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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
——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2014-04-10尹俊芳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11期
关键词:大局共同富裕区域

尹俊芳

(山西医科大学 人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14年时间里,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明确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思想,即以率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从而实现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各地区共同富裕。它的特点是效率优先,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差距持续拉大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些思想,它到今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提出

(一)总结建国30年区域经济均衡布局的经验教训

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前提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的是极为落后的国民经济和严重失衡的区域经济格局。建国后,为缩小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地长期以来的巨大经济差距,再加上出于备战和国防安全的客观需要,毛泽东制定和实施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虽注重了公平优先,能有效应对战争威胁,但它是以限制东部经济发展和牺牲整体经济效率为代价换取的,表面上缩小了东西部差距,实际上导致了东西部矛盾、中外差距的全面加剧和更加扩大,结果造成区域平均主义和共同贫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科学总结了建国后30年区域均衡布局的经验教训,理性地认识到必须正确处理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地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应该对立统一地考虑。他借鉴了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沿海和内地协调发展的思想,认为对沿海工业不能采取消极态度,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和技术优势,高度重视发展沿海工业来支持内地工业,否则忽视沿海发展必然影响内地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同时,针对不顾东中西部差异人为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而导致的区域平均和共同贫穷,他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吃过“大锅饭”这个亏,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为此,他主张改革要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必须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地区带动和帮助后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此外,邓小平还指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必须注意四点:一是要尊重经济发展自身规律,兼顾效率与公平,反对强加更多的人为及政治因素;二是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在历史传统、资源禀赋、生产力水平、科技条件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三是要在生产要素有限的条件下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四是要选择与周边关系有着重要联系的区域作为区域发展重点。正是在反思和分析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重点率先发展东部地区,并以此带动和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

(二)基于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新判断

邓小平在科学判断新的国际形势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过高估计了战争危险,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因此,自然把备战放在了首要位置,重点发展内地,尤其是三线建设时期最为明显,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巨大。正如他在1985年所说,过去的很多决策,包括“三线建设”布局和“山、散、洞”方针都是立足于战争与革命的前提。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席位,中日、中美邦交的正常化,国际关系出现缓和。正是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1]249争取比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进行现代化建设是有可能的。他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尽管存在战争的危险,但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他强调维护和平的力量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以及全世界人民。其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都不敢轻易打,因为双方“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和毁灭人类的可能。最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认真对待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是基于以上考虑,1987年邓小平提出总的国际局势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233。所以,我们要利用和平环境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应当利用这段时间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1]249。这就为调整区域发展思路,克服区域均衡发展的弊端,实施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拓宽了道路。

(三)立足经济发展的不同区位优势

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立足于不同地区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和优势。其中,资源禀赋是区域优势特征的基础。哪个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好,哪个区域必然是重点发展的对象。我国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很大,自然资源呈现由西向东逐步递减趋势;而社会资源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趋势,因此要按照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来布局区域生产力。此外,还必须根据不同时期各个地区区位优势的变化来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政治遏制、经济封锁乃至军事包围之中,因此经济建设只能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又地处内地利于备战,自然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东部地区自然资源贫瘠,且地处沿海不利备战,自然受到忽视,由此形成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思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以及世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我国经济发展由封闭走向开放,更多强调引进外资、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要求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此时,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较高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先进的技术人才凸显了其显著的区位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交通不便、技术落后、人才和资金短缺的区位劣势十分明显。所以东部沿海地区必然取代中西部地区成为区域发展的重点,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必然调整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四)依据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对邓小平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提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

第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平衡和非平衡作为唯物辩证法一对基本范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再由相对平衡达到新的不平衡,事物只有在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中才能求得发展。其中不平衡是经常和绝对的,而平衡是暂时和相对的。这种不平衡发展规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表现尤为突出。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实现地区平均主义,从而导致区域静态均衡发展。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指出,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到均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国家都要尊重和利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经济规律。

