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本健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062 )

欧阳修《书简》略论

洪本健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062 )

《欧阳文忠公集》中的10卷《书简》是以个人大量书信命名《书简》的首次结集，是欧阳修漫长而又曲折的心路历程的真切写照，也是欧阳修辛勤而又感人的创作活动的珍贵实录。欧阳修《书简》之文具有篇幅短小、落笔随性、涉事琐细、言及私密、情悰显露、较多短句与口语等特点。阅读这些书简，能加深我们对欧阳修人格、文学及多方面学术成就的进一步了解。这些近千年前的珍贵书简，也让我们深切地理解欧阳修能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代文宗的原因。

欧阳修； 个人书信; 《书简》

书简在古时乃泛指书于竹简上的文字，后与书札、书翰、翰札、书牍、尺牍等一起成为书信的总称。

南宋周必大主持编纂、于庆元二年(1196)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内有《书简》10卷，计453篇。此《书简》经南宋文人增补19篇，多至472篇，为我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宫内厅所藏，系通行的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之底本；后约在南宋开庆元年(1259)流传至日本的一个本子，又增补了96篇。此本毁于南宋末年战火，今为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称天理本。[1]将《欧阳文忠公集》(下简称《欧集》)通行本《书简》与天理本《书简》增补的相加，共收有568篇欧简，此即本文论述的主要对象。

当然，此《书简》牵涉到与《欧集》所收《居士集》及《居士外集》中56篇“书”(含2篇“上书”)的联系和区别的问题，因为二者实有关联，又有差异。

所谓关联，一是从大处说，它们统称“书”或“书简”；二是若干书信置于《居士外集》或《书简》似皆可，难以绝对区分。熊礼汇教授认为，依照欧公自编《居士集》及周必大编《居士外集》的考虑，书简“按内容和功用分为两类，一为论理言事之作，一为‘存劳’谈心之作。当然，论理言事之作也有表达‘存劳’之意的，‘存劳’之作也会有论理言事成分，只是主次、多寡有别而已。”[2]这是很有见识的。综览欧阳修多至数百篇的《书简》，深感其于研究欧公及当时的朝政演变、宦海风波、士人心态、诗文创作等，具有极大的价值。

一、个人大量书信命名《书简》的首次结集

书简创作源远流长，书简有上行、平行与下行三类。秦代、西汉时最著名的当推李斯《谏逐客书》、司马迁《报任安书》，属上行、平行类；东汉时较著名的有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属下行类。

魏、晋后书简的数量渐趋增多，以下是据四部丛刊本调查的收有散体书简的集部著作的情况。

魏《曹子建集》卷九存书3篇；晋嵇康《嵇中散集》卷二存书2篇，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篇幅甚长；陆云《陆士龙文集》卷八、十存书凡68篇，篇幅不甚长，但数量遥遥领先于诸家；南北朝鲍照《鲍氏集》仅存1篇，即卷九著名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梁昭明太子集》卷三存书5篇；江淹《江文通集》卷五存书3篇；徐陵《徐孝穆集》卷四至七存书凡33篇，仅次于陆云；庾信《庾子山集》仅有卷十一中的1篇。

唐代王勃《王子安集》卷九存书6篇；卢照邻《幽忧子集》卷七存书3篇；《骆宾王文集》卷七存书5篇；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九、十存书15篇；张九龄《曲江张先生文集》卷十六存书4篇；李白《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二六存书6篇；元结《元次山文集》卷七存书5篇；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十一及补遗，存书、帖17篇；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四一、四二存书8篇。

到了韩愈、柳宗元两位大家出现，古文的复兴引领散体书简创作趋于活跃。《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卷十四至卷十九收韩愈书48篇，另有《外集》卷二收书7篇，合计55篇；《增广注释音辨柳先生集》卷三十至卷三四收柳宗元书35篇。

韩、柳之后，书简数量呈下降的态势。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十四存书11篇；吕温《吕和叔文集》卷三存书7篇；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四存书6篇；李翱《李文公集》卷六至八存书16篇；欧阳詹《欧阳行周集》卷八存书4篇；孟郊《孟东野诗集》卷十存书2篇；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卷七、八存书17篇；李德裕《李文饶文集》之《别集》卷六存书4篇；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九至三一存书6篇；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七、二八存书7篇；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一至十三存书16篇；李商隐《李义山文集》卷四存书3篇；《刘蜕集》卷四至六存书12篇；《孙樵集》卷二存书6篇；皮日休《皮子文薮》卷九存书4篇；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一至四存书8篇；黄滔《黄御史公集》卷七存书3篇；五代徐铉《徐公文集》卷二十存书5篇。

到了宋代，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五至卷九，存书33篇，诸多上书、答书、与人书，包括《报弟仲甫书》等，均非短简；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八存书14篇，多论理言事之作；穆修 《河南穆公集》卷二有答书、上书4篇，或谈文论道，指导后学，或自述困境，求见求援，亦非短制；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七至卷九，有书简14篇，作为政治家，每以国家大事为言，多长篇大论。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六至十一，以“启”为名者不计，收书简多至47篇，以议政论军，多言边事为主，亦有倾吐心怀的短简。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九至十一存书14篇。显然，散体书简的增加，与宋初古文的再次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

欧阳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步入政界与文坛，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同时也留下了包括以短简为主的《书简》10卷(含天理本新见96篇)和《居士集》卷四六、四七及《外集》卷十六至十九所收信简，凡624篇。除了韩愈载于《外集》的《与大颠书》3篇短简外，韩、柳书简，与欧阳修《居士集》与《外集》所收之56篇，内容、功用一样，但数量均少于欧，更遑论欧存于《书简》的以篇幅短小、落笔随性、袒露心怀等为特点的信简达数百篇之多！事实表明，在韩、柳领导下唐代散文的复兴，推动了散体书简的发展，而欧阳修继承韩、柳的文学事业，引领宋代的散文复兴，也身体力行地推动了散体书简的进一步发展。后人经过持久不懈的搜集整理，终于刊刻了有史以来第一部以个人大量短简为主命名《书简》的著作。在我国书简发展史上，欧阳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和巨大的影响。门生苏轼在欧公之后，创作了数量更多、也更活泼富于灵性的短简，就是这种巨大影响的明证。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七二至七六存有书简66篇，卷七七至八五又收入以短简为主的“尺牍”凡811篇，今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所收更多，这是苏轼追踪欧公的足迹在书简创作上取得的极不寻常的成就。

