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 挺， 陈金凤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中唐文人的仕途与经济——以韩愈为中心的研究

鄢 挺， 陈金凤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至唐开元年间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员选拔制度。越来越多的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这个途径进入仕途，以期获得自己想要的身份和地位。这些人的仕途进展情况与自己的经济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仕途顺利则经济相对较好，仕途坎坷则经济拮据。韩愈作为中唐文人的典型代表，从应举到出仕，仕途颇为坎坷，他的经济状况也随之发生变化，但与仕途基本上是正相关的关系，这是一个鲜明的印证。

唐朝；文人；仕途；经济；韩愈

到科举制比较完善的唐中朝，越来越多的文人把科举看成是改变自身经济条件的主要途径。文人参加科举考试前，需要很大的投入，可只要他们榜上有名，出仕为官后一般都能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韩愈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生于长安，三岁丧父，就养于兄韩会处，十二岁兄亡，由其嫂郑氏抚养成人，足见其年少时备尝艰辛。德宗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入长安求仕，贞元八年始进士及第，此后历经宦海沉浮，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卒于长安，官终吏部侍郎。略观其家世，祖父韩睿素，中宗时为桂州长史，父韩仲卿，官终秘书省秘书郎，兄韩会历起居舍人、韶州刺史，大抵是一个中下级官员之家。韩愈出身与同时代多数普通官员并无太大差别，仕宦经历又颇为丰富。目前学术界对唐朝文人的仕途与经济的研究并不多，笔者拟以韩愈为例，考察其仕途不同阶段中相对应的经济生活，探讨中唐士人仕途与经济间的关系。

一、应举长安时拮据

唐玄宗之后，科举之风日盛，所谓“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1]（p357），“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2]（p79）。迄中唐科举日渐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然而其录取名额却极为有限，虽前后数额或略有变化，但总体上唐代进士及第都非常艰难[3]（p302）。

贞元二年，韩愈至长安应进士举，经济上颇为贫苦，其“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4]（p1652）即是指此。在《答崔立之书》中又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4]（p1261）可见其求仕长安，不仅为济世安民，还要为自己、为家族解决衣食生计。然而韩愈的科举之路却颇为坎坷，历经四试，贞元八年始进士及第。孟郊《登科后》一诗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5]（p4205）似乎登科之后生活面貌焕然一新，然而韩愈进士及第后却全非如此。韩愈遂于贞元八年参考吏部博学宏词科，然而又连续三年不第，贞元十一年《上宰相书》中所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4]（p1239）。

在长安的那段时期，贫困似乎是韩愈生活的主题。贞元十五年在《与李翱书》中回忆曰：“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4]（p1387）。其日常生活之概况，我们亦可在其诗文中略见一斑。贞元九年韩愈试博学宏词科二度落第，作《上考功崔虞部书》曰：“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緼袍粝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4]（p1181）。“惶惶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4]（p1239），韩愈此时生活无疑颇为拮据。

自贞元二年应举长安至十二年入董晋幕府为观察推官，这十年间韩愈无官无禄，其生活来源又是什么呢？首先当是来自家庭的支持，黄云鹤先生曾指出“下层士人在读书和科举期间，生活来源主要由家庭承担”[6]（p95），贞元中陈会应举期间，“每岁举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赉至中都助业”[7]（p417），顾况《游子吟》：“三年不还家，万里遗锦衾”[5]（p2931）。韩愈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潮州刺史，应当置有产业。大历十四年韩会卒后韩愈随郑夫人“百口偕行，避地江濆”[4]（p1210），在宣州生活七年，可见韩家在宣州应有一定田产。贞元二年韩愈只身赴长安，不可能离开家庭的支持，韩愈自己曾言“胸中虽有知识，家无钱财，寸步不能自至”[8]（p173）。其次拜谒权贵以求得一些资助，前引《与李翱书》中“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是也。其时北平郡王马燧罢河东节度使归居长安，给过韩愈较大帮助。韩愈后来追述说：“始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因得见于安邑里第。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召二子，使为之主。”[4]（p2462）。文中“故人”即韩弇，韩愈之族兄，贞元二年随浑瑊与吐蕃会盟，结果吐蕃背盟，韩弇因死王事，而马燧正是积极主张会盟之人，所以念弇新殁王事，抚恤韩愈特厚。

