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伊湄

保护国宝的收藏家

当十全老人清高宗乾隆皇帝兴致勃勃地往那些稀世之珍国宝字画上大钤印玺、肆意题跋的时候，是何等的踌躇满志，他大概是想子子孙孙永其宝的。但他没想到，不过百余年，清王朝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内忧外患夹击下，忽喇喇好似大厦倾，一切文治武功都随了风。清社既屋，爱新觉罗溥仪被迫狼狈退位，沦落到只能靠变卖偷携出宫的国宝字画度日。清亡之后，国宝的大量流失，更是空前的。当此际，一批有识之士毅然担负起保护国宝的重任，张伯驹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以贵公子而为名下士，调鞅词坛，回翔艺苑，四十余年。但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收藏。现存中国最早的一字一画——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展子虔的《游春图》都曾经是他的藏品，《平复帖》是西晋陆机手书真迹，九大“镇国之宝”之一。距今已有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六七十年，是隶书发展过程中的标本，同时更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被收藏界尊为“法帖之祖”。《游春图》是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被称为“天下第一画卷”，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其中的山峦树石皆用细笔勾勒轮廓，而不加皴擦，线条无甚大的粗细提按变化，展现了山水画从雏形阶段发展到初创时期的风格特征。虽是空勾无皴，但景物却很有质感，可见画家技艺之高妙。此画卷首有宋徽宗赵佶的亲笔题签，是历代流传有序的绝世珍品。其余藏品像宋徽宗的《雪江归棹图》卷、杜牧的《张好好诗》卷、李白的《上阳台》帖……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

他的这些藏品，得来可是非常的不容易。仅以《游春图》为例，来说明张伯驹收藏国宝之艰辛：1946年，当初被溥仪带走的国宝字画开始陆续在京城古玩市场出现。这些“东北货”甫一出现就引起了收藏家们的极度关注，古董商更是蜂拥而至。至宝《游春图》被琉璃厂古董商马霁川等人收得，张伯驹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跟故宫博物院联系，要求其收归，怎奈马霁川等人开价800两黄金，故宫表示无钱收回。张伯驹深怕此宝流到海外，决定自己收购，最后经过艰苦努力，由马保山作保，几次斡旋，最终以200两黄金成交。当时他因为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只好忍痛把自住的“丛碧山房”卖掉（这座宅院在弓弦胡同，占地15亩，原是大太监李莲英的旧居，宽敞幽静，花木扶疏，是张伯驹最心爱的住宅），又多方借贷，变卖首饰财物，才把此宝收得。“月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马霁川亦颇悔恚。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张伯驹集·春游纪梦》）

他收购《平复帖》，也是大费周章才到手，但收得此宝没过多久，即被歹徒（其实是汪伪师长）绑架，要家属交100万赎金，否则就撕票，意在逼索他手中的《平复帖》。结果他宁死也不让歹徒得逞，绝食几天后，人已经奄奄一息。匪首只好安排他跟家人见面，他却趁此机会悄悄叮嘱家人：“怎么救，救不救都不要紧。但一定要保护好我的收藏品。如果变卖收藏赎我，就是死也不出去。”他真是把国宝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如此耗了8个月，绑匪主动把赎金降到40万，亲友们想方设法凑足赎金，他才重获自由。而他收藏的国宝纹丝未动。他虽把藏品看得高过性命，但他并不是守财奴般的吝啬，也不像某些收藏家，藏品秘之以为宝，不肯借与人观，像宁波的天一阁，要几房子孙钥匙配齐才能入内，还有“外姓人不能入阁”等规定。张伯驹所收藏品却乐与人观，如潘伯鹰《艺海夕尝录》里记载，他对张伯驹“忻慕其人，未得识面”，忽一日“友人谢稚柳先生，携伯驹与沈尹默监察见过，邀往观其近所携来之品”。当时潘与他并不相熟，他却毫无保留地把宝贝与之分享。而王世襄欲研究此帖，他即慷慨借与王把玩一个多月，王世襄对此非常感激，念念不忘，后来撰《〈平复帖〉曾藏我家》一文，来纪念此事。张伯驹于1956年把《平复帖》连同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重宝一起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实现了他的夙愿：“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张伯驹的收藏观是：

