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霞，孔垂婧，温宏坚，宋旖旎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一、引 言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实现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要实现一国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经济成本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速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环境与资源的丰裕程度和可持续的生产能力。因此，有效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一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必备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态势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更是首次单篇论述了生态文明，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但是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无论是在评估地方政府业绩还是政府资金投入绩效等方面，目前衡量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经济绩效上，近年来逐步开始重视社会公平绩效的评估，仍然很少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作为衡量标准之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一套系统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为此，本文对国内外评估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与整理，并对各类评价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为有效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各类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及评价

(一)生态足迹(EF)与生态承载力(BC)

生态足迹(EF)是一种从需求角度来测量人类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时，所需消费的自然资源量及所产生的废物需要多少生物生产性土地和水域来满足的方法。它最早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E.Rees在1992年提出［1］，并由他的学生Mathis Wackernagel进一步完善［2－7］。该指标体系依据人类生产生活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将土地资源划分为包含耕地、草地、林地、渔业水域、建筑用地和碳吸收用地等在内的六类;通过最大限度地涵盖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者整个地球自然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来计算生物生产性土地的需求量，并与该区域现有的真实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进行比较，以此来判断该区域是否处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之内，是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和自然资源的供给量是否平衡的重要方法。目前该指标已经被世界上众多学者广泛应用于资源经济、生态经济、消费经济等领域，用于测量生态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8－15］。

而生态承载力(BC)则是一种从供给角度来测量生态系统能够为维持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性活动所提供的最大化有益生物资源，并吸收由人类所产生废物能力的方法［16－17］。生态承载力指标常常与生态足迹指标一同出现，生态承载力代表了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供给量和吸纳废物的最大容量，而生态足迹则代表了人类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所需要的自然资源需求量和废物产生量，二者是一对相互匹配的指标。生态承载力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者Ernest Burgess和Robert Park在1921年首次提出。之后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在自然资源短缺、全球生态环境面临巨大挑战、人口数量不断膨胀的趋势下，生态承载力指标才逐步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矿产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旅游资源承载力、城市人口承载力、综合生态环境承载力等。

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指标之后，产生生态盈余(Ecological Remainder，ER)或者生态赤字(Ecological Deficit，ED)，即生态足迹值减去生态承载力值的剩余值。若该值为正值，则为生态盈余，说明该区域的生态资源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支持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若为负值，则为生态赤字，说明该区域的生态资源在当前已经不足以支撑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处于生态环境透支的状态。根据Global Footprint Network组织所提供的计算数据，自1988年以来，生态承载力已经无法满足人类产生的生态足迹，地球已处于生态透支的状态。

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通过计算人类活动占用的生产生活型面积建立了消费需求与资源供给之间的直观联系，具有简单明了的优点。但这两个指标在计算过程中均忽略了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因素，计算出来的结果可能会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偏差。对于生态足迹指标而言，因为现实中土地功能一般具有多重性，而非如假设所言具有空间互斥性，所以计算结果存在较大误差。另外，在计算过程中，生态足迹指标未把自然生态系统提供资源、吸纳废弃物的功能描述完全，忽略地下资源和水资源、环境污染和毒性物质、臭氧层破坏、土地沙漠化、水体富营养等问题，未考虑CO2之外的其他温室气体，忽视了海洋吸收CO2的作用，生态足迹理论的计算方法是否合理还有待研究［18］。对于生态承载力指标而言，忽略了先进技术对于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作用，也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作用，其计算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有偏离。而且作为一种静态分析方法，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指标均难以对未来进行预测。

(二)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HANPP)

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HANPP)是一种反映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占用程度的指标，由Lieth等人在1975年首次提出。所谓净初级生产力(NPP)是指绿色植物在太阳光合作用下的生物物质年生产总量减去因植物自身呼吸作用所消耗掉而剩下的有机物质。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值理论上是由没有人类干扰的潜在净初级生产力值(潜在NPP)减去当前生态循环中现有的生物生产力(NPPt)值的剩余。而实际上由于环境的恶化、生态环境的改变等原因会损失掉一部分生物生产力(ΔNPPLC)。同时，净初级生产力值并非只供给人类所使用，在地球上还存在着大量的野生动物等生命体，它们也需要占用一部分净初级生产力值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如果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值过高，则意味着留给野生动物等其他生物的净初级生产力值更少，如果这种情况不断扩大，则不利于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物种的多样性［19－20］。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相关的学者计算出人类所占用的净初级生产力值已经达到潜在净初级生产力值的20% ～40%［21－24］。Imhoff，Bounoua等人经过计算得出全球对陆地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值为14%～26%，在西欧和中南亚一些国家甚至高达70%。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过度占用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高度担忧［25］。

