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海英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务部，江西井冈山 343600）

湘南起义新探

唐海英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务部，江西井冈山 343600）

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毛泽东早已设想“以汝城为中心”实行湘南起义，但因多种原因，将湘南暴动的打算变成了极力攻打长沙，并最终放弃了湘南割据。朱德召集汝城会议，讨论了湘南起义的计划，但因准备不足决定推迟，后因支援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再次推迟，而宜章首义更利于湘南起义的实现。湘南起义大可不必与三大起义齐名，但它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依然突出。

毛泽东；朱德；湘南起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1200多人从粤北进入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这次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近年来，对湘南起义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围绕毛泽东与湘南起义、朱德与湘南起义、湘南起义的地位和价值进行了研究，但有些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例如，为什么毛泽东早已设想“以汝城为中心”实行湘南起义，但最终却放弃了？朱德为何首选宜章举行湘南起义？湘南起义一定要与三大起义齐名吗？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究，不妥之处敬请学界专家斧正。

一、为什么毛泽东最终放弃“以汝城为中心”实行湘南起义的设想？

毛泽东与湘南起义的关系，不少文章有过探讨，一般认为毛泽东是湘南起义的策划者，但对毛泽东与湘南起义擦肩而过的前因后果探讨并不深入。

1.毛泽东拟“以汝城为中心”实行湘南起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确定了实行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的秋收起义计划，武装起义是以南昌起义为主，四省农民的秋收起义相配合。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工作的毛泽东，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并筹划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1927年8月初，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强调要用武力夺取政权，开展土地革命。那时，在湖南的汝城县有澎湃领导的千余人的农民武装，南昌起义军正在南下途中，可能抽调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予以支援，同时，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也可以向汝城集中，因此在汝城组织暴动，成功的希望较大，也有利于实现中央意图。

毛泽东在《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1］（P19）他要求组建一个师的兵力，以革命军的一个团为中坚力量，这样就能有占领五个县以上的把握。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了这个大纲，并决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建湘南特委。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大纲对湖南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如“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毛泽东为湘南特委书记”等，中央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是吸取了毛泽东写的《湘南运动大纲》的一些意见。

2.毛泽东由湘南暴动的打算变成了极力攻打长沙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回到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成立新省委，并筹划秋收起义。

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中央确定的新策略。关于如何举行暴动，毛泽东与中央的意见有许多不同之处。中央许多同志认为，暴动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工农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则明确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1］（P29）在暴动区域的问题上，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2］（P32）此后，湖南省委和中央不断书信往来，讨论秋收起义的计划，中央不断指责，毛泽东答复指责。后经湖南省委坚持，缩小暴动范围，以湘南暴动为重点的湖南全省暴动变为湘中暴动，毛泽东为湘中暴动的负责人，湘南起义就此搁置，毛泽东也与湘南起义擦肩而过。

为什么毛泽东此时极力主张攻打长沙？原因有三：一是湘南与长沙之间信息传递不畅。“原定于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发生了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3］（P145），因此，毛泽东只能研究“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了。二是中共中央要求湖南省委举行秋收暴动的计划，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全省暴动”，而且要求“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毛泽东则认为，既然要举行武装暴动，必须有军队的支持，“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成功举行秋收暴动，必需集中武装力量。毛泽东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与中央不同的意见，充分显示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过人的胆识。后来秋收起义失败，也说明了毛泽东判断的正确。三是当时形势紧迫，举行暴动迫在眉睫。毛泽东的意见与中央的要求不一致，双方不断地写信要求和答复，但秋收起义的行动如箭在弦上，时间不允许争论持续下去，须迅速举行暴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立即发动正在湘赣边界的几支革命队伍，向长沙发起了进攻。

3.毛泽东最终放弃湘南割据

1927年9月9日，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毛泽东亲率5000农军向湘中长沙发起了进攻。但由于敌强我弱，秋收起义三路大军在敌人的反击下，很快败退下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金坪失利，第二团在浏阳溃败，第三团在东门受挫，刚出师的队伍遭重创，“军威因是不振”，“竟至溃不成军”。

是进攻还是退却？进攻只能是以卵击石，退却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但这个问题显然难不倒毛泽东。无论如何先保存队伍，生存下来才是最重要的。9月19日夜，秋收起义前委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会议，师长余洒度坚决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则坚决主张向山区和农村转移。关键时刻，总指挥卢德铭投了毛泽东一票，会议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正确决定。

