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玉英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吉安 343009）

二十年来古代文学经典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郁玉英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吉安 343009）

二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研究的涉及面较广，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经典研究热中仍颇显冷清，需加强和深化。从研究范围看，有必要扩大研究面，揭示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化的系统性和独特性；从研究层面看，有必要结合经典的创作者与接受者，经典的内质与经典遭遇的文化气候，论证古代文学经典及其经典化过程；从研究方法看，对比研究、实证研究，需进一步完善；就经典本身而言，则需以当代意识作出新的诠释与判断。从经典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有利于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人文意蕴，探索文学的创作活动和传播接受之间的联系，发掘文学内在的审美属性和外在的历史文化属性之间的关联，揭示古代文学思想价值、审美价值的动态变化。

古代文学经典；研究现状；拓展空间；研究意义

由此，二十年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取得了较丰厚的学术成果。就文学经典的理论研究而言，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什么是经典？谁的经典？文学经典作品有什么样的标准?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制约?有没有可供考查的具体方法?什么方法?这些问题综合起来看可以分为二方面，即文学的经典性和文学的经典化。在对以上问题的探讨中，关于文学经典性、建构文学经典的决定因素、文学经典化与文学史的关系、“后经典”等理论性方面的研究颇有成就［1］。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及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在文化学的视角下也成绩斐然。除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探讨中国现当代及外国经典作家作品的经典性及经典化、红色经典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所遭遇的尴尬处境等问题外，亦有数量较可观的相关论著⑤如林精华《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徐菊《经典的嬗变》（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硕《经典制造——金庸研究的文化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韩颖奇《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化的“红色经典”》（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学界二十年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经典理论和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研究，热闹非凡，收获颇丰。在当前文学经典研究热中，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古代文学经典的研究现况如何呢？

一、二十年来古代文学经典研究的现状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研究，涉及面比较广泛，《诗经》、汉乐府、汉赋、唐诗、唐宋八大家散文、宋词、明清小说（如李渔的话本小说、曹雪芹《红楼梦》、吴承恩《西游记》等）以及陶渊明、李白、苏轼、欧阳修等个体作家也都进入文学经典研究的视域。综而观之，涉及如下方面：

1．古代文学经典的综合性研究

从文学经典的视角、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成果不是很多。王运涛的《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从宏观的层面对经典文学传承的人文精神及其表现、世代累积型作品的传播特征及传播模式、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动力等方面作了论述。然后又具体对经典文学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传播进行了论述。对古代文学经典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单篇论文，以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2］为代表。该文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问题。文章认为，成熟、广涵性、普遍性、中心性、标准、可重读性是文学经典基本特征。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条件，包括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典范作家的创作实践，后起作家的宗奉模仿，批评家与批评专著的推崇或者诋毁，某一时期社会风气、审美心理的变化和流行，经典作品本身的素质，甚至偶然的运气与机缘等等。这些条件之间的组合、变化促成了经典的形成。文章还从不同的角度区分了大经典与小经典、作家经典与作品经典、时代经典与文体经典、公开经典与公认经典、雅言经典与俗语经典、个人经典与公共经典、口头经典与书面经典、古代经典与当代经典。作者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从更宽广的现代语境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吴承学、沙红兵合作的另一文章《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3］则指出经典与反经典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共生现象。经典的形成和长期发生影响，离不开经典的自身价值品质、时代的审美风尚、主要作家与批评家的阐释，乃至于政治要求、类书和选本的塑造等。这些因素的不断组合、变化，也导致了反经典的出现。反经典使经典的地位动摇，也可能对经典起到必要的补充和激发作用。经典与反经典还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辩证统一。对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的反思，需要同时考虑到古代与现代两个不同的“传统”，借助于经典以及经典的阐释,我们才能真正将“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另外，王宏林《论唐诗经典的基本属性、建构要素及途径》［4］一文则从唐诗经典的典范性和不确定性出发，论述了审美思潮与价值标准影响经典的建构，诗选、诗话、笔记和其他一些论诗杂著建构唐诗经典的主要方式。教育部高校人文项目的结项成果，陈文忠《唐诗经典接受史研究》选取唐诗中的部分经典名篇，分别论证了唐诗经典接受史、唐诗经典阐释史、唐诗经典影响史、唐诗经典比较接受史，是唐诗经典研究中的力作。