欧阳修《书简》的受简者共有一百多人，其中极少数人只知其官职而不知名姓。大多数受简者是当时活跃于政界、文坛的著名官员、学者、文人，也有欧的友人、门生、弟子，还有亲戚与家人。欧阳修的所有书简，包括《书简》加上《居士集》与《外集》所收之“书”，以受简数量多寡为序，前41位为梅尧臣(47篇)、韩琦(45)、吕公著(36)、刘敞(30)、薛仲孺(20)、王素(19)、蔡襄(17)、焦千之(17)、欧阳发(15)、吴奎(13)、王拱辰(12)、苏颂(11)、常秩(10)、杜衍(9)、赵槩(9)、吴充(9)、王陶(9)、王回(9)、王益柔(9)、颜复(9)、徐无党(8)、冯京(8)、李端愿(8)、程琳(7)、陆经(7)、丁宝臣(7)、陈力(7)、马著作(7)、欧阳焕(7)、富弼(6)、孙沔(6)、尹洙(6)、苏洵(6)、曾巩(6)、章岷(5)、连庶(5)、张洞(5)、范仲淹(4)、张方平(4)、王珪(4)、王安石(4)。其中，前辈有杜衍、程琳、范仲淹、赵槩、孙沔等，为政界有影响的人物，杜、程、范、赵皆官至宰辅；平辈有尹洙、梅尧臣、富弼、王素、张方平、韩琦、苏洵、丁宝臣、吴奎、蔡襄、王拱辰、王益柔等，其中富、张、韩、吴官至宰辅，富、韩与尹、蔡、王素等为庆历革新重要人士，苏洵文章得到欧阳修极力夸奖；晚辈有吕公著、刘敞、曾巩、王珪、张洞、常秩、苏颂、王安石、王陶、吴充、冯京、王回等，其中吕公著、王珪、苏颂、王安石、冯京皆官至宰辅，刘敞、曾巩、王回等的学识都为欧公所赏识。另，王拱辰、薛仲孺、吴充与欧公为亲戚，徐无党、焦千之为欧公的门生弟子。可见，欧阳修交游之广泛非同寻常。他与政界、文坛、学术圈的许多重要人物均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对仁、英、神宗三朝及后来宋代的政治、文化、学术，特别是文学有着何等重大的影响。

兹将欧阳修所有书简中原已标明年代者，作大致统计，所得信息如下：天圣九年(1031)至明道二年(1033)，凡3年，得11篇，年均3.7篇；景祐元年(1034)至四年(1037)，凡4年，得18篇，年均4.5篇；宝元元年(1038)至康定元年(1040)，凡3年，得17篇，年均5.7篇；庆历元年(1041)至八年(1048)，凡8年，得40篇，年均5篇；皇祐元年(1049)至五年(1053)，凡5年得57篇，年均11.4篇；至和元年(1054)至二年(1055)，凡二年，得30篇，年均15篇；嘉祐元年(1056)至八年(1063)，凡八年，得183篇，年均22.9篇；治平元年(1064)至四年(1067)，凡四年，得68篇，年均17篇；熙宁元年(1068)至五年(1072)，凡5年，得84篇，年均16.8篇。不难发现，欧阳修书简的数量大体上是与时俱进的，从天圣九年至洛阳为西京留守推官，踏上仕途，到嘉祐后期为参知政事，进入国家领导层，除了庆历间稍有回落外，书简量不断增加，年均数一直上升，这与他交游越来越广，涉事越来越多，官职越来越大，声望越来越高有必然的关系。由治平末至自请离京补外及熙宁时归老颍州，书简量又见减少，也是十分自然的。无疑，大量书简的留存，既是胸襟开阔的欧阳修勤于政事，多所交往，擅长文笔，畅抒怀抱之所致；又是周必大等仰慕先贤，不遗余力地搜集散落各处的遗墨，精心编纂，尤着意于系年，且认真刊刻的结果；也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至宋代，在书简文体的发展上获得辉煌成就的显示。

当然，还有必要强调的是，相对于《居士集》与《外集》之所载，欧阳修《书简》之文具有篇幅短小、落笔随性、涉事琐细、言及私密、情悰显露、较多短句与口语等特点。首先，是篇幅均甚短小。以新见96篇书简为例，皆在300字之内，其中不满百字的67篇，不满150字的17篇，不满200字的8篇，不满250字的2篇，仅有2篇接近300字。其次，是落笔随性。或言身体不适，或述久别思念，或乞唱和诗篇，或约友朋相聚，或称阅文有感而跋尾，或赞后学诗作之优异，林林总总，随意成篇。再次，是涉事琐细。一篇之中，谈气候，说衰病，言集古，道家事，拉拉杂杂，言虽简而意颇丰。关于私密，如皇祐五年《与梅圣俞》云：“闲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极有义类……此小简立焚，勿漏史成之语，惟道意于君谟，同此也。”[3]又如治平末，胡宿去世，家书中嘱长子暂为保密(《辑存稿》简93《与大寺丞》)；治平四年出知亳州，呈《谢上表》后叫长子探听朝中的反应(《书简》卷十《与大寺丞》)，等等。关于情悰显露，如言及门生弟子，关切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涉及有人擅自削去《范碑》中关键文字时，无比愤懑之情见于字里行间。至于短句与口语之多，不胜枚举。可以说，作为一代文宗，欧阳修率先开辟了散文平易自然的大道，也打通了以大量短简谈心、说事、抒情以至论理的坦途，给后世书简文的发展树起了足以效法的丰碑。

