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怡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部， 究竞争力越强，故d1～d7均取最大值来构造 350002)

纠“因循”当戒“卤莽”
——沈葆桢保台及其外交理念与国防方略

林 怡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部， 究竞争力越强，故d1～d7均取最大值来构造 350002)

沈葆桢保台成功，是代表中国政府积极治理台湾、推动台湾现代化的第一功臣。清廷保台和治理台湾的成就与沈葆桢高度清醒理性的外交理念和国防方略紧密相关，而清廷无法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沈葆桢的外交理念和国防方略，这使清廷加速走向了覆亡的败局。沈葆桢建言“纠因循”当“戒卤莽”的外交理念，和“练兵、筹饷、制械、储才、游学、持久”的国防方略至今仍有警示意义。

沈葆桢；台湾；中日关系；外交理念；国防方略

一、引言

今年距清廷因“牡丹社事件”而委派沈葆桢(1820-1879)保台已经140周年。沈葆桢成功保台，意义深远。近年台湾出版高明士主编的《台湾史》，从开山抚番、政治的改革、国防的加强等三个方面叙述了沈葆桢对台湾的贡献，认为“牡丹社事件发生后，由于日本出兵侵犯台湾，危害到清朝的海防安全，使清廷认识到要巩固中国海防必先确保台湾，欲确保台湾则应先建设台湾，清廷治台政策由此转趋积极”[1]。中国政府对台湾全岛的积极治理，沈葆桢居功至伟。1874年后，至1894年甲午战败清廷割台，整整二十年间，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较长时段地有效治理台湾，这与沈葆桢的外交理念和治国方略是分不开的，也与清廷采纳了沈葆桢的理念，并在沈葆桢离台之后，使继任的丁日昌、刘铭传等洋务派官员延续沈葆桢的外交理念和积极治台方略分不开。“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台湾出现了全中国最早自办的电报业和新式邮政，和全国最早投产的新式大煤矿。台湾也出现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具电话、第一盏电灯、第一枚邮票、第一所公立的新式学校，使台湾成为全中国洋务运动中最现代化的省分。”[2]但是，1894年甲午中日争战，中国战败，台湾还是落入日人之手，究其缘由，与清廷长期积弱并且不能一而贯之地遵循沈葆桢“纠因循”而 “戒卤莽”的外交理念和国防方略有密切的关系。

二、纠“因循”而戒“卤莽 ”：沈葆桢外交理念与国防方略

沈葆桢的外交理念和治国方略散见其大量的奏折里，并集中体现在他成功保台后回到大陆给清廷上陈“六事”以及临终遗疏中。这“六事”和遗疏，详见其子沈瑜庆的诗歌《哀馀皇并引》中。兹录全诗如下：

光绪乙亥，日本构衅台湾番社。先子奉诏视师，勒兵相持数月。日人情见势绌，愿缴营垒军械作价四十万元就款，言路腾谤，以为纵敌，先子不为动。师旋，遵旨复陈练兵、筹餉、制械、储才、游学、持久六事，请饬各省合筹，每年四百万金，分解南北洋。计日治海军，期以十年，成三大枝。彼时游学者亦艺成而归，制船驾船，不患无人矣。又恐缓不及事，请四百万尽解北洋。先成一军，再谋南洋。盖处心积虑，并日兼程，犹恐失之。嗣北洋徇言官之请，挪海军款济晋赈。先子以为大憾，奏请前款仍分解南北，力疾遣学生出洋，监造镇远、定远二铁舰，而先子病遂不起。易箦前夕，命瑜庆就榻前口授遗疏。先是日本夷琉球为冲绳县，庶子王先谦疏请伐日本。廷旨饬议，未及复奏，至是遂言：“天下事多坏于因循。但纠因循之弊至于卤莽，则其祸更烈于因循。日本自台湾归后，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不可谓非劲敌。而我之船械军实，无改于前，冒昧一试，后悔方长。愿皇上以生安之质，躬困勉之学，所谓州来在吴，犹在楚也。”疏入，廷旨促办海军。合肥亦悟，北洋海军，权舆于此。而出使大臣李凤苞请废船政，谓制船不如买船。已而私其居间之利，后希中旨者，又挪海军款办颐和园工程。甲申一挫，甲午再挫，统帅不能军，闽子弟从之死亡殆尽。无更番之代，猗角之势，专一之权，以至于一蹶不可复振。淮楚贵人居恒轩眉扼腕曰：“闽将不可用，海军难办。”噫！真闽将不可用耶？抑用闽将者之非其人耶？累累国殇，犹有鬼神，此焉可诬？而今日之淮楚陆军何如乎？是可哀矣！吴公子光曰：“丧先王之舟，岂惟光之罪？众亦有焉。”长歌当哭，遂以《哀馀皇》名篇。

