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春燕

（西安航空学院学报编辑部，陕西西安 710077）

再评李渔：“帮闲”或是勇士

梁春燕

（西安航空学院学报编辑部，陕西西安 710077）

李渔一直是难以获得定评的古代文化名人，而且持论各方常常观点完全相左。钟明奇先生在《重评李渔“帮闲”说》一文中，重申了鲁迅先生的著名论断。但从钟先生所列举的论据来看，仍然存在明显漏洞，结论值得商榷。理解李渔这样的文化存在，必须秉承“了解之同情”的原则。回到明清易代时的生存时空背景，李渔非但不是无耻可鄙之人，相反他是一位为谋求独立生活、自由思考而执着坚持的勇士，是晚明个人主义思潮真正的代表。

李渔；帮闲；勇士；文化存在；了解之同情

明清的文化名人中，李渔碰到的舆论局面可能是最奇特的了。作为一个行为坦荡、毫不掩饰的人，他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人品与文品几乎毫无例外地被主流声音视为恶俗、堕落的代表，这是学界都了解的事实。另一个事实是，从西风劲吹的中国现代开始，直到如今，对他的认识一直莫衷一是。以周作人先生为首的一些批评家盛赞李渔所取得的成就，甚至推誉至“李笠翁当然不是一个学者，但他是了解生活法的人，绝不是那些朴学家所能企及”［1］，林语堂先生更认为李渔“充分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2］。但是，就整体评价而言，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鲁迅先生的论断——“真正的帮闲”［3］。这句话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几乎都由它来分行列队。但有趣的是，众多赞同鲁迅先生结论的评论家忽视了先生这个判语有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论战的具体背景，忽视了先生当时提出这个判语并非旨在否定，只抓住“帮闲”一词表面上的“贬词”味道，认为最起码李渔的一生行迹确是他自己的污点，比如李时人先生就认为他“徜徉于职业艺术家与帮闲文人之间”［4］。随着鲁迅先生走下神坛，更伴随着各种思想的冲击，逐渐开始有研究者执着地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俞为民［5］、沈新林［6］、徐保卫［7］、黄果泉［8］、万晴川［9］等在各自出版的李渔研究著作中对其进行了全面评价。他们一致认为李渔并不仅仅是个文人，更不是什么帮闲。这些研究者一起将李渔抬上了文学家的高度。这样的结论正好呼应了海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者对于李渔长久以来的认识［10］。

更加吊诡的是，即使这样肯定的国内外研究结论已经行世十几年，却仍然无法彻底撼动国内学界对于李渔的质疑。李渔诞辰400周年之际，2011年3月25日《光明日报》上依然提出了“该如何客观地对他进行评价”的问题。纠缠在李渔身上的，不是他等身之作的艺术技巧，而是他贯穿明清易代的整个一生的行迹。本文试图从此入手，对仍然需要分辨的种种问题力陈己见，期望对回复到客观、冷静的批评立场有所帮助。

一

钟明奇先生的论文《重评李渔“帮闲”说》［11］是对李渔从人格上进行批评、再证鲁迅先生观点的最新一例，文中的推理思路也极具代表性。钟文以明清易代作为界限，以入清之后的活动作为依据，判定李渔确为帮闲，并认为原因有三：思想倾向上，对于清廷态度变批判乃为迎合与谄媚，有明显“帮闲”之志；通俗文学创作的基本精神取向过于趋时悦世；人生后期多有帮闲行径。理由堂皇，但细究所举例证，则多有可商榷重审之处。