二、漫长而又曲折的心路历程的真切写照

欧阳修《书简》的创作始于入仕的天圣、明道间，终于致仕一年后逝世的熙宁五年(1072)，《书简》中的数百篇作品串起的是漫长的历史和曲折的人生，是他从政四十多年心路历程的真切写照，可以帮助我们近距离地观察欧阳修的内心世界。

刚入仕的欧阳修非常重友情，对西京幕府的朋友们一往情深，在各人因故离去后，恋恋不舍。此时的欧阳修，意气风发，豪放不羁，对朋友是直言无忌的。《书简》卷一《与富文忠公》写道：

彦国自西归，于今已逾月，无由一致书……始与足下相别时，屡邀圣俞语，谓“书者，虽于交朋间，不以疏数为厚薄。然既不得群居相笑语尽心，有此犹足以通相思，知动静，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纸，数行亦可。易致则可频致，犹胜都不致也”。当时相顾切切，用要约如此，谓今别后，宜马朝西而书夕东也。不意足下自执牛耳登坛先歃，降坛而吐之，何邪？平生与足下语，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纸为俗累牵之，不能勉强，向所云云，使仆何望哉？洛阳去京为僻远，孰与绛之去京师也？今尚尔，至绛又可知矣。自相别后，非见圣俞，无一可语者，思得足下一书，不啻饥渴，故不能不忉忉也。

此书既表达了欧对友朋的牵挂和思念，又毫无隐讳地责备富弼违背“当时相顾切切”的“要约”。仅观“不意足下……何邪”、“平生与足下……何望哉”、“洛阳去京……孰与绛之去京师也”三句反问，其久蓄胸中的郁闷，刚直的个性与极盛的气势显露无遗。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欧明道元年(1032)曾作《非非堂记》，强调“非非”的重要性，故而景祐三年(1036)在大是大非面前，为范仲淹打抱不平，作《与高司谏书》时，何以那样的强势，用语何以那样的激烈。

有关洛阳“八老”中欧被称为“逸老”之说，亦可窥见欧彼时的心态。明道元年(1032)《与梅圣俞》云：

捧来简，释所以名老之义甚详。某常仰希隽游，所望正在规益，岂敢求辩博文才之过美哉！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检，直欲使当此称。然伏内思，平日脱冠散发，傲卧笑谈，乃是交情已照外遗形骸而然尔。诸君便以轻逸待我，故不能无言……必欲不遗“达”字，敢不闻命？然宜尽焚往来问答之简，使后之人以诸君自以“达”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书简》卷六)

这里，既承认“素行少岸检”，又辩解为乃坦荡面对知心朋友，毫无做作，并非轻佻，故不欲人“以轻逸待我”，坚持以“达”为名，且声称“非苦求而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才气横溢而放达不羁的欧阳修，一个尚未成熟有点意气用事又有着极强自尊心的欧阳修。

景祐元年(1034)，以王曙的推荐，欧入京为馆阁校勘。翌年，作《与梅圣俞》云：“校勘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营进尔。余既与世疏阔，人所能为皆不能，正赖闲旷以自适。若尔，奚所适哉？”(《书简》卷六)北宋诸多大臣皆有任职馆阁的经历，能入馆阁对士人而言是求之不得令人艳羡的美事，欧阳修并不以此自幸、自傲、自夸，不屑“假以营进”，而只求为国家办实事出大力。“正赖闲旷以自适。若尔，奚所适哉”，透露的正是欧不愿取巧谋进的心声。以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何以在翌年即有《上杜中丞论举官书》，声援刚直敢言不惧丟官的石介；后又怒作《与高司谏书》贬至夷陵的遭遇。此时所作《与尹师鲁书》云：

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有义君子在傍，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又常与安道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4]

这段名言每每被人引述，因为它体现了作者见义勇为、处变不惊、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崇高人格，敞露了坦荡磊落的胸怀。宝元年间，从《居士外集》的《答李淑内翰书》及《与王源叔问古碑志书》中，知欧在“以罪废”的时光里，自强不息，修五代纪传，研究古碑，考其文辞，并求教于博学者。

康定元年(1040)，已至西线任要职的范仲淹，以幕府掌书记召聘欧阳修，欧辞而不就。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据《欧集·附录》卷五所载欧阳发等述《事迹》，书曰：“范公起为陕西经略招讨安抚使，辟公掌书记，公笑曰：‘吾论范公，岂以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辞不就。”此乃虚美之辞，当年欧有《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

不幸修无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过为世俗见许，此岂足以当大君子之举哉？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亲为辞。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今废已久，惧无好辞以辱嘉命。(《欧集·居士集》卷四十七)

虽有言“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但总的看，话还显得较委婉。而《书简》卷六《与梅圣俞》则说得直截了当：

安抚见辟不行，非惟奉亲避嫌而已，从军常事，何害奉亲？朋党，盖当世俗见指，吾徒宁有党邪？直以见召掌笺奏，遂不去矣。

这才是欧阳修向知己发出的内心深处的告白。他关心时事，喜于论政议军，在安邦治国上胸有大志，不甘于做类似秘书工作的掌书记。且“吾徒宁有党邪”，坦荡表明如能“参决军谋”，毫无“同其退，不同其进”的问题，若无此篇书简，岂不是掩没了欧阳修真正的心声？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主持、欧阳修等大力支持的新政，已陷困境。是年十一月，新政的反对派，以进奏院援例祀神卖故纸钱宴宾客事，对新政人士发起猛烈的攻击，弹劾的是监进奏院后被废为平民的苏舜钦，矛头指向的是舜钦的岳父、为相的杜衍，一批包括新政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在内的名士遭到降职的处罚，反对派终于达到了他们所谓“一网打尽”的目的。对此，欧阳修自然愤激不已，但此前的八月，他已调离京师谏官的岗位，至河北任都转运使，无力施以援手，只能在苏舜钦所贻书简之后写道：“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5]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是年夏曾致书梅尧臣云：