第二,梯度推移理论。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国外引入。根据该理论,不管是在一国还是世界范围,各国各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必然形成高低不同的经济技术梯度,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处在不同的经济技术梯度上。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必然导致新技术由有条件的高梯度区,逐步推移到二级梯度、三级梯度地区。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着东、中、西三大地带,虽然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处于中间技术地带甚至是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拥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经济基础。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应是按技术梯度:由东向西,由先进技术地带逐步推移到中间技术地带和传统技术地带,必然导致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投资向东部倾斜,东部加速发展,然后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第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认为,要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任何地方实现均衡增长是不可能的,必然首先出现在一些经济增长极上。他强调,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企业或行业由于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及增长能力,导致它们集聚在一些具备历史优势、资源优势和经济技术优势的地区或大城市,从而形成具有规模经济和极化扩散效应的增长极。这些增长极不仅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极化和地理空间的极化,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加速自身增长;而且能对周边地区形成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通过优先发展增长极拉动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他还提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或者计划经济两种途径来建立增长极。最后他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建立经济增长极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这种通过政府计划和重点投资建立增长极的思想极大影响了邓小平,他提出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就是对增长极理论的具体运用。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

邓小平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包括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发展方针、发展布局、发展目标、发展机制四个方面。这四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必须全面系统地进行分析和把握。

(一)坚持“两个大局”的发展方针

“两个大局”是邓小平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核心和根本。1988年邓小平在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上正式提出了顾全“两个大局”的战略方针。他指出,第一个大局是要让内地服从拥有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区通过对外开放优先发展起来;第二个大局是“发展到一定时候”要让沿海地区服从和帮助内地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1]277-278。同年他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莫伊时再次强调这“两个大局”。此外,他还把“两个大局”设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并指出第二个大局开始实施的时间。他认为“三步走”中的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和第二步(到2000年达总体小康水平)同第一个大局密切相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同第二个大局密不可分。他还指出,发展到20世纪末总体小康水平实现的时候就要开始实施第二个大局。“两个大局”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第一个大局强调东部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依靠自身优势和国家政策率先发展起来;第二个大局强调20世纪末东部要发挥示范、帮助和带动作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这“两个大局”前后相接,虽各有侧重但最终目的相同。第一个大局侧重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二个大局侧重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公平。它们的最终归结点都是要反对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二)倡导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的发展布局

“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区域布局是邓小平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思想的实践模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经济、人文优势和较好的对外开放条件,邓小平采取了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发展战略。为此,“六五”计划(1981—1985)和“七五”计划(1986—1990)国家将大量的资金和投资、税收等优惠政策开始向东部地区倾斜。同时,沿海地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形成了分步骤、有重点、多层次的区域发展格局。1979年邓小平正式确定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1988年又提出建立我国最大的海南经济特区,对这5个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保障优先发展特区经济;1984年中央正式决定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赋予更多沿海城市自主权;1985年中央正式决定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88年国务院又再次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环渤海地区正式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邓小平正式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国务院正式开放了黑河、伊宁等13个沿边口岸城市和乌鲁木齐、西宁等18个沿边及内陆省会城市,随后中央还对重庆等沿江城市进行了开放。至此,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内地的逐步推进,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正式形成,建立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大开放格局。

(三)确立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他在提出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同时,一再强调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不能背离。1985年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两条根本原则。1986年他在接受迈克·华莱士记者提问时再次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172同年他又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就会出现阶级矛盾、区域矛盾、民族矛盾甚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可能出乱子”[1]364。1990年他又指出共同富裕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首次正式把共同富裕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论中。他还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有条件的,不是同时、同步、同等程度的富裕,而是通过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先富来帮助和带动落后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就先富如何带动共富,他早在1983年就提出沿海与内地要搞经济协作,1990年他又明确强调要加强对口支援、技术转让和包省发展,1992年南方谈话他又提出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多交利税和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老少边穷落后地区的发展。可见,邓小平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共富”,二者是手段与目标的统一。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前提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坚决反对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

(四)运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发展机制

在区域发展机制上,邓小平主张一方面必须运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来提高区域经济效率;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长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采取的是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由中央统一集中调拨和安排各地区人力、物力、财力、经济规模和经济交往,导致区域发展难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人为政治色彩比较浓,区域经济效率低下。为此,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区际利益,着力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赋与地方更多自主权,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求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弥补市场缺陷,促进区域公平发展。“计划和市场都得要”[1]278。因为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单一的市场机制会自发拉大区域差距,即邓小平的“先富后富”手段有可能导致过分注重经济效率而有失社会公平,更有甚者可能由地区经济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采用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发展机制,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富裕。