2．古代具体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的个案研究

这是古代文学经典研究中投入关注最多的领域。研究者选取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视角阐述了部分经典在中国古代的生成，并探讨了经典作品的生成过程及其原因。

有的研究侧重于揭示经典文本在经典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李爱红《〈封神演义〉的艺术想象与经典化研究》（齐鲁书社2011年版）论证了民间神典——《封神演义》经典品质在其经典化过程中的影响等问题。再譬如，程晶晶《“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李清照〈一剪梅〉接受史》［5］从《一剪梅》旨意的阐释史、风格的鉴赏史和“经典”的影响史三个方面展示了这首经典名曲的接受过程。文章一方面横向挖掘这一经典文本的丰富意蕴，另一方面纵向展示这首“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孙书磊《经典的解构：从〈西游记〉到〈西游补〉、〈大话西游〉》［6］一文则将《西游记》和它相应的解构文本进行了对比，从解构的角度论述了文本因素对于经典化的意义。李彦东《论〈聊斋志异〉的经典形成逻辑》［7］一文通过晚清以来产生的图像的“聊斋体”和文字的“聊斋体”，来探究经典确立的独特逻辑，并期望借此沟通一种新的文本理解方式——图与文的结合。

有的研究侧重从外在于文学本身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阐释古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研究者概括出了如下影响作品经典化的因素：和政治相关的意识形态、主流诗学与文化思潮、权威接受者和传播者的扬弃等。张新科《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8］以汉魏六朝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为例，认为文学家的选择与接受、文论家的理论总结与扬弃、文选家的层层筛选与淘汰、史学家的收录与保存、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等因素，是汉赋在六朝时期被经典化的方式。张新科《〈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9］一文论述了《史记》从汉至今经典化的历史过程，指出《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扩大了《史记》的文化价值，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且使《史记》中有价值的历史人物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在历时与共时的存在范畴里，《史记》不断实现着自我的保值与增值。这种增值与保值,就是《史记》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钱志熙《乐府古辞的经典价值——魏晋至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发展》［10］一文强调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作用。文章认为乐府古诗的艺术特征、经典价值是作者、说唱者、演奏者、观听者共同创造的。谭新红《李清照词的经典化历程》、孙康宜《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二文则主要从社会思想层面揭示了她们被经典化的动因①谭新红《李清照词的经典化历程》，《长江学术》2006（2）；孙康宜《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江西社会科学》2004（2）。。李小钧《走向经典之路——以陶潜与多恩为例》［11］则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陶潜和多恩的经典化之路论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在经典化过程当中的决定性功能。再如陈宏论《西游记》的传播与经典化，罗莹论《古文关键》在经典的确立与文章学上的意义，誉高槐与廖宏昌论《乐府诗集》与李白乐府的经典确认，叶宽论《岳阳楼记》的经典化过程，郁玉英论姜夔明清词史经典地位的跌宕起伏，王世立论唐人编集与唐诗经典的书面传播，汪超论《牡丹亭》的接受评价与其经典地位的确立②陈宏《西游记》的传播与经典化的形成（《文学与文化》2010（3））、罗莹《〈古文关键〉：经典的确立与文章学上的意义》（《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9（4））、誉高槐与廖宏昌《乐府诗集》与李白乐府的经典确认（《北方论丛》2009（4））、叶宽《论岳阳楼记的经典化过程》（《社会科学论坛》2010（14））、郁玉英《论姜夔明清词史的地位嬗变及原因》（《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王世立《唐人编集与唐诗经典的书面传播》（《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11））、汪超《牡丹亭》的接受评价与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6））。等文章均主要从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着眼探讨文学经典化问题。

