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

从《左传》“族大宠多”的注解看历史解读的注释学意义

刘晓东

注释文献，既需要文字训诂，也需要历史解读。作为研究个案，《左传》中“族大宠多”的误读，根本原因在于未将词语训诂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场景，没有正确解读当时的历史。历史解读不仅有助于厘清文献的语词含义，更有助于揭示文献的深层内涵。全面深入的历史解读具有很重要的注释学意义。

注释学 族大宠多 历史解读

清代学者杭世骏曾指出，“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为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三也。”[1]清·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八，光緒十四年汪曾唯增修本。持类似观点的不仅限于古代学者。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在继承传统注释经验的基础上，对注释的类别与方法进行了更为细密的分类与探究，并进而提出建立专门的“注释学”的主张[2]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注释之学的称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注学”（杨燕起、高国抗等《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另一种是“注释学”（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汪耀楠《注释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本文采用后者。。回顾中国古代注释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林林总总的各种具体注释可以归结为三大门类：文字训诂、章句阐释和历史解读（即“史注”）。在儒家经学发展史上，汉、魏经学以文字训诂（“汉学”）见长，宋代经学则以义理阐释（“宋学”）而显著。在“汉学”与“宋学”长期竞逐中，同为经典注释形式的“史注”却长期被置于附庸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