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娴，杨 芳 (安徽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宋国宾(1893-1956)，字恪三，是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医学教授、爱国学者。1933年6月，宋国宾著成《医业伦理学》一书，该书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德思想的基础上，充分吸纳了西方医学思想的精髓，是黑暗年代中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启蒙读本，是民国时期医学伦理学的奠基之作。我国著名的伦理学者沈铭贤称其为“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的专门著作”[1]。

1 宋国宾现代医德思想的宣传和实践

宋国宾192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旋即赴法国巴黎留学，3年后回国，任震旦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生理学教授，并担任医院内科临床学教授。宋先生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在医务界有相当声望。同时，宋国宾曾经在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和上海医师公会等医学团体担任重要职务，在此期间，宋国宾非常重视对于现代医德思想的宣传和实践，被当代医学史学者尊称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的先导[2]。

宋国宾重视现代医德的教育和传播。要想强种强国，就必须普及现代医学知识，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医界已达成共识。而发展医学教育，是传播医学知识的基础。因此，西医界中不少有识之士对于中国的西医教育问题都极为关注。宋国宾在《医事建设方略》一文中将医生的教育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建议“制定医学课程标准，改进不良医校；学理与经验并重增长实习时间；增设医师伦理学一科以为良医之训练；各省增设合于标准之医校以增加正式新医之产生”[3]。对于医学教科书的选择的问题，宋国宾提出“先从事于广收中国病症之材料，以科学之方法，记录其症状，观察其症结，远溯其病因，研究其疗法，以为编订中华病症全书之预备，同时将现在通行之各科译本，重加审核，以中国病为主体，以中国语教授之”。可以说，宋国宾在西医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特别强调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发展医学教育[4]。

国家的医政建设也是宋国宾关注和宣传的重要内容。宋国宾认为“医政者，政府行政之一权，吾国医政之不修久矣……我医界亦尝供给政府以施政之方针……以改进医事”[3]。宋国宾主张制定全国医院标准，凡不符合标准的医院，应严加取缔，类似“设备不全、诊治不力、误人之事”的现象应杜绝发生。建议政府分级设立省立、县立、乡立医院，为贫穷的病患免费或减费治疗，减轻病患负担，实现公立医院公益和慈善的性质。针对当时同时大量涌现又缺乏管理的西医群体，建立权威的医学学术团体成为当时医界的共识，宋国宾希望“各地的医师，无论中外，须得加入我们的团体，然后职业始有保障，外籍的和本国的江湖医药，及帝国主义之医院也可明目张胆的去取缔，不良的医校，也可以毫无顾忌的干涉，根深蒂固的旧医也可不打而自倒”[5]。对于加入医团的医师个人，“道德之修养，尤为重要，故必增设医师伦理学一科”[3]。对于缺乏医德的医师应给予严格取缔。

宋国宾强烈主张医政建设应该最大限度的采纳医学学术团体的意见，对于当时政府并不严谨的医政立法行为给予了坚决的抗议和反驳，当时《中华医学杂志》发表长篇社论，强调各类医师法规在公布以前必须征求医界意见，文章非常严肃地批评卫生部“事先毫未考虑，只凭数人意见，妄将十年前内务部条文修改数则，而骤行发表。何异冬衣夏帽，南辕北辙，欲求人群共守，岂不难哉！……今我卫生部既未招集全国医学校及医学会共同讨论，对于医学教育标准又从未规定。而竟宣布此种条例。岂非舍本求末？”[6]。宋国宾当即也对“身为门外之汉，立法以绳门内之人”表示出强烈不满[7]。他认为医学学术团体的宗旨首先在于保障医师从业之权益，其次是谋求卫生事业上的进步，最后才有协助官府之责，因此他强调医学团体独立于政府之外，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建议，“医师团体者，集医界之全体分子，以共谋医界之利益者，政府所当为者，医师团体有贡献意见督促施行之权，政府所不及为者，或非政府所应为者，医师团体有直接起而为之之权”[8]。因此，对于政府过多的监管和干涉，未能为医师团体权益给予法律保证反而视医师团体为政府之附属机关的现状，宋国宾感到极度的不满和失望，甚至埋怨严智钟等在卫生部内任职的医师“此时在官言官，未尝为医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日归田下野复其开业医之生涯当感于立法之自弊”[9]。

