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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往事

2014-05-24彭继超

神剑 2013年1期
关键词:铀矿原子弹毛泽东

伟人山

毛泽东主席的两句名言

我站在中国核试验场的荒原上,看山。

已近黄昏,夕阳从山那边照来,山就成了天地间的一幅剪影。

“你看,那座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基地的一位将军笑着说。

我知道,那座大山的腹中曾爆炸过一颗原子弹,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可山就是山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你再看看,那山像不像一个人,一个我们都很尊敬的老人?”

我恍然大悟,是像!那气势如流的头发,饱满智慧的前额,高高隆起的鼻梁和坚毅的嘴唇以及下巴、胸膛无不惟妙惟肖!太像老人家了,越看越像。

我这才知道,那些长年生活在试验场的战友们,没事了就看山,慢慢就看出一些联想、一些新意来,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是谁。就给那山取了一个个名字——老人山、伟人山、毛泽东卧像。

毛泽东生前从未到过核试验场,在他逝世多年之后,试验场区的人们却觉得天天能看到老人家的形象。

人们更是没事了就看山,那山成了核试验场一大胜景。

其实山还是山,山无言,山就静静地在那里坦然地面对着历史、面对着天空。那山仿佛是一种昭示、一个象征。

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

当美国用原子裂变的火球将人类带入核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中华民族用小米加步枪为自由、解放浴血奋战。

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正在煤油灯下注视着世界。

他就是毛泽东。

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对原子弹这东西有那么精辟的见解,有那么大气、那么从容的心胸。

1945年8月13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才一星期,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毛泽东就站在延安的窑洞前,对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人群谈到了原子弹。毛泽东说:“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

“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在谈话间,斯特朗问起毛泽东对美国拥有原子弹的看法。

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对“纸老虎”这个词特别感兴趣,他停下来看看这位美国记者是否领会了它的确切涵义。陆定一最初把它译成Scare 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陆定一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

斯特朗说:是“稻草人”,农民把它竖到田里吓唬鸟。

毛泽东说:这样译不好,这不是我的意思。纸老虎不是待在田里赶鸟用的,而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

马海德在一旁听出了二者的不同,插话道:“不是Scare-crow(稻草)而是PaperTiger(纸老虎)。”

毛泽东点头笑了,说马海德讲得对,是“拍拍太根儿。”

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到原子弹,说到“纸老虎”——“拍拍太根儿”。

当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另一个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4个小时的交谈。斯诺问:“……你现在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泽东说: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后人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

斯诺问:“有人引用过你的话,说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别的国家的人可能全部被消灭了,但中国还会有两三亿人留下来,重新再干。这种报道有任何事实根据吗?”

毛泽东答道,他记不起说过那样的话,但是他可能说过。他想起了尼赫鲁访华时(1954年10月)同他的一次谈话。根据他的记忆,他说过中国不要战争。他们都没有原子弹,但是如果其他国家要打仗,那么,全世界将遭大灾难,也就是要死许多人。究竟死多少,谁都无法知道。他不是单讲中国。他不相信一颗原子弹会使整个人类毁灭,以致要想找一个政府来谈和平都找不到。他同尼赫鲁谈话的时候,曾谈到过这一点。尼赫鲁说,他是印度原子委员会的主席,原子能的破坏力量他是知道的。他确信没有一个人能生存下来。毛泽东回答说,大概不至像尼赫鲁所说的那样吧。原有的政府也许消失了,但别的政府会起来代替它们的……

斯诺认为,毛泽东最后一句话的更深刻的含义是,即使人类从地球上消灭了(进行大规模的自杀),可是生命绝对不可能被人类所造的原子弹消灭。当谈到裁军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只进行过一次原子弹爆炸,但也需要加以证明,一颗能分两颗,这样地分下去,以至无穷。但是中国不希望有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所以它们是毫无用处。为科学实验,有少数几个也就够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也不愿意有。”

毛泽东不愿意有原子弹;

中国不愿意有原子弹;

中国却不得不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当核讹诈的大棒在头顶上晃来晃去的时候,一个受尽苦难却不甘屈辱的民族不愿光着脑袋仰望别人的核保护伞。

毛泽东说:这是决定命运的

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铀元素是法国科学家克拉普罗特于1789年发现的,恰巧当时发现了天王星,这种元素就以天王星命名,“铀”就是天王星英文的第一个字母“U”的音译。

有没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1954年秋,广西发现了铀矿。那些风餐露宿的地质队员们没有想到,他们采集的铀矿石竟会那么快地飞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桌上。

