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梦孙

大约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对自然界中具有普遍适应规律事物的认识(自然科学)已经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发展所呈现出的问题，绝大多数属于其内部机制不易被完全认识的复杂系统问题。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工程科学”思想，对解决这类复杂系统问题，具有伟大的开创性意义。

“工程科学”思想属于系统科学领域，它不强调研究运动物质本身，而是注重研究运动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规律，研究这些关系的系统性质及其控制方法。这就是钱学森创立的工程控制论研究的基本主题。

在慢性疾病呈现井喷的当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医学需要回归其本源——解决健康问题、实现促进健康的目标。为此，必然有一批大胆创新的医学领域的研究者开辟新型的医学模式。我从长期的科研实践中认识到，钱学森工程科学思想对于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对于当代医学模式变革有重大意义。工程科学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将工程科学思想运用于医学与健康科研之中?我在过去几十年科研历程中对此有一些认识，希望对广大青年科研人员有参考价值。

1 钱学森“工程科学”思想

钱学森的工程科学思想，萌发于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任职期间，并在实践过程中，得益于“Seminar”(学术讨论班)的讨论形式。1956年回国后，在开创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实践中，他的这一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对国外定量系统工程方法的梳理，在“系统工程”一词被赋予更为严谨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工程理论”。

钱学森这一科学思想，在理论上的最终发展成熟是在1978年以后。他发现，通过中国航天实践总结出来的“系统工程理论”属于工程系统工程，而客观世界所面临的常比航天系统更复杂。因此，他创造性的提出:必须要构建系统科学基础理论层次的理论——系统学。经过7年半的“系统学讨论班”形式的研究，钱学森提出了2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概念:其一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其二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为系统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系统工程理论从工程系统工程向整个客观世界，包括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等新型科学体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及其实践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为认识复杂巨系统规律、寻求合适的控制途径找到了新的科学的方法论［1］。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这一新的科学方法论的提出有一个过程。1990年，钱学森先生明确指出:“实践已经证明，现在能用的、唯一可以有效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就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后来，钱先生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深刻认识客观事物规律的“实践论”思想，将它改写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将“定性定量相结合”改写为“从定性到定量”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修改，而是反映了钱先生在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又一个飞跃，反映了对客观事物认识过程的本质。“从定性到定量”，反映了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对实践与理论之间本质关系的描述。

毛泽东曾经说过:“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是反复出现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能认识它。因此，对于人体这样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来说，只要是被研究的问题能够反复地出现，我们就一定能按钱先生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认识它的规律。毛泽东又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永远达不到绝对真理”。

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告诉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钱先生“工程科学”的思想，那就是:有限目标解决问题;不刻意追求机制和普适性，强调掌握规律，然后按规律解决问题;但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办法，要求节省社会自然资源，以利于人类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以上简短的回顾可知，钱学森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大师，他的理论将会推动整个科学的发展，也将能够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天赋和历史机遇以外，作为中国的一位知识分子，他始终关心的是民族的振兴，追求的是科学的真理，献身的是祖国的需求［2］。所以我认为，这是每一位有良知的研究人员都应该遵循的科研思想品格，其中的核心品行是:关注需求，勇于实践，承认存在片面，敢于修正自己，在实践中认识规律、顺应规律、运用规律。这就是工程科学解决问题的品格，是科技创新的原动力。

此外，作为一名工程科学的研究者，还必须具备对基本知识的透彻理解，以及对需求的深刻记忆，以便为大脑的联想功能提供众多的输入元素。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者，留给对相关现象敏感的人。以下，我将通过自己科研工作中的2个故事，来具体表达工程科学思想的内涵。

2 运用系统科学思想解决人体过载耐限标准难题

1969至1971 年间，运用系统科学中的模拟理论和控制论方法，解决我国自主研发的、飞机上的火箭弹射救生装备人体过载耐限标准难题。

1969 年，空军领导机关为解决歼击机飞行员低空(300 m以下)弹射救生成功率低的难题，组织国家有关工业和科研部门，成立跨部门、跨学科的科研攻关团队，其中包括飞机救生、火箭动力、试飞等科研、设计、制造等部门，也包括来自总装的一些医学试验研究和鉴定把关的医学科研部门。

我作为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成员之一，也参加了这个跨部门、跨专业的协作团队。初期，主要让我负责数据测量;后来，随着试验工作的深入，一系列的难题在大协作的背景下逐个得以解决后，人对火箭弹射产生的过载(加速度)的耐受标准，成为整个协作攻关项目的瓶颈。这时，我才有幸得以介入有关火箭弹射标准的研究工作。

弹射过载作用在飞机座椅上将飞行员高速弹离飞机的主要危险是人体脊椎骨容易发生压缩性骨折。在火箭弹射动力应用之前，弹射救生的弹射动力由点火后的弹射炮弹提供。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科学家经过脊椎骨的静力学试验以及有限的人体试验，已为这种以炮弹为动力的弹射救生方式制定了安全的人体对弹射冲击力的耐受标准(①Gmax≤18;②ΔG/Δt≤300 g/s;③作用时间Tmax≤0.2 s)。后来这一标准被确认为世界公认的标准而写入教科书内。

火箭动力被引入弹射，虽然由于其推力不受轨道限制而可以使座椅和飞行员弹得更高，有利于低空救生，甚至可实现零高度或零速度条件下的救生。但是过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所谓瓶颈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3方面:①实验结果表明，火箭动力所造成的过载波形，其3项参数全面超过前述公认的人体耐受标准，但是尸体试验结果并未发现脊椎骨存在压缩性骨折现象;②包括猴在内的所有可用于实验的动物脊椎系统结构都不同于人体的脊柱，故无法用动物实验解决人的耐受标准;③在上述第1个矛盾性质尚未搞清楚之前，不可能直接在健康志愿者身上进行无十分把握的试验。以上3项矛盾中的核心矛盾在于第1条，如果第1条矛盾有了答案，那么第2、3条矛盾也就不存在了。整个攻关组为此进行了多次讨论，虽然想法不少，但一时都拿不出可实施的办法。

