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国

十几年前，跟随剧组在马兰核试验基地拍摄电影《横空出世》时，正赶上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一突发事件，几乎改变了整部电影的走向，结构、剧情、台词都在现场做了重大调整，现写现拍。整个拍摄期间，我能真切地听到、感受到血液在剧组、在几千名配属官兵身上奔涌咆哮的声音。从那时起，“两弹一星”于我有了全新的意义，它不再是我创作上要面对的一个历史题材，而是和我、和所有中国人命运攸关的现实。《国家命运》最初的创作冲动便是来源于此。

我曾经在马兰核试验基地生活了十多年，后来的二十多年也一直没离开过这条战线，可以说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后来者、传承者。我接触过大量的科学家，与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掌握有大量别人无法了解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创作过不少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有了这些条件，我以为《国家命运》的创作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了。但事情并没这么简单。优势也可能恰恰就是禁锢、是陷阱。加之最近几年已有不少反映“两弹一星”题材的影视作品，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创作《国家命运》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如何突破自己，突破别人，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首先，这是一部关于人的作品。无论从人力、财力，还是科学技术的角度看，“两弹一星”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最为庞大的工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心灵史上都堪称“经典”、堪称“丰碑”，其影响力至今无可比拟。但作为一部作品，“两弹一星”只能是一个背景，一个各类人物活动的舞台。人是核心，也是这部作品的突破口。无论是领袖、科学家，还是普通官兵，只有他们有血有肉，作品才有活的灵魂。神秘、辉煌，是看点，但也是陷阱。要让观众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人所感动、所震撼、所吸引，与人产生共鸣。

这是一部民族史诗和个人命运的传奇。作为一段历史，“两弹一星”无疑可以称作中华民族的史诗。它是一个民族在面对威胁时敢于亮剑的精神，在面对艰难困苦时的一种斗志、一种拼搏，是一次民族精神力量的高度凝聚和巨大释放。但“民族”这个词不是空洞的，它是无数个个体生命的聚合体。因此，民族史诗也是个人的史诗，正是无数个个体生命的传奇造就了伟大的奇迹。说到底还是写入，写个人生命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说到底，这些还只是一个角度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十分困难。重要的是“两弹一星”的现实性，这才是创作这部作品的难点所在，和真正需要突破的地方。

我们常讲要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这还远远不够。仅仅提继承和发扬，等于我们自己割断了历史，无形中把自己放在了旁观者、欣赏者的位置上。这未免太冷静了。事实上历史并没有中断，比如我们面临的现实威胁，国家的安全利益等等，这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丝毫的减弱，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这一说法，也许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但作为编剧，我必须思考。继承和发扬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与现实的问题互动起来，去对照，去反省，去举一反三。不然的话，“两弹一星”精神这笔巨大的财富就会被我们浪费掉很多。

什么是“两弹一星”的现实性？记得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不久，在拍摄现场，一位演员指着鼻子问我：“你们军人是干吗的？养你们干吗？”我知道这话很不讲道理，但身为军人，我无言以对。类似的责问，近些年在朋友的饭局上，在出租车里，甚至在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嘴里，我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这不是所有人的现实，但它是我的现实。作为编剧，我可以不写这些，但我不能不想。

我有32年的军龄，在我刚穿上军装的年代，军人与今天的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我知道时代在变，知道这是和平时期的正常现象，甚至是一种好的、进步的现象。但我不得不反省，同样作为军人，同样生活在和平时期，相比“两弹一星”那代军人，我们身上还有多少他们那种骨气和硬气？同样，这是我身为编剧必须要去思考的现实。

“两弹一星”的历史，我非常熟悉。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始终得不到答案，那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工业水平，怎么可能搞成“两弹一星”？我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算过账，越算越觉得不可能，可就是搞成了。所以在《国家使命》里，我让毛主席拍着腰说：“搞‘两弹的钱在这里，但不是口袋，是裤腰带！”除此之外，我找不到答案。

对于近些年世界上所发生的战争，每个军人都在思考。别人思考的或许更宏观、更深远、更加高科技，我想的却很小儿科。比如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利比亚的打击，我总在想，假如伊拉克、利比亚也有原子弹，那些西方国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么？这些年里，每当在新闻中出现伊拉克、利比亚时，“两弹一星”这个词总是会在我脑海里突然地蹦出来。我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但它们在我心里就是真真切切的、血淋淋的现实。

还有一个现实让我很不舒服。最近几年，“感恩”这个词很流行，不管什么人，不管他做得如何，只要敢于说出这两个字，这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然是个高尚的人了。可是对“两弹一星”那代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难道不该对他们怀有感恩之心么？

我不知道以上这些所谓的现实，与“两弹一星”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也许真的风马牛不相干。但思考总是一件好事。面对“两弹一星”这样庞大的题材，思考是一条捷径。不管结果如何，《国家命运》至少是一个思考后的产物，也是它和别的同题材作品的不同之处。

我还曾经以为，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事实并不怎么愉快。这也同样来自对所谓现实的纠结与思考。其实我很明白，换一种思路，换一种角度，写成就，写辉煌，用一句奇迹去概括一切，是最保险也最讨好的办法。但那不是我想写的，更不是“两弹一星”在今天对于我们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