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初出现的“蕉园诗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性诗社，女性作家从散落的个体及家族血缘小集团创作走向了有组织的群体联合。更有意义的是，蕉园诸子的结社、结集、契谊和作品，都有力地解构和挑战了传统的妇德，无不消解着男权的传统霸权，开启了女性觉醒意识的先河。

关键词：蕉园诗社 女性自主意识 文学创作 自身价值

明末清初，女子结社、切磋诗艺之风渐盛。清初浙江钱塘林以宁、柴静仪、冯娴等几个奇女子结成“蕉园诗社”，首开风气之先。作为清代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性诗社，蕉园诗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蕉园诸子的人格品性及其作品的文化内涵，透露出强烈的女性自主意识。所谓女性自主意识，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认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和人生义务等，从而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来实现自身价值。蕉园诸子以女性这一特定身份进行文学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示了女性探寻和发现自己的过程，借着诗词这一相对纯粹的抒情文体，对女性进行了全方位的角色诠释，使女性诗词表现出女性自我精神风貌的完整性。她们比前人更多地关照自身，寻求自身的价值意义，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一、结社透出的女性自主意识

从中国的女性文学史观察，蕉园诗社女性从散落的个体及家族血缘小集团创作走向有组织的群体联合，自主结成诗社，这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女性追求独立精神世界的外在体现。在这之前，也有不少女性迸发出时代强音，渴望在男权压制下获得一点自由之风，然而却并未召集起来成社，直到清初这一群闺秀集结成社，以独立的女性新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无论在文坛抑或是日常生活中都体现其独树一帜的女性自我关照意识。明末清初也曾出现家族内的闺秀唱和，如以商景兰为首的祁氏家族闺秀诗人群。商景兰本人与蕉园诗社颇有渊源。她曾住杭州，也曾流连于西溪湿地，还曾为蕉园诗社早期诗人张昊的诗集《琴楼遗稿》作过序，并对其大加赞赏，让家中闺秀学习张昊的雅正诗风，可见她对蕉园诗社和诗人的关注与嘉许。以商景兰为首的祁氏闺秀诗人群与当时以顾若璞为首的黄氏家族闺秀诗人群、柴静仪为首的柴氏家族闺秀诗人群遥相呼应，只不过祁氏闺秀诗人结成的梅市诗会只是随性而起的家庭聚会，而蕉园诗社更多的是有计划有组织且超越家族范围的诗人聚会。从梅市诗会到蕉园诗社，乃是闺秀诗社的进步和飞跃，也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进步和飞跃。

蕉园诗人们常于春秋佳日举行一定规模的诗会，如“蕉园之订”“结社湖上游”“六桥舫集”等，成为一时之盛况。《国朝杭郡诗辑》卷三十对当时蕉园诗社的活动做过极为生动的描述：“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滣，争饰明珰翠羽、珠髾蝉縠以相夸炫。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蕉园女诗人的行为与邻舟游女构成了强烈的反差，邻舟游女的价值取向无非是物质层面的妆饰夸炫，而蕉园女诗人却突破儒家女训的规定，在公共场合“授管分笺”，这种“拟男化”的全新价值取向，让邻舟游女自愧不已。作为“七子之秀”“五子之长”的灵魂人物林以宁，有《秋暮燕集愿圃，同季娴、又令、云仪启姬分韵》诗：“早起登临玉露瀼，画楼高处碧云凉。池边野鸟啼寒雨，篱外黄花媚晓妆。斜倚红阑同照影，闲挥绿绮坐焚香。溯洄他日重相访，一片蒹葭秋水长。”她们有的斜倚水边红阑干处凝思苦想，临波照影，有的在焚香中闲挥琴弦，无不在酝酿着吟思，上诗可谓蕉园诸子雅居唱和生动的群像写照。这些闺秀们早已突破传统的围墙，不再拘泥于柴米油盐的主妇生活，而是寻求自身的另一种价值。

蕉园女诗人“义结金兰”，自主成社，成员间超越辈分和年龄的结交唱和，追求精神之独立，彰显了蕉园女诗人们开始关注自我，谋求自我价值的独立意识。她们的结社是以坚决的行动，有力地解构和挑战了传统的妇德，“这种女性的自觉意识成为中国妇女开始踏上新的征程的先声”[1]。她们像男性一样走出家门，走向社会，饮酒赋诗，结伴同游。在结社的同时，女诗人们也大胆地与男性文人相接触，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钱肇基即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结集透出的女性自主意识

