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

20 14年1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96岁的程开甲身着深蓝色唐装，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程开甲是中国第一代铸造“核盾牌”的核心人物之一，是跟“魔鬼”打交道的科学家，在中国荒无人烟的西北核试验基地一蹲就是22年。他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之为“核司令”，但是他把自己称作“老战士”。

程开甲在生活上“酱油瓶倒了都不理”。走进他的家，质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西北戈壁滩，一直保持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他一生求索创新，虽然参加核武器研试20多年，却没发表过论文。朱光亚曾经说，程开甲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这种纯粹，让他除了科研再无杂念。

现代物理学大师玻恩得意门生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于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商人家庭。祖父程敬斋精明能干，练得一手经商的绝活儿——左手拨算盘，右手写字，一心二用，既准又快。“开甲”这个名字就是祖父特意为他起的。家里有六个女儿，程开甲是第七个，祖父希望他将来考状元，“开甲”就是考上状元、独占鳌头的意思。

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程开甲6岁时，父亲病故，生母在程家成了多余的人，受尽了白眼和屈辱，终离家出走。母亲走后，小顽童程开甲既没人疼爱，也没人管教，他无依无靠，像匹小野马独来独往，有时孤僻不愿见人，有时顽皮胆大包天。家里将他送到私立小学，课上课下他都玩得不亦乐乎，不好好读书，小学二年级连续两年“留级”。

1931年，程开甲考入离家20多公里的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著名的科学家李政道和陈省身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读到初二，程开甲从图书馆里借来许多科学家的传记，他着迷地读着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法拉第、居里夫人、巴斯德、詹天佑等科学家的传记。

程开甲在中学时代有幸碰上一个非常好的数学老师姚广钧。姚老师十分重视对学生数学技能的记忆训练。在姚老师的指导和训练下，程开甲能将圆周率轻松自如地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数。“我很有想象力，我想造个自动的船，不用烧煤，类似于永动机。这是瞎想，但老师很赞成我的想象力。我下定决心要当科学家。”程开甲回忆说。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公费生”。当时，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程开甲所读的物理系是浙江大学的一支“王牌军”，在这里他幸运地遇上了对他影响很大的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大三时，程开甲听陈建功教授的复变数函数论课后，敢于挑战难题，撰写了《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保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的论文，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赏识，并推荐给英国数学家Tischmash教授发表，之后文章被苏联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

1946年，经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玻恩教授的学生。玻恩一生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程开甲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玻恩那里，他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镭》和苏联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超导论文，并于1948年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在玻恩身边的四年，他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特别是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分歧，还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

1948年，在苏黎世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连大会主持人泡利都无法裁判。玻恩听到此事很高兴，跟他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玻恩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而能对经典常规实施超越。这次谈话，让他终身受益。

1948年秋，程开甲获哲学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当听到解放军击败阻挠渡江战役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时，程开甲婉谢导师和朋友好意，购买了建设祖国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于1950年8月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程开甲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为培养原子能研究人才，1958年程开甲再一次改变专业，与施士元一起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教研室，创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程开甲带领几个年轻教师研制出一台双聚焦β谱仪，成功测量了一些元素的电子衰变能谱，接着又研制出一台直线加速器。

蹲守罗布泊22年，爬过核爆炸试验爆心

1960年的一天，程开甲突然接到调令，让他去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报到。到北京才知道，他被钱三强点将担任核武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一职。那时候参与原子弹研制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守保密原则：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程开甲从那天开始，在科学界销声匿迹了几十年。

当时，毛泽东决定在1964年把原子弹搞成。朱光亚负责整个技术工作，他认为九院的研制部门应该集中精力把原子弹研究出来，关于试验这部分，另外找一帮人搞一支队伍。程开甲作为研究所技术负责人，带领只有4个人的团队，开始筹备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建立核试验的研究所。

44岁的程开甲去了以后，首先有一个想法，为了核试验工作，要把研究所办得真正像一个研究所。这不只是完成第一次核试验任务，更要把它当做一个科学研究来做。他建立了五个研究所：理论研究所、光学研究所、力学冲击波研究所、核辐射研究所、电子学和控制研究所。这五个研究所各负其责，把核试验的几个主要部门都包括了。

西北核试验基地初建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喝苦水，战风寒，打只野兔会顿餐。不仅粮食吃不饱，戈壁滩上水也珍贵，早晨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洗手、晚上洗脚，澄清了洗衣服。有时水紧张了几天不洗脸。

罗布泊场区里有条孔雀河流过，名字虽然好听，但水里含镁原子，有毒，吃了会泻肚子。“我们只能喝这个水。最好的东西是哈密瓜，拿来后我们会好好欣赏，然后一直吃到皮都没有了。我们到总指挥张爱萍那里去，他都会请我们吃哈密瓜。”程开甲回忆说。

程开甲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测得各项参数和试验产生的效应数据。为了制造中国的原子弹，他的时间表上没有节假日，一搞起科研来，经常通宵达旦，忘了吃饭睡觉是经常的事。

有一次，程开甲一门心思研究光辐射和力学冲击波能量问题，把吃午饭忘了。当他走出办公室看到别人在午休，他奇怪地问：“你们为什么白天睡觉？”同事们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告诉他现在是午休时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连午饭还没吃呢。这样的事对他来说不足为奇。

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方式，最初的方案是飞机投掷。程开甲经分析研究否定了空爆方案，他认为，第一次试验就用飞机投掷，一是会增加测试同步和瞄准上的困难，难以测量原子弹的各种效应；二是保证投弹飞机安全的难度太大。经精心计算，他提出采用百米高塔爆炸原子弹的方案。1964年9月，罗布泊竖起了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原子弹就安装在铁塔顶部。

