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前景：后资本社会的总体性建构

2014-06-20胡正豪周鎏刚

求实 2014年2期

胡正豪+周鎏刚

[摘要]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想境界，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崭新阶段时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生态文明理想的最终实现取决于人类对资本统治社会的批判和超越，而这种批判和超越必须深入到资本的技术统治、政治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统治的总体性层面。生态文明的建构，既需要资本催生科学技术的开发、创新与运用，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效能，也需要人类用制度、法律、均衡治理结构对资本的无限扩张加以规范与制衡，还需要人类对哲学、宗教和伦理道德等价值观念进行自反性批判和革命性转换，特别需要等待人类最终突破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性制度安排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自觉。生态文明的前景实质是后资本社会的总体性建构。

[关键词]生态文明；后资本社会；均衡治理结构；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2-0061-06

生态文明通常被人们理解为与工业社会中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目标之一。但是，如果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进化成果，那么，这种关系的紧张和失衡，在前工业社会主要表现为人类受制于自然，而在工业社会则主要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人类活动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大规模消耗。只有当人类与自然（包括其他非人类物种）的互动达到平衡、和谐、共生的境界，进入到扬弃工业文明的后资本、后现代社会，人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生态文明的前景，取决于未来后资本社会的总体性建构，它必须基于人类对资本逻辑在技术统治、政治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层面的总体性批判，需要人类继续发挥科学技术开发与运用的生产力效能，从而奠定生态文明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需要人类用制度、法律、均衡治理结构对资本的无限扩张进行规范和制衡，特别是要等待人类最终突破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性制度安排；还需要人类对哲学、宗教和伦理道德的自反性批判和革命性转换，从而实现建构生态文明所必需的文化自觉。

一、生态文明的前景取决于批判资本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掠夺

表面上，从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到生态主义，思想家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向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往往把建构生态文明的障碍分别指向资本主义、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在资本统治的世界，资本主义、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只是对现代工业社会中资本统治力量本质的不同解读而已。当资本赤裸裸地以占有物的产权（即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资料）、剥夺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面貌出现时，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思想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本身。但是，当资本以占有知识产权、研究和开发科学技术并取得进步的面貌出现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思想家进一步把批判矛头指向工具理性、指向现代性。而当资本以代表全部人类欲望、霸权和能力的面貌出现时，以列维纳斯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思想家们则进一步把批判矛头指向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P11）任何对工具理性、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批判，归根到底都不能离开对人类所处的以资本统治为本质的现实世界和生活环境的改造。

迄今为止的现代工业社会，无论在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在新兴发展中国家，无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否归类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于社会主义，无论他们控制的资本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出现，基于“产权私人占有”、“为利润而生产”、“以市场价格交易”三个要素[2]（P4-13）的资本总是他们的实体性存在。从历史和全球的视角来看，当今世界的现实制度和行为模式都没有能够摆脱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世界统治的逻辑。资本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从形式上呈现出股份自由化（私有化）和社会化（国家化或国际化）两种互补的走向[3]，但是，在世界市场、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大舞台上，无论是跨国公司、主权基金、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不得不按照同一个规律——资本增值进行着竞争和博弈。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核心制度，在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中，资本主义扩张性是“主要的驱动力量”，工业主义、监督系统和军事权力只是其技术、政治的延伸[4]（P49-56）。资本在现代世界中的统治地位决定了任何关于如何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探讨，任何关于如何在现代社会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的尝试，都不能回避对资本逻辑的批判。