明人陈洪谟在《教女遗规》中曾说：“弄笔墨工文词者，有时反为女德之累。”中国古代的女性作者深受这种错位的“才德观”毒害，大都认同所谓的女性性别角色的规定性，以织饪为女性的本分，“词翰非所事也”，即使有所创作，也仅将诗歌当作偶尔适情之事；她们还深受女训观念的束缚，自觉地履行“内言不出阃外”的教条，恪守着所谓的女子之道。女性的书写文本是“内言”的集中展现，女性既然自我否定了其向外传播的价值，那么她们必须自我作贱，甚至常常焚毁自己心血凝成的作品，更不用说主动结集出版了。这只要看一看明末清初女作者余姚叶宝林的言行就不难明白了。《竹桥黄氏宗谱》卷十三“贤孝叶淑人”小传云：“淑人少读书，辄解大义，亦能诗，然未尝握管自喜。时越中闺秀有以诗酒结社者，淑人闻之，蹙然遂焚其已稿，不留只字。”叶宝林是晚明著名的剧作家叶宪祖之女，清初大儒黄宗羲之妻。叶宪祖的戏曲作品歌颂了女性对爱情真正大胆的主动追求，黄宗羲则是清初具有民主启蒙思想的大儒，按理说叶宝林的写作观应该比一般的女性作者更为开放，然而无情的事实却是她怎么也摆脱不了传统妇训的束缚。上引所谓“越中闺秀有以诗酒结社者”，指的是绍兴祁彪佳之妻子商景兰和她的女媳们组成的女性家庭创作群体。她们开了有清一代闺阁中聚会联吟的风气，浙西的才女黄媛介闻讯慕名造访，吟诗唱和，引为闺中知己，而浙东的才女叶宝林却引以为耻，甚至不惜焚毁自己的诗稿，自我否定女性写作的价值，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蕉园女诗人的写作意识完全超越了叶宝林之辈，她们人人各有集，将自身的体验和追求诉诸于文字，渴望被社会关注。蕉园诸子通过文字传达其内在郁结或是精神理念，抑或是抒发时事之感，也渴望在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如林以宁的《哭柴季娴四首》云：“每思弃尘务，从君事丹铅。”此诗所谓“尘务”者，世俗之事务也；“丹铅”者，并非指古代妇女的化妆用品，而是指绘画所用的朱砂和铅粉。原为女性本分内的织饪之类的事务，已被林以宁视作“尘务”而欲抛弃之，想要追随姐妹学习绘画。林以宁公然表达了“不务正业”、喜好翰墨的思想意识，作为诗社的灵魂和领袖人物，她和其余诸子的交往唱和，为蕉园诗社的发展和诗风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她们在精神上始终追求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如钱凤纶有诗集《古香楼集》，这本诗集是她的丈夫黄弘修为其出的，她的夫家曾祖母、89岁的顾若璞，还有弟弟钱肇修、丈夫黄弘修都为诗集作序。黄弘修的序中说“今年秋七月，为内子四十初度”，就说初秋七月，钱凤纶刚好四十岁，还说诗集是为其祝寿而成。女性创作能获得丈夫——家庭权力代表的支持和帮助，从侧面反映了女子地位的提高和精神独立的需要，而文字书集成了最好的方式。另一位蕉园核心诗人柴静仪亦多才多艺，著有《北堂诗草》《凝香室诗钞》等。冯娴善诗词，读书能过目成诵，也是博学、敏思之人，有《和鸣集》《湘灵集》。而顾姒所作曲子“一轮明月，一双人面”之句，雅俗共赏，得王士祯赏识。顾姒是较早走出杭州在京城取得全国性名声的女诗人，也是将蕉园诗风传扬天下的第一人。而徐灿更是凭借其优秀的词作在清代词坛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女性词史中一道亮丽风景线。还有张昊临死前对诗歌失传，被人遗忘的担忧，对自己声名的关注，这些强烈的文化使命感都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体现。总之，蕉园女诗人们将所思所感诉诸于笔端，一方面内心郁结得以舒缓，另一方面更是传达了自身的人生价值感悟，期盼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从而名流千古。