二、佐幕使府时较为宽裕

贞元十二年七月，董晋任宣武军节度使出镇汴州，韩愈初以节度使掌书记随行，后为观察推官守秘书省校书郎，仅为从九品上之校书郎，但也可谓自此踏上仕途，开始了居官食禄的生活。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云：“始先生以进士，三十有一仕。”[9]（p192）韩愈在董晋幕前后凡三年，直至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卒，汴州军乱，韩愈以从丧离汴幸免。贞元十五年秋，入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府，试协律郎武宁军节度推官，至贞元十六年五月张建封卒徐州军乱，韩愈幸稍早于此离开徐州。自贞元十二年起，韩愈的幕府生涯将近四年，期间他的仕宦与经济情况又是如何呢？

关于韩愈在此期间的公事，观其所作文章可得大概。韩愈贞元十二年入幕，直到贞元十四年三月，韩愈尚未得到朝廷正式任命。贞元十五年二月韩愈作《祭董相公文》，始自署名“观察推官守秘书省校书郎”[10]（p71），可知其时朝廷正式任命已下。贞元十四年秋，董晋还命韩愈主持汴州乡试。张籍应试中举，以汴州首荐的资格前往长安，十五年中进士。“州家举进士，选试缪所当。驰辞对我策，章句何炜煌。”[4]（p54）贞元十五年冬，韩愈以徐州从事的身份代表张建封前往长安“朝正”，作为重镇使者，韩愈在长安颇受礼遇。《归彭城》诗云：“昨者到京城，屡陪高车驰。周行多俊异，议论无瑕疵。见待颇异礼，未能去毛皮。”[4]（p85）

贞元十三年七月，韩愈以疾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并序》叙其生平，曰：“居悒悒之无解兮，独长思而永叹。岂朝食之不饱兮，宁冬裘之不完……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为乎浚之都。小人之怀惠兮，犹知献其至愚。固余异于牛马兮，宁止乎饮水而求刍。伏门下而默默兮，竟岁年以康娱。”[4]（p1282）可见韩愈此时虽经济状况已有改善，但心情似乎仍是郁郁寡欢，显然认为自己未能充分展其抱负。在徐州期间又不为张建封特别重视，且似与同僚有些摩擦，又如《与孟东野书》曰：“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五乐否也。”[4]（p1425）此间所作其他诗文如《与李翱书》、《龌龊》《忽忽》、《鸣雁》、《从仕》等，都或多或少体现出对幕府工作的不满，综上可见韩愈在幕府仕宦生活之大概。

中晚唐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官员收入颇丰，因而韩愈这一时期在经济上也较为宽裕。唐代幕职官俸禄高下多由府主自行决定，而府主辟举幕僚，或以欣赏、或以故旧，故给俸丰厚。在《与卫中行书》中韩愈说到自己在幕府的日子，“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4]（p1431）

综上，在幕府期间，韩愈在经济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就仕途而言却抑郁不得志。贞元十六年五月，韩愈携家人离开徐州，自此至贞元十七年冬铨选，得授四门博士，开始其初为京官的生涯。期间韩愈失去在幕府的职俸收入，生活又陷入贫困，这也反映出居官与否对于普通士子经济上的重大意义。

三、初仕长安时清寒

贞元十七年冬韩愈入京参加铨选，得授正七品上之四门博士，初次为官长安。学官清寒，按贞元四年中书门下奏，四门博士月俸仅二十五贯[11]（p1662），而长安又是米珠薪桂之地，韩愈在徐州时已“家累仅三十口”，这一家人到长安后，生活立即陷于窘迫，其《与崔群书》曰：

仆无以自全活者，从一官于此，转困穷甚，思自放于伊、颖之上，当亦终得之。近者尤衰惫，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仆家不幸，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以此忽忽，思与足下相见，一道其怀，小儿女满前，能不顾念？[4]（p1534）