同时，宋国宾还特别强调医生的社会责任感，主张医界同行应不断完善自身的专业知识结构，以推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宋国宾明确指出：“医生不是专替人诊病就算了事的，在国家方面，一切的卫生行政，在与医生有关。在社会方面，一切的卫生事业，亦无一不与医生有关。……至于民众的寿天与强弱，那更不必说了，所以医生不单是民众健康的导师，实在是民族强弱的操纵者”[10]。以当时社会的娼妓问题和花柳病泛滥的问题为例，宋国宾就明确规划出废娼的步骤。首先，改善生计及减少妇女堕落之机，具体包括提高妇女工资、设立无职业之妇女收容所、组织女子正当之俱乐部、保护背弃之婴孩、限制离婚(处今日中国社会情形之下，离婚多为片面的。女子被离之后，不出于自杀，即堕落为娼)、保护被弃之妇女、严罚强奸案件、被诱之女子，法律上许以正式嫁与诱奸之男人、救济未出嫁而为母之女子、组织讲演团，提高女子人格以及讲演花柳病之危险等等。其次，要救济青年男子堕落，可以采取发展家庭观念、养成尊敬青年妇女习惯、提倡早婚等方法加以实现。第三步是要减少怨女旷夫，具体方法包括：实行“夫到天边妻要随”主义；组织适宜运动，如网球、脚踏车等；设立书报室，音乐会、戏园、平民大学等。宋国宾乐观地估计，这些措施“果能一一实行，则娼妓不禁而自绝”[11]。从这些建议可以看出，宋国宾作为医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对如何改变当时的社会卫生环境、提高民族健康水平做出了严肃而深刻的思考，相对于高超的医学水平，宋国宾的这种努力是更值得我们尊敬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作为有着深厚西方医学教育背景的医学大家，宋国宾对当时社会大量的外籍来华医生的医德问题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外籍来华医师中良莠不齐，优劣相间，如果能遴选其优异者，并授予教授之位置，则‘对于国内学术之饥荒，未尝不可以小补’，但如果听任其任意开业，毫无限制，不仅成为中国医界发展之障碍，而且会严重影响中国民众的生命安全”[12]。这对于当时充斥社会的崇洋媚外风气不啻为一种严肃的批评。

2 《医业伦理学》：宋国宾现代医德思想的集成之作

宋国宾勤于著书立说，著有《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宣誓》、《上海市医师公会医师信条》、《医师与律师》、《医师信条十讲》、《巴斯德传》等大量著作，但这些只是医德的纲领性阐述。民国时期西医群体良莠不齐，医业混乱，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宋国宾为系统阐述其现代医德思想，以期规范医师的言行，于是著成《医业伦理学》一书，该书是宋国宾现代医学医德思想的汇集之作，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著作。

《医业伦理学》除“自序”、“引言”外，分4篇16章。第1篇“医师之人格”，第2篇“医师与病人”，第3篇“医师与同道”，第4篇“医师与社会”。篇首有颜福庆、胡定安等医学界名流的14篇序言，可见该书得到了当时医学界的广泛支持和赞赏。篇末还附有节选自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的介绍中医主要伦理观点的内容。宋国宾在他的“自序”中认为，医学伦理是医学中的“独立之科学”，要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在“引言”中，宋国宾一言以概括了他对于医德的理解：“故医家当具爱人好义之精神”。

宋国宾首先为《医业伦理学》确定中心思想。他在书中指出，医学伦理可以用两个字“仁义”来概括。其中的“仁”指的是“博爱”；“义”指的是“行而宜”。作为一个医生起码要有的精神是“爱人好义”。“义”的范围主要包括医家不能不学无术，不自炫渔利，不授害人之方，不做无益试验，不彻私情等要义。并把对贫困患者的无偿治疗等内容作为衡量医家“仁”心的重要内容。

宋国宾把“医师人格”放在最前边进行讲解。指出“良医当勤其行学，忠其行事。出其热忱，修其仪表”，“医师不仅丰富其学术才能已也，尤当敦其品格，检其细行，以期取于病人，垂于久远”。他认为，一个医生的完美人格应该是：有能力、敬业、对事业不懈怠、适当的仪表。想做好一个医生除了本身的学术能力外，还要重视品格、行为、仪表和言辞等方面，更重要的是，“此二事非天赋也，可得之于训练，成之于习惯。医者均可勉强而行之者也”。宋国宾认为，这些能力都是可以后天训练而成的，并且无论一个医生平时的行为习惯如何，都要在行医的过程中要求自己做到尽量完美，这样才能使自己声名远播。

宋国宾在“医师与病人的关系”上，极为重视应诊、治疗、健康人事指导、手术、医业秘密等伦理问题。他强调要精密，要周详，要有独到见解，要有条理，要审思明辨。他强调在治病的过程中，需要遵守三条用药方针，第一，治疗疾病；第二，强身健体；第三，减轻病人痛苦，否则不得滥投针药。在手术方面，强调选择手术的三个必要条件，即非必要时不施手术，无希望时不施手术，病人不承诺时不施手术。同时，宋国宾还制定了用药规则，所刊颇细，要求甚严。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当时有西方留学背景的西医大家，宋国宾特别强调西医在给病人开具处方的时候要用中文详细备注用法用量，“医者既详密审虑工楷开列精确之处方矣，尤当用中文详注服法于下，再向病家或看护女土再三说明，务求明了而后已”。并且对于病人的用药的情况，应“于复诊之际，当知注意调查也”。可以说是宋国宾在结合中国传统中医治疗的医学环境下，给西医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尽最大努力保障病人的安全和权益。