前有《水谷诗》，见祁公，云子美秘不令人见，畏时讥谤。吾徒廓然以文义为交，岂避此辈？子美豪迈，何乃如此！世涂万态，善恶由己。所谓祸福，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过日月也？(《书简》卷六)

《水谷诗》全称《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作于是年出使河东返回京师的途中，极力褒扬苏、梅诗的艺术成就，此诗寄给苏舜钦后，舜钦因“畏时讥谤”竟秘不示人，虽进奏院案尚未发生，但由舜钦的反应可知政坛上气氛相当紧张，欧阳修面对即将袭来的风暴，体现出敢于担当无所畏惧的精神。

贬官滁州后，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依然萦回在他的心头。庆历六年(1046)致韩琦书云：

山州穷绝，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又理其傍为教场，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间亦与郡官宴集于其中……今春寒食，见州人靓装盛服，但于城上巡行，便为春游。自此得与郡人共乐。 (《书简》卷一《与韩忠献王》)

庆历七年(1047)，又有《与梅圣俞》云：“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书简》卷六)在与最为亲近的同僚及友人的通信中，真切地显现出欧阳修在失望之时并未丧志，苦闷之中仍思奋发的心态。

皇祐、至和期间，欧阳修移知颍州，乐西湖之美，又有聚星堂宴集；留守南京，遭母丧后又值范仲淹逝世；入京权判吏部流内铨，仅六日即离职。上述经历对欧的心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皇祐元年(1049)知颍州，致书王陶云：

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见恶者稍息心，此亦安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尝发尺牍，惟有书来即答，余外惟自藏于密。但时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断不得尔。进取不可干，大祸患当避，其余爱恶，岂能周恤也？(《书简》卷四《与王文恪公》)

“郡小事稀”，既便于治理，又避免“见恶者”的嫉恨，这是在遭受庆历革新的挫折后，郁愤不平，坚持操守，姑且藏拙的内心写照。当然，颍州美景与友朋聚会略可抚慰其受伤的心灵，皇祐三年(1051)欧向年轻的朋友王回吐露了心声：

某衰病日增，殊无世间意趣。近买田颍上，思幅巾与二三君往来田闾间，其乐尚可终此余年尔。而其势未能速去，非为之不果，犹须晚获也。(《书简》卷七《与王主簿》)

从“买田颍上”知欧阳修已有归隐的念头，但他明白还不是时候，“犹须晚获”。

皇祐四年(1052)三月，母亲郑氏卒于官舍；五月，又传来范仲淹逝世的噩耗，对欧阳修都是沉重的打击。四岁丧父，全赖母亲抚养成人，欧对母亲充满无限的感激，在与韩琦和亲属及许多朋友的书信中，都抒写了“大祸仓卒，不知所归”(《书简》卷一皇祐四年《与韩忠献王》)、“攀号冤叫，五内分崩”(《书简》卷十皇祐五年《与十四弟》)的沉痛心情。对深为崇敬的前辈的逝世，欧阳修在《祭资政范公文》中不仅给予比拟孔、孟的赞美，而且对仇视范公的佞人予以猛烈的痛击。是年致孙沔书简云：“希文才行高，忌嫉众……所惜用于时者，万不伸一，为国家惜耳。”(《辑存稿》简32《与孙威敏公》)另一简云：

昨日范公宅得书，以埋铭见托。哀苦中无心绪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岂易称述？至于辨谗谤，判忠邪，上不损朝廷事体，下不避怨仇侧目，如此下笔，抑又艰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奖最深，适此哀迷，别无展力，将此文字，是其职业，当勉力为之。更须诸公共力商榷，须要稳当。(《书简》卷二《与孙威敏公》)

他深知为一个仍存争议的亲密的伟人铭墓的艰难，既要责无旁贷，实事求是地给予高度评价，对历史负责，但书写又要稳妥周全，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其细密的心思尽显于一篇短简之中。

至和元年(1054)被召回京都，任职不足一周，即突生变动的事态，令欧阳修所料未及。是年致书张洞云：“某服除，被召还阙。入见之日，便请蒲、同，朝旨见留，遂领铨管，视职七日，遽以罪逐。”(《辑存稿》简62《与张仲通》)又致书李端愿云：“昨自居颍服除，久俟外补。既而召见，寻乞蒲、同，出处仓皇，谅闻于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复留。孤生多难，鬓发萧然，心形两衰，岂有荣进之望？但区区未能即去尔。”(《书简》卷四《与李留后》)此即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是年所载：

六月癸巳，朝京师，乞郡，不许。七月甲戌，权判流内铨。会小人诈为公奏请汰内侍，其徒怨怒，以胡宗尧不当改官事中公。戊子，出知同州。判吏部南曹吴充为公辨明，不报。知谏院范镇一再极言，而参知政事刘沆方提举修《唐书》，亦乞留公修书。八月丙午，沆拜相。戊申，诏公修《唐书》。九月辛酉，迁翰林学士。

虽然事情的发展还算有个值得宽慰的结果，但确确实实是浇了欧阳修一盆冷水，“心形两衰”，见出再受打击的极端郁闷和悲观。

嘉祐间，欧阳修先权知礼部贡举，再权知开封府，修毕《唐书》，又兼翰林侍读学士，继而拜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官职荣升，位高任重，但对朝政的守常不变，深感无奈，加以健康状况不佳，内心颇为纠结，屡思卸职补外。欧多次致书王素吐露心曲。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后即有书云：

去冬求洪井未得，便差主文，今既喧噪渐息，遂复理前请，期于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试院，痛不能饮。人生聚散，安能区区于此！进无所补，退又不能自遂，荏苒岁月，有甚了期？(《书简》卷三《与王懿敏公》)

嘉祐三年(1058)，又致书远在蜀地的老友：

成都风物非老者所宜，仲仪虽为同甲，然心意壮锐，谅可为乐，难以病夫忖度也。诸贤在外者为复来归，独公远去，相见何时？某非久于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往形留。(《书简》卷三《与王懿敏公》)