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是一种评估区域性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物理量衡量方法，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结果以人类占用初级生产力的比例出现，结果一目了然，易于理解。但是该指标体系缺乏权威性的阈值，没有学者明确确定一条界线，明确指出人类所占用的净初级生产力值达到潜在净初级生产力值的百分之多少，生态环境就处于一种危险状态，所以计算结果在一定范围内比例水平的高低似乎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另外该指标体系仅仅针对特定地域的土地开发利用，对于进口物品(如化石能源、矿产等)所占用的初级生产力值忽略不计，影响了一个区域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值的准确度。另外，由于目前水生态系统的数据尚不充足，因此在水域比例较大的地区精确计算本指标存在较大难度。

在旧的刑事诉讼法制度下，逮捕的审查是一种典型的双方结构模式，即逮捕审查的一方是侦查机关，另一方是检察机关。这种模式完全忽略了犯罪嫌疑人在程序中的主体地位，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也被无情地剥夺，检察机关作出逮捕决定时往往只听取侦查机关单方的意见，不能做到兼听则明。根据司法化的要求，逮捕审查程序要从以前的双方结构变成三方结构，即形成控、辨、裁共同参与的三方格局。

(三)环境可持续指数(ESI)

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是从多个层面来测量一国或地区是否保持良好生态环境能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方法，最早由Samuel－Johnson K.and Daniel C.Esty在2000年提出，此后由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开发，并在随后的5年先后推出了2001ESI、2002ESI以及2005ESI。该指标将76个变量整合成为21个指标，进而形成五个部分，即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s)、环境压力的减缓(Reducing Environmental Stresses)、人类(对于环境变化)脆弱性的减缓(Reducing Human Vulnerability)、社会与体制(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和(对于生态环境的)全球参与管理能力(Global Stewardship)。按照等权重原则计算出各指标值得分，最终得到ESI分值［26－29］。该值数值越高，表明其环境可持续性越强，越有利于未来保持良好的环境状态，反之则说明可持续发展能力越低，需要加强环境管理，控制污染，提升生态环境绩效［30］。

ESI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发，跟踪了一国或地区能够反映自然资源禀赋、过去与现在环境污染程度、环境管理力度、对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贡献以及一国或地区提升生态环境绩效的能力等多个变量，所包含信息众多，为环境政策的制定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评估提供了坚实的分析基础。但ESI面临的最大问题也在于其十分全面且具体的测量范畴，对于各国的统计数据精度和统计项目要求较高，在很多国家难以计算，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ESI对不同国家相关政策制定的指导作用。同时由于各国之间的测量方法不是很统一，导致数据的权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减弱，难以进行国与国之间的精确比较。

(四)环境绩效指数(EPI)

环境绩效指数(EPI)是2006年由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YCELP)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在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基础上联合开发出的评估环境绩效的指标体系。EPI以环境健康(Environmental Health)和生态系统活力(Ecosystem Vitality)为目标，最终形成了22项更为精细且更容易为政府所统计的结果导向型指标，并整合成为10大政策范畴(Policy Category)，通过计算每个指标得分并按照给定的权重最终得到系统EPI分值。EPI数值越高，表明其环境可持续性越强，反之则说明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环境绩效偏低［31－33］。

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2006年开始每年定期公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EPI得分，中国2000年以来的EPI得分如表1所示，稳定保持在40分偏上的水平，与世界其他各国相比，中国的EPI一直以来均处于分值偏低的水平①欧美等发达国家的EPI得分普遍处于60分以上水平。，说明中国近年来的生态环境水平较差，具有很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