谈起40多年前的故事,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记忆犹新,他激动地告诉我:“那是1954年的秋天,我们的地质专家把在广西采到的铀矿石标本送到了北京。那个矿是次生矿,开采价值不大,但这证明了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有铀,有次生矿就很可能找到原生矿。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很激动。特别是苏联顾问,当时地质部。有个苏联顾问,眼睛都瞪大了,很高兴也很神秘地说,要把矿石标本藏起来,带回苏联去研究。我把这个情况向中央、向周总理汇报了。没想到这么快,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让我到中南海去汇报,毛主席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这说明主席、中央对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视。时间大概是8月底9月份,具体记不清了,反正是10月之前,天还不太凉,还能穿丝绸衬衣。接到通知后马上带一块铀矿石,还带着一个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室。就是丰泽园菊香书屋那间办公室,当时毛主席在那里办公。听汇报的有主席、少奇同志、总理,我记得好像还有朱老总。毛主席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看了铀矿石显得很兴奋。那块矿石有拳头这么大,是黄绿色,当时我们也不懂,铀矿石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我记得当时还给几位中央领导说,看完了,大家要洗洗手。毛主席将这块铀矿石标本拿在手上,掂了又掂。他亲自用盖革计数器测量铀矿石,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毛主席还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一这是决定命运的那句话是毛主席送我们时在门口讲的。汇报完了,毛主席很高兴,站起来,同我们握手。在门口,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哟,这是决定命运的。回到部里,这句话我没传达,后来也没传达,当时觉得毛主席这是给我开玩笑,讲的一句笑话,毛主席一直讲原子弹是纸老虎,怎么又讲是决定命运的呢。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确实很重要,这里面包含着毛主席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战略指导思想。”

从讲“原子弹是纸老虎”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哟”,毛泽东整整思考了8年。他以伟大战略家和哲学家的目光关注着五洲四海的政治风云,也关注着微小原子核释放的能量对人类前途和命运带来的影响。他常常同专家和教授们一起兴致勃勃地探讨微观世界的秘密,后来西方科学家把一种新发现的基本粒子称作“毛粒子”。在那次汇报后不久,毛主席、党中央毅然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955年元月1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李四光、钱三强等人按时来到丰泽园。

毛泽东主持会议,开门见山:“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取出了黄绿色的铀矿石,说明铀矿资源和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和勘察发现铀矿石的有关情况。

中央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石标本,感到很普通的石块,会含有那种神秘的东西,会产生那样惊人的能量?这对于来自井冈山和延安的老革命家是非常新鲜的。

钱三强汇报了全世界核物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和我国这几年的准备工作,然后把探测仪器放在桌面上,又把一小块放射源放在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探测器便立刻发出“嘎嘎……”的轻微响声。这时大家都高兴地笑起来。有的兴趣正浓,也接过来试了一试,也发出了同样的响声。有的领导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气氛十分活跃。

当钱三强讲到攻破原子核发生链式反应所引起的震动,以及核物理研究成果将对整个社会发展所引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开始做总结性讲话:“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

毛泽东思考着,强调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出来。”

毛泽东看看大家,接着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就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历史征程。

1958年6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走向罗布泊彭德怀元帅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

0673就是原子靶场嘛。

这地方,最可看的风景是太阳、月亮和地平线。

丝绸之路被风沙吞没了;

楼兰王国梦幻般地消失了;

时间和空间、生命和声音似乎都停止了、凝固了;

在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建设者到来之前,人类历史已在这里中断了千年。

新的历史从那个秋天的早晨开始。

一群身穿便衣的中国军人悄悄来到敦煌,在古阳关外的大戈壁上安下营帐。

一天,在西北视察的彭德怀元帅在鸣沙山下接见了这支部队的勘察大队长张志善和政委常勇。

张志善报告说:“我们是0673部的。”

元帅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靶场嘛。毛主席说了,要搞一点原子弹……”

时任基地政治部保卫干事王丙午回忆:“1958年秋季的一天,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由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陪同来敦煌视察。彭朴素便装,轻车简从,不兴师动众。为保证首长安全,当天晚上安排他们到比较偏远僻静的莫高窟,也就是敦煌艺术研究所住宿。

“从敦煌到莫高窟25公里,当时还没有正规公路,交通不方便,所以平常游人极少。勘察大队首长派我、张玉庭、郭星奎和县公安局的几个人为彭总夜间警卫、放哨。接受这项任务,我们非常高兴,认为责任重大,一丝不能松懈。

“鸣沙山寂静的秋夜,风吹动着树枝和流沙的声音都能听清,风吹到我们只穿单衣的身上,虽有些凉,但想着我们是在保卫共和国的老帅,心里都是热乎乎的。

“次日,临行彭老总题诗留言,第一首我记不太清了,大意是古代繁荣的丝绸之路,因自然和历史的变迁,“敦煌行人稀,闹市成废迹”了。第二首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兰州灭继援,红旗向西指,春风笑苍天。”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正是对六年后“春雷”在罗布泊炸响,做了乐观而充满信心的预示。”

也许是巧合,美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新墨西哥州的那块沙漠叫“死亡地带”,而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也曾被称作“死亡之海”。