第一，钟文认为李渔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有一个从批判走向迎合乃至谄媚的变化。实际上，对于李渔研究者而言，要搞清楚李渔对于政治的态度，尤其是政治态度的变化是相对困难的。原因在于：首先，满人入关之前，李渔除了考中生员之外，还未有任何出色的考试成绩。他离仕途还很遥远，因此距离政治也非常遥远。彼时他的诗文中呈现出的是单纯考生生活。尽管明朝已是末世，但李渔从未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发过言。其次，李渔首次被卷进复杂难测的政治局面中，并非直接面对清军，而是溃败的明军以及随处爆发的各类地方骚乱［12］41－48。在这几年时间里，他的个人生活以及整个江浙在清军到来前一直处于极度动荡之中。李渔记述战乱造成巨大创伤的诗歌都集中创作在甲申、乙酉、丙戌几年间。因此，在最后剃发的时刻，李渔的言语已经至为平淡。《一家言》全集中只有《薙发二首》专记此事，但口吻是李渔一贯的调侃戏谑。钟文所举《丙戌除夜》《丁亥守岁》两诗，乃李渔身历多年动乱后的感慨，语气情感甚至不比甲申、乙酉年间记兵乱之作更激烈，以此来说明李渔前期对清廷有批判之志显然言重了。

钟文以《闲情偶寄》之“凡例”及《汉阳树》一诗来说明李渔晚年所谓的迎合与谄媚，也是值得商榷的。《闲情偶寄》刊刻于康熙十年（1671），《汉阳树》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在《闲情偶寄》刊刻的前一年（1670），康熙颁发了影响深远的圣谕十六条，提出了对社会秩序的具体要求。这是李渔的晚年，也是清廷逐渐稳定统治的时候。鉴于李渔从年轻时代以来对于政治的态度，我们不能期望此时他会在自己公开发行的作品中对满人政府表示抗议。更何况《闲情偶寄》本身就是一部讲述如何欣赏戏剧、如何享受生活的书，它充满了生活情趣，洋溢着晚明时代的气息，在这样内容的书前设“凡例”“点缀太平”，岂不是非常切当吗？《汉阳树》全诗如下：

我读崔灝诗，即思汉阳树。及登黄鹤楼，极目无寻处。询其所以然，曰斩同明祚。贼兵骚黎首，有足无所措。逃者归山林，死者充冥数。焉得采樵子，供爨给匕箸。赖有古时人，预为虐者助。种树近千章，自老以及孺。森立汉水滨，熙扰同黎庶。一朝遇斩伐，似为天所怒。明君死逆闯，国祀同朝露。宫阙即已灾，城郭亦非故。安用登眺资，犹然备诗赋。不如假贼手，尽伐无所顾。兴朝既鼎革，江山若重铸。新木虽成行，尚未栖云雾。故不耐远观，需之及迟暮。寄语郭橐驼，夙夜防生蠹。［13］16－17

此诗谈及明清易代，表达世事沧桑的感慨。关于明代灭亡，诗中直指“贼兵”“逆闯”，也痛惜“国祀同朝露”，甚至称“宫阙即已灾”，则“安用登眺资，犹然备诗赋”。诗意清晰，主题应景平淡。最突出的乃是以汉阳树绾结全篇，构思巧妙，所以王安节眉批评其“借小题作一篇大文”。

通读《一家言》诗文，最突出的印象是李渔对于政治的回避。年轻时期他少谈政治，虽然全力准备踏上仕途，但他关注更多的是社会风俗。壮年恰逢朝代更迭，动荡频仍，他在诗文里从来只是就事论事，不发挥，不放大。全集中对于贼兵流寇的记述远多于满人，那是因为让他见识到生灵涂炭的首先就来自贼兵流寇。所以，说李渔对明朝忠心有缺可以，定论他对清廷谄媚则言过其实。

第二，关于李渔通俗文学创作价值取向“过于趋时悦世”问题。这关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明末清初时社会是如何认定戏曲和小说创作的；二是李渔戏曲小说创作的特殊性。这两个问题其实又完全纠缠在一起。李渔曾言“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偶兴》），正反映了彼时社会对于戏曲、小说创作的定位。这两种通俗文学到了后世获得与诗文同等的文学地位，但在当时的读者眼中、甚至是创作者眼中都是“游戏”之作。无名作者的大量戏曲乃为场上笑乐，高级文士的戏曲则仅为自我情怀抒发，根本不考虑受众，徒有可搬演之名，却无剧场与听众互动之实，实是案头之物。小说地位与戏曲相比更低。李渔之前，除了历史演义、明末改编的宋元小说之外，少有高级文士创作小说。因此，明清时代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本身就是趋时悦世的同义词，虽然其中不乏艺术与思想兼备的佳作。

