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榕杰

(太原理工大学 政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诸葛靓，字仲思[注]《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注引干宝《晋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74页。，为琅邪阳都人。在汉末及三国时期，琅邪诸葛氏出过数位名人，包括诸葛亮、诸葛瑾、诸葛恪、诸葛诞等。诸葛靓名声不如他们，但他在当时也有特殊的地位与影响。他自魏入吴，又从吴降晋，曾经历父丧、国亡之痛，终由仕而隐，并以隐显其孝。他是三国时期一位独特的人物，但却又是为后世所忽视的人物[注]诸葛靓在《三国志》中无传。当前国内外史学界也无专文论述诸葛靓的生平。。

一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在魏国曾先后任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镇东将军，镇南将军，后为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那时诸葛靓也随其在扬州。

诸葛诞是忠于魏室的，尽管他与司马氏存在姻亲关系。史载贾充在司马昭掌权之初，曾前往诸葛诞处，并提及“禅代”之事。诸葛诞厉声回答：“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注]《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注引《魏末传》，第771页。参见《晋书》卷四〇《贾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65页。此言给他招致祸患。贾充回洛阳后就对司马昭说：“诞再在扬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观其规略，为反必也。今征之，反速而事小；不征，事迟而祸大。”[注]《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6页。

甘露二年(即吴太平二年，257)五月，司马昭决意以司空一职征诸葛诞入洛阳，这其实是在迫其造反。诸葛诞本来就因其友夏侯玄、邓飏等人为司马氏所杀而心怀忧惧，接到此诏书后，更加不安，于是在扬州举事[注]《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第770页。。史书未载诸葛靓在此事上的态度，但他对此应该是支持的。

诸葛诞或吸取了正元二年(255)毌丘俭举事后孤军深入终致失败的教训，并不急于向司马氏发动进攻，而是想先获得东吴的支持。为此他派长史吴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以及诸牙门子弟为人质，到东吴请救兵[注]《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第1154页。以前曹魏方面曾有向东吴诈降之事，诸葛诞遣子为质当为消除东吴疑虑，而让诸牙门子弟同往也为坚定其属下反司马氏之心。。东吴方面得知后大喜，以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注]《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第770页。。

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大军围攻诸葛诞，东吴虽发援军但不能救。史书未载诸葛靓当时是否跟随东吴援军到过前线，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后来诸葛诞在突围时被杀，这是在甘露三年(即吴太平三年，258)二月[注]《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第773页；《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第141页。。其后他被夷三族，这是指他留在魏国的亲属都遇害(除其女琅邪王妃外)，而其小子诸葛靓因在东吴幸免于难。

诸葛靓由此在孙吴为官。那时该国先后发生孙纟林废吴主孙亮为会稽王、孙休即位以及他与张布杀孙纟林之事，这些可以算是诸葛靓在东吴接受的“政治洗礼”，并能使他对东吴政治更熟悉，包括认清其中蕴含的风险。

诸葛靓仕途还算顺利，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注]《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1页。。在东吴先后任大司马的有吕岱、縢胤、全琮、施绩、丁奉、陆抗等人。陆抗在凤凰二年(晋泰始九年，273)去世，诸葛靓应该是在此后方任大司马一职的。另外，诸葛靓在其父去世后应还继承了寿春侯的爵位。

诸葛靓在东吴出仕至少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他与诸葛瑾、诸葛恪父子同族，东吴人对诸葛瑾印象较好；另外至少有部分人对诸葛恪持肯定态度[注]对与诸葛靓同族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东吴人评价也很高。，而诸葛恪当时满门皆灭，东吴人思念诸葛瑾(乃至诸葛恪)惠及于诸葛靓。二是在三国时期各国对敌国来投奔者一般都予以高位，比如夏侯霸从魏奔蜀后任车骑将军，孙壹自吴奔魏后为侍中、车骑将军[注]《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第140页。。在诸葛诞被杀后，诸葛靓作为其子也当受到东吴重用。在此还要指出的是，由于其父在与司马氏方面作战过程中遇害，东吴人一般而言对他不会用而有疑。