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决定了进行这种试验的人们只能到远离人烟、没有生命的地方去从事自己的事业。

在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开拓者身上,一开始就负载着这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双重使命。

为了炸响原子弹,他们要寻找广阔与荒凉;为了自身的生存,他们又渴望发现绿色和生命。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部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问题。

商丘步校政治委员后任核试验基地第一任政治委员的常勇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天,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找到常勇吹风说:“你们学校可能撤销,要领受新的任务,张爱萍副总长要当面交代。”6月中旬,张爱萍副总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召见了常勇,当时在场的有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张副总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国家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中央也做出决定,我们要搞原子弹。今年四月,军委已决定由你们负责组建两支部队,一支叫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以后搞核武器试验;一支叫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以后管理原子武器。0673部队和0674部队既是代号又是番号。你和副校长张志善到0673部队,校长贾乾瑞和校务部长洪有道到0674部队。学校的干部一分为二,0673部队可以多分一些。”张爱萍还说:“原子靶场和原子仓库这两项工程的建设,连同正在建设的002932工程都归陈士渠司令员领导,军委成立了特种工程指挥部,陈司令员兼任特工指司令员。今后的有关事宜就找他。”张爱萍最后指示常勇随陈士渠司令员去甘肃敦煌西部地区勘察原子靶场场址。

过了一两天,常勇便随陈司令员率领的勘察队到敦煌勘察。当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搞一点原子弹的时候,常勇正作为原子弹靶场选场委员会的成员随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陈士渠上将,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

马兰花,满怀诗意给复苏的大地命名

1958年12月,聂荣臻在听取万毅汇报后,同意选定罗布泊。

罗布泊地区方案是五六三工程选场委员会考虑过的一个方案,经过勘察比较,核试验场的创业者将目光重新投向了罗布泊。

张蕴钰飞临罗布泊地区上空,俯瞰着脚下的土地,眉宇间不时透着几分欣喜、一点悲怆。

环绕罗布泊淖尔这一汪苦水的是千古死寂、千里荒原。这里没有村落,没有炊烟,只有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砾漠,千姿百态的雅丹,清冷沉寂的古城废墟和触目惊心的白骨枯木……

广阔、荒凉,真是建设核试验场的天然理想场地!

他忽发诗情,喃喃吟诵:

玉关西数日,广洋戈壁滩。

求地此处好,天授新桃园……

他和他的战友们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了。

这是一片古老的国土,两千多年前的楼兰王国就建立在这块土地上。那时,楼兰正处于东西方的交通的枢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繁华的城市,水草兴旺,商旅不绝。西汉、匈奴和一些游牧民族国家经常为争夺楼兰进行厮杀,战火连绵。公元前七十七年,西汉大将霍光派傅介子杀死了楼兰王,另立楼兰王弟尉屠耆为王,更国名为鄯善,国都南迁。公元4世纪后,楼兰这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就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留给后人的是荒漠的土地、谜一样的传说和边塞诗人的苦吟悲唱……

为试验原子弹、氢弹这毁灭性的武器,张蕴钰在寻找广阔与荒凉;可是,眼前这荒凉景象又使他心中阵阵刺痛。他在楼兰古城前凭吊。他在烟尘缥缈中遐想,他觉得风沙迷漫之处似乎能看到古代军旅的大旗飘飞,自己仿佛是个披发杖剑的将军,情不自禁地挥扬起手臂校阅想象中的金戈铁马……他要在这没有生命的地方建立起保卫生命的坚强矩阵,他要使我们的民族在这动乱不安的世界中不再遭受楼兰人的命运。

12月22日,张蕴钰率领他的“吉普赛车队”开赴罗布泊实地勘察。

古代僧侣曾从这里去西方寻找灵魂的慰藉,他们看到的是恐惧:“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存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

近代探险家从西方来这里猎奇和掠夺,他们留下的是悲号:“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张蕴钰带领人马来开拓、创业,在一片蛮荒中,他发现的是希望,是力量,充满他胸中的是使命感、自豪感和如泉奔涌的诗情。

他喜欢亲自开车。在淮海战役中他用缴获的汽车学会了驾驶技术。在朝鲜战场的第五次战役中,缴获了三辆汽车只有一个司机,他曾自己开一辆,又押着美国俘虏另开一辆,把军指挥所的人员、电台运回驻地。在这里,他又一次找到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直到1966年底,选好了地下核试验场之后,他最后一次亲自把汽车开出了场区,恋恋不舍地摸着方向盘,说:“现在基地规定没有执照的不准开车,以后,我不开了。”从此再没摸过方向盘。