嘉祐四年(1059)，在即将免知开封府前，欧阳修告诉老友“不过月十日，且得作闲人尔，少缓汤火煎熬。有无限鄙怀，不能具述。”(《书简》卷三《与王懿敏公》)翌年之书云：

某自罢府，又一岁有余，方得《唐书》了当，遽申前请，恳乞江西。前后累削，辞极危苦，而二三公若不闻。近年眼目尤昏，又却送在经筵，事与心违，无一是处。未知何日遂得释然，一偿素志于江湖之上，然后归老汝阴尔。(《书简》卷三《与王懿敏公》)

嘉祐六年(1061)，致书吴充云：“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书简》卷二《与吴正献公》)同年，致书刘敞云：“某区区于此，忽忽半岁。思有所为，则方以妄作纷纭为戒，循安常理，又顾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书简》卷五《与刘侍读》)嘉祐七年(1062)，又有书与王素云：“某窃位于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负抱愧耻，何可胜言。”(《书简》卷三《与王懿敏公》)与挚友交心的话语，真切地道出了欧阳修任重忧责、不愿循安守常，又难有作为，兼以衰病缠身、早已心在江湖的苦闷与无奈。

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治平二年(1065)，欧与王益柔书云：

某窃位于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无补报，而罪责无量，谤咎独归。自春首已来，得淋渴疾，癯瘠昏秏，仅不自支。他人视之，若不堪处。况以残骸勉强，情绪可知。久不通问，因书辄敢自道。胜之知我，必见哀怜。(《书简》卷五《与王龙图》)

欧以无所作为，加上病体拖累，日益厌倦于仕宦生涯。

濮议之争起，欧以言者指濮议为邪说，力求外任。治平三年(1066)，致书王拱辰云：“某瘠病薾然，昨屡乞恳，以经此诋辱，于国体非便，第顾势未得遽去，以此强颜，成何情况！”(《书简》卷三《与王懿恪公》)治平四年(1067)，在遭御史彭思永、蒋之奇以飞语作极难堪的人身攻击之后，欧更是坚请挂冠归田：

某去就之际，不惟果于自决，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见爱素深，意必不殊也。此来赖君相之明，为之辨别，皎然明白，中外无所疑惑矣。则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礼不必过优，使灾难中遂逃祸咎，而保安全于始终，蒙德不浅矣。区区所欲述者此尔，伏惟幸察。(《书简》卷一《与韩忠献王》)

欧终于如愿以偿出知亳州，但政争激烈，无法躲避，横遭污辱，情何以堪？其愤懑不平与忧谗畏讥已臻极至。

熙宁时期是欧阳修人生的最后阶段，一心盼着辞官归田，孰料熙宁元年(1068)八月，又接到从亳州调往青州的诏命，离日思夜梦的颍州越来越远。熙宁二年(1069)，有《答黎宗孟书》云：“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难多，渐能忍事。”(《书简》卷八)但他依旧是非分明，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熙宁三年(1070)，在青州任上两上札子，言俵散青苗钱于民不便。后力辞判太原府之任命，改知蔡州。熙宁四年(1071)二月，与长子书云：“写书了，又思得此助役事，方欲议行，人户惊搔，见说颍亦如此。”(《书简》卷十《与大寺丞》)足见他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百姓疾苦的关心。七月，终于得归颍州。

自庆历八年(1048)得眼疾以来，欧便疾病缠身，“两目昏花”、“耳亦不听”、“齿牙动摇”、“手指拘挛”、“左臂疼痛”、“所苦渴淋”、“艰于步履”、“殆不聊生”等语，屡见于欧与友朋的书简中。致仕不到一年，欧即与世长辞。

众多的书简，不仅清晰地呈现出欧阳修从入仕到归老的人生轨迹，而且真切地展示了他漫长而又曲折的心路历程。天圣、明道时的英气勃发，放达不羁；景祐、宝元时的敢于担当，坦荡自信与沉潜；康定、庆历时的奋发无畏与后来受挫的不甘与藏拙；皇祐时的安闲与感伤；至和时的彷徨和宽慰；嘉祐时荣升的光鲜下难有作为的无奈；治平时的纷扰、屈辱与郁愤；熙宁时在青州为民请命的坚守和归老颍州的执着，都在欧阳修与同僚、友朋、亲人的一篇篇书简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欧的气质，由英气甚盛转为和气渐增，直至以和气为主导的升华，对其创作的巨大影响及“六一风神”的形成，也成为后人十分关注的话题。

三、辛勤而又感人的创作活动的珍贵实录

欧阳修一生勤于笔耕，著述丰硕，诸如《内制集》、《外制集》、《奏议集》之外，文学、史学、经学、金石学等等，皆有大手笔。大量的创作活动伴随着他的一生，也在他的诸多书简中得到切实的反映。

朋友往来，诗歌唱酬，留下了不少佳话。如嘉祐三年(1058)《与梅圣俞》两简，一云：“闲作《归田乐》四首；只作得二篇，后遂无意思。欲告圣俞续成之，亦一时盛事。”(《书简》卷六)又一云：“承宠惠二篇，钦诵感愧。思之，正如杂剧人，上名下韵不来，须勾副末接续尔。呵呵。家人见诮，好时节将诗去人家厮搅，不知吾辈用以为乐尔。”(《书简》卷六)欧阳修还为晚辈的佳作而欣喜，以王安石为例，庆历三年(1043)致沈邈书云：“介甫诗甚佳，和韵尤精。”(《书简》卷五《与沈待制》)新见书简《与王文公》称赞王所作《杜甫画像》诗云：“修当日会饮于聚星堂，狂醉之间，偶尔信笔，不经思虑，而介甫命意推称之若是，修所不及也。”(《辑存稿》简36)嘉祐四年《与刘侍读》云：“得介甫新诗数十篇，皆奇绝，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书简》卷五)

