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桥生

(江西师大助理研究员、博士)

干部清正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是对中国传统官德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官清正是众多士大夫的毕生追求，强调为官者要做到政治清醒、为政清廉、处事公正、一身正气。

1.为官清醒，以民为本

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社会矛盾，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是历朝历代当政者的第一要务。有“春秋第一相”之誉的管仲，正是因为对天下大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因势制宜，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改革，分设各级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征赋税，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采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最终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越王勾践败于吴后，认清了形势，屈服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后终战胜吴国而成就霸业。商鞅入秦后，针对奴隶制度的没落，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变法图强，采取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使秦国由弱变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秦王赢政清醒认识到了天下人心思定，积极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任用能臣名将，远交近攻，最终统一了六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萧何、东方朔、狄仁杰、王安石、刘伯温、张居正等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都是善于分析时事，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洞察社会发展趋势，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头脑，开创了当时社会的新气象，而成为一代名臣。诸葛亮隆中对三分天下更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清醒、谋定天下的典范。古代当政者保持政治清醒的一大法宝就是善于纳谏，从善如流。唐太宗李世民善听不同意见，认识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保持政治清醒，终成一代名君。纵观中国历史，为官者能把握天下发展之大势，保持政治清醒，根据社会的需要施政，是建功立业的前提条件。反之，头脑昏庸，决策失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不但不能有所作为，而且还有可能丢了身家性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君主的长久统治，官员政治清醒的核心要求是要做到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廉洁政治的价值落脚点。当政者不以民为本，人民群众就会把他打倒、推翻，王朝兴替的历史使一些圣人先贤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深刻阐述了民众才是国家的基石的思想。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以为贵?”曰:“贵天。”桓公仰而望天。管仲曰:“人君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老子曰:“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孔子也认识到要重视民众的生活，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孟子主张君主应施行“仁政”，并最早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用舟与水的关系形象地描述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能否做到“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社会为政者政治清醒不清醒的试金石，也是众多仕人从政道德之本，为官者常“以民为天”警示自己的一行一言。江西省浮梁县衙署有“官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河南省内乡县古县衙内也有副远近闻名的“官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两联均阐明了官源于民的关系，为官者不应有特权，而且要以民为本，造福一方。唐代名臣魏征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后晋刘昫告诫当政者“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就连庙堂之外的诗人杜甫也作诗“侧身天地更怀君，独立苍茫自忧民”，范仲淹不计个人得失，倡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统治者残暴统治的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2.为官清廉，公私分明

国人向来崇清、尚清、褒清。清廉，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楚辞·招魂》中。在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中，儒、道、墨、法等各派曾提出过反贪倡廉的主张，表达了对清廉奉公的追求。如《晏子春秋·杂下》云:“廉者，政之本也”，认为清廉是从政的根本。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凡是注重官员清廉的朝代，必然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社会欣欣向荣开创盛世;凡是官员贪腐的朝代，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走向衰败甚至灭亡。在中华民族传统中，“清廉”是老百姓对官员最高的褒奖，“贪婪”是老百姓对官员最大的不满。

清廉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被视为‘国之四维’之一，而且被视为‘仕者之德’”。廉洁奉公是官员“为政之本”，是“为官之要”，是品德之基。众多为官者将清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古人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欲不除，如蛾扑灯，焚身乃止;贪无了，如猩嗜酒，鞭血方休。”宋代名臣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表明了自己为官的立场;明代《官箴》中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古人常讲的“公生明，廉生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就是对廉洁奉公的最好诠释。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考核官吏的标准，其中廉洁奉公均是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求官员廉洁自律，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不以公权谋取私利，始终保持清廉的本色。《周礼·天官》中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官吏，必须做到“六廉”，即“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秦之“五善”中有“二曰清廉毋谤”;汉之“六条”中有“四曰洁身劳谦”;唐之“四善”、“二十七最”中有“二曰清慎明著”、“四曰扬清激浊”。从古到今，人们看廉吏、议廉官、颂廉品、尊廉位、学廉行。“清廉奉公”成为历朝历代考核官员的标准，评价官员的规范。

3.为官公正，公道正派

在古代社会，一直将公正视为执政顺畅的基础。古代先贤对当政者要为官公正、公道正派多有论述。孔子告诫为政者应处事公正，以自身作表率，强调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古代社会对于赏罚公正十分看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积极倡导:“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对于用人公正也十分重视，要求为政者要有爱才惜才之心，有豁达宽广的胸襟，不嫉贤妒能，不讨私人恩怨。正如管仲所说“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孔子也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墨子告诫当政者应“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名君、圣人、官员中，都强调从政者要“公道正派”，倡导“公天下”。正如黄宗羲所说:“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古代为官公正、公道正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强调要秉公断案。能不能秉公断案、有无冤狱，是老百姓判断官员德行的重要考量。做官者若不秉公断案，就会落下骂名。断案时不惧权贵，铁面无私，按律公断，则为百姓所称赞。凡是清正、公正、秉公的官员，他们都把秉公办事，按律断案看作一种人生的美德和内心的信仰。包公府有联为“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本是份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江西浮梁县衙也有一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这些都是古代官员追求公正、维护公正的很好例证。

4.为官正气，不污不浊

古代官员重气节，正所谓“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众多贤达之士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之心，秉持“天下有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的胸怀，以“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为标准，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袁聿明能在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为官理政长达五十载，靠的就是一身正气，朝庭褒奖曰“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人，修成一身正气;五十年兢兢业业理政，换得五代清朗”。古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捍卫道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节烈而死，也不屈节求命。《史记》中说:“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历来为中国人所景仰所传颂。文天祥舍生取义的精神光耀天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千古传唱。林则徐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更是激励着无数中国人为抵御外来侵略抛头颅洒热血。

古代官员将培养浩然正气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追求不污不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无坚不摧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孟子认为，“浩然之气”，要通过修炼、培养，摒弃各种物欲的诱惑，才能形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古人讲究“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强调“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以培育浩然正气来修身养性作为个人发展的基础。古代的先哲圣贤认为培育正气，一是要“知耻”。孔子的弟子问“士”的标准，孔子说“行己有耻”。孟子也曾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如果没有羞耻之心，势必会是非不清、荣辱不辨、美丑不分，最终贪赃枉法。二是要有“志气”。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志，气之帅也”。志向是气节的源泉，气节是实现志向的保证。历来酬大志、成大事、立大业者心中都长存一种浩然正气，都能不坠青云之志，坚守人生大节。三是要戒欲行善，讲究“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认识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始终做到慎独、慎欲、慎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淡泊明志，宁静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