风沙里野炊,寒星下露营,都给了他极大的乐趣。

第二天早饭后,他们继续西行,来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黄羊大沟一带,用了三天时间对这里的地形、地貌、水源、土质进行了初步的勘察,发现这里北部有海拔5400米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它的支脉、海拔2000米的库鲁克山,南有海拔5000米的阿尔金山,南北两山组成两道高大的自然屏风。东部为土山和丘陵,再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并有罗布泊和孔雀河丰富的水源。正中是一片南北宽60公里、东西长100多公里的原始戈壁。在周围300多公里内,没有村落、炊烟,有开采价值的矿藏也微乎其微,是进行核试验的得天独厚的好场地。他们就地打下了一根木桩,这就是使用了16年之久的大气层试验场。

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勘察,张蕴钰和战士们一起喝苦水,住帐篷,斗酷暑,战严寒,经受的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30多年后,我向他问起当年的艰苦生活时,张蕴钰却微微一笑说:“怎么个艰苦,我说不出。那时候,对生活是不介意的,看到孔雀河,能喝到苦水也觉得很不错;住帐篷,也觉得比战争时期住战壕强多了,至少没有敌人飞机、大炮轰炸吧。对苦不以为苦,相反觉得能尝此苦是幸运。当时对个人的考虑都被雄心壮志淹没了。旺盛的情绪压倒了一切艰辛。真正折磨人的困难,是科学技术上的难关和工作上的难处,使人浴寒风而汗流,暴烈日而寒战。可是,每当解决一个难题,心里那个高兴啊!就想作首诗。”

他让我看了他的诗集,前言上写道:“我于1958年奉命入新疆组建核试验靶场,历经十余年,并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自然之景入眼,心血之涌成言,实时记事,乘心书情,偶有诗作………其中30多首诗,都是在这片大戈壁上写的。

像茫茫夜空有星光,浩浩大海有岛屿,荒凉的大漠中也有清泉,有鲜花,有绿洲。

1959年春天,张蕴钰率领核试验基地的创业者穿越漫漫沙海,从罗布泊地区来到博斯腾湖。清凉的湖水,肥美的土地使饱经风沙的勘探者欣喜若狂。

张志善起草的一份电报说:“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点香味……”

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看到电报后拊掌大笑:“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啦……”

是的,在这些豪迈的创业者心中,,核试验场的一切都能引起诗的想象,诗的情感。

他们满怀诗意给这片复苏的大地命名。

泉水边,一点雁影掠过,这泉便成了雁翅泉;

沙沟里,一群黄羊出没,这沟便命名为黄羊沟;

孔雀河畔,几丝摇曳的芦苇,这里就成了孔雀的彩屏,名之日开屏村;

还有那骆驼山、蜻蜓山、雀儿沟、白云沟……都倾着他们美好的诗情。

最富有诗意的名字是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马兰。

在人们的想象中,谁能把这美丽的花朵同那熔铁化石的原子之火融在一起呢?

名字是张蕴钰取的。

据考证,一说是:“部队选的生活点,原是一片盐碱滩,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马兰草。五月,基地领导在此规划蓝图,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提议,大家一致赞同,命名马兰村。”还有一说,马兰这个名字和楼兰也不无关系,当马兰建成了一座美丽的戈壁新城,建立起自己的电视台之后,基地同志请老司令为电视台命名,张蕴钰沉吟片刻,说:“就叫楼兰电视台!”

我们无须比较、取舍,两种说法都很有诗意。愿我们的事业像雷霆般壮烈,生活像鲜花样美好。

愿楼兰大地上中断的历史在今天得到延续和发展。

在北京,我告诉已经离休的张蕴钰,这两年,南疆地区卷起了一阵“马兰热”,每逢马兰花开,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青少年都从数百里外来旅游,少年儿童在马兰广场举行入队仪式,一对对恋人在马兰的绿树丛中举行婚礼……

马兰,已深深扎根在边疆各族人民的心中。

张蕴钰欣慰地笑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应该修马兰志。马兰,应该印在中国地图上……”

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是有个这样的故事: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是基地成立的日子。

基地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在马兰的一个地窖中,一窝小燕也正在破壳、出世。

一大早,张蕴钰就站在地窖门口,悄悄地嘱咐每一个前来开会的人:

“把脚步放轻一点,把嗓门压低一点,别惊扰了燕子。”

中国核试验基地就在创业者的慢声细语中,在一窝乳燕的呢喃声里宣告诞生了。

中国的第一任核司令在基地成立的时候竟是那样关心一窝燕子,当时,他想了些什么呢?

20多年后,在北京与他交谈中,一提到这窝燕子,张蕴钰那双铁灰色的眼睛立刻变得柔和起来,声音竟有些颤抖:

“哦,那一窝小燕……大漠上,有这些小生命,不易……”

在那一刻,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觉得自己像沐浴在细密的春雨之中,心里一阵阵发痒、发甜……

(节选自彭继超长篇纪实文学《罗布泊丰碑》)

责任编辑/刘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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