知者为201名（其中也包括圣宗统和以前及第者），而能够确定其籍贯者更是少到76名，具体情况如下：上京道7人，即皇城人张人纪（圣宗太平九年以前）、皇城人赵睦（圣宗太平九年以前）、上京长春州人吴昊（道宗咸雍十年）、上京临潢府长泰县人郭愿诚（及第时间不详）、上京人高士宁（及第时间不详）、上京人高秉良（及第时间不详）、上京人高秉俭（及第时间不详）；中京道6人，即中京兴中府人姚景行（兴宗重熙五年）、中京建州人王敦裕（兴宗重熙二十四年）、中京建州永霸县人张孝杰（兴宗重熙二十四年）、中京人窦景庸（道宗清宁中）、中都人孟有孚（道宗大安八年）、中京兴中府人田颢（天祚皇帝天庆八年）；东京道3人，即东京辽州辽滨县人贾师训（道宗咸雍二年）、东京显州奉先县人马人望（道宗咸雍中）、东京显州山东县人曹勇义（辽朝后期）；西京道5人，即西京儒州缙山县人史直洵（道宗清宁八年）、西京蔚州广陵县人刘操（及第时间不详）、西京武州宁远人虞仲文（辽朝后期）、西京丰州人边贯道（及第时间不详）、西京云中州天成县人苏京（及第时间不详）；南京道55人，即幽州蓟人宋琪（太宗会同四年）、南京人室昉（会同初）、南京易州人魏璟（景宗保宁九年）、南京易州人魏上达（圣宗统和二年）、南京易州人魏元贞（圣宗统和五年）、南京析津府宛平县人张俭（圣宗统和十四年）、南京人杨佶（统和二十四年）、南京析津府安次县人杨晳（圣宗太平十一年）、南京涿州归义县人杜防（圣宗开泰五年）、南京析津府人王泽（圣宗开泰七年）、南京人赵徽（兴宗重熙五年）、南京析津府宛平县人刘伸（兴宗重熙五年）、南京析津府人王纲（兴宗重熙五年）、南京人王观（兴宗重熙七年）、南京涿州范阳县人王祁（兴宗重熙七年）、南京涿州新城县人王棠（兴宗重熙十五年）、南京涿州范阳县人杨遵朂（兴宗重熙十九年）、南京涿州人王鼎（道宗清宁五年）、南京人梁援（道宗清宁五年）、南京涿州范阳县人王师儒（咸雍二年）、南京析津府人耶律俨（道宗咸雍中）、南京涿州范阳县人牛温舒（道宗咸雍中）、南京析津府宛平县人刘霄（道宗咸雍十年）、南京析津府宛平县人王安裔（道宗大康五年）、南京涿州新城县人时立爱（道宗大康九年）、南京滦州人冯唐卿（道宗大安元年）、南京析津府人韩企先（天祚皇帝乾统间）、南京析津府人韩昉（天祚皇帝天庆二年）、南京易州易县人张通古（辽天祚帝天庆二年）、南京蓟州玉田县人李瞻（辽天祚帝天庆二年）、南京涿州人王言甫（天祚皇帝天庆二年）、南京涿州范阳县人赵元（天祚皇帝天庆八年）、南京析津府人任熊祥（天祚皇帝天庆八年）、南京析津府宛平县人刘彦宗（辽朝后期）、燕京析津府人程宷（辽朝后期）、燕京析津府人程冀（辽朝后期）、燕京析津府人程四穆（辽朝后期）、南京涿州固安县人宁的（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涿州固安县人宁鉴（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涿州固安县人宁郑九（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滦州人孟浩（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析津府良乡县人王枢（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涿州人梁世济（及第时间不详）、南京平州义丰县人张觉（及第时间不详）、南京蓟州人左企弓（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析津府宛平县人康公弼（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析津府人王滋（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析津府人王纪（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析津府宛平县人张嗣宗（及第时间不详）、南京人梁拣（及第时间不详）、南京人梁抃（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析津府安次县人李括（及第时间不详）、南京蓟州玉田县人袁孝卿（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涿州范阳县人梁颖（及第时间不详）、南京涿州范阳县人梁忠先（及第时间不详）。若以上述统计数字分析，南京道是进士及第人数最多的，与其它四京进士及第人数不成比例，上京道、中京道、西京道的进士及第人数大体相当，东京道的进士及第人数最少。可见，宋人庞元英所云“北辽士子多燕人”确实不误。78 从辽朝已知的进士籍贯的地理分布看，南京地区虽然仅居辽朝广大地域的区区一隅，但它却是辽朝儒家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给辽朝官僚机构输送了大批汉族治世人才。从已知籍贯的进士及第者的地理分布态势看，基本上是与五京地区儒家文化的发达程度相适应的。这反映了辽朝科举制度的发展确实存在地域不平衡现象，儒家文化发达地区，进士及第者人数相对较多，儒家文化发达与否，直接反映在进士上就是进士及第的多寡。