核试验前夕，挖好的一条条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程开甲分析后提出：把所有的电缆沟都铺垫上细沙子。在一次检查中，他发现细沙子没有按标准去铺，立即要求返工。工程队的人不干了，因为已经铺了不少，光返工就得重拉几百车沙子。程开甲坚持说：“不这样就是不行！”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惊天动地的巨响中，百米高塔上空腾起蘑菇云，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

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成功。在地下深层岩石中发生的核爆炸，核能的释放产生了瞬间的光、热、声和冲击波，巨大的能量被封闭在地层深处。那里埋藏着看不见的核爆现象，也埋藏着看不见的核污染的恐怖。由于地下核爆方式的特殊性，对核爆炸试验的现象和填塞的安全性都无法有感性的认识。为了能对地下核爆炸做到心中有数，程开甲决定要解剖“这只麻雀”，他提出爆后开挖。

在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后，经过开挖，程开甲和朱光亚决定进入地下核爆后的测试间去实地考察。程开甲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无惧危险，穿上防护衣、戴上手套和安全帽进入坑道，钻进刚刚开挖的直径只有80厘米的管洞，匍匐着爬行十多米来到了测试间，见到这里四周布满了黑色玻璃体，就像一座怪异的水晶宫。他们继续在一个个异常闷热的孔洞中匍匐向前爬行，最终爬行到坑道末端的产品房——爆心，仔细观察四周奇妙的爆炸效应，完成了洞内探察。程开甲和同事们终于取得了中国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与应用开拓出成功之路。1980年以后，中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部转入地下。

老骥伏枥，回到最初的科研起点

在罗布泊的20多年中，作为中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程开甲成功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他白手起家筹建了包括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一系列学科，对核试验林林总总的事情，他都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在基地，程开甲与大家争吵最多的就是试验测试技术上的问题。有时为一个问题，他们能争论一天一夜。在科学技术问题上他从不让步，他和张蕴钰司令员争过，与白斌司令员争过，也和其他技术人员争过，他不会因为对方级别职务高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一切都要按科学规律办，丁是丁，卯是卯、黑是黑，白是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能和稀泥。

1984年春，程开甲接到上级调他到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的命令，与他前后调入科技委的还有张震寰、钱学森、朱光亚、陈芳允、叶正大等科学家。

“为什么要调我走？我不想离开新疆，我是做技术工作的，离开了研究所我还搞什么研究？我可以留在基地，留在研究所当研究员，可以不当领导，只做一些具体工作。”他喃喃自语。实际上，国防科工委看这些老科学家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贡献，在偏远的戈壁滩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想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离开一线，做一些国防力量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

程开甲内心有深深的不舍和眷恋。离开基地，意味着他要与生活了20多年的戈壁告别，与同甘共苦20多年的战友告别……而此时，由他倡导、领导和亲自参与的核试验近区物理测量系统已臻完善，但有许多工作还要深入。他单独与科工委领导进行了一次深谈。谈话让程开甲终于释然：“以后我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也有经费保障。”

离开基地前，程开甲把20年来他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过的地方重新走了一遍，拜访那些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戈壁滩激情燃烧的岁月留给他的记忆太多了，每见到一个熟悉的战友，他都有说不完的话……

从新疆搬家到北京，他的夫人高耀珊把许多东西都送给了别人，唯独千里迢迢带回了一株葡萄树，栽种在北京的家门口，以示对罗布泊的眷恋。

在北京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思念基地和战友们，程开甲的心情都不怎么好。他在书房写了一幅字：“制怒、冷静、休息、不着急、不生气”，希望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

最终，程开甲还是在科研领域找到了慰藉。他重操旧业，受聘成为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顾问，在超导理论及其应用方面潜心探索。他以科学家的敏感，高度关注着材料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开展了材料力学、电学等性能的微观电子理论研究。

程开甲与他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玻恩教授共同提出超导电性双带理论，初步建立起一套“超导机理”的研究理论。研究中，程开甲在电脑上打出英文书稿，尽管女儿程漱玉和他天各一方，但还是倾力协助做计算和校对，近20万字的英文专著终于问世。接着，女儿又用中文整理出版。现在，程开甲仍不倦地对材料科学的理论和应用开展创新性研究，建立了程氏“TFD”电子理论，并在一系列的试验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晚年生活

如今，程开甲已是96岁高龄。在总装备部机关的食堂里，每天中午都能看到他健朗的身影。他每日清晨早起打上一套太极拳，夜晚闲暇时光，喜欢读《古文观止》、《孔子》、《孟子》一类的古书修身养性。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在戈壁滩工作的那些年，最初还没有计算机，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陪伴了程开甲半辈子，他养成了独特的习惯——爱在小黑板上演算课题。他的家里有一块茶几大小的黑板，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进新居，装修时专门空出一面墙装上黑板。每当思考问题或者搞演算，他总爱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有客人来讨论学术问题，他也让对方把想法写在黑板上。他至今还保持着许多过去的习惯。年过暮年，他又学会熟练地操作计算机，在科学领域中进行着独具创建的研究。

现在，耄耋之年的程开甲依然脚步匆匆，走起路来腰杆笔直，生活上依然一丝不苟。他的“外包装”就具有明显特征——过去在基地当副司令时，军装风纪扣从不随意马虎；后来到北京，军装和领带也从来都是那么规规矩矩；如果是参加学术会议着西装，那更是熨帖、笔挺，颇有学者风度。

程开甲知道，核试验事业是一个尖端的事业，也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人才。他创建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是中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

程开甲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资深院士。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奖励。1999年，他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又为他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他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摘自《凤凰周刊》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