东坡为王驸马晋卿作宝绘堂序，以烟云过眼喻之。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高士奇有云：“世人嗜好法书名画，至竭资力以事收蓄，与决性命以饕富贵，纵嗜欲以戕生者何异。”鄙哉斯言，直市侩耳。不同于予之烟云过眼观，矧今与昔异。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礼记·礼运》曾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张伯驹的收藏观念庶几已接近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他的收藏，绝不是贵族公子哥儿对旧时代“遗形”的沉溺与把玩，而是把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看成是永恒的瑰宝，并加以收藏和保护，以备弘扬和中兴，让中华文明光耀于世。

视京剧如性命

张伯驹不但是大收藏家，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他从31岁开始向余叔岩学戏，每晚饭后即去余家。余家高朋满座，余叔岩先抽大烟过瘾，至夜12点才开始说戏到凌晨3点，第二天9点钱宝森又来张家打把子排练，这样坚持了十年，基本把余叔岩会的戏都学全了。不仅如此，他还帮助余叔岩整理了京剧音韵，成《乱弹音韵辑要》一书，这是第一本用来指导京剧演唱的韵书。

他对京剧同样视如性命，不仅自己痴迷，学的时候一板一眼地讲究，即使做观众，听的时候他也非常讲究，容不得别人对京剧艺术有一丝一毫的亵渎。有次在上海，他与友人孙养农一起听某名角唱《四郎探母》，张听到这个角唱得不规范，当时便怒不可遏，后来孙养农在《谈余叔岩》中如此描述：“他（指张）一听之下，马上离座就往外走，口中还喃喃有词，我急忙跟上，问他什么事，他不脱乡音地说：‘前后门上锁，放火烧。我被他说得一愣，就问他：‘干什么呀？‘连唱戏的带听戏的，一齐给我烧，他气鼓鼓地说。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

还有一次，听谭富英的《群英会》，那个饰孔明的里子老生，在台上大耍花腔，张就跑到台口，一面用手指着一面就骂：“你不是东西！”骂完回头就走，台上台下的人都为之愕然。

这两件事，在别人眼里会觉得滑稽可笑：戏唱得不好，不听就是，何必这么大动肝火。但是张伯驹认为这一点都不好笑，演员这样表演就是在糟蹋艺术，观众还能容忍，还看得起劲，简直就是犯罪，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他才有“放火烧”这样愤激的话。

京剧给他带来过荣耀，也为他带来过灾难。荣耀是：他40岁生日时，在福全馆为河南赈灾义演，当时名角余叔岩、杨小楼等人甘愿为他当配角，一时盛况空前，“惊人一出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红毹纪梦诗注》第166首）此剧为他赢得了“第一票友”的美名。灾难是：1956年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允许一些京剧传统剧目重返舞台，张伯驹非常兴奋，认为可及时抢救一些即将失传的剧目，于是非常积极地张罗名角筱翠花排演他拿手的传统京剧《马思远》，但不久此戏即被定为坏戏受到批判，张伯驹也被划为右派，戴上了一顶“戏曲界头号保守派”的帽子，他在受批判的时候还抗颜申辩“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他坚持自己对京剧的热忱，也并不认为《马思远》是坏戏。然后一连串的厄运接踵而来……他后来以诗纪事说：“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红毹纪梦诗注》第172首）这出戏几乎断送了他的后半生。

诗词联语皆擅长

据说后来张伯驹被落实政策，还是因为毛泽东看到了他送给陈毅的一副挽联，就是：“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此联确实非常工稳，但是他还有一首悼陈毅的五律却鲜为人知：“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遗言犹感激，老泪忽纵横。日暗旌旗色，江沉鼓角声。东南赤壁垒，忍过亚夫营。”张伯驹于诗词联语皆擅长，有时还和友人一起打诗钟，但是诸艺之中，以词造诣最高。他从而立之年致力填词，至弥留之际仍成《鹧鸪天》两首，可谓一生不废吟咏。他自言：“一生如四时，饱经风雨阴晴之变，而心亦安之。”（《秦游词》自序）前半生朱门鼎食，后半生竭蹶流离。但他正如黄永玉所赞：“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无论外界如何，他都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但他平生遭际却未尝不形诸吟咏。“文章憎命达”，“赋到沧桑句便工”，他被划为右派之后，坎坷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抑塞磊落之气，更多了不平之鸣，单从词作数量上说，他生命中后二十年的创作就是前半生的三倍；他赴吉林后，觉“穷边绝塞，地有山川，时无春夏。恨士流人，易生离别之思，友情之感，亦有助于词境”。（《春游词》序）人生的厄运反而成就了他的创作。