对于李渔来说，通俗文学创作又有不同的意义。在科举时代，拒绝了仕途、不愿跟政治发生关系的李渔，作为家族的支柱，想养家糊口过自己想过的那份生活，谋生手段并没有太多选择。写作是他最终择定的道路，后来开书铺也是同一个思路。在这种实际压力下，李笠翁的戏曲小说更讨喜是必然的。首先，即如笠翁所言“喜读闲书，畏听庄论”［14］乃人之常情；其次，经历过明清之际浩劫蹂躏的人群更需要抚慰，笠翁身前身后才子佳人小说大行其道就是明证。这种小说脱离实际，空幻渺茫，永远都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式的才子佳人大团圆。这种趋时悦世尤为强烈，它恰好说明彼时的社会渴望从动荡中恢复安宁和轻松，更可帮助理解李渔谈及戏曲功能的那句名言“传奇原为消愁设”［15］。

李笠翁的好友杜濬是声名显赫、道德清洁度极高的明遗民。他对笠翁的通俗文学创作也有评价。作为同时代的人，也许更有体谅和理解，评价也更有倾听价值：

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亵鄙靡，无所不至，为世道人心之患者无论矣；即或志存扶植，而才不足以达其辞，趣不足以辅其理，块然幽闷，使观者恐卧而听着反走，则天地间又安用此无味之腐谈哉！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痴，殆老泉所谓“苏、张无其心，而龙、比无其术”者欤？［16］

第三，对李笠翁于戏曲小说创作之外的其他行为的认定。钟文在此处尤为强烈地提出了两个例证来说明李渔行为之可耻可鄙。其一为《督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二十首》，一为《汉阳府重建鼓楼创立马头募缘引》。虽是一诗一文，但例证的意义相同，可以同体讨论。钟文纠结于李渔主动示好清廷，认为“没有人要求他写这样的诗，这无疑也是他有帮闲之志的一个显著标记”，而其文注明是“代郡守作”，且云“皇清定鼎以及于今，已二十余年矣，宜乎百废俱兴，无政不举”，则“显然也是帮闲之举”。大家都了解，整个传统中国的帝王时代，普通士子、甚至文坛的领袖们，对于各自王朝稳定和强大的歌颂一直不绝于耳。儒家伦理并不鼓励知识分子与政权处于对立局面。为何李渔这样做会遭受钟先生的非议呢？很明显，钟文有一个逻辑：李渔不该服从满人的统治，清廷不是李渔该维护的政权。这个逻辑是否合理，我们可以《督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二十首》为例进行辨析。此组诗为平定耿精忠之乱、誓死保卫浙江或者说整个东南的李之芳而作。当时，耿精忠的军队非但作乱福建，而且袭扰浙江，也攻打了李渔的家乡金华。过了近30年相对安定生活后，江浙一带再次经受与甲申至丙戌年间同样的浩劫。而为害者，是先背明降清又重新反清的三藩之王。这样的人该被信任和赞颂吗？这样的行动又有什么可期待的崇高目标呢？李之芳在此次漫长的10年平乱之役中，既能身先士卒，奋勇向前，又能体恤黎民，尽力赈济，始终以百姓为怀。高风亮节，盖世之功，引来无数的赞颂。非但李渔，王士祯也有诗相赠［17］。李渔不但写了这一组诗，还为此事写了《军兴三异歌为督师李邺园先生作》［13］74－75。盖因李之芳所保卫的正是笠翁的家乡，而笠翁彼时也正生活在动荡的中心，对于战争之摧残有着真实的切肤之痛。在这样的局面下，为这样的人和事大发感慨，是无法与纯为讨人欢心的弄臣与帮闲联系在一起的。

二

批评者对于李渔人格之苛责，视李渔为俳优失却了客观的立场。遍览鄙薄李渔的论文，可以看出这种批评背后存在两个让批评者纠结的问题：如何理解对于明政权的“忠”？如何看待李渔的生存道路？