当然，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也有过人之处。《世说新语》载他与吴主孙皓有如下一段对话：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注]《世说新语·言语》，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45页。标点有改动。

由其所答，可见《晋诸公赞》称其“雅正有才望”并非虚语[注]《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晋诸公赞》，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页。所谓“事君思忠”，应本于《论语·八佾》中“臣事君以忠”；所谓“朋友思信”，应本于《论语·学而》中“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可见，他对儒家经典应较为熟悉。。其父诸葛诞已经遇害，他所谓“思孝”，应有未忘为父报仇之意。而这种报仇之心，则与对东吴及其君主的忠诚结合起来。孙皓本为暴君，诸葛靓对此问题如果回答不合其意，或会招来后患，而他的回答可说是无懈可击。

二

孙皓即位后不久，在甘露元年(即魏咸熙二年，265)徙都武昌，留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可见那时诸葛靓已经较受信任[注]《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第1164页。。就在这一时期，诸葛靓参与平定了施但之乱。

宝鼎元年(即晋泰始二年，266)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逼立孙晧庶弟永安侯孙谦。随后施但率众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到建业附近时，施但属下已增加到万余人[注]《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第1166页。，但战斗力并不强。施但遣使以孙谦之命给丁固与诸葛靓下“诏书”。诸葛靓立即斩其使，此举表明他绝不接受孙谦之令。于是施但进军九里。丁固、诸葛靓率部出击，在牛屯大破对方。施但败走，而孙谦被活捉[注]《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第1166页；《三国志》卷五九《吴主五子传》注引《吴历》，第1371页。。此次诸葛靓为孙皓立有功勋，这有利于他进一步获得后者的信任。

两年后的宝鼎三年(即晋泰始四年，268)，孙皓命右大司马、左军师丁奉与诸葛靓攻合肥[注]《三国志》卷五五《丁奉传》，第1302页。。史书未载诸葛靓此时任何职，但应该不会与丁奉差距过大。此前丁奉致书西晋大将石苞，并用计“构而间之”[注]《三国志》卷五五《丁奉传》，第1302页。，而西晋内部也有淮北监军王琛密表石苞与东吴人“交通”[注]《晋书》卷三三《石苞传》，第1002页。。这样，石苞被晋武帝征还。据《资治通鉴》卷七九记载，石苞被免职在该年九月，而丁奉、诸葛靓攻合肥在十一月。此次东吴北伐未获胜，“安东将军汝阴王骏与义阳王望击走之”[注]《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8页。。可见石苞被征还后，丁奉与诸葛靓仍不能战胜继任的司马骏等。

在孙皓一朝，东吴北伐又转趋积极，但战果微乎其微。史书未载诸葛靓关于北伐的态度，但他应该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对他而言，参与北伐既是为公，又是为私——为报父仇。尽管孙皓颇为无道，但诸葛靓在东吴仍得到升迁。在东吴灭亡前，他已经任大司马这样的显职。不过在孙皓朝，诸葛靓在政治方面应未发挥较大的作用。

咸宁五年(即吴天纪三年，279)冬，西晋兵分数路大举进攻吴国。次年春，各路晋军都获得进展，东吴形势危殆。这时孙皓决定派丞相军师张悌、副军师诸葛靓、护军孙震、丹杨太守沈莹率军三万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对这次出击，东吴方面并无把握，也缺乏充分准备，在相当大程度上不过是想侥幸求胜。

军到牛渚时，沈莹提出建议：“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之。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从沈莹之言可知，他认为东吴形势危殆，但并非不可挽回。然而，他对此次渡江北上后与晋军交战获胜并无把握。

张悌对此回答道：“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来至此，众心必骇惧，不可复整。今宜渡江，可用决战力争。若其败丧，则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注]《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注引《襄阳记》，第1175页。他可谓知其不可而战，但仍坚持执行原已拟定的作战计划。史书未记载诸葛靓在此事上的态度，但他应未对张悌提出异议。