鉴于“资本”在学术文献中具有不同的用法，本文拟使用政治社会学的资本概念，分析作为现代化内趋力的资本。由于受市场竞争中的求生求胜欲望驱使，资本的逐利性竞争必然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实现其利润增值的目标，从而体现出资本的两重性及其带给人类的两大后果：一方面，资本制度作为“经济体能够藉以实现知识增加的一种机制……带来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5]。资本（主要是经济的产业金融资本）把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特别是为保持竞争优势而千方百计地把科学技术和管理结合起来，实现了政治社会学假设的经济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大资本管理的互补融合[6]，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使世界发生了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性变革”。人类开发、利用、征服自然的能力和人类自脱离动物界以来一直企图挣脱自然环境束缚而获得的自由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逐利性的竞争、扩张和发展不可避免地“为更深广的危机铺平道路”。经济资本为了自身的增值而不惜竭泽而渔，奢侈地消耗甚至浪费着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致使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丧失可再生、可持续的能量，成为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紧张的主要根源。默里·布克金指出，“那种认为人类必须支配自然的概念直接来自人对人的统治，……但直到有机的社会关系被融入市场关系之前，地球本身已经沦为人类开发的资源。最近几个世纪的趋势告诉我们，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对自然的奴役不断加剧并达到了最严重的地步。由于其固有的竞争性，资产阶级社会不仅坑害人们使之互相对立，它也坑害人们使之成为自然世界的敌人。正如人转化成商品，自然的方方面面也都转化为商品，资源被制造和大肆商品化。……市场对人类精神的掠夺几乎和资本对地球的掠夺完全对应。”[7]（P24-25）endprint

资本对自然环境进行蹂躏剥夺和对雇佣劳动即人的剥夺，有时也被理解为资本统治的市场对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消耗。两者的区别在于，作为社会资本基础的劳动具有直接显性的反抗性行动，但作为自然资本基础的生态环境尽管具有报复性，却由于报复的间接性和长周期性似乎没有直接的反抗性①。更重要的是资本掠夺、污染的对象如大气、海洋、森林、湖河等都属于免费公共品，随着人的反抗和资本对人的剥夺趋向于缓和，资本必然把手伸向看似沉默失语的自然环境，导致生态系统发生“物质变换断裂”。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科恩等在2007年所分析的那样，资本统治的市场经济的失败不仅源于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枯竭，更在于它根本就低估了或不知道自然资本消耗所导致的实际成本[8]。

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使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开发、利用达到了一个空前水平，资本拥有了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征服、开发甚至剥夺环境和资源的可能性，市场的竞争把对自然的掠夺从平原扩大到高原，从湖泊扩大到江河，从大陆架扩大到海洋、岛屿和极地，从地球扩大到月球乃至于外层空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和权力资本的触角已经席卷甚至依赖于所有自然物：作为美味和补药的鱼翅、熊掌、熊胆、虎骨、发菜、虫草和作为时尚装饰的象牙、兽皮、羽毛等野生动植物，作为探险旅游、体育娱乐场地、餐饮宾馆和休假别墅的湖泊、海岸、森林、岛屿甚至野生动物聚居地，作为商品房、工矿区、商业街开发的农田、土地连带地下地上的古墓文物和遗迹。正如最早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所指出的那样，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就是一个“被资本积累驱动并崇尚技术的社会”，它“运转的方式是将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将自然降为自己身外的、注定要为自己服务的另类，甚至降为自己管辖范围内世界的某个角落……最终都将是促使人类社会的列车驶向悬崖”[9]。

二、生态文明的前景取决于资本控制下的科学技术开发与运用

然而，从前述的资本两重性分析看，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认资本控制下的科学技术开发、创新和运用将会淘汰、改变陈旧的生产方式并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科学技术被许多称为“青绿色人士”的新型环保主义者视为资本从生态破坏的深渊里自我救赎的重要途径。斯图尔特·布兰德敦促环保主义者应该受科学而不是受怀旧情绪或技术恐惧症的引领，他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环保主义者对新技术的抵制产生了令人不快的意外状况，“无核运动实际上导致我们更加依赖烧煤的电站来发电，这些电站不断喷出碳。反对工业化农业导致占地更大的低产农场的出现，保护野生动物和吸收碳的林地因而减少”，“选择价格更高的有机农产品，那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最终吃到的水果蔬菜可能会减少，……这可能会使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许多人陷入营养不良或死亡境地”，反对转基因食品“不但让人民挨饿，还阻碍了科学发展，破坏了自然环境”，实际上转基因技术“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并促进了减少土壤侵蚀和水污染的耕作技术的发展”[10]。