有的研究立足于经典文本，结合经典的内质及生成机制中的外部文化因素，阐释古代文学经典的生成方式和途径。吴承学《〈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12］论述了《过秦论》从史学经典到文学和史学双料经典的形成过程。文章认为其文本固有的史论价值与文学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基础。而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推崇以及后世审美风尚、社会风气等外在因素对《过秦论》经典地位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吴子林《文化的参与：经典再生产——以明清之际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为个案》［13］则以明清之际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为个案，在肯定文本自身内在因素或价值对经典化的独特功能与意义的同时，强调了经典再生产中经典遴选家的积极作用。郁玉英《姜夔词史经典地位的历史嬗变》［14］一文结合丰富的数据及具体史实，论述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对姜夔及其词接受与传播情况的不同，指出姜夔词史经典地位的历史嬗变受文学经典化的普遍规律的必然影响，但其经典化过程中剧烈的升降浮沉则决定于其人其词强烈的“雅化”面目与不同历时时期文化气候之间的冲突碰撞。郁玉英、王兆鹏《宋词第一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经典化探析》［15］论析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在不同时代的经典化之旅及其在不同读者群体中影响力的变化，指出词作内在的审美力量，创作主体的独特性和超越意识，契合传统及时代需求是该词保持恒久生命力的奥妙。

除了上述从学理层面阐释古代文学经典之外，王兆鹏先生及其弟子近年来尝试用实证的方法，寻找古代文学经典，颇具开拓性。《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16］、《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17］二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历代有代表性的唐诗、宋词选本、评点资料和当代唐诗、宋词研究论文等三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并加权计算，排列出唐诗、宋词百首名篇的排行榜，寻找历代读者所认定的经典名篇及经典名家。分析发现，名篇的多少与作家地位的高低、影响力的大小具有一定的正比关系。名篇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认定、积累和淘汰的历史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名篇的影响力又具有即时性和延后性等特点。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出版了《唐诗排行榜》和《宋词排行榜》。《清人词学视野中的宋词经典》［18］、《宋金词学视野中的宋词经典论析》［19］则是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探寻时段经典的研究成果。这种用可检验的具体数据确认古代文学经典的方法，增强了经典确认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值得借鉴和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张昊苏《定量考察与文学经典——以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为例》［20］以及白寅、杨雨《试论文学作品历史影响力测度模型的建构》［21］则就上述定量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该方法的意见。

3．对古代经典文学理论的阐释

古代经典文论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古代经典文论的阐释，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关于诗经学经典化的探讨。杨俊蕾的专著《诗学经典的在体化面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重点探讨了诗学经典的当代再认识与阐释实践。论文如古风《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22］认为，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文章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六途径”说，即精品的内质、阐释的空间、经典的载体、影响的延续、儒家的努力、政治的权力。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23］序，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杨子怡《经典的生成与文学的合法性——文化生产场域视野中的传统诗经学考察》［24］一文则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把《诗三百》由“经”而“诗”的现象放到文化生产场即文学场中去作整体考察和审视，以探寻经学和文学生成的过程及合法性。刘冬颖《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25］论述了新出土的上博竹书《孔子诗论》对《诗三百》走向经典所起的推动作用。钱志熙的《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26］指出《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

另外，也有的学者关注到学术思潮与语境对经典文论的影响。譬如邓新跃《〈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27］论证了权威诗学话语在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经典化的影响，显示了严羽试图在儒家理学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韩经太《经典的确认与学科的自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现代展开》［28］一文关注的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怎样进入二十世纪的现代学术视野，旨在揭示以美学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文学理念和以篇章语言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念在现代学术发轫期的特殊关系。