城濮之兆报在邲，会稽已作姑苏地。或思或纵势则悬，后事之师宜可记。昔年东渡主伐谋，严部高垒穷措置。情见势绌不战屈，转以持重腾清议。铁船横海不敢忘，明耻教战陈六事。军储四百餉南北，并力无功感尽瘁。宋人告急譬鞭长，白面书生臣请试。欲矫因循病卤莽，易箦谏书今在笥。蓄艾遗言动九重，因以为功宜可嗣。谁知一举罢珠崖，东败造舟无噍类。行人之利致连樯，将作大匠成虚位。子弟河山尽国殇，帅也不才以师弃。即今淮楚尚冰炭，公卿有党终儿戏。水犀谁与张吾军，馀皇未还晨不寐。州来在吴犹在楚，寝苫勿忘告军吏。

前题

鱼龙热海果何堪，天醉人家梦自酣。愁绝当时庾开府，声声盲左咽江南。[3]

“馀皇”一词，是春秋时吴国舟船的名称。《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这两首《哀馀皇》貌似在哀悼以闽籍子弟为主力的清廷海军的覆灭，其实另有深意。诗前引语详细叙述了在台湾事件后沈葆桢力促清廷专心兴办海军及其曲折过程，指出清廷海军在甲午的覆灭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清廷没有坚定不移地坚持沈葆桢所建言的国防方略，又没有遵循沈葆桢“戒卤莽”的外交理念，这不仅仅导致了清廷海军的覆灭，而且使清廷深陷亡国之败局。沈葆桢的国防方略即该诗引语所叙述的沈葆桢从台湾回到大陆向清廷所谏的“六事”：练兵、筹饷、制械、储才、游学、持久。为了说明问题，下面我们详细分析该诗引语所涵括的内容。

首先，光绪乙亥，因“日本构衅台湾番社”，沈葆桢统兵与日军“相持数月”，最后日本同意中国出银四十万两购买日军在台湾留下的“营垒军械”，日本退兵，这样的结局却导致了“言路腾谤”，即朝中言官或有弹劾沈葆桢“纵敌”，但沈葆桢对此弹劾批评不为所动。

光绪乙亥，乃1875年，这是沈葆桢保台成功后回到大陆的时间，而沈葆桢入台是在此前的1874年。同治十年(1871)，“有琉球宫古岛民六十九人，乘船遇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的八瑶湾(今屏东县满州乡)，溺死三人，另六十六人登岸后误入牡丹社域(今屏东县牡丹乡)，结果有五十四人被高士佛社原住民所杀，余十二人得到汉人居民杨友旺的救护幸而逃生；后经凤山县护送至府城，再转送至福建福州，次年，由福州坐船回琉球。”[4]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派使到中国“商谈换约之事，并恭贺同治结婚，乃乘机试探清廷对牡丹社事件的处理态度。当时清廷一方面表示琉球、台湾皆属中国，此事不烦日本过问，但却又表示，台湾后山(今台湾东部)的原住民为化外之民，清廷政令所不及，无法追究。日本即以此为藉口，出兵台湾”[5]。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此事，于三月出兵三千多人登陆台湾，四月进攻台湾东部山地“牡丹社”。清廷得知后，授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之职，沈葆桢奉命于五月渡台，并速调操洋枪的淮军精要一万余人来台，同时兴办团练，整治军备，开辟山路，招抚土著，积极备战，与日军对峙相持数月，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日本因沈葆桢积极备战，暂时占不到中国太多的便宜，加上英美列强又对其挑起事端的做法多加责难，且在台日军水土不服多染病暴卒，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日“终在英、美两国斡旋下和谈，于是年九月双方达成协议，签订条约重要内容如下：(1)日本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为不是。(2)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在台湾修建道路房舍，中国愿留下自用，但必须补偿银两给日本。(3)台湾东部生番，中国应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受杀害。最后，中国赔偿日本抚恤难民费十万两，又赔偿其在台湾修道路费、建房屋费四十万两，日本乃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撤兵”。[6]