对资本持乐观态度的人士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对自然资本的有效利用，有可能在企业获利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效益。世界自然基金会董事贾里德·戴蒙德曾试图用沃尔玛、可口可乐、雪佛龙等跨国公司的案例来否定资本为了短期利润而破坏环境的观点。他强调，为了使自己能够在市场上占有竞争优势，大公司正在开发运用新技术，不断尝试各种低碳、绿色、环保的新产品和新途径。企业知道确立环保型商业行为无论在短期内还是从长期看都能够节约资金，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他的结论说明“经济理由才是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最强动力”，跨国公司“在环保问题上属于世界上最强大的积极力量之列”[11]。更直截了当的观点还认为，“利用资本主义盈利动机能实现绿色消费，通过私有化、商品化实现公共资源的有偿使用以限制消费”，“资本主义国家越繁荣，它们的工业越是亲善环境”[2]（P102，94）。总之，在自由主义的主流看来，技术的魔杖提供了既能改善环境又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的可能性，基于价格竞争力的商品和劳务，不但能满足人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能逐步减少对生态和资源的影响强度，至少保持与地球承载力相适应的水平。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保护是国家的竞争策略。这种情形似乎是世界各国官方生态保护的共同特点”[12]。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他们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其终极目的还是围绕着经济利益，围绕着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所谓的“生态保护”丝毫不能掩盖资本增值的逐利性本质。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竞相出台“绿色新政”并构筑“绿色壁垒”，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一场新的“低碳经济”争夺战。西方国家正在利用资金和技术的垄断优势，以低碳经济为利器，开始有战略、有策略地提高自己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转型中的竞争力，这些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和标准，以一系列“节能环保标准”、“碳关税征收”等贸易保护主义条款，“使正处于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伴有城市化进程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高碳经济阶段的新兴经济体，在进一步开发、利用新的低碳技术的竞争中陷于被动地位，它们原有的人口、资源和技术优势已变成新的比较劣势”[13]。总而言之，在公司、国家利益竞争的条件下，即使新技术有可能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它也会被资本控制用来对付竞争对手而无法造福于全人类。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看到任何人类知识的不完整性和任何现代科学技术使用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风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强调，用于衡量投资价值的许多“知识”都具有“不确定性”[5]。同样的理由，作为创造性冒险活动的科学技术创新，不仅可能给企业家和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而且也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一种隐患四伏的生态环境。这种现象可以从以下列举的种种尴尬中看到：核能的开发与利用带来核放射污染和核废料危机；引进高能效汽车导致汽车数量的翻番、道路交通的堵塞并未能减少燃料的消耗总量；电脑数码产品的大量消费和不断更新带来电子垃圾和重金属的污染问题；风能和太阳能因其“可替代的、可再生的、可持续的”魅力而占用大量土地并造成高成本消耗。endprint

人们还应看到资本虽然在发达国家内部出于环保人士的呼吁而不断淘汰高碳和高耗产业，但是，资本的本性绝不甘心这些过时的产能白白闲置，他们的改进常常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为代价的。一直以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早已成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工厂的目的地，跨国公司甚至使用贿赂手段买通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以躲避当地法律和舆论的监管。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就是资本积累的逻辑，这在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1991年备忘录中得到充分暴露。他扬言，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企业迁往欠发达国家，理由是“污染对健康损害成本最低的国家应该是低收入国家”，这些“欠污染”国家“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等^{[14]（P53）}。在劳伦斯·萨默斯看来，成本核算即资本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正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正面临着全面危机，科学和技术被假定能节省成本、提供更多资源、改善生活或促进健康，但是，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可见，仅仅依靠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进步的力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三、生态文明的前景取决于均衡治理结构对资本的规范与制衡

资本的逻辑受私有财产和利润的驱动，向来都是不公平的。既然资本世界无法依靠经济和技术的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态危机，那么，从社会制度及其表现形式的法律、政府机构和公民社会（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呼吁建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公民社会）等政治层面实现对资本世界的监管和制衡就成为建构生态文明的路径选择了。

