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湘波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精神贿赂”是集体腐败的基础

文/田湘波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从学理上说，并没有精神贿赂这一概念，无所谓物质贿赂与精神贿赂之分。可以说，这是中国公共管理实践者提出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也是中国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概念体现了中国人在探讨政治腐败问题时创新的一个概念。

“精神贿赂”是形成庇护制的基础

大家都知道，《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个部分。我认为，其中的“风”，即“国风”，它主要由下层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诗歌。“雅”是文人雅士、才子佳人们写的风雅之作，多为追风逐月、兴歌浪舞的应景之作，当属美文。“颂”则是御用文人为适应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而写的歌功颂德的政治文学，用以歌颂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和先祖的“圣明”，目的是粉饰太平、维系王侯将相的统治秩序。“颂歌”成了当时一些才子佳人献媚邀宠的手段。所以，“颂”当属于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学和宫廷文学。这“颂”就是御用文人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意。

可以说，阿谀奉承其源远可谓流长。清代蓟州（今天津市内）知府杨夔生在《匏园掌录》中，也谈到了“精神贿赂”：“夫纳贿者，非金珠币帛之谓也。我喜谀，则人以称颂为贿；我恶谤，则人以弥缝为贿；我有所喜，则人以荐引为贿；我有所欲行，则人以将顺为贿；我有所好尚，则人以趋向为贿。此之为贪，甚于金币。能不沾沾贿煦，饵言卑辞者所中，可谓无欲矣。无欲而后能辨材。”

这段话的意思是，受贿，并非说一定要接受金银丝织品。我喜欢听奉承话，别人就用称赞颂扬来对我进行贿赂；我不喜欢听责备的话，别人就用调和来对我进行贿赂；我喜欢什么，别人就用举荐对我进行贿赂；我想行动，别人就将顺从对我进行贿赂；我爱好什么，别人就用倾向对我进行贿赂，此种贪污腐败，比贪污金子钱币还厉害。如果不会被这种贿赂弄得沾沾自喜、春风得意，不会被这种引诱谦恭言辞毒害，可以说就是没有贪欲。没有贪欲，然后才能辨别人才。从这段话来看，这里所说的“精神贿赂”也就是指拍马屁。

为什么一个人要对另一个人拍马屁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要建立一种庇护关系。拍马屁者是寻求庇护者或被庇护者，而被拍马屁的人就是庇护者。这种庇护关系有三个特点：一是互惠性，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庇护者得到了阿谀奉承的精神享受，也可能得到了被庇护者的支持、忠诚、追随、默认、服侍与尊重，庇护者得到的利益是一种无形的回报，而被庇护者得到的庇护者的恩惠，这种恩惠可能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官位和服务；二是不平等性。庇护者与被庇护者这个交换双方在知识、地位、财富和权力影响方面并不平衡，前者居优势，而后者居于劣势，其交换的结果也是不平等的；三是特殊主义原则。庇护者施予或回报恩惠的对象是对其经常阿谀奉承的个体，而非普遍的群体，这违反了公正平等的分配原则。

精神贿赂可以说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种惯性的反映。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秩序的关系，低等级的人要得到高等级者的恩惠，就必须拍高等级者的马屁，就要形成一种庇护关系，而高等级者也获得了低等级者的忠诚。例如，东汉时期，上层阶级大多数成员的社会政治活动，皆以上下级隶属的私人关系为基础。托庇者（也就是被庇护者）应忠诚于庇护者，如其故去则服丧送葬，并在政治纠纷中党同伐异。庇护者亦具有相应的职责，即为托庇者提供保护。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这种等级尊卑有序的不平等关系思想有它积极的一面，即维持相当稳定的政治秩序的正功能，但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即它是形成溜须拍马风气的思想文化基础。

“精神贿赂”是集体腐败基础

“精神贿赂”的假设是：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这不利于社会的融合，不利于管理。拍马屁者与被拍马屁者形成一种庇护关系，而庇护双方有着明显的等级尊卑差别，庇护关系会把精英与阿谀奉承这种不正直的人融合在一起。“庇护—被庇护”的单一联系可以扩展为群簇和金字塔。庇护簇即一个庇护人与其直接追随者的集合，庇护簇扩大但仍集中于单一庇护人则形成金字塔。我不用“整合”这个词，而用“融合”这个词，我的目的是让人更明白“精神贿赂”的危害。在“精神贿赂”之下形成的金字塔，就是一个个“山头”，这些庇护金字塔只能把精英与拍马屁者融合在一起，而不可能把精英与正直有才能者融合在一起，这既不利于公共管理，也不利于工商企业管理。例如，东汉时公元89年以后，各家外戚顾命大臣轮番执掌朝政，便首次利用这种庇护网络。此外，140名官僚奋起反对外戚阉宦专权，也依赖其庇护者和托庇者形成的庇护网络，他们深信其托庇者必将施以援手和护翼，实际上，庇护网络是庇护者进行政治派系斗争的工具。