明清易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也最为残酷的一种文化现象：明遗民。称其壮观，乃因数量庞大。朝代更迭时，肯为前朝死节者，以明末为最，“自台辅以至郡邑之长，与河山俱碎者，赫奕林立，古无其匹”［18］。而死节毕竟是少数，活下来的各类心怀前朝者数量更为可观。这些遗民中包括了深受国恩的明代官员、享有盛誉的社会名流，当然也不乏以身明志的底层士子，甚至平头百姓。有明一代，虽然阳明心学曾贵为一时主流，但其末流所导引的空疏之风在明末已经引起士人警惕。东林学派力图融合王学与朱学便是证明。宋儒朱熹所强调的“天理”和秩序仍为士林所推重。因此，在以身殉道的理学观念影响下，面对异族入主时，庞大的遗民群体便出现了。

遗民生存状态之残酷，则更为一个突出表征。遗民的涵义代表了他将面对的生活境遇之痛苦与艰难。朝代更迭时以极端方式继续生活的遗民比比皆是，不论从数量及生存方式惨酷程度而言，都没有超过明末的。这些遗民在明亡之后，以相当决绝的方式弃绝了现实生活。虽没有身随崇祯帝而去，但心已经被自我埋葬，是一个“已死”的状态。更残酷或者更自虐的是，在并非所有明遗民都致力于反清复明活动的情况下，他们坚持这样的心死状态直至身体消亡。这种对待自我的残酷态度，带来的是对自身以及家庭的影响，使观者、读者惊骇，甚至颤栗。李渔的好友杜濬就是其中一例。《变雅堂遗集》中处处可见杜濬弃绝谋生道路之后全家极端饥寒的文字，让人毛骨悚然［19］161－162。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并非只有明清易代，更迭带来的道德问题如此强烈却仅有明清易代。什么原因造成在明清易代时爆发如此极端的对前朝“效忠”与否的态度选择呢？赵园先生将原因追溯到了明政权本身：“明代的政治暴虐，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而且培养了他们对残酷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鼓励了他们以‘酷’（包括自虐）为道德的自我完成——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20］9这段话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明清之际、包括晚明时代士人施诸于自身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举动，比如徐渭、李贽等。这样一个“人主用重典，士人为苛论，儒者苛于责己，清议苛于论人”的“苛刻的时代”［20］16，当“暴力到明亡之际发展到了极致，士论之苛当此际也达到了极致”。全祖望有感明人“过于责备贤者”，慨叹“忠义之名之难居也”［20］18。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杜濬才给孙枝蔚写信力劝好友不要接受清朝的征辟，“毋作两截人”［19］37－38。同样，吴梅村才终身生活在极端的痛苦折磨中。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代的研究者总是纠缠于李渔对清廷的态度，而坚定的明遗民杜濬却从未对这个朋友的这一点有任何微词。非但他没有，李渔的众多友朋中都没有这样的声音。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陆世仪《答徐次桓论应试书》称：“闻吾兄为学校所迫，已出就试，此亦非大关系所在。诸生于君恩尚轻，无必不应试之理。”［21］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也有类似一段：“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22］作为举世瞩目的理学大儒和遗民，无论此种言论基于何种背景，它们都代表了一种隐蔽在深处的认识：对于普通士子（所谓受君恩尚轻者）来说，不出仕已为守志。明亡之际，李渔只是通过了最初级考试的一个秀才。普通商人的家庭更不能给他带来广泛的社会声誉。因此，那时的李渔只是个真真的普通士子，而且他也果然终生没有走上清廷的考场，即使后来他声名耸动、才华出众也如此。他后来的朋友没有对他的政治态度表达过批评，原因或许就在此处。因此，杜濬可以拒见钱谦益，也可以力阻孙枝蔚，劝慰龚鼎孳等等，但没有对李渔交接官员的行为表示不满，甚至还赞赏他创作的很有市场号召力的风情轻喜剧小说。

