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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善学 面子书记

2014-05-14韩永

中国新闻周刊 2014年34期
关键词:长治市长治吕梁

韩永

他的名字,就是个很好的自我介绍。

几段工作经历,都对“善学”这个名字做了很好的诠释,这不仅表现在他颇有见地的文章中,也表现在他对政策的精准把握,以及累积政绩的路径选择上。他以“聪明”在官场闻名。

他所做的事,往往在获得官方认可的同时,在民间激起巨大争议。多位与他打过交道的受访官员说,此人做事有时候过于“眼睛向上,导致上下失衡”。

他是杜善学,58岁,山西省省委常委、副省长。在8位落马的山西省部级官员中,他是最为“沉默”的一个,除了间或传出的自残的传闻外,媒体上有关他的信息依然寥寥。

升迁里的文章

浓眉、 厚唇,天庭饱满,杜善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长得有福气。他总是面带微笑,露出上面一排洁白的牙齿,让人感觉很亲切。

1978年3月,杜善学从运城老家来到太原,开始自己在山西财经学院的4年求学路,专业是会计。这一年,杜善学22岁。

上大学之前,他已在临猗县财政局工作了两年。他在大学选择了会计专业,也与此有关。

这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学生们对知识充满了渴求。杜善学悟性很高,加上此前两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在学习中更容易融会贯通。大学四年,他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毕业后,杜善学被分配到山西省财政金融贸易委员会工作。这是山西省宏观经济的管理部门,发改委的前身。在这里,杜善学展示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一身的机灵劲儿,被同事们称为“眼里有活的小伙子”。他的一些同事当时就认为,这个有着亲切笑容、专业知识扎实又头脑灵活的小伙子,日后定会有发展。

1983年6月,杜善学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工作变动,被调至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第三办公室,负责为省政府领导起草文件。在很多人看来,这表明杜善学已经得到领导的关注。

在此期间,他结合十二大的精神和山西的情况,写了一篇《管理预算外资金探讨》的文章,发表在山西财经学院的学报上。文章依据十二大“全国一盘棋”的财政理念,提出要对预算外资金进行管理,但同时又要避免“一统就死”的老路子。他提出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并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建议。

这篇文章,是杜善学第一次在政策性论文上小试牛刀,充分展现了其对政策的敏感,以及利用自己的专业联系实际的能力。在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他多次展现了这方面的能力,并收获颇丰。

1985年3月,杜善学调任尚在筹备阶段的山西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这是一家山西省财政厅下属的企业,主要从事信托、证券等业务。4年后,这家公司更名为山西省信托投资公司,是该省唯一的地方金融控股集团。

从此,杜善学正式进入山西省财政厅系统,直到18年后赴任长治。在这期间,他用了8年时间,从副处升至副厅。升任财政厅副厅长时,他只有37岁。

从26岁大学毕业到官拜副厅,杜善学用了11年时间。在这期间,他跨越了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5个级别,每升一个级别的平均等待时间只有2.2年。

他多年前表现出的善于抓政策并与实际相联系的特点,在他的升迁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每逢中央重大的政策出台,他都会有一篇紧扣政策脉搏的论文问世,这让他保持着比其他官员更高的曝光度。有人分析,这一行为模式,与他日后热衷的城市建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容易被外界尤其是领导看到。

这个手法颇为奏效,在先后主政长治和吕梁之后,杜善学得到了进一步升迁,进入了山西省委班子,成为省委秘书长,仅一年后又升任副省长。

大树进城

2003年2月,杜善学离开工作了18年的财政厅,前往长治,1个月后任该市市长。他在这个人文之风甚浓的城市待了近8年,其中前5年是市长,后3年是书记。

对杜善学来说,这是一次跨度很大的职位调整:从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条”的岗位,到了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块”的岗位。对于一个从相对封闭的财政领域走出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切入难度不大又容易见效的领域:城市建设。

长治市城建系统的一位处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善学选择城建作为突破口的聪明之处在于:有吕日周重视城建的底子,切入起来不会太难;在一“煤”独秀的山西省,以煤来谋取GDP增长的路子已没有新意,而城建的思路独此一家,更容易引发各方关注;而环境的改善,又为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从而为经济发展独辟了一条蹊径。而对杜善学来说,这则是一条政绩积累的捷径。