宋国宾在“医师与同行的关系”上，极为注重“敬人”与“敬己”。他在书中强调：“医者对于同道，当本正义之精神，友爱之情感，谦虚之态度”。在强调医家正义的时候，宋国宾强调要首先维护病人的权益，“发见同道之危险错误，为顾全病人之利益起见，当设法使病家知悉，而同时不致有伤同道之情感”。同时，对于医生无意之过失，同行要给予理解和宽容，因为“其名誉虽有裂痕，而其得来，非不正当，保持之权利固仍在也。揭其私而破坏之，即为侵犯权利，违背正义”。宋国宾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医界同行的极大响应，在当时几起医患纠纷案件处理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此不一一赘述。

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宋国宾在“医师与社会的关系”这部分内容中，十分强调医生对社会、国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宋国宾认为医疗事业就是慈善事业，“医家之责任，亦不限于疾病之治疗，而于社会国家应有重大之贡献与辅助矣”，他以自己的经验列出了三项任务，即疾病的预防与死亡的预防，疾病发生后该如何治疗和补救以及致死原因的深入研究。他在书中指出：“医家以能预防为论不啻为公众卫生家或调查员”，“以能补救而论不啻一公共慈善事业之重要助手”，“以能研究而论又俨然一专门之法医家也”。

3 宋国宾医德思想的评价

宋国宾的现代医德思想首先是对我国传统医德的继承和发扬。医学传统美德是人类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学宝库中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我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医德传统。以人的生命神圣、维护和保障病人利益作为崇高的目标，如炎帝尝百草就包含着朴素的“仁爱救人”思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格言，体现了生命的绝对神圣;《黄帝内经·素问》指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唐代孙思邈十分明确肯定“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并将自己的著作取名《千金要方》；革命战争年代“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义”的实践，更是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普遍赞扬。近代以来，西医作为新兴的职业群体，其产生和发展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医德思想也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在当时社会及至医界崇洋气氛十分浓重的情况下，一个深谙西方教育的著名教授把传统的“仁”、“义”思想作为中心来论述医师人格的重要性，是非常难得的，而医学道德的最终体现，归根到底是要靠医务工作者自身的修养、提高和不断的自我警醒，宋国宾对于医生人格的重视和积极阐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从《医业伦理学》一书中可以看出，宋国宾的现代医德思想是建立在其丰富的医疗实践和医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医业伦理学》中很多医德思想没有仅限于理论的阐述，语言简单明了，实践操作性强。例如，在对待病人方面，宋国宾详细介绍了真病、疑病和假病三类，将真病者又分儿童、少年、老年、妇女不治之症患者，将疑病者分为自以为有病其实无病的疑心病者和假病人，也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论述。在会诊、用药、处方的使用等问题上，作者没有大讲道理，而是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明确而又简洁的方法，使得本书的受众感到自然、亲切、实用。这充分体现了宋国宾丰富的医疗卫生实践知识和医学伦理学普及教育的丰富经验。

《医业伦理学》一书中丰富、系统、完善、进步的医学伦理学思想首开当时医学界的先河，80年前，医学界的名流曾希望宋先生此书能“挽颓风之已倾，彰狂澜于既倒”，甚至预言“不出十年，则医生之学术人格仪表，必改观矣”。宋国宾的书确实起过良好的作用，它表明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我国优良的医德传统也没有中断。作为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专门著作，《医业伦理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难得的清醒和客观。

反观当前，传统医德作为一种精神支持，对于从医人员的面貌有着巨大的影响。崇高的医德，往往造就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伴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在医学领域的诸多方面也反生了变换，当前的医疗卫生事业不仅仅需要《医业伦理学》中的基本框架，更需要结合当前形势进行恰当转换与应用。我们要传承优秀的历史精神——仁爱，又要强调适合当今社会的价值理念，还要发扬时代要求的医学职业精神。《医业伦理学》所弘扬的医德是一种伦理希望，它取决于医生的个人道德水平。相反在非伦理的层面的职业精神，就不像医德这么理想化。医学职业精神才是这个行业的自治，才是绕过医生个人道德水平障碍的关键。当现代从医人员将此内化为自身素质时，相信我国整体医业规范与状态将得到较大提高。

[1] 沈铭贤.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著作——评介宋国宾：《医业伦理学》[C].第二次全国医德学术讨论会医德论文集,大连:医学与哲学杂志社,1983:175.

[2] 张 斌.宋国宾：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先导[J].医学与哲学，2002，23(9):64.

[3] 宋国宾.医事建设方略[N].申报，1934-08-13.

[4] 宋国宾.中国本位之医药建设[J].医药评论，1936(134):1.

[5] 宋国宾.理想中之中国医师团体[N].申报,1934-05-07.

[6] 卫生部医师暂行条例之不当[J].中华医学杂志,1929,15(5):56.

[7] 宋国宾.立法之四弊[J].医药评论,1929(18):1.

[8] 宋国宾.医事建设方略[N].申报，1934-08-20.

[9] 宋国宾.医德[J].医药评论,1933(100):6-9.

[10] 宋国宾.禁娼问题[J].医药评论,1929(4):3.

[11] 宋国宾.舶来之江湖医药[N].申报,1934-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