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

在UCLA和普渡大学分别参加完学术会议，5月4日回到哈佛后，就看到相关消息称，5月7日，杜维明先生将在燕京学社做主题为“文化中国再审视：认同问题”（Cultural China Reexamine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的讲座，对此充满了期待。

应该是在1997年或1998年，那时我还在南京大学读书，杜维明先生曾经应南大的邀请去做过一次讲座，当时的逸夫馆一层报告厅人山人海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令我印象深刻，也足见杜维明先生在中国高校师生中的知名度。

杜维明先生祖籍广东，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年仅21岁时，在台湾东海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此后前往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继续深造。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1968年获得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1968-197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1-1981）等名校教过书。1981年后受聘哈佛大学，自此之后，一直在哈佛任教，担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儒学研究教授。1986-1989年间，曾担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1996-2008年间，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长达12年之久。1988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在杜维明先生出版的30余部中、英文论著中，他着重研究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型，致力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推广文化中国，强调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以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其儒学思想备受国际学界之重视，曾经受邀为联合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发表重要的演讲，推动联合国以及南亚五国所倡导的儒家文明。2008年，北京大学开始筹建高等人文研究院，2010年9月28日正式挂牌建立。杜维明先生受聘为该院首任院长与人文讲习教授。据介绍，该研究院立足中国传统，致力于具有国际性和原创性的跨文化学术研究。如此宗旨，邀请杜维明先生担纲领头人真是绝佳选择。

讲座的当天中午12点15分左右，我就来到了位于神学大道（Divinity Avenue）上的燕京学社所在地。

燕京学社的全称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建立于1928年。虽然燕京学社与哈佛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她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基金会（foundation），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财政上都是独立的。该社创始人为查尔斯·豪尔（Charles Martin Hall），他捐献了个人财产以创立燕京学社。豪尔要求学社董事会要把自己的财产用于推动亚洲的高等教育，为此，学社董事会与哈佛大学建立了伙伴关系，以此推动学社的使命。由于其独立性，该学社的网站都使用的自己域名：www.harvard-yenching.org，而不是像绝大多数学院和系所那样使用的是以harvard.edu为后缀的域名。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哈佛-燕京与哈佛无关，其实两者有着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比如，1930年代，燕京学社支持哈佛建立了东亚语言与文明系（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并且资助建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现如今，这个图书馆还坐落在燕京学社所在的大楼内。而且，燕京学社有9名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成员，其中三人为哈佛大学的代表。在燕京学社8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总共7任社长，均由哈佛大学教授出任。

燕京学社主要致力于推动亚洲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特别关注亚洲文化方面的研究。1930和1940年代，燕京学社为中国建立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提供了直接的帮助。自从1950年代以来，该学社开启了很多人文社科领域的学位项目，为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的青年学子到此深造、进修和攻读博士学位提供资助。其举办的相关国际会议，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截至目前为止，该社与世界上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保持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堪称哈佛大学与亚洲之间的一座桥梁。

进入大楼一层右转往前走，到了Common Room，看到已经有不少人到场。不到12点半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报告厅已经座无虚席，后来者只能或蹲或站或在门外聆听。大概在12点40分，讲座开始，先由燕京学社现任社长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中文名裴宜理）教授作介绍。裴宜理生于中国，自幼在日本东京长大，后到美国上大学。1978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是哈佛政治学院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的知名学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也是位亚洲通。

简短的介绍完毕，讲座开始。杜维明先生首先提到，个人何以以“再审视”为题，为什么要再度思考认同问题。其实，对于文化中国的概念，杜先生早在1989年的《文化中国：边缘即中心论》（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一文中，就对此有过最初的详尽阐释。但他认为，自此之后，在这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中，文化中国曾有的三个各自独特而又不可分割的意义世界（或称象征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而正是这些变化，导致自己需要重新审视已有的观点。

文化中国的第一意义世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到如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和/或“华人”（Being a Chinese，当然此处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和称呼，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此处不赘述）的意义，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而非简单的以国籍而论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世界当中，文化中国应该涵盖56个民族，而不是仅有的汉人的狭隘观念。而在港澳台以及马来西亚，对Chinese以及文化中国的理解，也都发生了变化。比如，港人在最近的三五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在台湾，不少人更愿意把“中国人”和华人分开。

第二意义世界主要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包括海外华裔、华侨等，最突出的是马来西亚，也包括泰国、印尼或菲律宾。在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地，华人的比例若加起来，也不算少。这一意义世界的变化，来自于跨学科离散研究（Diasporic Studies）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虽然这些华人华侨为“大中国”（Greater China）所吸引，但越来越有离散或曰游子之心态。

第三意义世界主要指与中国既无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也无地缘关系的国际人士，主要是学者和汉学家，也包括长期与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政府官员等。他们主要通过各自的母语来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类人员越来越多。而这一变化最具挑战性，还带来了比如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等诸多问题。

由于时代的巨变，杜先生提出，自己原有的观点“中心无处可循，边缘四处可见”应该更改为“中心无处不在，边缘也已成为中心”。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非常丰富，儒家只是其一，像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都是其中组成部分。就文化中国而言，当说到“我们”（we）的时候，这个“我们”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和自省的。

从整个讲座看，杜先生废话全无，直奔主题，简明扼要。讲座中，他既谈个人求学之经历，更谈前辈与同时代学人之精神；从早年对文化中国的思考，从历史演变、社会发展，到学问渐进、个人思考之深入，从中国到港澳台，从海外华人到海外友好人士，进而重新思考文化中国的认同问题，其视野之国际性，知识领域之博古通今，令人佩服。

1小时20分钟后，整个讲座在最后的简要问答后结束，与会者热烈鼓掌，感谢这位游走于世界各地为文化中国鼓与呼的大师的精彩讲座。

走在回来的路上，我更加感慨的是，在世事演变的过程中，这样一位世界知名的大家，还在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个人的观点，而不是一味强调其过去以及现在的一贯正确性，仅此，就足以令后学心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