杜善学赴任长治时,该市刚刚送走了上一任市委书记吕日周。这个颇具争议色彩的主政者,给长治流下了太多的个人烙印。继任者要想在这座城市立足,必须有更好的角度和更大的力度。

2005年,杜善学在《经济问题》上撰文《用实力构建“魅力城市”的和谐与发展》,正式提出了“绿色长治”的目标。他将这一目标放在“中部崛起”和“循环经济”两个大背景下进行论述,让这一目标看起来更像是大势所趋——将自己要做的事情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也是杜善学谋求正当性的一种惯用手法。

此后,“绿色长治”成为杜善学着力经营的一个方向。它达到高潮的标志,是2008年10万棵大树进城。这些以国槐、杨柳和法桐为主的大树,胸径都在10厘米以上,价格每棵在500元上下。这些树栽下去之后,长治在一夜之间变得“绿树成荫”。

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里,杜善学曾经为大树进城算过一笔账:从2006年至2010年,长治市在绿化方面筹集了18.7亿元,其中政府投资16.6亿元,其余来自煤炭企业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這笔投入,在长治市节节升高的财政背景下,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并不高,还不到5%。但长治市教育系统的一位官员提醒记者注意:到2013年,长治市教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还不到4亿元。

杜善学种树,对一些特殊路段会有特殊的关照,比如在广场、市区的主要街道以及领导视察时常走的路线,他都要求在品种和规格上向高标准看齐。

“我市对外展示形象的主要窗口,种植时既要考虑品种、规格、数量,更要注重整体景观效果,尤其是广场所种树木要彰显出珍贵,彰显出气势。”

杜善学似乎对城市的“气势”有特殊的偏好。他说,自己希望通过大树进城,达到“连片成林、举目皆树、震撼人心”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他还说过“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等体现视觉震撼力的词。曾有专家把这些词串在一起分析,得出了杜善学爱面子工程多过脚踏实地的结论。

政绩争议

对杜善学主政长治的评价,有各种说法。

早在大树进城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山西省委党校的一位教授,应杜善学之邀到长治作讲座,却不给主人面子,在会上公開对这一做法提出批评,说大树进城是劳民伤财之举,让坐在台下的杜善学非常尴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参加了两个以评价杜善学为主题的饭局,席间,官员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争执。其中政法系统的两位副处级干部,分别代表了反对派和支持派。反对他的人认为,杜善学除了搞面子工程外,8年时间里对长治几无贡献;但包括长治日报社一位前社长在内的支持派认为,杜善学对长治至少有三方面的贡献:一、在任期间经济发展较快;二、为该市赢得了一些城建方面的荣誉;三、在煤炭安全上局面良好。

杜善学在长治的8年,是该市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GDP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最高增速达到15%,最低时也有10%。8年下来的平均增长率近13%。正是因为有雄厚的财政支撑,杜善学的大树进城,才没有造成很大的财力负担。

但反对派认为,长治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应该归功于煤价的大幅上涨,杜善学只是搭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便车而已,这一功绩不应该记在他的头上。

杜善学对于自己被调任吕梁,而不是像聂春玉一样进入省委常委班子,或者像任润厚一样提拔为副省长,心有不爽。

杜善学任长治市长期间,该市获得了3个城建方面的荣誉称号,分别是“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魅力城市”。这些在山西省内难得一见的称号,为长治市的招商引资加分不少。

但反对者认为,上述三个称号获得时,杜善学都是该市的“二把手”,他应该在其中分功几何,见仁见智。

杜善学的第三个政绩,是其当政期间,煤矿安全事故率较低。其中的证据包括:从2003年到2007年中旬,没有发生一起伤亡9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连续两年没有发生瓦斯事故。煤炭生产百万吨的死亡率为0.76%,不到山西省给长治限定指标的一半。

但也有人认为,长治煤炭事故死亡率较低,功劳也不能全算在杜善学头上。事实上,这一结果还与该市的一个背景有关:与吕梁的煤矿大多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同,长治的大部分煤矿,掌握在潞安集团和三元煤业集团手上。而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和风险控制,都明显要好于小型私人企业。

