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福,吴建光,张琪凤

（湖州市公安局，浙江 湖州 313000）

刑事犯罪形势是衡量一个地区治安状况好坏的“晴雨表”。湖州地处长三角东部沿海地区，位于浙江、江苏和安徽的交界处，具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治安相对复杂地区的双重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湖州市的刑事犯罪却呈现持续下降的良好态势，为此，笔者以2010-2013年湖州市刑事犯罪形势为样本，对近年来刑事犯罪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并运用科学统计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试图探寻主导因素，从而准确把握刑事犯罪形势走向，服务于公安决策。

一、近年来湖州市刑事犯罪总体形势和表现特征

我国建国以来共出现了五次犯罪高峰，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现在被法学理论界认定为第五次犯罪高峰。统计数据表明，湖州市的刑事犯罪案件总量在第五次犯罪高峰期间的1995年至2010年有了较大的攀升，但是2010年以后，湖州市刑事犯罪形势却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轨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总量出现拐点。根据2013年12月底的数据显示，湖州市的刑事案件总量比上年下降了20.8%。难得的是，这已经是湖州市刑事案件持续下降的第三个年头。笔者选择了2007年以来的数据制图（见图一），发现从2010年开始，湖州市的刑事案件出现了明显的“拐点”，而且接下来的三年时间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为了证明“拐点”出现并非偶然，笔者查阅了相应年份的治安案件数和刑事接警数（见表一），发现其走势与刑事案件的走势基本一致，这说明湖州市刑事案件高发态势确实从2010年开始出现了转折。

图一

表一

（二）犯罪类型走势出现分化。犯罪总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各类案件等量齐观地同时下降，而是大部分犯罪类型下降，小部分犯罪类型稳定，若干类犯罪类型逆势上扬。从近四年的统计数据看（见图二），下降的类型主要是严重暴力犯罪和大部分侵财犯罪，以命案和抢劫、抢夺、入室盗窃、盗窃“三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案件为代表；相对稳定的类型主要是部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以强奸为代表；上升的类型主要是部分侵财犯罪，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

图二

（三）犯罪主体成分出现变化。外来人员一直以来都是湖州市刑事犯罪的主要群体，高危外籍人员籍贯主要集中在安徽、贵州、云南、河南、重庆等地，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盗窃、抢劫、抢夺、伤害等。但是，近年来外来人员犯罪占比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0年占 61.7%，2011年占 59.8%，2012年占59.5%，2013年占53.5%。犯罪主体已经不仅仅以老乡或亲友关系为纽带，而是转变为以相同兴趣爱好、相似家庭背景、经济背景为纽带的松散型结伙关系。此外，有犯罪前科人员再次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逐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再次犯罪率高达56.25%（见图三）。

图三

二、影响刑事犯罪走势的因素探究和统计分析

2010年以来，湖州市刑事犯罪整体和局部表现的新特征标志着湖州市社会治安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即由第五次犯罪高峰下行并逐渐向好。为探寻此变化产生的内在原因，笔者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变量统计分析法并借助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分析，以期找到正确答案。

（一）提出参考变量。犯罪是多种社会环境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犯罪与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当代专家学者也普遍认为，违法犯罪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人文环境、社会管理等社会因素密不可分。

1.宏观社会因素。结合近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包括湖州市公安机关对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相关指标常态值（又称警情常量或治安常量）进行的有益探索，笔者认为，刑事犯罪形势主要负载于GDP、新增暂住人口数、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差距）等变量（见表二）。

表二

2.预防政策因素。境内外研究结果表明，刑事犯罪形势还受到各种犯罪预防政策的影响，主要包括司法预防、社会预防和情景预防。美国学者Ehrlich and Brower 根据美国1946-1977年间的资料指出，法律的执行与杀人、抢劫和盗窃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研究台湾1951-1996年间的资料发现，破案率与各类型犯罪均具有负向关系。笔者重点选择了近年视频监控总量作为表示犯罪预防政策的变量，分析其与刑事案件破案率的关系（见表三）。

表三

（二）分析重点变量。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人们往往希望尽可能地收集相关变量，以期望能对问题有比较全面、完整的把握和认识。但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范围内，众多变量中肯定有其主要因素和主要矛盾起主导作用。为科学分析2010年以来导致湖州市刑事发案下降的重点变量，笔者借助SPSS数据分析处理软件，利用该软件的数据相关性分析功能，分析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从中筛选出一些相关性强的因子，剔除一些相关性弱的指标。SPSS 数据分析处理软件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三大数据分析软件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国际学术界有不成文的规定，即在学术交流中，凡是用SPSS 数据分析处理软件完成的计算和分析，可以不必说明算法，可见其影响之大和信誉之高。