东吴军队渡江后先围成阳，晋军都尉张乔率七千人在杨荷桥闭栅自守，后来投降。副军师诸葛靓欲尽屠降者，但张悌说：“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诸葛靓认为：“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伪降以缓我，非来伏也。因其无战心而尽坑之，可以成三军之气。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张悌不听，对投降晋军加以劝抚而后继续进军。不久，他率军与西晋讨吴护军张翰、扬州刺史周浚结阵相对。沈莹所领丹杨锐卒五千，号为“青巾兵”，曾先后屡陷坚阵。那时他率此部攻晋淮南军，三次进攻对方不动，后退时己方反乱而不成军。晋军薛胜、蒋班乘其乱而进攻，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制止。这时原先投降的张乔又反攻吴军之后，这样吴军大败于版桥[注]《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注引干宝《晋纪》，第1174页。。尽管杀俘不祥，但就此役而言，如果此前张悌听诸葛靓之言尽灭晋降军(或缴械后迅即予以遣散)，东吴军队战虽不利或不至于一败涂地。

那时诸葛靓与五六百人退走，并派人接张悌一同撤离。但张悌不肯离去，诸葛靓亲自去拉他，并说：“天下存亡有大数，岂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为？”张悌流泪说：“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知顾。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遁邪？莫牵曳之如是。”诸葛靓流泪离去，才走百余步，回头再看对方已为晋军所杀[注]《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注引《襄阳记》，第1175页。据《晋书》卷三《武帝纪》记载：“王浑、周浚与吴丞相张悌战于版桥，大破之，斩悌及其将孙震、沈莹，传首洛阳。”。此役张悌、孙震、沈莹等或死或被俘，诸葛靓逃脱[注]《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注引干宝《晋纪》，第1174页。。

张悌对诸葛靓所说“卿家丞相”应该指诸葛恪(也有人认为指诸葛亮)，他用此语表明一方面他感念诸葛恪(或诸葛亮)知遇之恩，另一方面则因此对诸葛靓抱有好感。两人关系应该不错，这也是诸葛靓在危难之际亲自劝张悌撤离的原因。张悌是东吴灭亡之际殉国的少数人之一，他的结局会给诸葛靓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东吴灭亡之际，诸葛靓一度向由琅邪王司马伷率领的一路晋军投降[注]《晋书》卷三八《琅琊王伷传》，第1121页。那时孙皓本也想向琅邪王投降，并派人送玺绶给他。参见《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1页。。他在东吴前后共计23年左右。后来他隐藏起来，实际上躲到司马伷家中，因为他姐姐是琅邪王妃。

三

晋武帝与诸葛靓原来就认识，甚至曾经有“竹马之好”[注]《世说新语·方正》，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161页。。得知诸葛靓在他姐姐家中后，武帝前往那里见他。诸葛靓躲到厕所中，武帝又逼着见他，并说：“不谓今日复得相见。”而诸葛靓流涕说道：“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注]《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1页。武帝下诏以其为侍中，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职位。然而他坚决拒绝，《世说新语》载武帝“惭悔而出”[注]有人以为诸葛靓回拒晋武帝为“惺惺作态的虚伪之举”，此说有偏颇。参见王永平：《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86页。。

后来诸葛靓回到家乡，终身不向朝廷而坐[注]《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1页。。他的父亲因司马炎的父亲而遇害，对他来说可谓创巨痛深。他也亲眼目睹了曾与他并肩作战的东吴丞相张悌殉国之举，并会一直记着此事。而他此前在东吴又受到重用，这些加在一起使他拒绝与西晋政权和解。他的作法就是不出仕。与他不同的是，在孙皓投降后原东吴之臣仕于西晋者有多人。不过，诸葛靓后来也基本上放弃了为其父复仇之念。