有关友朋求文，书简中也多有记载。如嘉祐三年(1058)《与李留后》云：“前承惠浮槎山水，俾之作记……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记非工，殊不堪应命。”所指为《浮槎山水记》。嘉祐四年(1059)《与梅圣俞》云：“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此指《有美堂记》。治平元年(1064)与韩琦书，言及受托撰韩父《魏国令公真赞》事：“屡日抒思，不胜艰讷。盖以巨德难名，非委曲莫究万一，而滞于简拙，遂至窘穷。实辱嘉命，惟负惭恐，勉自录呈。”(《书简》卷一《与韩忠献王》)

当然求文最多的是作墓志碑铭，至和元年(1054)与韩琦书，告知为仲淹作《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书简》卷一《与韩忠献王》)；同年，程琳“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书简》卷二《与程文简公》)，此指《冀国公神道碑铭》；嘉祐三年(1058)致书吴中复，言为其父吴举撰墓碣铭，“不敢辞尔”(《书简》卷四《与吴给事》)；嘉祐五年(1060)，与刘敞书云：“凌晨稍凉，为江氏作志。幸语其家勿相煎，兹事安敢奉误，旦夕当得。以方牵强，不能悉。”“某为之翰家遣仆坐门下要志铭，所以两日不能至局。大热如此，又家中小儿女多不安，更为人家驱逼作文字，何时免此老业？”(《书简》卷五《与刘侍读》)此指《江邻几墓志铭》与《尚书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孙公墓志铭》。

关于《集古录》的资料搜集与编纂，《书简》中也常提及。庆历六年(1046)《与梅圣俞》云：“贬所僻远，特烦遣人至此，并得……碑文数本、《千字文》等，岂胜慰喜！”(《书简》卷六)欧《集古录跋尾》卷十有《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疑与此有关。皇祐六年(1054)《与张职方》云“县境有好碑，试为访之”(《书简》卷四)，对考古、集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嘉祐四年(1059)《与王懿敏公》云：“蜀中碑文，虽古碑断缺，仅有字者，皆打取来。如今只见此等事，粗有心情，余皆不入眼也。”(《书简》卷三)亦见其欲脱身冗务而专注集古的心绪。同年《与刘侍读》言及作《集古录》初衷：“愚家所藏《集古录》，尝得故许子春为余言：‘集聚多且久，无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举取其要，著为一书，谓可传久。’余深以其言为然，昨在汝阴居闲，遂为《集古录目》。”(《书简》卷五)嘉祐五年(1060)《与冯章靖公》云：“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济编录，感幸感幸。闻金陵有数厅梁、陈碑，及蒋山题名甚多，境内所有，幸为博采以为惠，实寡陋之益也。”(《书简》卷三)嘉祐七年(1062)致书刘敞云：“蒙惠以《韩城鼎铭》、《莲勺博山盘记》，不意顿得此二佳物。修所集录前古遗迹，自三代以来，往往有之，独无前汉时字，常以为恨。今遽获斯铭，遂大偿素愿，乃万金之赐也。”(《辑存稿》简42)同年，得刘敞“惠以古器铭文”后致谢：“发书，惊喜失声。群儿曹走问乃翁夜获何物，其喜若斯？……自公之西，《集古》屡获异文，并来书集入录中，以为子孙之藏也。幸甚幸甚。”(《书简》卷五《与刘侍读》)《集古录目》撰作的缘起、收集古碑文的过程、友人的帮助、得见古器铭文的惊喜，均见于欧简中。对集古的情有独钟、眼力独到与坚持不懈，使得欧阳修成为著名金石学家。

欧反映创作活动的诸多书简极有史料和学术价值，同时它也是欧阳修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全面展现了他的从政理想、处事准则、政治智慧以及乐于助人等等，值得认真探讨。

宋承五代之后，亟待休养生息，但至仁宗朝，面临内忧外患，不断滋长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之风。欧阳修在庆历二年(1042)作《准诏言事上书》，陈述“不慎号令”、“不明赏罚”、“不责功实”三弊，与“兵”、“将”、“财用”、“御戎之策”、“可任之臣”五事，末云：“方今天文变于上，地理逆于下，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事势如此矣，非是陛下迟疑宽缓之时，惟愿为社稷生民留意。”在此后的庆历革新中，欧更是竭尽全力为朝政改革出谋划策，呐喊助威。庆历四年(1044)欧作《吉州学记》，描写了自己所向往的儒者心目中安定祥和的理想社会，但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甚远，新政旋即夭折。庆历六年(1046)在《丰乐亭记》中欧仍发出居安思危的呼吁。对现实的失望，令欧于皇祐三年(1051)与梅尧臣相约买田于颍。重回京都后，嘉祐二年(1057)，欧知贡举，大权在手，力推改革，致书王素云：“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静。缘累举科场极弊，既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权贵人家与浮薄子弟多在京师，易为摇动，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颇当实材，既而稍稍遂定。”(《书简》卷三《与王懿敏公》)嘉祐三年又谓王素云：“近来班著萧条，群贤在外，皆当召归，而议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变，其弊乃尔。”(《书简》卷三《与王懿敏公》)欧在朝廷的人事安排上，也满怀求变除弊的渴望。欧力主变革，也是一个敢于担当之人。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后，英宗继位，与皇太后有隙，为维护朝政的稳定，欧与韩琦竭力弥缝母子，镇安内外。他还力劝富弼勿“以避灾为意，欲深自退抑”(《书简》卷一《与富文忠公》)。熙宁三年(1070)欧知青州时，以青苗法于民不便，不顾得罪朝廷，断然加以禁止。时致书韩琦云：“得蔡如请。土俗淳厚，本自闲僻，日生新事，条目固繁，然上下官吏畏罚趋赏，不患不及。”(《书简》卷一《与韩忠献王》)这显然表达了对新法某些措施有扰民之弊的不满，因为这与他所坚持的从政为民的理想相违背。正因为理想难以实现，当然疾病困扰也是原因，欧每每在与友人的书简中倾诉离京补外的心声，又一再言及思念颍州欲辞官归田的意愿。

秉公办事，秉笔直书，不谋私利，不循私情，这是欧阳修行事和为文的准则。皇祐时有《与十二侄通理》云：

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阙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书简》卷十)