第一步：整理原始数据。刑事案件数是数据分析的自变量，但是考虑到近年来追刑标准变化会导致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变化，笔者将刑事案件发案数和治安案件发案数结合形成违法犯罪案件发案数，作为自变量与其他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经整理排序，将所有样本指标整理成表四。

表四

第二步：相关性分析。将六个变量录入软件数据表，并对每个变量予以命名，利用软件的相关分析功能进行数据间的相关性分析，从中可获取各个变量之间的Pearson 相关系数和Sig 值。Pearson 相关系数是指变量间的线性相关关系，范围在-1 与+1 之间，-1 表示完全负关系，+1 表示完全正关系，0 表示不相关，也就是说系数的绝对值越趋向于1，相关性就越强，正值表示正相关，负值表示负相关。sig 值指差异显著性水平，只有sig 值小于0.05 或0.01（表示出错概率在5%或1%以下），分析结果才可信。分析六个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如表五：

表五

第三步：得出结果。从分析结果看，视频监控数、新增暂口数、基尼系数三个变量与违法犯罪数之间的Pearson 相关系数均在绝对值0.9 以上，且Sig值均小于0.05 或0.01。其中视频监控在三个变量中的Pearson 相关系数最高。

三、刑事犯罪因素分析的结果运用和理由阐述

刑事犯罪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刑事犯罪形势与视频监控等社会防控体系建设密切联系，也与外来人口数、收入分配差距等社会宏观因素息息相关，而对发案下降的贡献“大户”则是湖州市“警务广场”战略下以视频监控为核心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其与刑事犯罪发案呈最大系数反比关系。

（一）视频监控发挥着重要的防控作用。视频监控是重要的情景预防手段，它契合了情景预防的理性选择理论、日常生活理论和环境犯罪学理论（详见表六），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预防和降低犯罪目的性最强、预防活动最日常化、威慑效果最直观的积极预防措施。

表六

从上世纪开始，视频监控就为广大欧美各国所采纳并发挥了巨大的防控效益。如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梅杰政府曾拨出预防刑事犯罪预算的四分之三用于鼓励地方政府建设视频监控，之后若干年英国犯罪率出现了连续平稳下降的势头。从1999年开始，我国台湾地区警务界也着力推动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预防成效极其明显，仅台北市2012年抢夺案同比建设前下降了88%，盗窃案同比下降了49%，其中居民盗窃案同比下降了64%。湖州市视频监控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是2009年以来，在实施“警务广场”战略、构建民意导向型警务新模式、建设服务型公安机关的大背景下，湖州市公安机关积极回应群众呼声，把视频监控建设上升到党委政府和平安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积极推动全市以视频监控为中心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使得建设和应用效益逐年大幅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成效也日益显现。2013年，湖州市视频监控在侦查破案中发挥作用率达50.1%，在刑事打处中发挥作用率达36.7%。如安吉县公安局报福派出所2013年9月完成辖区内探头安装后，出现了连续3 个月侵财案件“零发案”的良好治安态势。

（二）外来人员的犯罪主体角色发生了变化。前文分析显示，湖州市暂住人口上升，但刑事犯罪却并未水涨船高，这似乎违背了公安机关的常规认识，其实蕴含了当前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一个新特点。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退潮，80 后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大部分，专家们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据青少年研究发展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已达1 亿左右。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综合素质显著优于上一代，他们普遍接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具有较好的文化、道德和法律基础，大多获得过劳动技能培训，轻易不会选择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也优于上一代。当今社会以更公正的态度、更宽阔的空间、更稳定的待遇去接纳“新生代农民工”，而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往往比本地人员吃苦耐劳，所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愿意聘用外来务工人员。每年年初很多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也说明了外来务工人员供不应求。这些新特点直接导致了外来人员犯罪率的下降。

（三）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影响了刑事犯罪走势。在研究刑事犯罪走势的诸多论述中，收入分配差距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犯罪社会学与犯罪经济学多数理论研究支持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反之则下降。相对剥夺理论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导致社会摩擦的增多，弱势群体可能会寻求包括犯罪在内的手段去补偿因其自身收入状况所产生的被剥夺感。本文所用基尼系数乃国家统计局于2013年年初首度对外公开，虽然2010年以来收入分配差距始终超过国际通用“0.4”的警戒线，但是却呈现逐步回落的趋势，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诱发因素以抑制发案的作用。