在政治层面的选择中，存在着激进主义和改良主义两种路径。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只有全盘推翻现有的资本世界而以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取而代之，才能避免人类末日的来临。约翰·贝米拉·福斯特强调：“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彻底决裂。”[15]激进主义对资本世界的全盘否定只存在于观念的世界，因为即使他们所设想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运动真的颠覆了资本统治，究竟用什么取代资本的力量把自然、经济、社会要素整合起来完成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科学发展，最终既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又维持永续良好的生态环境，仍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改良主义并不否认资本世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本的弊端必须得到矫正，但是他们相信通过政治层面的全面管理，人类不但有能力解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同样有能力应对生态危机，他们的共同口号是“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米歇尔·阿尔贝尔主张用“莱茵模式”反对“新美国模式”，彼得·巴恩斯则主张用“资本主义3.0”取代“资本主义2.0”。前者认为“想既要控制资本主义，又不要伤害资本主义效率”应该尝试“莱茵模式”，即“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最低限度的规则和一个有效率的，而不是腐败的政府”[16]（P3-4）。后者则把自然和社会的环境资源作为一种馈赠，作为由人类共同继承并且必须为后代加以保护的“公共权益”，而社会现有的资本主义版本——企业、全球化2.0版本正在迅速地围攻和挥霍着人类共享的遗产。为了在医治资本主义的邪恶弊病的同时又能够保持其价值，人类需要资本主义的升级版，即建立一种基于市场的法律实体——公共权益信托，它把人类对后代、同胞以及自然的责任通过一系列的公益信托所机构化，它拥有对短缺资源加以限制、收取租金并以现金和服务的形式为所有人派发红利的权力，它将利用市场和资产权为大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17]（P76-88）。作为左派改良政治思想家代表的安东尼·吉登斯则主张强化国家权力和大政府，认为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在处理集体事务方面力度有限，因此需要一种保障型国家（Ensuring State），强化国家在应对气候方面的作用。“国家当然不可能把事情全部做好，它依赖于与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国家在这种合作中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必须监督和检查，必须进行长远的策划，这些是公民社会本身所无法做到的事情。”[18]（P309-310）在他看来，保障型国家比赋权型国家更强势，履行着更有力的决策和执行功能。

当然，政治层面上的种种改良方案是以“官民共治”的均衡治理结构为前提的：第一，非政府的公民社会已经发育成熟，公民具有自组织的能力和权利，享受着确有保障的各种合法权益。第二，政府和治理机构高度成熟，政府是全体人民群众而非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政府始终保持中性立场，必须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第三，法治文化根深蒂固，依法治国良性运作，法律具有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见，孕育于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均衡治理结构既反对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

然而，事实证明，受到国际竞争压力和赶超战略的驱使，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选择了国家资本（或混合经济）模式，在政治上选择了威权体制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改革初期会有利于经济速度的赶超和经济规模的膨胀，但是其危害是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产生“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最终还是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19]。政府的“经济人”自利性和权力的界限模糊必然会产生腐败寻租行为，进而导致公共权力沦为资本的奴婢或与资本联手共谋，它们以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为名，以牺牲社会公众利益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所谓的“政绩”。资本与权力形成的是一种互补的恶性循环，“以环境为代价来提升GDP，GDP增长带来官员升迁，官员再以权力来支持不惜代价的GDP增长。权力意志支撑资本逻辑，并体现为形形色色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20]。

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社会缺乏自组织的能力和政治系统内部的信任缺失，唯有自觉有序的公民参与网络才能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信任和规范。但是，由于传统社会“血缘”、“宗法”、“亲情”的路径依赖和民间组织的发育不良，更使政府职能的转型和法治体系的健全阻力重重。相关研究曾经披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06年，民间环保组织现有从业人员总数达22.4万人，其中全职人员6.9万，兼职人员15.5万。与中国国家规模相比，民间环保组织的数量少，能量有限，行政色彩过浓，难以自由、合法地协助政府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总之，在政企难分、官商合谋、公民社会难以发育、人治现象严重的情况下，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均衡治理结构，任何制度和法律对资本的监管、约束与制衡往往只能成为一句空话。endprint

