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妤

我国传统的散文学者认为，“散文结构应讲究起、承、转、合，应有一种严谨的结构美”，讲究“在有限中求无限，在统一中求变化，在人工中求自然”的江南园林式的注重外在谋篇布局的散文结构。这种传统的散文结构使散文写作陷入了程式化和单一化的境地，往往是开头一段景，中间一件（或几件）事，接着以事喻人，最后抒情，升华哲理。出人意料的是，作为中国现代作家的钱钟书，却摒弃了固有的散文创作模式，他的散文结构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结构的谋篇布局。他试图把散文从老套子中解放出来，甚至借鉴了小说创作中的一些表现手法，运用想象、象征、联想等手段，凭借敏锐的艺术感觉，营建了散文新结构，创造着散文的表现形式。《窗》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在钱老笔下显得开阔、随意、自由、流动，又不乏意义的象征。

这种意义的象征在《窗》里是通过意象的表达来完成的。意象作为情感抒发的一种重要手段和载体，并不仅局限于诗歌。以表情感怀为主的散文同样可以拥有意象技巧，用以加强文体的抒情色彩，表达某种言外之意，并构成推动散文意蕴的深层动力。在《窗》中主要有“门”和“窗”两个意象，通过对这两个带有象征性的意象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作者在选择自然意象构筑心中之景，表达了内心想法与现实场景的对立之感。

首先，我们来看“门”。钱老在文中写道：“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了”。这是否可以看成是门的虚设和与己无关呢？因为“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门”正好是可以借以阻挡外界所有的诱惑与灾难的，可现在的门居然成了摆设，因为门外的不可预知，决定了门的空洞与无奈，也决定了人的焦虑与荒诞。

加缪曾详细地阐释过焦虑的发生，他说海德格尔冷静地观察了人类命运并宣告这种存在是卑微低下的，而唯一的实在就是在生物进化系统中的“烦”；对于被抛到世界上的人以及他的欢乐来说，这“烦”是一种短暂而难以捉摸的畏惧，但当这种畏惧觉悟到自身时，它就变为焦虑。也就是说，门相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有形的焦虑的存在。因为“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主的”，“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这就滋生了人们对于门的存在的一种焦虑，甚至害怕，正如文中所说的，“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

这里，我们发现了钱老笔下的“门”其实是带有两重性的。一方面，门是隔绝污浊的，可以拒绝所有的不祥；但另一方面，门却是无力的，它无法预测门外的世界，也阻挡不了门外的世界，当有人敲门时，人们无法知道门外世界的真相，只有开门迎接，增加必要或不必要的焦虑。美国的存在主义者保罗·约纳内斯·蒂利希认为，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是“焦虑”：对命运和死的焦虑，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对罪恶和谴责的焦虑……没有人能逃脱这种焦虑，正如文中所指出的，“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欲望的无限导致了焦虑的产生，焦虑的产生又和门息息相关。这也正如钱老对人性的认识，人们可以有欲望，但欲望的无法遏制，就如同门外的无法预知。

其次是窗。如果把门看成是通向不可预知的外面世界，那么窗似乎就是可以把握的内心世界。如果门是有形存在的人性焦虑的根源，那么窗似乎就是反抗这种焦虑的最好承载形式。

王光东认为：“人类在其生存的历史过程中，要经受三种苦难的困扰，这就是人与自身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及人与现实的冲突所形成的无法逃脱的生存环境的折磨。当然，在这三种矛盾冲突中人类也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消解这种冲突的剧烈程度，通过种种方式来寻求和谐，达到情感与理性、生存与死亡、自我与现实的平衡和完满。”而钱老就是用了“窗”的方式去寻求和谐，达到完满。

他首先就给予了“窗”充分的肯定：“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接着他举例说明其中的理由，“窗子可以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窗子算得奢侈品”；“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许里面的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的人看进来”。所以最后钱老给了窗一个高度的总结：“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

对于钱老的世界来说，他的内心具有一种绝对的丰盈和充实，一种难以表达的优雅和从容，但这些东西总是被一个现实的世界无情地骚扰，他不得不进入一个“他者”的世界而面临巨大的困扰。于是，他一方面极力避免敞开，以一种逃避的姿态——“门”的形式，将自己关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另一方面却企望逃离那狭小的空间，享受阳光的明媚，春天的动人，于是“黑夜给了他一扇不由人做主的门，他却用窗来寻找光明”。这或许也就是钱老营造的两个意象所传达的心中隐秘吧。

参考资料：

1.曹国瑞《情有所钟──散文奥秘的探寻》，光明日报出版社。

2.佘树森《散文创作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