部队南下芦溪、攻下莲花，到达永新三湾，不久来到宁冈，在得到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的帮助下，驻扎了下来。在宁冈“安家”后，毛泽东率队一路向南，沿湘赣边界各县开始游击，第一站就是在酃县的十都，后移师水口。湘敌向水口扑来，毛泽东兵分两路，三营在宛希先的带领下奔袭茶陵，迫敌回救，毛泽东率一营继续向南，折入遂川县境，不幸的是，在大汾遭到民团武装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损失惨重。后来，毛泽东收拾队伍来到了井冈山的茨坪。

“从行军路线来看，工农革命军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而行。毛泽东率队一路走来，一步步靠近井冈山，其实离湘南也越来越近。”［4］（P58）为什么毛泽东不继续南下，往桂东县和汝城县走，举行湘南暴动呢？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一是秋收起义失败后，工农革命军军力大减，三湾改编后，秋收起义最初5000余人的队伍锐减至700多人，已无实力实现湘南暴动的目标。二是毛泽东对桂东县和汝城县的情况没有摸清，而且部队在茅坪安顿下来，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军事行动必须谨慎小心。三是既然部队已到达井冈山，找了个“歇脚”的地方，可先在周围打游击、筹款子，熟悉环境，伺机探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大汾劫难时，张子清、伍中豪的第三营走错道误入湘南，应是有意识地寻找南昌起义余部。

以上原因，特别是第一个原因，实现湘南起义已无可能。而毛泽东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辗转进入湘南，先在宜章顺利举行了暴动，而后实行湘南总暴动，但因为声势太盛，湘粤军阀联合起来，组织了9个师的兵力，对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革命力量南北夹击；更不幸的是，此时的湘南特委盲目执行中央的“焦土政策”，结果轰轰烈烈的湘南总暴动归于失败，朱德、陈毅只能率队向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转移。因此，毛泽东主动放弃湘南暴动，是在反复比较下的理性选择。

二、为什么朱德首选宜章举行湘南起义？

朱德是湘南起义的领导者，但湘南起义不是在汝城举行，而是在宜章首义。关于这个问题很多研究者一笔带过，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详细说明。

1.朱德召集汝城会议，讨论了湘南起义的计划，但因准备不足决定推迟

八一南昌起义余部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通过“赣南三整”后，“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5］（P4），但经过几个月的苦战，给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隆冬时节，战士衣着单薄，枪支弹药和被褥无法得到解决，粮食薪饷更无着落。朱德从实际出发，欲与云南讲武学堂的同学范石生合作，范石生驻防广东的韶关和湖南的汝城、资兴一带。朱德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与范石生代表在汝城谈判，终于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摆脱了困境。

朱、范合作成功后，“1927年11月26～28日，（朱德）在汝城召开中共湖南省衡阳市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和布置了准备举行湘南暴动”。［6］（P57）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湘南特委、北江特委和湘南各县的负责人，有夏明震、毛科文、彭晒、何日昇等人。他们研究了形势，讨论如何实现暴动的问题。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争论十分激烈。一种意见倾向于立即举行起义，发动农民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地主豪绅，分田分地；一种认为起义时机尚未成熟，因湘南、粤北农军受到沉重打击，汝城农军组织也遭受失败，地方党及农军组织尚需恢复。朱德综合大家意见，作了精辟讲话。这次会议是策划湘南起义的纲领性、方向性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形势，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决定湘南起义推迟至12月中旬举行，要求各地分头进行准备。这次会议为以后的湘南暴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2.因支援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又被推迟

汝城会议后，朱德、陈毅率部转移到了韶关，途径仁化时，朱德与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汝城会议后），我们接受了党的指示，去支援广州起义”。［5］（P5）但当朱德率部移至韶关时，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出的200多人抵达韶关，与朱德会合，他们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原计划决定参加广州起义的计划遂成了泡影。部队便在韶关西北的梨铺头驻扎下来，借以休息整顿，伺机举行湘南起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德和范石生合作的消息，不久即为蒋介石所知，蒋介石急电命令广东军阀李济深转告范石生，将朱德部队“就地解决”。范石生得悉后，将消息透露给朱德，让他赶紧脱离，建议朱德行军“多走大路，勿走小路”，并给朱德部送来万元银洋和30箱子弹，以示送行。朱德召集陈毅、王尔琢、龚楚等紧急商议，决定将部队开往群众基础较好、易于隐蔽的湘南宜章山区，然后再从长计议。1928年1月3日夜晚，部队以“野外演习”为名，冒着滂沱大雨，切断敌人的电线，破坏敌人的联络，由龚楚带路，从仁化改道西进，直奔湘南。

