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义明　温斌

摘 要：曹操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创作，“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词章”（《文心雕龙·时序》）。他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本人深受“忠君”思想影响，这也直接体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中。

关键词：曹操；文学创作；忠君思想

作者简介：马义明（1991.9-），男，辽宁沈阳人，汉族，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史（文学史）；温斌（1966-），男，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2

三国这一短短的时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人们对于这一时期的普遍印象恐怕就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于三国，人们更多的是对于“武”的深切记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时代”，就是指的这一时期。“在这个文学新时代活跃的作家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三曹诗选》）。这里的三曹，指的就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及书法家。

东汉末年，国家分裂，战乱频仍，曹操以大汉皇帝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击灭袁术、袁绍、吕布、刘表、马超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乌桓、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成功统一了中国北方，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阀。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引《魏氏春秋》）。曹操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创作，“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词章”（《文心雕龙·时序》）。他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本人深受“忠君”思想影响，这也直接体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中。

“忠君”思想，是封建年代臣下的基本道德之一。春秋时，孔子对此即有所论述。“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孔子是忠君思想的忠实拥护者，当然，孔子所说的忠并非“愚忠”，孔子的忠是有条件的，只有君主只有“使臣以礼”，臣下才会“事君以忠”。对于这一点，孟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相比于孔子，孟子的说法更为具体与直接。

如果说，先秦时期的“忠君”是“相对”忠君，那么到了汉代，尤其是汉武帝刘彻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种“相对”忠君就变得越来越绝对化和极端化。

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理论，提出“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也，故好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提出皇帝即为“天子”，这将皇帝的地位拔高了许多。同时主张“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加以维护和强化，让“忠君”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章帝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并亲自主持此次会议。会议成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书中继承并发展了董仲舒的理论，提出君臣、父子、夫妻等“三纲”以及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等六纪。“故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向日月屈信，归功天也。”这里的理论与董仲舒的“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将忠君思想进一步的深化，使得忠君变得天经地义一般。

到了东汉末年，忠君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更是深入人心，身处这个时代，曹操也不能例外，而这种思想也直接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中平四年，王芬等人想弑君，立合肥侯为帝，也邀请曹操加入其中，但被曹操严词拒绝。“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这篇《拒王芬辞》将曹操本人的忠君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开篇的“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就决绝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后面，曹操又举了霍光、七王之乱的例子劝谏王芬等人不要做那反叛之事。这篇辞固然体现了曹操高人一等的政治智慧，但也是对曹操忠君思想的极佳体现。

中平六年，河南尹大将军何进诛杀宦官，密召董卓向京城（洛阳）进军。谋泄，何进为宦官张让等所杀。张让将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劫走出宫。董卓进京后把少帝迎回宫中，不久，废少帝为弘农王，然后再把他杀死，立陈留王为帝（即献帝）。当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时，董卓就焚烧洛阳，挟献帝西迁长安。曹操目睹这场变乱，尤其看到洛阳一片荒凉，产生了无限哀伤，写下了这首《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行》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歌辞，本是出殡时挽柩者唱的挽歌，曹操用来写时事。清人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这固然体现了曹操在文学上的创造性，同时也表明曹操内心的哀伤之深，如同挽柩者一样的感觉，只不过他们哀的是人，而曹操哀的不仅是皇帝，更是国家。在本诗中，曹操也将矛头对准了引发这场悲剧的“贼臣”董卓，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愤恨之情。其实不管是对时事的哀伤，还是对“贼臣”的批判，都源自于曹操本人的“忠君”思想，若不忠君，何来哀伤？何来愤恨？

作为大汉朝廷名义上的第二人，实际上的第一人，曹操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好处理的冲突，而就算处理这些冲突的时候，曹操也要恪守“忠君”思想，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孝”与“忠”的冲突。

“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吾受锡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履上殿，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临祭就洗，以手拟水而不盥。夫盥以洁为敬，未闻拟向不盥之礼。且‘祭神如神在，故吾亲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礼讫，下阶就坐而立，须奏乐毕竟，似若不衎烈祖，迟祭不速讫也。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也。受胙纳袖，以授侍中，此为敬恭，不终实也。古者亲执祭事，故吾亲纳于袖，终抱而归也。仲尼曰：‘虽违众，吾从下。诚哉斯言也。”（《曹操集·春祠令》）

按照常理，在祭拜宗庙的时候要“解履上殿”，以示对祖先的尊敬，但是曹操有御赐的“剑履上殿”资格，这里出现了“孝”与“忠”的冲突，曹操为了不“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而没有“解履上殿”，这体现了曹操处事灵活的手腕，更体现了他对皇帝的尊敬与忠诚。

提到曹操，许多人根本无法将他与“忠君”思想联系到一起，因为“挟天子而令诸侯”以及“汉贼”的称呼实在太为人所熟知。但是不管后世人对曹操是怎样的评价，不可否认的是，终其一生，曹操都始终尊奉汉帝，代汉立魏的是曹丕而非曹操。就像曹操自己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那样“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一生征战，也是为了汉室的强盛罢了。至于为何身居高位，让封邑，却不让权，那就是因为“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了。

总而言之，曹操作为一个有多重身份的历史人物，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对于文学家曹操而言，他的“忠君”思想是不容置疑的，这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中华书局.2012.

[2]陈寿，三国志[M].中华书局，1982.

[3]裴松之，裴松之注三国志[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4]余观英，三曹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5]曹操，曹操集[M].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