在长治调查时,一位与当地官员互动较多的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杜善学落马后,长治市一家与其走得很近的大型煤企负责人也被调查。

另外,长治市的多位官员和商人,还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两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一个是杜善学的弟弟在当地承包工程,并与长治市下属的某县县委书记结成了利益同盟。此县委书记将该县的街道护栏、隔离带工程以及商铺的广告牌制作,高价承包给杜善学的弟弟,利益均分。在杜善学被查后,该县委书记也曾传出被查的消息。

第二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来自某位副处级官员:杜善学曾与一位长治文宣系统的女性有过不正当关系,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此人从一名普通职员火速提拔成处级干部。

“整治”吕梁

2011年1月,杜善学结束自己在长治的8年任期,接替升任省委常委的聂春玉,担任吕梁市委书记。

多位消息源向《中国新闻周刊》披露,杜善学对于自己被调任吕梁,而不是像聂春玉一样进入省委常委,或者像任润厚一样提拔为副省长,心有不爽。这两位被提拔的官员,前者与杜善学有着相似的从政经历,都是从省直机关到地市任职8年,互相视对方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后者则是山西省管企业潞安集团的掌门人,而这家公司的总部就在长治。

据上述信息源透露,杜善学曾经就此向省里抱怨,说与聂春玉相比,自己不管在年龄上还是能力上都占有优势,为何不选我?得到的答复是:你在吕梁做出点成绩来,就给你机会。

到吕梁一个多月后,杜善学搬出自己在长治运用娴熟的一套做法,在吕梁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三项整治”。整治的范围包括环境卫生、街道装饰和交通秩序。这三项整治的共同特点,是都能在视觉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且呈现出的变化包括城市环境和人文环境,全面且层次分明。

吕梁市一位前县委书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善学对整治内容的选择,包含了两层考虑:一是他想呈现给外人什么东西,二是这些东西是否能在短期内“焕然一新”。

经过了在长治8年的演练,杜善学在这件事情上手段更加娴熟。他明白,这件事情要取得成功,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二是怎样让整治对象给予配合。

对第一个问题,杜善学采取的办法是将整治与考核挂钩,并对各个单位的整治效果进行排名,排名靠后者会被点名批评、诫勉谈话甚至被免职。习惯了聂春玉温和风格的吕梁官员,对杜善学的强势很不适应,有些人的排斥情绪一直延续至今。一位政法系统的处级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及杜善学,还时不时会爆粗口。

对于整治对象,杜善学则祭出了“查三代”的招数。若整治对象不予配合,杜善学就让有关部门翻历史旧账,看这块地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手续上的纰漏,查来查去,总能查出点问题来。这时候,杜善学就让整治对象选择:要么配合,有钱给;要么不配合,就强拆。拆迁的时候,杜善学会召集税务、城建、公安、法院等多个执法部门的人员来到现场,以成威慑之势。

经过两个月的整治,吕梁的面貌“焕然一新”:街道两旁的标识牌整齐划一,主干道两旁的墙壁粉刷一新,新铺的柏油路油光发亮。山西省委有关负责人对杜善学的做法欣赏有加,将全省11个市的现场会放在吕梁举行。

与在长治一样,杜善学在吕梁也获得了两极的评价。支持者认为其为吕梁的市容带来了很大变化,反对者则认为,这些变化都是杜善学的面子工程,花吕梁的钱,成自己的事。吕梁市委一位前副秘书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善学做“三项整治”时,欠了很多工程队的款,在杜善学走后,很多工程队都要债无门。

前文提到,吕梁私人煤矿众多,煤老板与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位权威信息源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正是在吕梁期间,杜善学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将每个人送来的礼品,一个一个地标上送礼者的姓名,然后分批运送到太原的家里。基于杜善学的火暴脾气,这些礼品通常不会直接送给他本人,而是先送给他老婆,再由惧内的杜善学进行整理。

在山西有种说法,说“吕梁的官场就是煤老板用钱堆出来的”。杜善学就在这样的官场里脱颖而出,步步高升,进入省委班子,而终究在两年后落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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