中日这次海上交锋，终以和平方式告结，但当时清廷中对此结果有不同意见，所谓“言路腾谤，以为纵敌”，就是对沈葆桢的指责,但沈氏不为这些批评所动摇。这是为什么？即便今天台湾史家，对此结局的评判也有所褒贬：“牡丹社事件虽告和平解决，但条约的签订，等于无形中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显示出中国缺乏有才能的外交家；同时赔款撤兵，降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其对台湾却也有正面的影响，亦即清廷从此开始重视台湾，治台政策转为积极，尤其是为了防范外人占领台湾而推动的‘开山抚番’等各项政策，使得台湾东部从此走上了积极开发的途径，可以说是拜此事件之赐。”[7]这样的结局，真的是沈葆桢等人“纵敌”吗？或是中国当时“缺乏有才能的外交家”之故吗？我们只要看一下李鸿章当时写给沈葆桢的一封信，就知道这样的结局既不是沈葆桢“纵敌”，也不是中国“缺乏有才能的外交家”，而是当时中日两国实力相较中国已相形见绌使然，这样的结局是清廷最高层无可奈何之下做出的最后选择。这样的结局，还是靠了沈葆桢在台强备武事才有的最好结局了。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李鸿章致函在台的沈葆桢，详细叙述了中日双方谈判的过程：

幼翁仁兄年大人阁下，连奉七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四日抄件，敬承一一，缘近日无尊处轮舶到津，大久保等在京亦无定议，迟迟未覆。日来连接总署函，自重阳大久保始改议彼此两便办法，遂有撤兵回国索贴费二百万金之说，真情毕露，总署力言不可，姑允被害漂民酌量抚恤，彼又追问抚恤确数；十四日忽又翻覆，柳原因请觐不准，亦告辞，与大久保偕行出京。十六日英使威妥玛乃为居间调处，多方恫吓，总署恐大久保之速行决裂也——允以从优给恤银十万两，倭兵退后，所弃房屋器具等件，归之中国，由尊处会查，酌给四十万两。十七，威使复称倭人欲先给一半，文相未准，而五十万之数已经出口，大约总可定局，似援九年津案赔偿法俄各国人命共五十万，先后一律。弟初尚拟议审所害者琉球人非日本人，又津案戕杀领事教士，情节稍重，碍难比例，今乃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或谓若启兵端，无论胜负，沿海沿江靡费，奚啻数千万？以此区区，收回番地，再留其有余，陆续筹备海防，忍小忿而图远略，抑亦当事诸公之用心与？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无如总署前书所云，有事即力图补求，事过则仍事恬嬉耳。大久保不日当回，倭兵冬间计可撤退，开山抚番，增官设兵，一切善后，端绪宏大，诸赖长才久驻，擘画经营，俾臻完善，永绝觊觎，感佩曷已——威使致信本国照料购办利器铁船，似又中变；日意格自请仿制，谅由外洋另觅熟手匠头，有把握否？安澜、大雅为飓风所毁，殊出意外，能否捞起修整？——亦事机不顺之一端。内山开矿，为兴利创举。执事锐意行之，良可钦企——台地百产精英，什倍内地，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为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手此肃复，顺颂勋祺。年小弟李鸿章顿首。[8]

李鸿章此信，信息量极大，至少说明：(1)代表清廷最高层的“总署”一开始并不想向日本妥协，双方谈判一直无果。(2)直到1784年的重阳日即农历九月初九，日本特使大久保才提出愿意撤兵，但要清廷赔偿日本两百万金，清廷不同意此数，但同意赔偿琉球难民抚恤金，日本追问抚恤金的金额，清廷不予明确答复。(3)十四日，清廷高层意见又有变化，日人求见清廷高层，被拒绝，日使离开北京，谈判不能继续。(4)十六日，英国大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日两国，清廷害怕日特使的离开使谈判彻底破裂，所以答应了给琉球难民抚恤金10万和给日人40万的“房屋器具”费。(5)十七日，英使称日本要中国先付给日本一半的款项，被清廷总署要员文祥拒绝。(6)但清廷既然已经答应了50万的付款，这事“大约总可定局”。(7)赔偿日人和琉球难民共50万金，在李鸿章看来，清廷最高层似乎是援引了此前赔偿天津法俄教案的成例，但李鸿章开始时认为这样援例不妥当，因为琉球不属日本，这样做“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8)李鸿章之所以改变自己原初的看法，原因在于：其一，有人指出，如果战事一开，到时费金更多，损耗更大，胜负也难以判定；其二，如果能以少量的款项，换来台湾全岛的安全，这也是沈葆桢等在一线处理此事“当事诸公”的心愿。(9)随沈葆桢保台的两艘军舰“安澜”和“大雅”竟然因台风在澎湖一带沉没。可见，清廷虽然开办了福建船政，但海防实力相当有限。(10)台湾事情尚未了结，沈葆桢、李鸿章已经在谋虑购买或自制军舰事宜。(11)李鸿章和沈葆桢一样期待清廷能够全面经营好台湾，作为国防战略之要务。