又如，按照庇护制建立的湘军，曾是清朝皇帝的一块心病。当时咸丰皇帝对湘军的政策是矛盾的。当清朝受到农民起义军威胁时，他就重用湘军。当国家危机有所好转时，他又想裁掉湘军，因为对于这种不是正规编制又有战斗力的湘军，皇帝时刻觉得是对政府的一种威胁。但是，离开了湘军头子曾国藩，湘军就是一盘散沙，谁也指挥不动。后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建立的新军与曾国藩的湘军如出一辙。其实，袁世凯的军队管理方法也是学曾国藩的，因为袁世凯是李鸿章的部下，袁继承了李鸿章的管理方法，而李鸿章又是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的淮军是按湘军庇护制的方法构建起来的。所以，袁世凯督练新军的方法就是曾国藩管理湘军的一套方法。当时载沣裁掉了袁世凯的官位，但是袁世凯的军队去镇压武昌起义时，其他人指挥不动袁世凯的军队，实际上是袁世凯要了清政府的命。后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也是按照曾国藩的方法建立军队的。从这些史实可以说明，一旦按照阿谀奉承原则建立一种庇护关系，对一国是有极大危害的。一旦一个政府内部或企业内部建立了一种基于阿谀奉承基础上的庇护金字塔，除了塔尖那个人能指挥以外，谁也指挥不动。

庇护制下会产生不适当提拔。分配职位或权力、利益等，不是按才能，而是按关系的亲疏与否，而关系的亲疏又是以拍马屁的多少来衡量。如果一国有拍马屁的风气，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庇护金字塔，那么诸多职位或权力就会在这些金字塔内的人中进行分配，而把金字塔外的人排除在施惠的对象之外。曾国藩建立的湘军为什么有战斗力，为什么比清朝的正规军还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湘军就是庇护制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庞大金字塔。湘军从上到下是按照血缘关系、同学关系、同乡关系或师生关系建立起来的，总庇护者是曾国藩。在这个金字塔中，每个人按等级可以得到很大的恩惠，甚至可以得到总督或巡抚的官位，所以，湘军都愿意为曾国藩卖命。按庇护制来分配权力，就破坏了进入政治体系内的“准入”规则。这个“准入”规则被破坏了，以后的权力运行的“游戏”规则和奖惩规则也就自然而然不起作用了。

社会学家韦伯把权威类型分成三种，即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是指权威建立在传统的血缘关系、家族、家庭或种族等基础上的，个人魅力型权威是指权威是建立在个人人格魅力基础之上的，而法理型权威是指权威建立在法或规则基础之上的。可以说，依靠阿谀奉承建立的权威还是属于传统型权威类型，它不是依靠规则来获得资源，而是依靠拍马屁而建立的关系来获得资源，这其实就是社会没有进步的表现，也就是社会没有现代化的表现。依靠法或规则、依靠自己的才能来获得资源才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也是社会现代化的表现。

“精神贿赂”是产生串案、窝案等团体腐败的根本基础。假如精英，特别是权力精英，都喜欢别人拍马屁，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那么，这些精英就会把职位晋升的机会分配给拍马屁者。如果权力结构是按照这种原则建立的，那么就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权力金字塔，这些金字塔就会从事以团体勾结面目出现、以庇护制为基础、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而集体违反各种规则的行为。目前，我国集体腐败之所以猖獗，与“精神贿赂”这种风气盛行不无关系。

总之，我们明确了“精神贿赂”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根源，也明确了“精神贿赂”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庇护关系，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精神贿赂”是一种腐败形式，甚至是产生集体腐败的根本基础，那么，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精神贿赂”的危害性，并努力寻找方法防治这种“精神贿赂”，从而把这种不良风气彻底遏制住，不让其四处扩散，这就是我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