诸葛靓属于“先走后仕终隐”者，先奉父令离开魏国来到东吴并为官，东吴灭亡后则归隐。在魏末，嵇康也为司马昭所杀，但后来其子嵇绍却成为西晋的忠臣。时人这样评价嵇绍与诸葛靓：“观绍、靓二人，然后知忠孝之道，区以别矣。”[注]《世说新语·方正》注引《晋诸公赞》，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161-162页。嵇绍之忠，表现在他不计父仇，忠于其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因忠而舍孝。而诸葛靓之孝，表现在他不忘父仇，不肯与杀害其父者及其继承人合作。二人在忠孝问题上与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无论嵇绍还是诸葛靓，当时的舆论对他们都持肯定态度。所谓“忠孝之道，区以别矣”，是指当时的人们从嵇绍、诸葛靓所作所为上已经意识到“忠之道”与“孝之道”并不一致，乃至可能存在较重要的区别(甚至冲突)。

这可以说是一种伦理困境：忠的对象(君主)与孝的对象(父亲)不但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一方为另一方所害。这样，基于忠的义务与基于孝的义务也是冲突的。在此情况下，人们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服从尽忠的义务而舍弃尽孝的义务，另一种则是相反。当时的人们一般认为嵇绍属于前者，而诸葛靓属于后者。那时社会上已存在“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因此诸葛靓所为不会广受非议，乃至会得到部分人士肯定。不过，诸葛靓特殊的孝不一定是受此观念影响方形成，而应与其特定的经历乃至遭遇有关。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后，对该政权及其君主还是忠诚的。作为东吴亡国之臣，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他其实不存在忠孝难以两全的问题。不仕于司马氏之朝，既符合“孝之道”，又符合(对东吴的)“忠之道”。

同时期的王裦在其父王仪为司马昭所杀后，“痛父不以命终，绝世不仕”[注]《三国志》卷一一《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第348页。。他在其父墓旁建屋，“未尝西向坐”[注]《三国志》卷一一《王修传》注引《汉晋春秋》，第349页。。王裦之孝与诸葛靓之孝相似。如果说诸葛靓作为东吴亡国之臣，可不效忠于西晋政权，那么王裦也可以曹魏遗民自居——这样他也不能说是存孝而舍忠。

司马昭、司马炎父子“以孝治天下”，本意应是由孝而及忠。但当时为人所称道的诸葛靓之孝以及王裦之孝，却给人以因孝可不忠的印象。

《论语·学而》中有：“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诸葛靓在其姐姐家对晋武帝所言，不应算是“犯上”。后来他的隐居、不参与世事，其实也表明他不会再以行动反对西晋政权，也就是不会“作乱”。

在此附带一提的是，诸葛诞反司马氏以及诸葛靓仕于吴并在吴亡后隐居，尽管对琅邪诸葛氏提高门望有着不利影响，但到东晋初年诸葛氏已颇为显赫，这与晋元帝司马睿为诸葛靓姐姐琅邪王妃之孙不无关系。

四

无论《三国志》还是《晋书》，都未给诸葛靓立传——前者给诸葛靓之父诸葛诞立传，对诸葛靓一带而过；后者给诸葛靓之子诸葛恢立传，对诸葛靓的记载也不过寥寥数语。然而，诸葛靓的一生经历其实相当丰富，他亲历其父在扬州的举事及失败、施但等人的叛乱、参与统率东吴军队北伐但遭到惨败等，这样他就成为丧父之子、亡国之臣，最终隐居以明志[注]《论语·季氏》中有：“隐居以求其志。”。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他在东吴能官至大司马这样的高位，在魏国或西晋恐难以至此，因此他对东吴政权会有感恩之心。

诸葛靓在“立功”“立言”上建树较少，但在“立德”上却有为时人所称道之处。他的孝道正是其“立德”的根本。儒家所谓孝，本指善于事父，而诸葛靓之孝则突出表现在他不与有杀父之仇的统治者合作。还要指出的是，其父诸葛诞本有反司马氏之志，但未成而殁，而诸葛靓能继其父之志，这可说是其孝道特别值得重视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