杜濬的态度说明了一个事实：对前朝之“忠”并非施加于整个士人阶层的道德责任，个体可以有选择，最起码明清之际是如此。因此，李渔在当时并没有面临道德障碍，他和明遗民的交往也没有任何困难，更没有人从政治态度角度看待他的戏曲小说创作。今天的苛评与从顺治到乾隆的几代君主有意识地改变和重塑 “忠”“奸”概念有关：“将忠君爱国这个永恒重要的观念较为狭窄地定义为个人所在王朝应是他的忠心所在。而早先在清初使用的定义是，一个人对于王朝的忠心取决于他的道德良知而非他所属的王朝。”［12］271乾隆朝《贰臣传》的编写就是这个变化的最好标记。此外，朝廷又通过文字狱的手段将改造后的观念深植普通士人的本位意识中。此后，那些在清初时被朝廷鼓励与清廷合作的明代官员们非但生前经受自己内心斗争的折磨，后来又被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公开展览，让所有人唾骂。明代时还默默无闻的李渔，在清代已经成长为一个享誉天下的名人，而在现代，小说戏曲地位日隆的时代，他更是研究者共同认可的传统戏曲小说领域非常重要的创作者和理论家。他的行为在当时并非众矢之的，现在的我们不应该用更苛酷的道德视角来评价他。

除了对于前朝的政治态度，李渔遭人非议的第二点其实是由他选择的生活道路带来的。赵园先生说：“读明清之际的文献，你不难感到，正是‘谋生’这一极现实的课题，搅动了儒者思想的隐微之处，而士的整部历史与既往的思想资源，都参与着此一特定时刻的选择。”［20］283除去真的无一治生之能外，若果然自居为明遗民，则可以被容忍的治生之道无非几种：力田、处馆、幕客、卖文、医、卜、地师等等。这些选择虽然称为治生之道，但究其实际，不过是让生活保持在没有立刻饿死的程度而已，并且还要付出极大的精神屈辱作为代价。彼时的大儒们常常将其中种种恶状形诸笔端［20］284。

李渔首先没有自居为遗民，所以不以生活在那样的层次为必须。其次他也没有投身新政府的打算，因此基本上断绝了从政的道路，即完全要靠其他方法存身。李渔最终选择卖文为生，这是他的专长。因为起步阶段并非声名耸动的文人，所以他的卖文并非针对有限的买主有请而作，而是主动出击创作有读者需求的通俗文学作品，让最大量的人购买。对于李渔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和生存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个人选择，更是时代造就。鉴于卖文这一行为本身即是出让了创作自主权的事实，李渔的作品充满市民趣味是完全可以理解、甚至可以预期的。笠翁后来对于小说、戏曲创作诸多原则的阐述，尤其关于追求喜剧效果的论述，在此一背景下既可理解为缘乎自身性情的声音，也可视为对于自己作品风格的辩护。

随着市场号召力的扩大，更随着自己家庭规模的快速、持续壮大，李渔笔耕不辍外，在居住南京时还开设了书铺，搞起了经营。从卖文到经营，李渔跨出去的是巨大一步，从此他就不能仅仅被称为“文士”，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了。实际上，对于文人治生来说，“几乎没有讨论余地，因而也往往不被讨论的，是商贾”，原因在于“商贾近利，易坏心术”［20］285－286。对于李渔来说，他的家庭生存压力之大已经使他的经营活动不是为谋更大之利，而是够存身之用。当移家南京之后，他有了儿子，并且最终是七个。他并未因为易代就改变从晚明继承而来的讲究品质的生活原则。因为这些，南京时期他的生活前所未有地复杂起来：周游全国打抽丰，不断来往京城拜会高官显贵，带领家班进行貌似的商业演出，等等。这些活动既有文人的传统、自己的爱好，更是为了经营和销售。李渔虽然天性达观，但是为了经营的上述行为也损害了他的声誉。因此，在晚年所做的《多丽·过子陵钓台》一词中，笠翁自言“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但自责并不意味着自悔。只要浏览过明清小说的人都了解，在彼时，一个商人若要存身，除去不可测的天助，就必须打点官府、与各色人等周旋，王毅先生称之为国家权力体系本身的“日益流氓化”［23］。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一个没有功名、没有同年、没有家族背景的人，李渔何以能够幸免和官员的交接往来呢？只要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商人，人格的部分丧失是必然的。由此角度看，《多丽·过子陵钓台》不但不能成为李渔堕落的证据，反而正好说明李渔迫于生活压力从事经营活动始终有傲慢的尊严，更有冷静的认识，才有这份对于谋生艰难的悲悼。