4．关于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经典性的阐释性研究

除了对古代文学经典生成及嬗变过程的论述之外，也有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本身进行阐释的文章，旨在揭示古代文学经典的人文意义和美学底蕴，挖掘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文学、文化价值。如崔蕴华《红楼梦子弟书：经典的诗化重构》［29］，研究《红楼梦》的经典化形式子弟书的诗化表达及特征。原绍锋《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体现——论中国文人苏东坡》［30］，认为苏轼的一生儒道互补，指出这是一种于人大有裨益的处世方式，最能使人生活得异彩纷呈，洒脱自然。孙福轩《话本小说叙事的经典——李渔叙事美学特征论》［31］、褚卫《永远的经典——〈孔雀东南飞〉》［32］、裴登峰《永远的经典——〈窦娥冤〉三题》［33］、吴中胜《论经典诗词“物是人非”的抒情范式》［34］、袁宪泼《经典的回音与变调——以〈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赏析为中心》［35］等文章，都着眼于经典文学形式的内部特征并对其进行阐释。

二、古代文学经典研究的意义与展望

从以上古代文学经典的研究现状看，当前古代文学经典研究，既有学理性的探讨，也有实证性的考察；既有对某个经典个案的论证，也有不同经典个案之间的比较；既有着眼于文化学视角的研究，也有立足于经典文本的解读。古代文学经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当前文学经典研究的热潮中，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研究颇显冷清。虽有诸多以经典名题的专书如《唐诗经典解读》（2009）、《宋词经典解读》（2009）、《国学经典》丛书（2008）、《另眼看经典》丛书（2008）等，但这都属于赏析普及类读物，从经典的视角研究古代文学的学术专著寥寥。1994—2013年中国期刊网所收录的近经典研究文章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研究的不及十分之一。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研究，虽然涉及的面比较广泛，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丰富的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经典不相匹配，古代文学经典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存在着值得进一步深化和开拓的空间。

1．古代文学经典研究的拓展空间

首先，从研究范围看，古代文学经典研究可以扩大研究面，结合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可以揭示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化的系统性和独特性。《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古代散文等，都有各自特定的经典传统。探讨它们之间的个案或整体的经典生成机制，并对它们的思想意蕴、价值功能、传播接受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流变作系统的考察，使其各自的经典性和经典化特点得以彰显，既有助于文学经典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建构当代人自己的古代文学经典系统，从而更全面地开发和提升古代文学经典的价值。

其次，从研究层面看，目前对古代文学经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典文学形式本体的解读、对具体作家作品经典化途径和方式的研究上，但有机结合经典的创作者与接受者，经典的内质与经典遭遇的文化气候进行经典化论证的成果较少。古代文学经典的研究，可以向更广更深的层面拓展和推进。陈文忠《走出接受史的困境——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反思》［36］一文便反思了当前研究中“经典化”研究的文章大都成了评论资料汇编的现象，指出经典作家的接受史应当从经典地位的确立史，经典序列的形成史，艺术风格的阐释史，艺术典范的影响史，以及人格精神的传播史五个方面展开，从而为读者展示出一部立体的、全方位的、血肉丰满的经典作家的身后史。同时，文学经典是具体历史语境下以文本为纽带联系创作主体和读者的关系体。文本所包涵的审美的、情感的、哲理的意蕴必须依靠读者的发现与传播。这是文学经典化的关键所在。揭示传播过程中外显的生成机制已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即关于文学经典在经典化过程中历代读者的审美心理，这仍然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因为对任何事物的体认都无法避开心理感受，审美的体认尤其如此。无论外在的权威话语如何规引，经典效应的产生最终都要经过读者审美心理这一环。那么，读者的审美心理层次如何？它们和经典本身的美学特征、和社会文化变迁有什么关系？读者的审美选择和审美判断在经典化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读者，各自的作用又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和解答。