辽朝科举制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是与辽朝社会地域不平衡性密切相关的。辽朝是多民族组成的政权，在辽朝统治域内有契丹、汉、渤海、奚、阻卜、室韦、女真等诸多边疆民族，而且他们分布的地域既相对集中，又相对分散。正如刘浦江先生所言：“在这个国家的北部（上京道）是契丹人传统的聚居地，南部（南京道、西京道）则分布着广大的汉人，居住在这两个区域之间（中京道）的是奚人，东部（东京道）的主要居民是渤海人。在东京道和上京道北方广袤的疆域内，还分布着女真、室韦、阻卜等许多民族”。79 此外，辽朝统治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极为复杂，从地貌上看，有高山、平原、盆地、高原、沙漠、河流等；从气候上看，从暖温带跨度到寒带，又处于亚洲大陆的季风气候区，雨热同季；从植被上看，有森林、草原、沼泽等。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为辽朝各民族提供了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经济类型，如“东部的白山黑水间形成了最古老的渔猎民族；北部山林中和江河两岸则有专事狩猎的民族；西部草原则有游牧射猎民族；中南部的黑土带和暖温带发展农耕条件好，是汉族最早的移居区”。80 正因为辽朝统治地域内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民族成份众多，才导致辽朝域内的经济类型多种多样，既有以农业为主的汉族、渤海人聚居区，又有以蓄牧经济为主体的北方游牧经济区，既有以汉、契民族为主体的农牧混合区，又有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渔猎经济区。由于各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因不同经济类型的发展，又制约了区域文化的发展。正因如此，辽朝各区域的社会发展出现不平衡现象，导致各区域的文化水平也千差万别。一般说来，居住于农业经济类型区域的汉、渤海以及契丹等族的儒家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居住在游牧经济类型、渔猎经济类型区域的契丹、奚、阻卜、室韦、女真等边疆民族的儒家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从区域的角度说，南京道是传统的汉族聚居区，儒家文化底蕴向来深厚，是辽朝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其次是中京大定府以东以南区域、中京兴中府附近区域、上京临潢府附近区域、东京辽阳府附近区域。

第二，辽朝科举制度发展的相对滞后性。辽朝科举制度经过统治者的不懈努力，获得迅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不过，从总体上进行分析、评估，辽朝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又具有相对滞后性的特性。这与辽朝所处地理环境、民族特性、经济类型和儒家文化发展程度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首先，科举制度由局部推向全国的延迟。辽朝科举制度始于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当燕云地区划归辽朝统治区域时，辽太宗便采取“因俗而治”的基本国策，在南京地区推行科举制度。辽太宗后，辽朝内部发生一系列权力斗争，导致辽朝科举制度的发展出现振荡局面，直到辽景宗保宁八年（976年）十二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科举制度才再次步入正轨，开始逐渐恢复与发展。经过景宗、圣宗间的发展，至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诏开贡举之后，辽朝科举制度才由南京的局部地区推向辽朝全域。从辽朝初期科举制度发展的历程中不难看出，辽朝科举制度从设立之日起，经历约半个世纪的时间才由南京局部地区推向全国范围，这不能不说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次，辽朝统治者禁止北方游牧民族士人参加科举考试。这既是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滞后的特征之一，也是辽朝科举制度发展产生滞后性的主因之一。最迟至辽兴宗时仍禁止契丹人举进士，目的就是要求契丹人要保持尚武骑射精神，保持辽朝的军事实力，此为辽朝科举制度在北方游牧地区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不过，从兴宗时耶律蒲鲁事件中也折射出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士人对进士及第者的向往。正因为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士人具有这种强烈的心态，最终导致契丹人禁止试进士“国制”条文的松弛，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士人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参加辽朝科举考试活动，成为进士及第者的可能。

注 释：

①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M].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14.

②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5-156.

③《辽史》卷61《刑法志上》[M].中华书局，1974.935.

④《辽史》卷8《景宗本纪上》[M].中华书局，1974.96.

⑤《辽史》卷8《圣宗本纪三》[M].中华书局，1974.133.

⑥高福顺.辽朝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J].东北史地，2009（3）.

⑦[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七“辽官世选之例”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590.

⑧吴凤霞.契丹世选制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作用[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2）：46-49.

⑨蒋金玲.辽代荫补制度考[J].史学集刊，2010（2）：44-49.

⑩[清]乾隆官修.《续通志》卷一四一《选举略二》.4105.

11 杨若薇.辽代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J].史学月刊，1989（2）：33-38.