三、契谊透出的女性自主意识

蕉园诸子间的雅集唱和与知音交谊使得她们结成生死与共的异姓姐妹，超越了单纯的亲戚友人关系，也突破了辈分尊卑和年龄长幼之别的局限，互相支持勉励，这无疑是女性的一大进步。她们多喜欢互以字号或“闺友”“贤姐”相称，以强调她们同是诗社中人，是同道中人更是知音知己。如林以宁在《寿柴季娴二首》诗之一说：“深闺亦有金兰契。”又在《辛未春夫子魁荐，感赋十首》之八中写道：“淑慧清贞女兄，深闺余亦赋嘤鸣。”称自己的大姑子为“女兄”，是诗意的雅称，也意在淡化现实中世俗的亲友辈分关系，强调脱俗的知己之情；“嘤鸣”语出《诗·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比喻朋友间同气相求或意气相投。写相思不见的悲愁虽是蕉园诸子诗词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与传统内涵相比已有了微妙差异，即不再局限于写男女闺中情思，而是着意于写闺秀间的知音情谊，这在她们的作品中有很多体现。如钱凤纶《秋日简亚清》：

城关咫尺即天涯，惆怅离群两不知。

日暮凉风棋散后，夜深微雨雁归时。

窗前橘柚知多少，槛外芙蓉发几枝？

同入清秋不同赏，却凭青鸟寄相思。

这首诗是钱凤纶写给同居一地却难以见一面、只能凭书信来往唱和的林以宁的。首句“城关咫尺即天涯，惆怅离群两不知”流露出两人虽居住的很近却如同天涯那么远难以相见的惆怅。接着她想起了两人平日里的交往，不仅相互吟咏唱和，还常以下棋来消遣时光，因而两人是诗友亦是棋中知音。“窗前橘柚知多少，槛外芙蓉发几枝？”写的是日常琐事，但见其情趣，也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但也正是这美好秋景之际，无法同赏，只能凭着“青鸟”这个信使来传达思念之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姐妹之间的浓厚思念之情和不得相见的遗憾。钱凤纶又有《摊破浣溪纱·怀亚清》云：“月落空庭花影迟，绣屏倚枕梦回时，咫尺城关鸿雁断，即天涯。半壁青灯临卫帖，一窗寒雨读陶诗，别后深闺无限事，总堪悲。”同样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知音情愫。可见除却男欢女爱之情，世间令人动容的还有女性之间的金兰情意，这样的知音盟约甚至是连生死都难以泯灭的。林以宁的《哭柴季娴四首》就抒发了失去挚友深沉的哀伤。诗其三说：

婆娑壁间画，手泽犹芳鲜。

清夜发光芒，睨视不敢前。

想见落笔时，气足而神全。

非徒貌幽花，自写翠袖翩。

每思弃尘务，从君事丹铅。

岂期不我顾，倏忽长相捐。

一恸云为愁，梁月藏婵娟。

林以宁看着柴静仪生前赠送给自己的一副女子画，也许就是柴静仪本人的肖像，色泽还是那么鲜艳，却不忍多看，因为想到她作画时的神态怕是触景伤情，读来实有悲痛之感。林以宁曾想向柴静仪学诗作画，可因自己事情太多而没有坚持，没想到柴静仪突然离世，倍感遗憾，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知音好友，于是才会“一恸云为愁，梁月藏婵娟”，虽故人已逝，但彼此间的情谊和柴静仪的音容、笑貌、才情却永远的留在了以宁及大家心中，所以她后来说：“锦囊探得遗珠在，一卷凝香万古传。”

女子亦能走出家庭建立起异姓间如此情真意切超越生死的感情在当时实属一大进步，前代鲜有的女性间的智力交流、相互倾慕、引为知己，正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因为这种觉醒是以认同、追慕、欣赏同性的才华为前提的，是以颠覆传统妇德观为基础的。蕉园诸子不仅是姐妹、友人，还都是“金兰契”，通过“蕉园之订”结下超越辈分、尊卑甚至生死的情谊。正是心灵及精神上的契合，所谓“气宜相投”“精神结聚”以及相互在诗歌上的知己感，才使得蕉园诗社应运而生，诸子间的唱和往来和超越亲友的吟唱结集，也使得它当之无愧的成为首个女性诗社。