再次，从研究方法看，对比研究，无疑是一种适用而又易于操作的方法。唯有比较，才能突出特点。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比较，比如中国古代不同文体经典之间的对比，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和现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对比，中外文学经典的对比。这种对比研究，有利于突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性和经典化的特点。实证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增强经典确认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王兆鹏先生等人关于唐诗、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分析，带有一定的尝试性，如何使这种实证的定量分析方法更趋科学合理，还有待学界的合作和努力。当前研究文学经典更多是停留在学理层面的阐释和演绎，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学经典的少而又少，不仅古代文学经典的研究如此，整个文学经典研究也是如此。赵学勇在《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一文中就曾指出：“或许只有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消费时代文学经典与所处的外部矛盾和自身悖论时，才不会陷入困惑与迷茫。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理概括的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37］因而，多元的实证研究，是今后古代文学经典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另外，就古代文学经典本身而言，也需要以当代意识作新的诠释和判断。诚如杜威·佛克马所说的：“建立经典是非常有趣的，但是更为兴奋的是观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经典之间的区别，并对这种差别给予解释。”［38］首先，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实体。过去曾经被确认为经典的古代作家作品，随着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会有怎么样的变化？某些曾被历史尘封的文学作品，是否会在现代焕发出它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存在不存在解构与重构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而不应被古代文学经典似乎已成定论的表象所遮蔽。其次，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到处充斥着声像文化、传媒左右着大众的舆论倾向，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方式和途径会有什么变化？此外，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化和研究现当代文学经典化，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加强对古代文学经典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文学经典的特质、文学经典的经典化、文学经典的前景等问题的认识更趋全面清晰。

2．从经典视角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

当然，任何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都有其缺陷。文学经典研究的本身，也有局限性。对文学经典的过分依赖，会导致对某些文学形式的忽视。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经典对文学史的真实具有遮蔽性，研究意义的正反总是形影相随。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经典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仅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一，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说，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蕴藏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凝聚着中国古代先贤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智慧。在现代语境下对它作出新的阐释，可以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为国人正确处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心理焦虑和人生困惑提供心灵和行为的借鉴，这有益于人类文化健康持续的发展。而且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对于西方而言，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所言：“中国古代文学十分丰富，其中很大一部分和我们西方的文学传统并不一样，对它的准确的翻译传播也很不充分。”［39］（P531）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向世界，让世界真正发现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不能不说是最好的桥梁之一。同时，在中国当代的青少年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陌生感。这一切都有赖于研究者对古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发掘和传播。

其二，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文学经典作为“实在本体”和“关系本体”的结合［40］，它既是一个个充满艺术魅力的文学样式，又昭示着文学与其赖以生存的种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以文本为纽带、联接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受众和创作者的统一体，包涵着审美、文化、历史、政治和社会心态等诸多元素。从经典的视角研究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更便于探索文学的创作活动和文学传播接受之间的联系，更有利于发掘文学内在的审美属性和外在的历史文化属性之间的关联。加强古代文学经典的研究，是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同时，经典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体，从经典角度研究名作名著，有利于揭示它们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的动态变化，改变将作品意蕴静态化的研究模式。

［1］郁玉英.透视当前关于文学经典的理论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2009(6).

［2］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J].中山大学学报,2004(6).

［3］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J].文史哲,2012(2).

［4］王宏林.论唐诗经典的基本属性、建构要素及途径[J].许昌学院学报,2012(4）.

［5］程晶晶.“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李清照《一剪梅》接受史[J].兰州学刊，2005（1）.

［6］孙书磊.经典的解构：从《西游记》到《西游补》、《大话西游》[J].淮海工学院学报，2004（3）.

［7］李彦东.论《聊斋志异》的经典形成逻辑[J].海南大学学报，2003（1）.

［8］张新科.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J].人文杂志，2004（3）.

［9］张新科.《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J].文学遗产，2012（5）.

［10］钱志熙.乐府古辞的经典价值——魏晋至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发展[J].文学评论，1998（2）.