综上所述，沈葆桢此役“不主战，而终许日和”[9]，是他作为一线统帅在权衡了中日两国实际情形后作出的“戒卤莽”的外交决策。清廷也不缺乏如李鸿章、沈葆桢这样有才能有远见的外交家，但终因国力有限，不得不在台湾和琉球之间作出利弊权衡，为了保住对大陆全局战略更为重要的台湾全岛主权，不得不在琉球问题上对日让步。

其次，沈葆桢在“戒卤莽”的同时，开始了“纠因循”的作为。台湾事件甫一结束，沈葆桢就上奏清廷，要求清廷一改此前长期消极理台的政策，他说：“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10]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理台政策和改革新举措。他的第一项改革建议就是请“移福建巡抚驻台”，他说：“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渐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闽浙)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福建)巡抚之便。……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等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11]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从1875年11月起规定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福州，以为兼顾之计，这一制度的设立对中国政府对台全岛实行主权管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沈葆桢“戒卤莽”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实际上是为了改革清廷内部弊政即“纠因循”争取了时间和条件。

再次，保台成功后回到大陆，沈葆桢立即向清廷提出了“练兵、筹饷、制械、储才、游学、持久六事”，并请清廷下旨要求各省共同筹资，“每年四百万金”，用来兴办南北洋海军。接着又提出用十年时间建设“三大枝”海军。十年后，派到海外学习的海军精英已学成归来，这样就有自己的海军“制船驾船”，不用担心无可用之人才了。同时因担心“缓不及事”，远水解不了近渴，作为南洋大臣的沈葆桢从大局着眼，主动请求将第一年筹来的“四百万尽解北洋”，以期“先成一军，再谋南洋”。

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离台回到大陆，被清廷升任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台湾事件之前，虽然有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少数开明人物和洋务要员明了国际形势、开始重视海防，但清廷的国防战略却是没有海防地位的。经此台湾事件，在沈葆桢强力请求要“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的情形下，清廷才开始较为重视海防建设。然而，清廷虽然开始较为重视沈葆桢提出的“练兵、筹饷、制械、储才、游学、持久六事”中的前五事，譬如派出了陈季同、严复、萨镇冰等福建船政学生游学欧洲，为海防储备人才，也花巨资购买和自制船舰，但却独独没有领会和重视、更没有实践沈葆桢提出的最后一事即“持久”的方略，而是不时以各种原因忽视海防建设，导致了中国海防建设事实上的败局。