可见韩愈虽得为四门博士，但家计实极为困难，不得已又复求人资助，贞元十八年献书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曰“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4]（p1523）。第二年又作《与李尚书书》，向京兆尹李实大献殷勤，表示“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李实“为政猛暴，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12]（p3731），韩愈以道德文章名世而此时对之满纸谄谀，亦可想见其生活窘迫、急不择人之情形。

贞元十九年末，韩愈迁为监察御史。时关中大旱歉收，“德宗问人疾苦，实奏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拆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公卿百执事随其喜怒诬奏迁逐者相继，朝士畏而恶之。”[12]（p3731）韩愈义愤填膺，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4]（p162），不顾个人安危大胆弹劾如日中天的京兆尹李实。韩愈以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上书，十二月九日，仅十天之后即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忆此时之仓惶：“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黾勉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头囚。”[4]（p221）

四、谪居时窘困

贞元二十年二月，韩愈抵达贬所阳山。即使如此，韩愈仍倾心为治，李翱《韩公行状》云：“出守连州阳山令，政有惠余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9]（p182）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驾崩，顺宗即位，四月册李纯（即宪宗）为太子，大赦，韩愈得以离开阳山待命郴州，是年秋得授江陵府法曹参军，同时张署也被任命为江陵府功曹参军。江陵为荆南节度使驻地，相比阳山无疑好得多，但韩愈对这一任命却仍是不满，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曰：

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4]（p195、p196）

十一月，韩愈、张署抵达江陵。十二月九日，韩愈便作《上兵部李侍郎书》，述其操守文章与坎坷困窘，希望对方向新皇推荐自己，其汲汲仕进之心可见一般。韩愈任江陵府法曹参军不到七个月，却时刻盼望着重返长安。

至于韩愈此间的经济状况，元和元年到达江陵后，《喜雪献裴尚书》中仍云“履敝行偏冷，门扃卧更羸。悲嘶闻病马，浪走信娇儿。灶静愁烟绝，丝繁念鬓衰。”[4]（p267）韩愈此一时期跃跃欲求仕进，作品多反映其在政治上的进退悲喜，而关于经济状况的描述较少，仅有的一些则以表达其贫寒窘困为主。

五、再仕长安后富足

元和元年（806年），韩愈再回长安任国子博士。然而到长安仅数月之后，却又卷入一场是非当中，即“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9]（p182）。所谓“文学之职”，或指翰林学士，地居近密，极为清要。于是“嚣嚣之徒，相訾百倍”[4]（p171），韩愈在忧谗畏讥当中，遂请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国子监任博士，远离权力中心，亦远离是非。元和二年六月，韩愈离开长安赴洛阳。元和四年六月，改官都官员外郎分判祠部，仍分司东都。在此任上因限制宦官滥度僧尼而与之发生冲突，遂于元和五年冬，迁韩愈为河南令。按《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令各一人，正五品上。”[13]（p751）韩愈在河南令上严厉惩治不法军吏，清理藩镇私邸潜藏罪士，获得宪宗的直接肯定，曰：“韩愈助我者！”[9]（p188）自此韩愈迎来了他仕途中的春天，元和六年秋迁授职方员外郎，之后虽以论事不当退为国子博士，但贞元八年初很快又升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两年中三转其官，元和九年再迁考功郎中知制诰，至此韩愈已接近权力的中心，逐渐进居长安城中的高级官员行列。