12 14 [辽]杨佶.张俭墓志（重熙二十二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266，267-268.

13 《辽史》卷八○《张俭传》.1277-1278.

15 《辽史》卷八九《杨佶传》.1352-1353.

16 《辽史》卷九八《刘伸传》.1417.

17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377.

18 苗泼.论辽代儒释道三教的兼收并蓄[J].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4）：17-23.

19 《辽史》卷一八《兴宗本纪一》.217-218.

20 《辽史》卷一○三《文学传上·萧韩家奴传》.1450.

21 《辽史》卷二三《道宗本纪三》.275.

22 《辽史》卷八九《耶律蒲鲁传》.1351.

23 [宋]洪皓.松漠纪闻.李澍田.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22.

24 《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一》.255.

25 《辽史》卷一○三《文学传上》.1445.

26 《辽史》卷七二《耶律倍传》.1211.

27 《辽史》卷八○《萧朴传》.1280-1282.

28 《辽史》卷八八《耶律资忠传》.1344.

29 《辽史》卷八九《耶律庶成传》.1349.

30 《辽史》卷九六《耶律良传》.1398.

31 32 《辽史》卷七一《后妃·圣宗仁德皇后萧氏传》.1203，1204.

33 34 [辽]赵孝严.耶律仁先墓志（咸雍八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354，354.

35 《辽史》卷七三《耶律曷鲁传》.1222.

36 《辽史》卷八六《耶律合住传》.1321.

37 [辽]郭奇.耶律琮神道碑（保宁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59.

38 [辽]王实.耶律宗政墓志（清宁八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308.

39 [辽]刘诜.耶律宗允墓志（咸雍元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321.

40 [辽]孟初.萧义墓志（天庆二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624.

41 《辽史》卷九一《耶律韩八传》.1361-1362.

42 《辽史》卷一○三《文学上·萧韩家奴传》.1446.

43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契丹回宋誓书》.194.

44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一○《献宗世家》.154.

45 《辽史》卷一○五《能吏·耶律铎鲁斡传》.1463-1464.

46 [辽]陈觉.秦晋国妃墓志》（咸雍五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341.

47 [辽]王师儒.萧袍鲁墓志（大安六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425.

48 《辽史》卷七七《耶律屋质传》.1257.

49 《辽史》卷八○《马得臣传》.1280.

50 《辽史》卷一○三《文学上·萧韩家奴传》.1450.

51 《辽史》卷九六《萧惟信传》.1401.

52 《辽史》卷八七《萧孝穆传》.1331.

53 《辽史》卷九一《萧药师奴传》.1363.

54 《辽史》卷九二《萧韩家传》.1370.

55 《辽史》卷九二《萧乌野传》.1370.

56 《辽史》卷九六《萧德传》.1400.

57 《辽史》卷一○四《文学下·耶律谷欲传》.1457.

58 [辽]刘诜.耶律宗允墓志（咸雍元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321.

59 [辽]杨丘文.梁援妻张氏墓志（乾统七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567.

60 王巍.辽代著述研究.张畅耕.辽金史论集（第六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82-183.

61 《辽史》卷九六《耶律良传》记载：道宗清宁六年五月，耶律良“奏请编御制诗文，目曰《清宁集》。”（第1398页）

62 [辽]陈觉：《秦晋国妃墓志》（咸雍五年）记载：“撰《见志集》若干卷，行于代。”参见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41-342页。

63 《辽史》卷七二《耶律隆先传》.1212.

64 《辽史》卷八五《萧柳传》记载：“耶律观音奴集柳所著诗千篇，目曰《岁寒集》。”（第1317页）

65 《辽史》卷八七《萧孝穆传》记载：“时称为‘国宝臣，目所著诗文曰《宝老集》。”（第1332页）

66 《辽史》卷八八《耶律资忠传》记载：“资忠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号《西亭集》。”（第1344页）

67 《辽史》卷八九《耶律庶成传》.1350.

68 《辽史》卷九六《耶律良传》记载：“上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其序。”（第1398页）

69 《辽史》卷一○三《文学上·萧韩家奴传》.1450.

70 [宋]沈活.《梦溪笔谈》卷15《艺文二》.岳麓书社，1998.127.

71 [辽]陈觉.秦晋国妃墓志（咸雍五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341.

72 《辽史》卷七一《后妃·道宗宣懿皇后萧氏传》.1205.

73 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第17页。

74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海滨王文妃传》.147.

75 《辽史》卷七一《后妃·天祚文妃萧氏传》.1206.

76 任崇岳.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J].中州学刊，1983（3）：95-99、88.

77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海滨王文妃传.147.

78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58.28.

79 刘浦江.辽金史论[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36.

80 韩宾娜，王兆明.中国历史地理[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383.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