台湾事件后，清廷虽然接受了沈葆桢的建议，每年筹金400万专款用于建设南北洋海军，但这一专款专用的规定一开始就屡被破坏。先是光绪三年(1877)，即农历丁丑年，山西发生了二百余年未曾有的重大旱灾，史称 “丁丑奇荒”，这场重旱灾又延续到光绪四年，即农历戊寅年，亦称为“戊寅大荒”。山西旱灾，饿殍无数，李鸿章不得不同意清廷言官的提议，挪用南北洋海防建设的专款救灾，沈葆桢对此致信李鸿章，反对挪用海防专款，说：“国家安危所系，葆桢老病不及见，必为我公异日之悔。”[12]沈葆桢高瞻远瞩，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海防兴衰乃“国家安危所系”，所以才敢冒众人之不韪，毅然劝阻动用海防专款赈灾，但没有远见的清廷在特大灾情前已别无他法，沈葆桢抱憾忧虑在心，终至一病不起。1879年3月，日本明治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全面接管了琉球，4月4日，向国内外宣布废琉球改称冲绳县，琉球王国至此名实俱废。著名学者又是京官的王先谦上疏清廷请求出兵讨伐日本，此时沈葆桢已经病重，清廷面临的危局早在他意料之中，因此临终之际，他遗疏不赞成王先谦的出兵之议，说：“天下事多坏于因循。但纠因循之弊至于卤莽，则其祸更烈于因循。日本自台湾归后，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不可谓非劲敌。而我之船械军实，无改于前，冒昧一试，后悔方长。愿皇上以生安之质，躬困勉之学，所谓州来在吴，犹在楚也。”沈葆桢很清楚，日本已经是“劲敌”，决不是清廷一些官员或大清朝多数人目中不屑的小小岛国；以清廷“船械军实，无改于前”的现状，要迎战卧薪尝胆数年发展强劲海军的日本，其结局只能是“冒昧一试，后悔方长”。他指出：国家的危局是因为长期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造成的，若卤莽以启战事，则为祸将更为严重！此沉痛之告诫，非有远见卓识者不能出此言！沈葆桢于1879年11月病逝。他如果看到五年后亲自惨淡经营的福建水师在昏昧无能的清廷主导下，竟然在自家港口坐以待毙、全军覆没的悲壮场面，不知该如何痛心疾首！然而，更加惨痛的是：再过十年，即1894甲午年，中日第二次海上交锋，这回不仅仅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连号称骠勇之师的淮楚精锐也溃败于日军。清廷举华夏之大，无论陆上还是海上，皆已无可守疆土之兵勇。

沈瑜庆在这首诗前引语中还指出：中法甲申海战、中日甲午海战，都因为 “统帅不能军”，而致全军覆灭。作为海军精英主力的“闽子弟从之死亡殆尽”。清廷取消了闽海军的建置，福建水师既无外援，又无自主专一的权限，从此一蹶不振。但居于朝中要位的“淮楚贵人”却指责“闽将不可用，海军难办”。沈瑜庆反驳道：到底真是闽将不可用呢？还是领导闽将的人“非其人耶？”——清廷都是用不懂海军国防的人来领导闽海军。在甲申甲午两次海战中，闽海军将士为国捐躯，死亡殆尽，“累累国殇，犹有鬼神，此焉可诬？”沈瑜庆甚至说到：“淮楚贵人”既然指责闽海军，那么经甲午一战，“今日之淮楚陆军何如乎？是可哀矣！”号称能征善战的“淮楚陆军”在甲午海战之前就先全军溃败于朝鲜陆地战场了！

所以，沈瑜庆通过回忆沈葆桢保台、从而力图创建强大的中国海军却屡遭挫折的史实，指出：清廷陷入今日之困境败局，不是由海军造成的，因为海军之败，是前述多种原因造成的，所谓“天醉人家梦自酣”——那些愚昧顽固、自我陶醉、急功近利且又骄奢贪腐的的清廷要员们，无视沈葆桢呕心沥血提出的外交理念和国防方略，“合力谋杀”了大清天下！所谓“众亦有焉”——在朝昏昧者人人都有责任！

三、“持久”：修明内政——纠“因循”而戒“卤莽”

综上所述，作为政治家的沈葆桢，纠“因循”而戒“卤莽”是他重要的外交理念和国防方略。为了贯彻这一重要的外交理念和国防方略，他请求清廷坚定不移地做好六件事：练兵、筹饷、制械、储才、游学、持久。然而，清廷并没有始终贯彻他的主张，尤其在“持久”这一战略上，清廷可谓反其道而行。要“持久”，就必须通过外交努力，为中国赢得较长时段的和平发展、发奋图强的环境。清廷有识之士如曾国藩、沈葆桢、李鸿章等也都明白这一点。曾国藩晚年处理天津教案，因为寻求和平解决的外交途径，备受当时强硬派的指责，但是曾国藩不为所动，原因正和后来的沈葆桢处理台湾事件相似。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奏报清廷：“今中国轮船甫经修造，尚不尽如洋人兵船之式,洋枪洋炮,甫经操练，亦不能及洋人技艺之精，至若召募水军出海操演，此时尚未议及。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 13]同时期，曾国藩回复李鸿章的信说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鄙人今岁所以大蒙讥垢而在己亦悔憾者此也。”[14]从曾国藩的这些言语可以看出：清末少数有世界眼光者如曾国藩、沈葆桢、李鸿章等，都希望清廷能够正视现实，持久地修明内政，而不是一味地妄自尊大、对外宣战。他们都明了海军是现代国防的关键，他们都期待争取持久的和平来“隐图自强”，但这样“主和”的外交理念被当时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清议派的“君子”们所反对甚至弹劾。反对的清议之士往往昧于中外国力的悬殊，却一味“轻易言战”，以博得一时的“爱国”虚名。而认清大势所在的少数有识之士往往因为“主和”而背上对外妥协“卖国”的恶名，连曾国藩对自己“大蒙讥垢”的遭遇也深表“悔憾”。李鸿章也正是因为害怕背上更多的“卖国”恶名，而在甲午没有勇气阻止清廷与日本决战，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因此指责李鸿章道：“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15]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样：“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甚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京，亦无以自解也。”[16]反观沈葆桢在处理台湾事件时，因主张外交解决也深受清议之责难，但沈葆桢却“不为所动”，从此可以看出在事关外交和国防的重大战略问题上，沈葆桢果敢勇毅的担当精神更甚于曾国藩和李鸿章。