韩愈回京初任之国子博士又是一清冷学官，在长安时已“学堂日无事”[4]（p364），到洛阳之后更“东都绝教授，游宴以为恒”[4]（p476）。按贞元四年规定，国子博士月俸四十贯，比之任四门博士时多了不少，但从“男寒涩诗书，妻瘦剩腰襻”[4]（p464）诗文中，可见韩愈的生活却依然贫寒。一方面固然因收入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因韩愈除自己妻儿外还赡养了众多家族成员，所以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韩愈“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4]（p190）。这是韩愈对家族负责与担当的体现，但同时也使他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改官东都都官员外郎之后，韩愈的境况也没有明显好转，元和五年所作《东都遇春诗》曰“为生鄙计算，盐米告屡罄。坐疲都忘起，冠侧懒复正”[4]（p484），可见因东都郎官清散，韩愈百无聊赖、牢骚满腹与家计窘迫。韩愈升为河南令之后，经济状况有很大好转，甚至对于游学士子都能“洒扫县中居，引水经竹间。嚣哗所不及，何异山中闲。前陈百家书，食有肉与鱼”[4]（p532），待遇可谓优厚。河南令颇具实权，由此亦很大地改善了韩愈的经济条件，对比他随后任职方员外郎时“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颔”[4]（p568）的抱怨，尤可见职务与经济之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到这一阶段随着名望日盛，越来越多的人求其撰写碑志，这也给韩愈带来了大量润笔费。唐代碑志创作极盛，“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礼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14]（p82），撰写碑志成为文人获取收入之一途。如王勃，“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15]（p32））。韩愈以文章雄长于世，这方面收入颇丰。从其《进王用碑文状》和《奏韩弘人事物表》中知，因写碑文分别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和“绢五百匹”的润笔。当时物价，“盐价每斤四十文”，“绢一匹直钱八百”[4]（p2508），“米一斗不过五十文”[16]（p634），那么五百匹绢值四百贯钱，远远超出了俸禄收入。刘义曾“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17]（p5269），话虽无赖，所言可能也是事实。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中写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9]（p181），虽然语带夸张，但是可以想见润笔之丰厚。至元和十年，韩愈在长安靖安里购置了一套房屋，其《示儿》诗曰：“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4]（p669、p670）。可见新房环境颇为优雅，而韩愈也对此甚为自豪，除此之外韩愈还在在城南购置了一套别墅，“幸有用余俸，置居在西畴。囷仓米谷满，未有旦夕忧。”[4]（p906）总之，此后韩愈官位渐高，声名俱起，经济上已日渐富足，不再以贫寒为忧了。

六、结论

韩愈自贞元八年进士及第，贞元十二年从事董晋幕府，至元和八年居官比部郎中、试官修撰，二十余年间，虽为官员而常不免于贫困。纵观韩愈这二十年间的仕途与经济，可知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及与其相似阶层的官员，从四门博士、监察御史、阳山县令、法曹参军，到国子博士、都官员外郎，若只靠俸禄收入，而又负担着赡养着一个大家庭的话，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贫困艰难的。稍晚于韩愈的沈亚之，在《与京兆试官书》中曰“言得禄位，大可以养上饱下”[18]（p7589）。结合韩愈的经历，我们知道中唐时中下层官员的生活也并非那么理想。而在藩镇幕府中工作，即使职衔品级较低，收入比之品级相对高一些的朝廷官员反而更为丰裕。朝官中若做到尚书省郎中这样五品以上的清要官职，经济状况已然较好，要是再有些额外收入如润笔钱之类，就更加富足了。

总之，本文通过讨论韩愈仕途与经济状况间的联系，考察了中唐时期普通士人官员的一般情形，探讨了当时官员在不同阶层上不同的经济状况。以韩愈为中心展现这一时代这一阶层大概的政治轨迹与经济状态，对于全面了解当时士人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具有一定的意义。

[1]杜 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王定保.唐摭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程千帆.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A].古诗考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4]韩 愈.韩愈全集校注[M].屈守元，等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5]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7]王 谠.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吕大防，等.韩愈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汴孝萱.韩愈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王 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2]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4]钱 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辛文房，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李 翱.李文公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7]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董 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吴赘）

OfficialCareerandIncomeofScholarsintheMiddleTangDynasty——A Study of Centering on HAN Yu

YAN Ting， CHEN Jinfe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Beginning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SUI Dynasty Daye，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became a consummate system of selecting the officials during the Kaiyuan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In order to get the identity and status，more and more scholars got into the official career in this way.The situation of the official career of these peopl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s.If the career went well，the economic condition was good，otherwise it would be bad.Hanyu w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terati，from tak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 to becoming an official,his official career was rather rough and rugged,his income changed along with i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income and official caree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this is a vivid proof.

Tang Dynasty；scholars；official career；income；HAN Yu

2013-07-09

鄢 挺（1990-），男，江西新余人，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陈金凤（1967-），男，江西万载人，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宗教史、隋唐史。

K242.3

A

1000-579（2014）01-01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