四、作品透出的女性自主意识

蕉园女诸子们多擅诗词，并于诗词中抒发人生感慨和心中理想，折射了女诗人们的思想光辉，在她们的作品中彰显独立自主的意识，并主要体现在婚恋观和社会责任感两个方面。

首先蕉园诸子的大多数作品不再只是塑造哀怨、凄婉的女性形象，而是提出了在精神上平等，在人格上独立的新的情爱观念，且在现实婚恋中践行。女性在文学领域渴望占得一席一地，追求平等地位，在婚姻中更是如此，对自己的婚姻、家庭有着高于常人的要求，因而，她们借诗词以寄情，传达的是自己的心声和对家庭生活的态度。而作为女性自我意识萌发高涨的蕉园诗人们，更是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中寻求人格上的自由平等，渴望拥有美满的爱情，正如徐灿所说：“怕得双燕归，偏向人心授”（《醉花阴春闺》）、“花外燕双飞，等得它来，诉与伤心语”（《醉花阴风雨》）等语句，期望的就是这种“呢喃双飞”的平等之爱。幸而蕉园诸子在谋求平等之爱的路上较少挫折，夫妇都是才子才女，佳偶天成，颇多闺中唱和之乐之雅，琴瑟和谐。蕉园诸子中，顾姒的《静御堂集》、毛媞夫妇的《静好集》、顾长任的《梁案珠吟》、林以宁的《萧楼集》、张昊夫妇的《琴楼合稿》、冯娴夫妇的《和鸣集》、顾长任的《梁案珠吟》都说明了其与丈夫和谐美满的关系，都是比较传统的闺秀诗集名或夫妻合集名。

蕉园诸子中，冯娴一生似是最为安定，与丈夫是西溪湿地上的一对神仙眷侣，颇得隐居之乐，她的诗作多写男女情感，尤其多与丈夫间的唱和。如《和夫子述怀》诗云：“李广当年亦未侯，书生何必苦悲秋。舌存待执咸阳柄，志远曾归石室囚。满目云霞俱是幻，半庭松竹仅堪收。同君翰墨闲消遣，已觉身居百尺楼。”自古文人多悲秋，她的丈夫亦不例外，但冯娴却自有识见。书生悲秋无非是因为功名未立，时不我待，她以历史人物为例，指出像李广这样的名将都没有被封侯，那么一介书生又何必悲秋呢？她又举了《史记·张仪列传》的例子，当年张仪投奔在楚相国昭阳门下，却被无端怀疑盗相君之璧，遭掠笞数百，后他对妻子说：“视吾舌尚在不？”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在冯娴眼中，张仪是有远志之人，但仍不免受辱。所以功名利禄不过如满目云霞，过眼成幻，哪像你我厮守一辈子实在呢？冯娴所要的不是什么虚幻的封侯，而是脚踏实地的才子佳人式的姻缘。只要能够和丈夫厮守在一起，读书唱和，闲中消遣，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同君翰墨闲消遣，已觉身居百尺楼”，这十二字，不但掷地有声，而且颇具象征性。冯娴写下这句诗，仿佛真居百尺楼上，俯视着群生，豪气干云地向社会宣示着女性的人生观，完全颠覆了男性视为神圣的价值观。她又有诗说：“重九宜晴雨声密，相望窗前秋瑟瑟。未过小圃访黄花，恐负花期被花责。芳辰寂寂遣情难，倦插茱萸感百端。身世浮萍空碌碌，何如秦女早乘鸾。怜予夙怀林下志，幼对溪山愿差遂。年来四壁聊可栖，悠然三径有馀致。潇潇风雨静中听，竹影松枝帘外青。兴到岂知尘内事，烟云间泼墨无停。”她说两人志趣相投，早有归隐之心，如今能如愿偕隐，享受脱离尘世的诗意人生，于山水间咏诗作画，夫唱妇随，此生无怨了。冯娴对夫妇同享诗意人生之事的肆意张扬，正是建立在否定功名利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再如林以宁和钱肇修的“凤萧”合奏，两人从青梅竹马到白头偕老，鸾凤和鸣。林以宁有《得夫子书》云：“经年别思多，得书才尺幅。为爱意缠绵，挑灯百回读。”作者的写作视角颇可玩味，明明是自己“别思多”，却反写丈夫来信中透出了对自己的爱意缠绵，多少满足了自身的情感需求，让其真实地感受到游子之意不再是虚幻无定的浮云。钱凤纶和黄弘修相濡以沫，见于钱氏的《鹊桥仙·寄外》一词中：“鸿雁初来，梧桐乍落，正是早秋时节。夜深无计遣愁怀，那更又灯儿将灭。罗襦慵解，篆烟微尽，无限幽情难说。低徊脉脉少人知，还幸有今宵明月。”蕉园诗社的多名才女都嫁入书香之家，并嫁得如意郎君。夫妻间的唱和恩爱都有旁人文字、自己诗歌见证，被看做神仙眷属，相得益彰。诸子能够在婚姻中获得的精神满足，并追求平等和谐的婚姻关系，也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凝聚。