由上可知，在汝城举行起义，已不可能：一则朱、范合作终止，范石生在汝城明显是有军队驻守；二则范石生对革命军有很大的帮助，朱德不能“恩将仇报”，在汝城发动起义。

3.宜章首义更利于湘南起义的胜利实现

1928年1月7日，朱德、陈毅率部到达乐昌附近的长垛圩时，龚楚介绍胡少海与朱德相见。随后，朱德部队由龚楚、胡少海带路，在长垛圩渡过武水，经黄坪、大洞等地进入杨家寨。当晚，朱德在杨家寨贤观阁（又称文奎楼）召开秘密会议，听取胡少海、杨子达等关于宜章的地理民情和敌我双方情况汇报。朱德由此了解到：汝城会议后，宜章的党组织已经为暴动做了诸多准备，决定进入宜章发动起义。会议还决定，与宜章党组织进一步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具体组织宜章起义的步骤。

第二天，朱德率部走出杨家寨，由于队伍连日行军，战士们都已疲惫，加上对宜章的情况不甚了解，朱德决定，队伍暂不进宜章，改去莽山洞，一是让部队作些休整，二是进一步商量宜章暴动的具体方案。这时潜伏在家的陈东日向朱德报告了敌情，朱德对宜章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莽山洞依山伴水，古木参天，是个休整的好地方。这时，中共宜章县委书记、湘南特委委员高世俭和县委委员高静山、毛科文等都到莽山与朱德、陈毅接头，举行了莽山会议。会上，听取了关于宜章敌情和党组织为暴动所作的准备工作的汇报。朱德了解到宜章县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防守，只有力量薄弱的“民团”，也没有接通广东的电话线，敌人还不知道起义部队已进莽山。朱德与大家对各种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认真交流之后，决定智取宜章城，即由胡少海率队扮成国民党部队的模样，先期入城控制局面，主力由朱德、王尔琢率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团防武装。大家为朱德的绝妙策划叫好。1928年1月12日，宜章县城打响了湘南起义的第一枪。

宜章暴动胜利后，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路高歌，先是坪石大捷，接着部队挥师北上，占郴州、下耒阳，发动了湘南总暴动，在湘南各县党组织和农军的协助下，相继攻占了湘南10余县，组建了3个农军师、2个独立团，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余人。在起义中，还先后建立了中共祁阳、资兴、安仁县委，成立了郴县、永兴、耒阳、资兴、桂阳、安仁等县苏维埃政府。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又成立了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湘南各县的工会、农会、妇运会、青运会商运会纷纷恢复重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武装暴动，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插牌分田的土地革命。

三、湘南起义一定要与三大起义齐名吗？

湘南起义气势如虹，但湘南起义的地位并没有引起史学界太大的注意，史学界公认的中共历史上的三大起义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所有的党史教材中，对三大起义的介绍单列，篇幅大、内容多，而把湘南起义的介绍与其他武装起义放在一起，篇幅不长、内容不多，湘南起义只能算是一次“小起义”，名气不够大。仔细研究一下，湘南起义名气不够大，原因与毛泽东对三大起义的评价及湘南起义的领导者朱德有关。

1.毛泽东对三大起义的评价

三大起义名气大应归因于毛泽东对它的评价。1936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说：“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7］（P204）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又指出：“革命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8］（P548）毛泽东之所以把三大起义合并在一起，一是说共产党人通过起义的形式对国民党开始武装反抗，按照时间的先后将三大起义进行了排序；其二，三大起义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南昌起义的目标是占领南昌，秋收起义的目标是占领长沙，广州起义目的自然是占领广州，这是我党领导的最后一次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这三大起义都以失败结束，放在一起，具有整体性，让人一看十分明了。

从这几段话中，毛泽东对三大起义有过很高的评价吗？看不出来，毛泽东在反复强调这三大起义是失败了的，他没有指出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央当时路线的错误，而是用模糊的语言说是“根本没有经验”。不明说，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毛泽东对三大起义的评价影响最大，不管评价是不是很高，但存在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毛泽东对湘南起义没有提及，自然而然地湘南起义就名气小了。毛泽东这样形成定论后，党内再无人异议了。