欧阳修在为亲密友朋铭墓时，也是尊重实事求是的原则。尹洙早年与欧皆在洛阳钱惟演幕府，一同游山玩水，切磋文章；景祐时因支持范仲淹一同被贬；庆历革新时并肩奋斗，同上《论朋党疏》、《朋党论》，又同遭黜斥。对于如此同甘苦共患难的知心朋友，欧阳修在铭墓时，亦据实直书，并未虚美。《辑存稿》简90有欧与范仲淹一简，言及孙甫为尹洙作行状事，值得重视：

师鲁拜之翰为兄，于尹材乃父执也，为其诸父作行状。之翰平生与师鲁厚善而无怨恶，必不故意有所裁贬。不过文字不工，或人所见不同。材当作书叙感，然后以所疑请问，而反条疏驳难。又所驳多不当，如之翰言“器使”二字，乃驳云非为人所使。至如《论语》言“君使臣以礼”，岂亦不可乎？其轻易皆此类。后生小子，但见其叔平生好论议，遂欲仿效，既学问未精，故所论浅末，不知其叔平生潜心经史，老方有成，其自少所与商较切磨，皆一时贤士，非一日而成也。率然狂妄，甚可怪。修在扬州，极不平之，亦曾作书拜闻。明公若爱师鲁，愿与戒勖此子。仲尼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无使陷于轻率也。师鲁功业无隐晦者，修考之翰行状无不是处，不知稚圭大骂之翰，罪其何处？此又不谕也。稚圭处，修自附去也。

此简前称“此帖恐是与范文正公”，确实如此。欧阳修、韩琦、范仲淹与尹洙关系均甚密切。洙卒，欧撰墓志铭，韩撰墓表，范于尹洙身后事极为关心。孙甫，字之翰，为尹洙知交。此简论孙甫为尹洙作行状事，云：“师鲁功业无隐晦者，修考之翰行状无不是处，不知稚圭(韩琦字)大骂之翰，罪其何处，此又不谕也。”查韩琦《安阳集》卷三七有《与文正范公论师鲁行状书》曰：

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师鲁行状》，俾附永叔作志文。读之，思其人，悲咽不能胜。所载事，又有与闻见殊不相合者，大以为疑。及阅尹氏侄子辨列，则皆某之疑者，于是释然无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某忆公前书道师鲁将亡时，公亟往而谓曰：‘师鲁平生节行，当请欧阳永叔与相知者为文字，垂于不朽。’师鲁举手叩头曰：‘尽矣，某复何言？’某又尝接师鲁言，以为天下相知之深者，无如之翰，则于记述之际宜如何哉！今所误书，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说，皆以实书之，则行状与墓铭二文相戾，不独惑于今世，且惑后世。是岂公许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尽相知之诚，不负良友邪？呜呼！师鲁有经济之才，生不得尽所蕴，谪非其罪，而死又为平生相知者所诬，以恶书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实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贤行状必求故人故吏为之者，不徒详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扬善，以安孝子之心，况无假于掩而反诬之乎？夫生则卖友以买直，死则加恶以避党，此固庸人之不忍为，岂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详耳。然不知其详而轻书之，以贻今世后世之惑，使师鲁不瞑于地下，为交友者不得无过。今闻之翰领江南漕，必已离安陆，愿公不以千里之远，速以行状附还，使详尹侄之说，悉刊其误，然后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广之，使师鲁之行实传之光显，垂于无穷，则公之许死者，是谓践其言，天下忠义之人，皆有所劝，公之名德益重于世矣。

韩琦的观点全然偏向于“尹氏侄子”，孙甫恐多直书，强调写实，未着力于“掩疵扬善”，引发韩琦之不满，而欧显然从范仲淹处得知韩琦的看法，但他赞赏实事求是的态度，自然同情孙甫。双方皆尽忠于国事，不遗余力地支持庆历新政，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难免有观点的分歧。如在刘沪筑水洛城对付西夏侵袭一事上，因刘有违尹洙的节制，尹洙派狄青枷取刘沪。欧阳修庆历四年(1044)连上《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与《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札子》[6]，认为筑水洛城，在军事上有利，主张“必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宋史》本传载孙甫亦“谓水洛通秦渭，于国家为利，沪不可罪，由是罢洙而释沪”。范、韩、欧、尹的友谊，在庆历革新中经受考验，十分深厚，他们都出于公心，但处事上见解未免完全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此简批评尹材 “率然狂妄”地责难作行状的父执孙甫，谓“明公若爱师鲁，愿与戒勖此子”，同时，极不满于同命运、共患难的挚友韩琦责怪孙甫的举动。此种情绪，看来也只有向革新阵营的领袖、欧待之以师友的范仲淹抒发才合适。称“明公”，望其“戒勖此子”，亦符合范仲淹的身份，故谓本简“与范文正公”，当是正确的判断。此简展现了欧与范仲淹、韩琦等友人关系亲密而又直言不讳的相处之道。

欧阳修为人操守坚正，持论公平，亦富于政治智慧，这在为自己所十分景仰的范仲淹作神道碑铭时，充分表现出来。皇祐四年(1052)致书孙沔云：

昨日范公宅得书，以埋铭见托。哀苦中无心绪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岂易称述？至于辨谗谤，判忠邪，上不损朝廷事体，下不避怨仇侧目，如此下笔，抑又艰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奖最深……将此文字，是其职业，当勉力为之。更须诸公共力商榷，须要稳当。 (《书简》卷二《与孙威敏公》)

至和元年(1054)，欧致书韩琦云：“范公人之云亡，天下叹息。昨其家以铭见责，虽在哀苦，义所难辞，然极难为文也。伏恐要知。”(《书简》卷一《与韩忠献王》)同年，又有一简云：

范公道大材闳，非拙辞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笔不隐，所纪已详，而群贤各有撰述，实难措手于其间。近自服除，虽勉牵课，百不述一二。今远驰以干视听，惟公于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于尽瘁，窃虑有纪述未详及所差误，敢乞指谕教之。此系国家天下公议，故敢以请。(《书简》卷一《与韩忠献王》)