［11］李小钧.走向经典之路——以陶潜与多恩为例[J].中国比较文学，2004（1）.

［12］吴承学.《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J].文学评论，2005（3）.

［13］吴子林.文化的参与：经典再生产——以明清之际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为个案[J].文学评论，2003（2）.

［14］郁玉英.姜夔词史经典地位的历史嬗变[J].文学评论,2012(5）.

［15］郁玉英,王兆鹏.宋词第一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经典化探析[J].齐鲁学刊,2009(6).

［16］王兆鹏,孙凯云.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J].文学遗产,2008(2).

［17］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J].文学评论,2008(6).

［18］郁玉英,王兆鹏.清人词学视野中的宋词经典[J].江海学刊,2009(1).

［19］郁玉英.宋金词学视野中的宋词经典论析[J].江汉论坛,2009(11).

［20］张昊苏.定量考察与文学经典——以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为例[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3).

［21］白寅，杨雨.试论文学作品历史影响力测度模型的建构[J].社会科学，2013（2）.

［22］古风.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J].复旦大学学报，2006（6）.

［23］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4］杨子怡.经典的生成与文学的合法性——文化生产场域视野中的传统诗经学考察[J].西北师大学报，2005（7）.

［25］刘冬颖.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J].学习与探索，2004（4）.

［26］钱志熙.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J].北京大学学报，2012（4）.

［27］邓新跃.《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J].江汉论坛，2007（2）.

［28］韩经太.经典的确认与学科的自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现代展开[J].中国文化研究，2004（冬之卷）.

［29］崔蕴华.红楼梦子弟书：经典的诗化重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3）.

［30］原绍锋.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体现——论中国文人苏东坡[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8）.

［31］孙福轩.话本小说叙事的经典——李渔叙事美学特征论[J].明清小说研究，2004（4）.

［32］褚卫.永远的经典——《孔雀东南飞》[J].海内与海外，2006（11）.

［33］裴登峰.永远的经典——《窦娥冤》三题[J].名作欣赏，2007（7）.

［34］吴中胜.论经典诗词“物是人非”的抒情范式[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7（4）.

［35］袁宪泼.经典的回音与变调——以《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赏析为中心[J].名作欣赏，2012（26）.

［36］陈文忠.走出接受史的困境——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反思[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4）.

［37］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J].文学评论，2006（5）.

［38］杜威·佛克马.所有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它更平等[J].中国比较文学，2005（4）.

［39］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40］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3）.

Ancient Literature Canon Studies in Last Score Years:Situation and Prospective

YU Yu-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Jinggaangshan University,Ji'an 343009,China）

The last score years witnessed ancient Chinese cannon studies of broader fields and with certain achievements.Nevertheless,compared with the heat of cannon studies in general,the above said studies display somewhat coldness and require more intensive exploration.It is necessary to broaden the range of studies and reveal the systematicality and uniqueness of ancient literature canons and their canonization;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laborate the canons and their canonization through investigating both writers and acceptors of the canon,as well as the canons'internal qualities and external cultural environments;it requires better method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and it calls for new interpretations and judgment of the canons against modern consciousness.Studies through perspective of canon is helpful for revealing the humanist implica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anons,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writing,literature circling and its acceptance,examining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internal aesthetic qualities of literature and its external historical-cultural features,and illustrating change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ancient literature

canons of ancient literature;situation of studies;rooms for broadening;significance of studies