2.湘南起义的地位大可不必与三大起义齐名

不少研究者对湘南起义给予高度评价，有的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史上,不只是三大起义,而应该是四大起义,它们的名称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这才是公正的。”［9］（P15）有的将湘南起义与广州起义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一个观点：“湘南暴动的历史地位应在广州起义之上”。［10］（P262）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三大起义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秋收起义的意义在于，开创了对中国革命前途具有决定意义的正确的斗争道路，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井冈山道路，星火燎原始于井冈山；广州起义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又一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也是我党领导的最后一次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

其次，跟朱德有较大的关联。在于朱德当时身份的限制。湘南起义前，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但他在南昌起义的地位并不重要，他不是南昌起义前委委员，他的兵力少，担负的任务也简单，前委分配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的方式，拖住敌军的两个团长，以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朱德率队走在最前面，担负了开路的任务，到了三河坝分兵时，主力南下作战，朱德又成了殿后，最麻烦最不出彩的任务都由朱德担任。当时朱德是领导着这支差点一哄而散的队伍进入湘南的。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湘南闹起革命时，正是军阀混战之际，敌人无暇顾及，后来敌军纠集了9个师的兵力进行南北夹击，轰轰烈烈的湘南总暴动三月底归于失败。因此，从湘南起义的当时的领导人和这支队伍的力量而言，湘南起义历史地位要在广州起义之上确有些不合适。

也许有人会说，朱德的身份后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湘南暴动的这支队伍，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在最苦难的时刻，后来成了井冈山上最会打仗的队伍，最后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他们从失败走向成功，从苦难走到了最辉煌，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歌功颂德。如果硬是要把湘南起义的地位置于广州起义之上，也并非不能，但显然不符合朱德的性情了。朱德一生意志坚如钢、气量大如海，胸襟过人、虚怀若谷、谦虚有加的他显然是不会争这个“头衔”的，这应该是湘南起义不必与三大起义齐名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湘南起义之所以没有三大起义名气大，与朱德有关。但这并非是对朱德的贬低，反而是一种褒扬。

3.湘南起义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

由上而观，湘南起义名气并不大，但湘南起义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依然突出。湘南起义与全国的各次起义相比，它具有如下突出特点：第一、湘南起义在众多的起义中规模大、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从规模上看，湘南暴动有百万民众参与，直接给了敌人狠狠的打击，声震湘、粤、赣三省，动摇了反动派的组织基础。从范围来说，湘南起义涉及整个湘南地区和粤北地区的部分县，有30多个县。从持续时间看，从1928年1月的宜章首义，到井冈山会师，长达4个月之久，这是任何一次起义都达不到的。第二、湘南起义开创了武装斗争、政权建设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先例。在湘南起义中，军队和地方力量相互配合，既开展军事斗争，建立了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又发动民众参与起义，先后建立了湘南各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制定《土地分配法》，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插标分田运动。湘南起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伟大尝试，为党和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第三、湘南起义的队伍，特别是南昌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增强了井冈山的军事力量，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朱毛红军刚会师，首战五斗江，朱毛军队击破赣敌的第二次“进剿”，再战草市坳，击破第三次“进剿”，龙源口大捷，“打败江西两只羊（杨）”，打破第四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肖克的评价颇为中肯：“历史已经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才有光辉的井冈山时代。”［11］（P2）由上而观，湘南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尽管名气不够大，但是它的地位却是必须承认的。

参考文献

［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第一册[Z].内部资料, 1986.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

［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4］唐海英,孙伟.试析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程[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5).

［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第一册[Z].内部资料, 198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刘学民.论朱德和湘南起义[J].中共党史研究,1988(4).

［10］黄仲芳.湘南暴动史要[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11］中共郴州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湘南起义史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A New Exploration of Xiangnan Uprising

TANG Hai-ying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Jinggangshan,Jinggangshan 343600,China）

Xiangnan Uprising is a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uprising conducted by the CPC second to the Nanchang,Qiushou and Guangzhou Uprisings.Mao Zedong had planned to launch a"Rucheng-centered" uprising.However,due to various factors,the uprising was later planned as an attack on Changsha instead of occupying Xiangnan.In the Rucheng Meeting presided by Zhu De,the participants discussed the uprising plan and decided a postponement as result of insufficient preparation.After that,the plan of uprising was further put off.Finally the uprising was launched in Yizhang.The significance of Xiangnan is great,though not comparable to the three great Uprisings.

Mao Zedong;Zhu De;Xiangnan Uprising

K263.4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4．003

1674－8107（2014）04－0015－06

（责任编辑：韩曦）

2014-04-15

唐海英（1982-），男，湖南常宁人，教师，主要从事干部教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