四、刑事犯罪趋势预测和工作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在此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对未来几年的犯罪形势进行一下概貌预测。在经历了五次犯罪高峰后，刑事犯罪将会从“高峰期”转为“下降期”，然后到“平稳期”。2010年应该就是湖州市刑事发案的一个“峰值”，未来几年刑事犯罪总量仍有较大的下降空间，然后逐渐趋向稳定。但是，与此同时，犯罪与侦查之间的博弈将会日益激烈。犯罪类型上，随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日益健全，传统犯罪的生存空间将持续被压缩，但是诸如电信（网络）诈骗、盗窃等违法犯罪还会不断滋生，短时间内将难以扭转其高发势头；犯罪手段上，犯罪分子将会更多地利用网络、物流（快递）、通信手段以使犯罪流程在各个环节上高度分离；犯罪分子也会利用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便捷的交通工具，不断拓展流窜空间，拉开与侦查机关的距离以逃避打击。在新的社会治安形势下，公安机关应该始终围绕社会治安稳定这一目标，充分履行自身职能，不断提升打防控建设成效，在与刑事犯罪抗衡中占领高地。

（一）做大做强视频监控，强化社会治安动态防控体系建设。西方有句谚语，“一盎司的预防胜过十磅治疗。”公安机关要结合治安特点，布局以视频监控网络为核心的治安防范网络，落子于社会面和村居的视频监控系统的联网、整合和共享工作，形成“全方位”、“全时空”、“全联通”态势，切实构筑全市“天网”工程。同时在视频“技防”基础上，辅之以“人防”和“心防”措施，加强警务站建设和社会面治安巡逻工作，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巡查率。要加强防范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夯实社会治安的思想基础。

（二）做准做精信息研判，强化刑事犯罪动态管控工作。控制工作必须以信息工作为主导，战略上要强化公安机关对整个社会面治安形势动态管控力度，战术上要围绕人员管控和阵地控制两大课题做文章。首先要以信息采集工作为基础，拓宽信息采集渠道，关注信息储备数量和质量，做大、做实、做活信息资源库；其次要以信息研判为手段，对治安面进行实时掌握和控制，从海量数据中发掘信息为我所用；再次要以疏堵结合为目的，将控制犯罪作为打和防的中间环节，根据“控”的变化和结果，向“防”或“打”发力。

（三）做专做细合成作战，强化刑事犯罪打击工作。打击工作必须坚持“六必”（命案必破、大案必克、小案必侦、黑恶必除、逃犯必追、赃物必缴）理念，打好“合成战、科技战、信息战、证据战”，不断提高侦查水平和办案水平。首先要形成整体效应。严格落实严重刑事案件“四同”合成作战机制，不断优化常态合成作战模式，打破警种间不必要的信息壁垒和资源阻隔，切实形成打击合力。其次要形成规模效应。紧盯多发性、跨区域、系列性、团伙性刑事犯罪，重点发挥科技和信息优势，主动串并同类型案件，实现打击效益的最大化。再次要形成梯次效应。建立三个梯次的侦查队伍：第一梯次就是以完善“四同”（同步出现场，同步谋划，同步落实，同步总结）合成作战工作机制为抓手，强化作战部门责任；第二梯次就是以建立全市重大案件支援机制为抓手，最大限度集中警力资源增援重大案件侦破工作；第三梯次就是以完善刑侦专行家队伍建设和会诊机制为抓手，提升重大疑难案件攻坚效能。

（四）做实做优警务共同体，健全社会治安治理体系。实施“警务广场”战略，警务共同体建设是力量源泉。英国政治家Robert Peel 认为，“警察即民众，民众即警察。”公安机关要与人民群众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这种关系转化为一种警务运作模式——警务共同体，把群众的需求和对社会安全的愿望转化为维护社会平安的共同行动，建立健全民意导向型警务新模式，最终形成警民合作协商、携手共建、共享平安的社会治安治理体系。首先要赢得民心，夯实群众基础，着重在交流沟通、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上下功夫，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其次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着重培育平安类、民生类、公益类等社会组织，发展多种形式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形成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再次要加强项目合作，满足群众需求，精心设计培育针对社会治安打防控需求，可操作、落地性强的合作项目，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把群众需求转化为警民共同行动。

[1].金伯中.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需要把握的若干基本问题[J].人民公安,2013(23).

[2].杨建国.论视频监控的犯罪预防功能及犯罪侦查机制[J].犯罪研究，2011(1).

[3.]庄劲,廖万里.情景犯罪预防的原理与实践[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

[4]郝洪奎.评英国犯罪预防的理论、政策与实践[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

[5]李其富.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法及其在犯罪研究中的应用[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