即便真有国家能够在内部实现均衡治理结构对资本的规范与制衡，但是政治制度、监督机制的有限性始终跟不上资本的无限性。近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当资本跨越了本国政府的监管和约束之后，当世界市场仍停滞在放任自流阶段，当国际舞台仍继续奉行着丛林法则，资本就会像刹车踏板失灵的汽车一样疯狂。在民族国家继续作为国际事务主体的今天，各国政府的主权基金、国营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直接扮演着资本的角色，因此生态危机的国际解决比国内解决更加困难。由于与单一民族国家不同，国际社会不存在至高无上的中央政府，不存在统一的法律规范，不存在统一的财政基础，各个国家的资源利用、污染物排放及其导致的气候变化状况都各不相同。而事实上，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所有生态环境的国际协议能否执行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民族国家，这无疑给生态危机的国际解决增添了困难。后现代主义者虽指望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向以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新秩序转型，但“路漫漫其修远兮”。

四、生态文明的前景取决于人类主体的价值反思与文化自觉

2010年1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失败之后，世界正朝着与工业化初期相比升温3.5摄氏度的方向发展，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起了一项关于“世界局势”的调查。报告指出，政治将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每个个体的消费模式和行为同样不得不做出改变。同时，报告还认为，大约在1987年前后，人类所消耗的能源已经第一次超过了地球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到2010年人类资源的消耗甚至超过地球资源生产能力的1/3。正如该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弗莱文说的那样，“最终，人类的生存愿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战胜对消费的欲望”[21]。于是，人类不得不把建构生态文明的希望寄托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寄托在价值的反省和文化的再启蒙上。既然人的心智结构对人的行为方式具有重要作用，那么我们也能够通过研究、教育、传播的途径来促进人类文化、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的自反性批判和革命性转换，从而为生态文明的建构塑造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灵魂依归。

现在终于轮到全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了，知识分子要在人类的内心和灵魂里建造一道绿色堤坝来抵御疯狂地掠夺自然环境和资源的资本。这是一种最具根本性的、内在的制衡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最难以操作的制衡力量。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具有制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因为从西方文化到东方文化，从基督教到佛教，从儒家到道家，从社会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解构主义到建构主义，人类具有足够多的批判资本、批判现代性的文化资源。真正的问题在于：

首先，当我们在各种文化思想中寻找建构生态文明的精神资源时，我们究竟站在何种立场上，以什么样的坐标和标准来选择和熔铸这些文化资源？怎样的选择才能既能让人类得到永续自由又能让生态得到可持续平衡？怎样的选择才能既发挥资本在实现上述目标时的物质技术方面的工具作用，又能抑制资本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带来生态失衡的负面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面临着吉登斯所谓的“发展要务”（Development Imperative）^{[18]（P312）}的问题，即怎样的选择才能既跟上全球减少排放和温室效应、建设生态文明的潮流，又不失去经济发展和摆脱贫穷的权利。

其次，当我们企图在某种文化中寻找生态文明的思想资源的时候，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文化原本就是一种入世与出世、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体，原本就是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经典文化和世俗文化合成的综合体。例如人们通常以为，西方价值标准比中国人更倾向于挥霍，因而更不利于生活品质的提高②，而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互补”和“系统”，因而也更有利于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但是，人们也经常发现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倾向“人伦”而不是“天道”，更关注“当下”而不是“来世”，更倾向“感官享受”而不是“灵魂净化”，更膜拜“福禄寿”而不是“真善美”，因此在中国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流行把野生动物当作美餐和补药，更喜欢选择“恭喜发财”而不是“幸福平安”作为一年一度的新春贺词。与此同时，人们都熟悉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蕴藏在西方文明里的新教伦理既包括为获得财富而履行天职的企业家精神，又包括对豪门放纵挥霍以及暴发户奢华炫耀深恶痛绝的禁欲主义精神[22]。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引进外来文化、继承传统文化资源之前，首先要进行一场文化创新和思想启蒙，认真清理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特别要完成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与时代性转型。

再次，即使我们从文化基因和传统价值观念当中寻找到足以制衡资本弊端和平衡生态的思想道德资源，我们还要认识到把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转变成人们日常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且融入到体制机制的政治层面仍然需要做艰苦的努力。在生态文明的建构中，我们必须把人类灵魂的自我拯救与人类行为方式的自我革命结合起来。现存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在能否渗透日常生活并且成为习俗的方面可谓各有千秋，作为西方文化核心的基督教能相当成功地深入到大众生活之中，相比之下，当今中国在构建公共伦理和精神文明方面还缺乏真正能够深入百姓日常生活的操作机制。