我经常怀疑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怎么可能既是绝顶的收藏家，又精通京剧，又工于填词，又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呢？看了潘伯鹰《小沧桑记》中的一段记载我才明白：

伯驹言曰：“吾生平不喜实过其名，于仕禄之途，处之尤为淡漠。雅志所存，惟欲延中国艺文一线不坠耳。……夫戏剧之事，自乐府至于词曲，至于皮簧，其变不可胜举矣。今之就皮簧以求皮簧者，品斯下矣。应知其不得不变之故，而存其必不可变之理。庶乎可以喻俗，而不与俗同流合污。程谭之事，则既往矣。即如叔岩所歌，皆肠经魏铁珊订韵。此戏词之源于文学者也。至于舞台举措，谓之身段。身段者，画之谓也。”伯驹乃指稚柳曰，“谢先生专精唐五代以来之画，久居敦煌尤工人物。少春试扣之，当知舞台身段，皆纸素间之线条，岂不然乎？此身段之通于绘画者也。抑有进者，人生万化，皆有其哲理存焉。以哲人之心眼，取慧解于人生；而以此哲学慧解，表之戏曲，斯为造极。”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张伯驹在收蓄《游春图》时，大家都知道他卖宅子收国宝，但是鲜为人知的是，验货交钱的时候，对方用试金石验得金子成色不好，只有六成多，200两黄金折合足金仅130多两，他承诺尽快补足余额，对方答应交货。后来潘素不得已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他又多方筹措，几次补交，当凑到170两时，时局大变，买卖双方都再无暇顾及。但是此事在张伯驹心里并没有完，据当时居中的马保山后来回忆说：“1970年，伯驹先生从长春返京，尚问及我展卷欠款怎么办？我说：‘形势变了，对方完了，我也完了，你也完了，这事全完了。说了以后我二人一同大笑起来。乃设围棋为戏，潘素女士赠绘山水一副，伯驹先生赠书对联一幅，对我表示谢意。书、画我至今珍藏箧中，以志永念。”（《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15日）20多年间天翻地覆，沧桑巨变，张伯驹历劫之后回到北京，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生计都难维持，仍念念不忘此事，而《游春图》在1952年时已被他让与国家。画早已不在，账却不能忘，真是令人感佩不已！多年之后卖家李卓卿回忆道：“事过多年，今日重提，令人感慨万端！张伯驹先生已作古，我很怀念他。他保护了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游春图》，让与国家。我们六家古董商号少得三十两黄金，何足挂齿！”

为纪念张伯驹115周年诞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伯驹集》，收录了张伯驹现存的全部作品，共八种：《红毹纪梦诗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丛碧词定稿》《丛碧词话》《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丛碧书画録》《乱弹音韵辑要》。这8种里面底本编校质量最高的是《素月楼联语》、《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和《丛碧词定稿》，前两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代表了上古编校质量的最高水平，鲜有错误。《丛碧词定稿》以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的《张伯驹词集》为底本，文物出版社根据中华书局本重印，又有所修订，然里面仍然有少量错误，如《多丽》“仿官家、飞廊架宇”，“官家”原误作“宫家”；《三字令》（春已半）两首误排作一首；《瑞鹤仙》和梅溪韵“十年前俊”，原误作“十年前後”；《高阳台》“当时应悔毌丘俭”，“毌丘俭”原误作“毋丘俭”；《小秦王》“蒲轮不到陶弘景”，“蒲轮”原误作“薄轮”。这些显误径改，但《南楼令》“冻解池开天”“池”字应为仄声字，因无手稿比对，无法改；《夜合花》步梦窗韵“漏残滴尽银罂”，初看罂字似不叶韵，然此句梦窗原作即有异文，“依前唤酒银罂”彊村二校稿作“银缸”，四校稿仍改回“银罂”，或许是方言押韵，所以丛碧此作亦仍其“罂”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