无论曾国藩还是沈葆桢或李鸿章，甚至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极少数清醒的有识之士，他们“主和”不“主战”，并不是主张屈服投降于列强，而是旨在努力以外交途径处理纷争，为中国赢得“持久”的“隐图自强”的和平环境。但是清廷中的大多数都是昏昧之辈——“天醉人家梦自酣”，这些人不但不“持久”卧薪尝胆、隐图自强，相反，以慈禧为代表的王公贵胄们一味沉湎于骄奢淫逸、妄自尊大中，最后举国孤注一掷，清廷再无回天之力。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一切外患都因内政不修而致。琉球被日本占据，沈葆桢临终之际，遗疏清廷，告诫道：“日本自台湾归后，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不可谓非劲敌。而我之船械军实，无改于前，冒昧一试，后悔方长。愿皇上以生安之质，躬困勉之学，所谓州来在吴，犹在楚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沈葆桢不赞成王先谦出兵讨伐日本的主张，这该有多大的担当勇气才能出此清醒理智之言！所谓“州来在吴，犹在楚也”，典出《左传·昭公十三年》：吴灭州来，令尹子旗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州来在吴，犹在楚也。子姑待之。”楚平王靠弑楚灵王等诸兄即位，楚国内政不稳，吴国趁机占领了楚地州来，楚令尹请求出兵伐吴，楚平王不同意，而是力避战事，想着先修明内政，并说：州来在吴，和在楚是一样的。言外之意，等到楚国有实力战败吴国了，州来自然又是楚国的领土了。沈葆桢遗疏用此典故告诫清廷应该先修明内政，才能有效抵御外侮，否则“冒昧一试，后悔方长”。非有勇见卓识和勇毅果决如沈葆桢者，不能也不敢出此言。

内政不修，外患方至。历史的教训昭然若揭。当代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或有既昧于历史的真实，又昧于当代中外之实情，一意“可以说不”者；或有以 “鹰派”自居，在大众传媒高调言战事者，此辈真非为国是虑者也！知识界和学术界若不加理性思考，一味跟风，媚俗从众，哗众取宠，误尽天下苍生正此辈！回顾百年来中国艰难变革、一波三折的历程，当今学界应切忌以虚骄之气误导民众。海防依然是当代国防重中之重，现代海防已经和空防紧密相关，海空一体化的国防建设俨然是当务之急。沈葆桢所言“练兵、筹饷、制械、储才、游学、持久六事”，依然是当代中国理应遵循的重要国防方略。其力图变革——即“纠因循”同时又“戒卤莽”的外交理念，也依然值得当代中国借鉴和遵循，尤其“持久”一说，更值谋国诸公体察涵泳。沈葆桢的高足、中国近现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1908年指出：“盖国惟能战而后可期不战，而享和平之福。”[17]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今日爱国诸君能体悟沈葆桢遗疏的深意，并践履沈葆桢的“六事”，如是，或能实现“可期不战，而享和平之福”。

注释：

[1][2][4][5][6][7] 高明士主编、洪丽完等编著：《台湾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55，164，154，154，155，155页。

[3] 沈瑜庆:《涛园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13页。

[8][9][12][13][14][15][16] 黄 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276-277，168，169，229，229，214，214页。

[10][11] 沈葆桢:《请移驻巡抚折》，见《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九种·福建台湾奏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纂发行，1959年，第1-3页。 [17]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9页。

[责任编辑：余言]

2014-05-26

林 怡， 女， 福建福州人，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部教授， 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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