三、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实施绩效及现实意义

(一)实施绩效分析

1.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首先,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东部地区凭借自身优势和国家的开放倾斜政策,成为我国最具活力高速经济增长极;并且通过示范和带动作用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腾飞,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宏观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缩小了同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据统计,1979至1998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速为9.7%,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速为6.5%。尤其是1991至1995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高至12%[2]。我国经济总量稳步提升,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至1991年的2万亿元,再增加至1995年的60794亿元。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到1990年的111亿美元,再增加至1996年的1050亿美元[3]。

其次,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我国对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东部地区是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正是在东部地区率先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实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允许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才积极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加速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进程,为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另外,东部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正是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海沿边沿路和内陆城市的开放,引进了大量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和能力,促进了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2.也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一,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1979至1991年,沿海与内地GNP的绝对差距扩大了10倍以上,人均GNP的绝对差距扩大了4.4倍。1984至1994年,东部与中部、西部人均GDP的差距扩大了29%和15.2%[4]。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不仅会造成资金、人才、技术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严重挫伤中西部人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不利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

第二,区域不持续发展日益严重。长期以来由于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以消耗西部大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导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极大影响和制约着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三,区域经济磨擦和利益冲突不断加剧,产业结构趋同。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而东部工业加工能力比较高。因此在区域之间形成特殊分工协作关系,即中西部地区向东部低价输出低附加值初级产品,而高价输入东部的高附加值加工产品,东部地区获得了较高的区域利益。70年代末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各地方也开始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发展经济,增加地方收益,这刺激了中西部地区开始向利润高的加工工业投资,地区发展失控。其一,导致各地区为争夺原料不断增加经济磨擦和矛盾,导致地方封锁、无序竞争,甚至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限制本地资源的输出和外地产品的输入,阻碍了资源在全国的优化配置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其二,造成各地区为增加地方权益都竞相投资高利润的加工项目,从而形成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日趋同化,必然造成资源严重浪费、产能过剩以及宏观投资效益下降。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1.“两个大局”思想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制定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科学指南和理论基础。邓小平的“两个大局”包括内地服从沿海优先发展和沿海帮助和带动内地实现共富两方面内容,它的核心是统筹协调沿海和内地的关系,目的是实现沿海和内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在继承和发展该思想的基础之上,2003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其中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同时,“两个大局”也是制定和实施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长期指针。正是以此为指导,江泽民同志1999年正式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它是江泽民对“两个大局”的第二个大局的必然实践。在此基础上,胡锦涛2004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完整阐述了我国“四轮驱动”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即积极支持东部沿海率先实现现代化、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和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都强调要继续实施这一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形成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并要求突破行政区划建立新的经济圈和经济带承东启西,连南贯北,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可见,“两个大局”思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长期指导方针,它对于缩小并消除日益扩大的区域差距,优化区域布局,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发展公平,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2.共同富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和逻辑起点。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内涵丰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生活多方面的充实和富裕。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价值诉求和奋斗目标指明了明确方向,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重要前提。它为我们指明了什么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怎样来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正是在继承和发展该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南方谈话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明确强调共同富裕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保证,深化和发展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首次系统论述了包括总布局、总任务和总依据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三者的有机统一,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的进一步展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进一步升华和创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围绕共同富裕这个核心主题和根本目标而具体展开的,共同富裕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前途,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指引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3.它为新时期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和经验借鉴。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实施可以看出,任何一种区域发展战略都是特定制度和历史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要统筹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必须辩证看待当前区域差距,效率和公平并重,必须把共同富裕作为制定区域政策的根本目的,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地选择适合国情的新区域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曾培炎.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403.

[3] 国家统计局.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EB/OL].[2013-11-06]http://money.163.com/13/1106/10/9D08GQCR00254TI5.html.

[4] 郑安文.江泽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探源[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4(1):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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