蕉园女诗人在作品中展示出女性生命和思想的美，既融入了时代的内容，又融入了她们对于社会人生的强烈参与意识。女性诗人们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意识到自己同样是社会的人，是有着独立人格的个体，渴望能像男子一样承担起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如钱凤纶之父为仇家所陷，庾死于狱，兄欲报仇，未遂而死。凤纶乃以一身任之，有《哭伯兄》诗云：

在昔皇天倾，覆卵无完理。

兄不即殉身，感奋良有以。

摩挲双匕首，一夕再三起。

千钧重一发，恐复忧天只。

荏苒岁月间，隐痛入骨髓。

未揕仇人胸，抱疾忽焉死。

尸床目不瞑，不继非人子。

尚有娥亲在，李寿汝莫喜。[2]

钱凤纶愿代长兄报父仇那种不屈不挠的悲愤之情荡气回肠。沈德潜评曰：“因兄报仇之志未遂而死，己以一身任之，字里行间，读去铮铮有声，使人增孝思、增义气也。第未知异日报仇与否？”[3]可见，钱氏的满怀侠气已将长期以来铸成的女性柔弱形象揉得粉碎。

柴静仪更是将这种胸怀抱负提高到了国家历史层面的高度。如她在《黄天荡咏古》写道：“玉面云鬟拂战尘，芙蓉小队簇江滨。不操井臼操桴鼓，谁信英雄是美人？”[4]诗风明朗爽快，诗中所赞美的梁红玉是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妻子，在抗金的一次战斗中，她亲自擂鼓助战，取得了胜利，因而被朝野一致歌颂。诗人肯定了“女英雄”梁红玉不操持“井臼”（指操持家务），而上阵杀敌，是美人更是英雄，在表达敬仰之情的同时，也传达了渴望能像男儿一样有所建树，昭示了她的壮志凌云之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柴静仪居然还对边塞题材有兴趣，闯入了向来都被男性霸占的创作领地。她有《风入松·拟塞上词》写道：“少年何事远从军，马首日初曛。关山隔断家乡路，回首处、但见黄云。带月一行哀雁，乘风万里飞尘。茫茫塞草不知春，画角那堪闻？金闺总是书难寄，又何用、归梦频频？几曲琵琶送酒，沙场自有红裙。”面对万里飞尘，茫茫塞草，军人的心态有几分纠结，“金闺总是书难寄，又何用、归梦频频”，悲凉中透出几分豪气。狠心地隔断了对金闺的思念之情，却又在沙场上闪现出一队弹拨琵琶的送酒红裙，这到底是以红裙的热烈衬出军人出征的悲壮呢，还是反讽军人以沙场红裙为情感的补偿呢？这种模拟的作品中透出的相对真实的女性声音，是耐人品味的。

在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中，女性作者大多被束缚在男性话语的绳索中，没有自身的独立话语权。然而清初的蕉园女诗人，敢于戳破传统的藩篱，无论是结社、结集，还是契谊、创作，无不消解着男权的传统霸权，开启了女性觉醒意识的先河。

注释：

[1]王瑞庆：《明清江南的士女结社》，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

[2]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页。

[3]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闺秀集（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4]柴静仪诗，引自《国朝闺阁诗钞》里的《凝香室诗钞》《本朝名媛诗钞》《晚晴簃诗汇》卷一八三，柴静仪词引自清徐乃昌辑《闺秀诗钞》。

参考文献：

[1][清]林以宁著，冯娴，柴静仪评.墨庄诗抄[M].

[2][清]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清]徐树敏，钱岳编.众香词[M].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3.

[4][清]蔡殿齐编.国朝闺阁诗钞[M].道光二十四年嫏嬛别馆刻本.

[5][清]沈善宝著.名媛诗话（续修四库全书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清]林以宁著，冯娴，柴静仪评.墨庄文集[M].

[8][清]林以宁著，冯娴，柴静仪评.墨庄词余[M].

（温苏珊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树兰实验学校 3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