此外，评论家们常常在批评李渔搞经营、出卖人格的同时，忽视了同时存在的一个事实：南京时期的李渔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写作并出版了《论古》《古今史略》《资治新书》等历史与治世方面的书籍。当然，可以有大量的例子说明明清时代的书商们都喜欢出版什么样的书，李渔出这类书并不新鲜。但是，有哪个书商的此类出版物能够达到李渔的高度？他的历史著作以李渔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看法，真知灼见在在皆是，发人深省。《资治新书》先后出版两集，乃是李渔在全国各处搜罗、细加编订的结果，几乎涉及吏治的所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12］66。更不要提芥子园的其他各类印品早已成为精品的代名词。明清出版业非常发达，但是纯粹以出版牟利的商人制造的是迎合市场的粗制滥造的廉价货，李渔的出版态度显然与他们有天渊之别。

李渔之前，没有哪个真正有创造力并且拥有创作实绩的文人以经营为生。李渔的生活道路是前所未有的文人求生之路——既不依靠仕途或者科举资源，也不依赖他人接济或供养，更没有家族产业可以继承。他完全独立、相对自主地选择并坚持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挑战很多，困难很大，但是他既有清醒的认识，更有坚韧的神经，在这条路上既没有投降，也没有失败，以文人的标准做着商人的世俗事物。他非常喜爱享受生活，但即使贫穷也没有让他改变自己做商人、搞经营的原则——始终不改文人本色。他很好地向世人展示了晚明鼓荡起的那股个人主义思潮最终会在士人的最琐细生活层面带来什么新变化。只是时代已变，与他同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可以接受他的生活，但清初的保守主义氛围却使他的努力不能赢得广泛的喝彩。更糟的是，时代更迭，标准变换，在号称最为包容和开放的当代，李渔又碰到了宛似清代的境况。究竟是李渔真的错了？还是历史又走了轮回？

陈寅恪先生认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举凡治任何一种古代学术者，都需要具备此种态度，方可下笔讨论，否则便容易堕入“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24］的误区。李渔的时代乃是中国古代思想、社会变动最为巨大的时代，而李渔个人恰巧生活于天下已变、社会将变还未变的微妙时刻。晚明社会尝试的各种可能性随着朝代更迭戛然而止，可是个人及社会最琐细的生活层面不可能被瞬间断然切割。李渔是一个身在新朝、心归前代的实践者，他让晚明的态度在完全复古的背景下继续并坚持了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称得上是个勇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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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春树，骆雪伦．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及其“现代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3］李渔．李渔全集（卷1·笠翁一家言诗词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14］李渔．闲情偶寄［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6．

［15］李渔．风筝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52．

［16］李渔．十二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

［17］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35．

［1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645．

［19］杜濬．变雅堂遗集（与孙豹人书）［M］．刻本．黄冈，1894（光绪二十年）．

［20］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1］陆世仪．论学酬答（卷三）［M］．小石山房丛书本．

［22］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二）［M］．康熙二十七年刊本．

［23］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上）——通过明代后期世态小说的内容对社会史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00（2）：18－31．

［24］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85．

（责任编辑：喻世华）

Revaluating Li Yu：Penster or Warrior

LIANG Chunyan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Xi′an Aeronautical University，Xi′an Shanxi 710077，China）

Li Yu，ancient culture celebrity，has been difficult to obtain definite assessment．and there were completely opposite views on him．Zhong Mingqi，in his work“New Comment on Li Yu as Penster”，reiterated the famous judgment of Lu Xun．But from the arguments cited by Mr．Zhong，there are still obvious flaws and the conclusion is debatable．To understand Li Yu，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sympathy based on understanding．”I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Li Yu was anything but a shameless despicable person．On the contrary，he was a persistent warrior in pursuit of independent life and free thinking，and served as a genuine model of the individualism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Li Yu；Penster；warrior；cultural existence；sympathy based on understanding

K249．2

A

1673－0453（2014）03－0024－06

2014－04－28

梁春燕（1975－），女，陕西渭南人，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小说戏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