在文化自觉的层面上，人类既需要文化批判，也需要跨文化交流和多文化融合，这一切最终都将落脚于信仰体系或价值体系的重塑。有的学者认为，“生态主义如果不自我提升为一种信仰或类信仰，或者被整合到一个信仰体系中，那么，生态主义事业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因为人的一切都最终要在信仰层面找到根基。”[12]不过，罗伊·莫里森认为，“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认知，对于一个完整的、生态中心的理性社会而言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还必要地包括任何现有的世界宗教或者宗教狂热。我们的意思是，这种认知更是一种价值建构，是生态社会中制度和文化因素尤其是生产方式的一部分。”[9]莫里森的观点也许更切合实际，因为虽然现有的世界宗教中包含许多尊重自然生态和倡导和谐的理念，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诸文化圈的宗教信仰体系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同印度、阿拉伯与欧洲比较，在中国没有出现过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宗教合理化过程，在世俗宗教活动中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化心态比比皆是。因此，同建立一种超越性、终极性的信仰体系相比，确立一种更强调质量而非数量、更强调过程而非成品、更强调审美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的价值体系来得更为现实、更符合生态文明的本质。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信仰追求还是价值诉求，都是我们这个生态危机残酷现实的意识反射和心灵回声，它仅仅是挽救濒危的生态世界的起点，而远远不是一个新的生态社会的到来。endprint

五、简单的总结

当人类意识到生态文明是通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时，我们发现，生态文明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文明还不如说是一种后现代文明。生态文明的希望不能仅仅寄托于资本统治的工业社会，其本质是后资本、后工业社会的总体性建构，从物质资源到科学技术，从政府治理到公民社会，从价值体系到生活方式，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对生态文明概念的审视，我们必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横向思维转向纵向思维来理解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生态文明，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同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文明形式，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巅峰状态，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关系平衡、和谐、共生的完美状态，是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进化到一个新阶段——后资本、后现代社会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不但是与人类史上的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并列的第四种文明类型，更是对以往所有文明类型的超越。

生态文明的新概念给予我们的是建构生态文明的方法论启迪。总体而言，生态文明的建构是人类物质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综合，也是人类推动经济社会变迁、制度变迁和文化变迁的一体化过程。具体而言，生态文明的建构需要人类继续发挥科学技术开发、创新与运用的生产力效能，从而奠定生态文明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的建构需要人类用制度、法律、均衡治理结构对资本的无限扩张进行规范和制衡，特别是要等待人类最终突破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性制度安排；生态文明的建构还需要人类主体的文化自觉，需要人类对哲学、宗教和伦理道德的自反性批判和革命性转换。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3]（P39）}，这里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总体性建构的学理意蕴。

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揭示出人类“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P63）。应该说，恩格斯提出的人类面临的两大变革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生态文明的建构并不是要抑制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只是要求在保证自然环境和资源可再生、可持续的条件下，人类享受着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发展。当然，生态文明的前景也决不会是一种乌有之乡，它之所以不是乌托邦乃是因为人类开发、利用、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只要资本能够继续催生这种新技术，资本仍然可以扮演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什么时候我们能在全球范围内像农夫一样用制度和文化的鞭子驾驭住资本（无论是私人的、国家的还是跨国的资本）这头力大无比而又桀骜不驯的耕牛，那么，人类离生态文明的实现也就不会太遥远了。

注释：

① 这里借鉴“吉登斯悖论”（Giddenss Paradox）的观点，特指人类陷于这样一种困境：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很少被人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因为一切都太晚了。参见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② 美国社会活动家、中国通劳伦斯·布拉姆（龙安志）写道：中国一部分人已接纳了西方（几乎就是美国）的价值标准——即用挥霍来衡量人的价值。这是西方跨国公司能如此轻易地将中国人变成消费品牌的狂热追随者的原因之一。参见劳伦斯·布拉姆：《中国的新价值困境》，原载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2010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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