I206.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4．021

1674－8107（2014）04－0129－07

术期刊发表的关于经典研究的文章数量遽增。查询中国学术期刊

总库以及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1994—2013年中国文学学科领域发表的学术文章，以“经典”为题名检索，得1870篇，以“经典”为主题检索得7759篇。如果同时在中国文学与文艺理论学科领域检索，则以“经典”为题名和主题的论文数分别达2356篇、9462篇①数据来源：中国知网http://epub.cnki.net，数据为2013年3月12日查寻结果。。而1993年上溯至1915年以“经典”为题名和主题的论文数分别为21篇、513篇。其次，从硕博论文选题看，文学经典选题越来越受青睐。搜索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学科中，1994—2013年总共有204项以“经典”为题②如李松《建国后十七年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武汉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王健《经典焦虑症”透视——“后文学”视野中的“经典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10博士学位论文）、张红军《鲁迅文学经典与现代传媒的关系》（辽宁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李新《论“红色经典”文学中的“复仇”》（山东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黄毅《话语权力和文学经典的产生》（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井延风《现代经典之路》（郑州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黄旭建《唐宋杜诗经典化历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永志《流动的经典--《〈西游记〉改编现象论析》（暨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所有选题集中于2000年后，之前此项数据为零③数据来源：中国知网http://epub.cnki.net，数据为2013年3月12日查寻结果。。再有，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设立关于经典研究的专题，其中，1994—2012年，在中国文学学科中，有13项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阎浩岗，2005）、《中国文学经典的生命智慧研究》（郭昭第，2008）、《儒家经典〈春秋左传〉》的英译与域外左传学研究》（罗军凤，2012）等得以立项①见国家社科基金数据库http://gp.people.com.cn/yangshuo/skygb/sk/index.php/Index/seach。。教育部高校人文项目立项中，围绕经典展开的也不在少数，其中，张西平《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被立为2007教育部高校人文重大项目。另外，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先后开辟专栏探讨经典问题②《中国比较文学》、《天津社会科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先后辟出“经典的解构与重构”、“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专栏。《名作欣赏》长期刊发阐释经典文本的文章，2012年连续刊发了孙绍振的《古诗词经典之三问三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也先后发表关于当前经典处境及经典价值等问题的文章③如《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自2000年以来先后发表近78篇以经典为主题的文章。如潘衍习《诵读经典益在儿童惠及成人》（2007/ 02/06）、刘梦溪《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经典》（2007/01/09）、李舫《颠覆经典的背后》（2006/04/18）、任成琦《中文经典博大精深魅力在海外华童知难而进诵读忙》（2005/11/29）等等一系列文章。《光明日报》同期也发表了75篇一系列论经典的文章，如柳霞《传播文化经典引起学界关注》（2007/0319）、吴娜《中国经典世界分享》（2007/02/12）、曹建文，韩秀琪，徐可《“颠覆经典”的隐忧》（光明日报/2005/6/20）、孙逊《图像传播：经典文学向大众文化的辐射》（2004/05/26）、邱红杰《专家会诊“红色经典”改编症结》（2004/05/25）等。。学术界也专门召开了一系列关于经典研究的学术会议讨论文学经典问题④如2005年3月，四川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术沙龙围绕“文学经典、经典重构与重写文学史”问题，开展了系列讨论。2005年5月27-30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召开“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该中心文艺学网《文艺学新周刊》推出两期，专门讨论“文学经典与经典化问题”。2006年4月26-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的“文学经典的传承与重构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学经典”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9月22—23日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举行。2008年11月23—24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台湾大学文献与诠释研究论坛三家发起主办，并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经典文献诠释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2009年6月26—27日,以“经典的生成与经典的阐释”为主题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衡阳师范学院召开。2010年10月在合肥举行了“文本、历史和语境:伦理视角下的文学经典重读”学术研讨会。“文学经典传承与变迁的跨文化审视——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在杭州举行。2012年4月27—28日，“经典诠释与文学/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可见，文学经典确实日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

2013-10-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词经典的生成及嬗变研究”（项目编号：10CZW027）。

郁玉英（1973-），女，江西萍乡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批评等多元文化的兴起，关于经典的研究和讨论在西方蔚然成风。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亦趋多元化。1993年，荷兰著名学者杜威·佛克马教授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题为《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的学术讲演，就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研究发表了独到的观点。以此为契机，中国学术界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把关于经典和文学经典诸多方面的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其热度从以下诸方面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