表1 2000—2012年中国EPI得分

EPI作为一种评估生态环境绩效的工具，其最终落脚点是要为政府提供制定环境政策的指导，通过世界各国EPI得分及排名情况，可以了解同等EPI分数段国家间在政策上的差别以及政策落实程度的差距，同时反思环境政策绩效提升的空间［34］。尽管EPI指标是在ESI指标的基础上简化而来的，但仍然面临着数据缺失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仍然计算不出EPI值;另外，EPI各个政策范畴或指标权重的确定带有鲜明的主观性，所以在最终的分数及排名上具有一定的争议。

(五)环境脆弱性指数(EVI)

环境脆弱性指数(EVI)是从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风险(Hazards)、抵抗风险的能力(Resistance)和生态环境系统被破坏后的损坏程度(Damage)三个方面来对一国或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和恢复弹性②所谓恢复弹性是指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时是否还具有自我恢复的能力。进行评价的指数，由南太平洋应用地球科学委员会(SOPAC)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2005年共同开发［35－39］。

EVI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在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风险、抵抗风险能力和损害程度三个一级指标下具体计算包括50个二级指标的基础上来综合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否脆弱、是否具有自我恢复的弹性［40］。每个指标用1－7来进行评分，1代表生态环境不脆弱，最不易遭到破坏，7表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最容易遭到破坏。最终计算得出的EVI值介于100～700之间，EVI值越低，说明该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越不脆弱，越具有自我恢复的弹性，反之则说明生态环境越脆弱，越容易遭到破坏。在计算全球的EVI值时，学者们通常将EVI值划分为五个区间:(1)EVI≤215，代表生态环境是具有自我恢复弹性的;(2)215＜EVI≤265，说明生态环境面临危机;(3)265＜EVI≤315，说明生态环境脆弱;(4)315＜EVI≤365，说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5)X＞365，说明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EVI指标的计算结果同样易于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一国政府进行生态环境决策或进行生态环境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但该指数也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确定指标权重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可能会导致在同一地区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调研而得到不同的结论;第二，在计算EVI值时，只是基于影响该地区环境脆弱性的内部因素进行测算，而忽略了外部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外部因素的影响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会导致EVI值与实际生态环境脆弱状况不相匹配的状况。

(六)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WI)

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WI)是隶属于健康评估方法(Wellbeing Assessment)中的一个指标［41］，所谓健康评估方法是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类和生态系统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先后在1994—1996年和1997—1999年经过两个阶段的测试、改进并最终开发出来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EWI是一个从非常广泛的领域来衡量生态环境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具体测量范围包括土地、水、空气、物种和基因、资源使用五个方面，在这五个一级指标下面，每个一级指标包括两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又涉及不同研究者自设的三级指标。EWI分值介于0～100之间。EWI分值越高，说明生态环境系统越健康，反之则说明生态环境系统越不健康［41］。

鉴于EWI所测量领域的广泛性，一国或地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状态以及该地区在实施保护管理行动前后的变化均能通过该指标体现出来。同时，EWI和EVI指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生态系统的健康支撑着环境的弹性，较低的EVI和较高的EWI均表明生态环境具有较好的承载力和可持续性，不容易遭到破坏。

EWI指标的优点在于能够真实地体现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状态，同时也可以有效评估和监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在实施保护管理行动前后的变化。但若通过该方法计算一个包含许多国家在内的区域性EWI值时，由于按照平均权重进行计算，可能掩盖了某些生态系统健康性很差的国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该区域每个国家的生态系统健康程度。

图1 生态系统健康指数指标体系

(七)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

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是2007年由中国科学院课题组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是衡量一国或地区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综合绩效指标［42］。该指标主要考虑了9种资源消耗和污染物，具体包括能源消耗总量、用水总量、建设用地规模(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固定资产投资、化学需氧量(COD)、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定废物产生量、化肥施用量和农业使用量(表征面源污染状况)［43］，其计算方法是用某地区某种资源消耗或污染排放总量与该地区GDP总量的比值比上该国该种资源或污染物总量与全国GDP总量的比值，然后对这9种资源消耗和污染物中的每种资源或污染物进行加权平均得到REPI分值。REPI值越高，表明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绩效越差。

如表2所示，笔者以2000年为基期，对我国及东中西部进行了REPI值计算，得出了2000—2011年我国及各区域历年REPI值及其变动趋势。可以看出，总体而言我国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从区域视角来看，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东部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且呈现出差距不断扩大的态势。