欧考虑到既要忠于史实，大力褒扬范仲淹的丰功伟绩，又要着眼全局，正视朋党纷争对朝政的伤害，从“系国家天下公议”的高度，写好这篇大文章。碑文撰毕，欧即寄给韩琦审阅，请其指正，又复信云：“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书简》卷一《与韩忠献王》)但以如此慎重负责态度写下的碑版大作，居然为范氏子弟所删削。《辑存稿》简57载治平间欧《与苏编礼》云：“昨日论《范公神道碑》，今录呈。后为其家子弟擅于石本减却数处，至今恨之，当以此本为正也。”苏编礼即苏洵，时于太常礼院编纂礼书。“减却数处”指《范碑》中“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数语。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云：“碑载初为西帅时与许公释憾事，曰‘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丞相(范纯仁)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请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丞相即自刊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既以碑献文忠，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范家子弟否认范、吕释憾，擅改《范碑》，为亲历其事、尊重史实的欧公所不能容忍。

当然，最能说明是否释憾的是仲淹本人遗存的文字。苏辙说仲淹“为书自咎，解雠而去”[7]，亦即张邦基所称“见在范集中”有《与吕公解仇书》[8]，此即吕祖谦收入《宋文鉴》卷一一三的《上吕公书》。此书作于仲淹遭贬复出、经制西事之际，时值康定元年(1040)。是年四月，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此前，已由越州召知永兴军。五月，吕夷简复相。联系景祐三年(1036)忤吕夷简，落职遭贬的往事和眼前元昊反宋自立，西夏侵边生事，国难当头，君臣共愤的现实，在《上吕相公书》中，仲淹表示唯知“修身治民”、“报国安危”，而不知其他。引陆龟蒙《怪松图赞》，以“怪松”自比，似为自贬，实乃自誉，尤见仲淹不畏压抑，勇作抗争，坚持真理，傲岸不屈的精神。文云：“昔郭汾阳与李临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阳之心之言，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表明面临西夏犯边，大敌当前之际，愿捐弃前嫌，携手共力，尽瘁国事。以郭子仪期待夷简示好，以己身不及李光弼自谦，无非见忠义为国、急于讨平贼乱之心。《上吕公书》写得不卑不亢，正气凛然，见仲淹与夷简解仇交好的诚心，其意全在一同为国效力。此实为范、吕释憾之明证。《范碑》谓“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完全真实，绝非杜撰。欧阳修亲历范、吕由交恶至释憾这段历史，撰《范碑》据实直书，叙交恶爱憎分明，言释憾实事求是，这种讲求客观、尊重历史的态度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欧阳修也凭借“释憾”之事，表明自己化解朋党之争的态度，这与晚年编定《居士集》时未收入《与高司谏书》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也显示出历经时代风云与仕宦波折的欧阳修的思想变化与政治智慧。

欧阳修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的美德，见诸书简，可谓不胜枚举。庆历元年(1041)，他致书余靖，称“广文曾生，文识可骇”(《书简》卷四《与余襄公》)；庆历六年(1046)，向杜衍夸奖“进士曾巩者，好古，为文知道理”(《书简》卷二《与杜正献公》)；同年安慰落第的曾巩曰“畜德养志，愈甚远到”(《书简》卷七《与曾舍人》)。庆历七年(1047)向晏殊推荐新登进士第的魏广，称其为“好古守道之士”(《书简》卷二《与晏元献公》)。皇祐四年(1052)作书安慰失守端州而遭贬黜的丁宝臣曰：“遘此不幸，古人多然，在处之有道尔。古之君子，所以异于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书简》卷八《与丁学士》)皇祐六年(1054)有《与张职方》，请张转交信件给丁宝臣，称“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忧患中，难得信问往来，早为达之也”(《书简》卷四)。皇祐五年(1053)作《与焦殿丞》(《书简》卷七)，安慰“不遂解名”的焦千之；嘉祐四年(1059)致书赵槩，请其帮助“专心学古”的“笃行之士”焦千之任职“郓学”(《书简》卷三《与赵康靖公》)。嘉祐三年(1058)，恳请韩琦推荐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入馆阁(《书简》卷一《与韩忠献王》)。嘉祐五年(1060)，为屈居下僚的吕溱(字济叔)鸣不平，谓“济叔公议犹屈，乃吾徒之责，未尝少忘于怀”(《书简》卷三《与冯章靖公》)。欧与多年同僚、为人忠厚的赵槩情意甚笃，熙宁三年(1070)致书赵槩，盼早日归田，云：“若得自乘一鹿车造门求见，亦未为晚。”(《书简》卷三《与赵康靖公》)可能由于身体不佳，结果还是年长的赵槩于后年自南京单车来访，足见友情之深厚。

综上所述，欧阳修的10卷《书简》，是我国史上以个人短简为主的大量信件命名“书简”的首次结集，在我国的书简发展史和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欧阳修长期从政与交游的记录，也是欧阳修心灵的生动写照。阅读这些书简，我们对欧阳修的人格、文学及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些近千年前的珍贵书简，也让我们深切地理解欧阳修能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代文宗的原因。

注释：

[1] 见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新见九十六篇欧阳修散佚书简辑存稿》 ，载《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以下简称《辑存稿》。

[2] 熊礼汇：《略论欧阳修书简的艺术特色——从日本学者新发现的96通书简说起》，《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 《欧阳文忠公集·书简》卷六，四部丛刊本。下文引用均略称《书简》。

[4] 《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卷十七。

[5] 费 衮：《梁溪漫志》卷八，涵芬楼刊本。

[6] 见《欧集·奏议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7] 苏 辙：《龙川别志》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8] 《墨庄漫录》卷八，丛书集成本。

[责任编辑：陈未鹏]

2014-06-27

洪本健， 男， 福建福州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I206.2

A

1002-3321(2014)05-003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