REPI指标最大的优点是将一国或某地区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与本国或本地区的GDP联系起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消耗一定的资源获得最大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能力，或者在获得一定产出的同时污染最小化的能力。而且REPI值所涉及数据比较容易收集，计算方法简洁便利，较为容易获得REPI值。而其缺陷则在于该指标值没有考虑9种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以外的其他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如当前对于严重影响我国空气质量的PM2.5值等指标并没有在REPI指标的考虑范围之内，REPI值应该随着现实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来进行动态调整。

表2 2000—2011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REPI

三、各类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

通过分析各类评价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指标体系，不同的方法具有不同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为了方便研究和使用上述七类指标，如表3所示，本文对各类指标进行了具体比较分析。

第一，从各类指标所考察的范畴来看，生态足迹(EF)与生态承载力(BC)、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指标(HANPP)均为单一指标，而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环境绩效指数(EPI)、环境脆弱性指数(EVI)、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WI)及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均为综合性指数，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诸方面，理论上所反映的生态环境状况更为全面和准确。与前几个单一指标相比，若能较为精确地计算出综合性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指标值，对于一国或地区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和生态环境的管理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从计算各类指标所需数据的可得性来看，由中科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提出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所涉及数据量较少，最容易获得各项数据;相对而言，由于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环境脆弱性指数(EVI)和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WI)等指标所考虑的生态环境各个层面较为全面、系统，所涉及的最低层级指标甚至高达76个之多，在许多发展中及落后国家通常难以测量如此微小指标。为此，在计算这些综合性指标时，需要采用各种统计方法来解决数据缺失问题，计算复杂，结果的准确性难以保证。相对而言，在发达国家，如欧美等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也日益提高，测量工具和方法也较为成熟，国家及地方相关环保部门所提供的数据越来越详细，由此计算出诸如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环境脆弱性指数(EVI)和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WI)等指标相对比较精确，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生态环保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和全面性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指标可能更适合应用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则不太适用，计算结果不可靠。

第三，从各指标的应用范围来看，虽然不同的学者把以上7类衡量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方法应用到了不同的国家、地区乃至县市及特定系统中，但根据各个指标的假设和计算方法，生态足迹(EF)与生态承载力(BC)指标更适宜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和分析，因为计算范畴越微观，要把微观地区的每一项消费项目与其明确的空间位置联系起来还需要充足的数据作为支撑，目前许多地方的统计数据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对于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HANPP)指标而言，由于数据的缺乏，目前对于该指标的实证研究多数停留在全球和国家范畴，较为微观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对于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环境绩效指数(EPI)环境脆弱性指数(EVI)和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WI)这四个指标而言，由于它们所需数据十分详细，主要应用于发达国家和全球性或局部性的比较和分析，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即便计算出结果，其精确性也很难有保证。对于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指标而言，应用于地区和国家的范畴比较合适，过于微观层面的研究需要微观层面的有效数据作为支撑。第四，从各指标的优缺点而言，正如文中所述，不同的指标体系具有不同的优缺点，但相对而言，通过对不同学者对各个指标的应用频率来看，生态足迹(EF)与生态承载力由于其提出时间相对较早，计算方法比较简单，所需数据比较单一，其应用最为广泛;其次是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环境绩效指数(EPI)环境脆弱性指数(EVI)和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WI)这四个指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研究领域获得了相对较高频率的应用;而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HANPP)由于数据缺乏、缺乏可持续性的评价阈值、生物量进出口问题等致命缺陷，近年来无论国内外，应用该指标来评价一国或地区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研究相对较少;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由于其计算方法比较简单、数据容易获得，从该指标被提出之后，陆续有国内学者应用该指标对我国某些省份、区域及整个国家的REPI值进行了计算和比较，但该指标的应用仅限于国内，并没有在其他国家得到推广和应用。

表3 各类评价指标的比较

四、结 语

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绩效评价工具，目前不同类型的指标体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评价效果也得到了各界的认可。如何选择或者建立一套适合评估中国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指标体系对于我国考核地方政府业绩、政府资金投入绩效、政府环境管理绩效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我国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开展环境评估的先进经验，将之应用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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