在这种大家都很焦躁的情况下，由于我过去曾看到过人体脊椎系统可类比成由质量(M)、弹簧(k)、阻尼(C)构成的MKC振动系统的报道，并且熟知其具有输入、输出的系统特性，再加上曾经学习过的建立在微分方程上相似原理基础上的模拟计算机知识，在结合当时的瓶颈情况下，大脑中突然涌现出2个相互联系的假设:①如果人体脊柱系统确实是一个可类比成由MKC组成的振动系统，那么人体脊柱系统在作为输入的弹射冲击力作用下一定会产生一个动态响应过程。而作为动态响应的结果(输出)，只要不超过脊椎骨的静力耐受强度(G=18)，则脊椎骨就不会发生压缩性骨折，即使输入的过载波形峰值远超过18 g，也应该如此;相反，虽然输入波形的峰值未超过18 g，甚至不超过15 g，但脊柱系统动态响应的结果超出18 g，同样也会使脊椎骨发生压缩性骨折。这里的核心内容是脊柱系统在外力作用下的频率特性(传递函数)。这是不是矛盾的关键所在?这里提出了如何获得人脊柱系统的频率特性问题。②在已经获得人体脊柱系统频率特性的条件下，如何界定安全的输入过载波形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联想到不同物理系统(如力学、电子、生理系统等)的频率特性，只要表示不同物理系统行为的微分方程存在相似性，那么就完全有可能运用比较容易实现的物理系统所获得的特性，移用到频率特性相似的另一类物理系统中去应用。这就是模拟电子计算机的原理，它为我们研究有很大危险的物理系统的特性，提供了安全的方法。当然，也会为我们研究火箭弹射过载力对人体脊柱安全性耐受标准提供了可实现的途径。

当我将以上2个想法向攻关组以及航空医学研究所领导报告后，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只有来自总装的几位医学专家对这种在当时来讲还是新的观点和新的途径存在异议。于是1971年下半年，同研究所内的几个同事一起，我们从试验现场返回了北京，在所内创造条件进行了10人的脊柱系统频率特性的测定，并根据已测得的人体脊柱频率特性研制了能表征人体脊柱系统频率特性的模拟电子计算机系统，对火箭弹射冲击力的安全范围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相似性。在此基础上，我们科研小组安排了一系列试验，摸清了火箭弹射条件与弹射安全性之间有密切关系的规律，并将它转化为人体对弹射过载的动态耐受标准，写入正式文件。这项研究不仅破解了瓶颈矛盾之谜，而且开创了脊柱动态响应理论的建立。

新标准与原有标准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虽有静力学试验依据，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经验性的，缺乏理论依据。而前者以人体脊柱系统的动态响应理论为依据，故以其为基础制定出的标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加接近事物本质。

然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上述一系列的试验还不算完整，还未能用实验去证明:模拟计算机输出的结果与脊柱系统动态响应的结果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专门设计了有关试验，来证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可以相互替代的可能性。为此设计了如图1所示的安全范围内的人体实测试验和模拟计算机输出的对比试验。实验结果证明两者的输出显著一致，相关系数为r=0.9584。至此，一项在人体上用控制论方法进行的研究工作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为新装备提供了必要的数据［3］。

图1 人体试验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控制论的内涵是什么，只是当时任务需求的矛盾与我头脑中积累的基础知识得到了结合，不知不觉中撞入了近代控制论领域，而且取得的结果如此完整!这一切都表明了系统思想的威力;同时也是一种科研精神的体现，敢于在掌握了理论依据的前提下，打破常规地去思考、去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物工程学会曾对这项研究工作有过评价:“此项工作，在国内是首创的，在国际上是领先的。美国相应的动态响应指数(DRI)标准是1977年在内部颁发使用，80年代才解密，其学术和技术水平上与该项成果相当，但俞梦孙的模型是用我国设备独立地研究成功的。此项工作，开创了生物控制论用于航空医学的先河，至今仍在生物控制论的教学工作中引为范例，获得了生物医学工程学术界高度评价”。

上述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40余年，但故事发生的过程对现代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仍然具有借鉴和启迪的意义。

这是典型的现实与当时(1970年)的理论之间不相符的例子，急需有新的理论来认识人对弹射力的响应过程。这是理论创新的机会，也是创造新的研究方法的机遇，但这种机遇只会留给对多种知识概念清楚、并勇于实践者。1970年以前，我较系统地学习过振动系统的理论，也从机械振动分析中学过信号处理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建立了带有输入输出的系统概念，也读过模拟计算机知识。但如果没有火箭弹射耐限标准研究的需要，这种创新的思想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解决具体问题的实际需求是科研创造的原动力。

这项研究虽然没有参加科研奖励的申报和评审，但却是一项国内首次用控制论方法解决生物实验的项目，解决了用人体试验不可能获得的极限耐受数据，为火箭弹射定型提供了依据，同时，对弹射力作用于人体脊柱的生物效应的原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的真实意义远远超出了评奖的意义。

美国1977年才开始进行类似我们1970年进行的模拟试验——DRI，80年代初才公布此项工作。总装的几位医学专家，在当时(1971年)只承认研究结论，不承认模拟试验过程。直到80年代初，他们去美国访问期间，实地看到美国科研人员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才完全认可了我们当时的工作，并随后开展了类似的工作。

3 从高原健康工程到人类健康工程

如果发生在1969至1971年间的故事是不自觉的运用“工程科学”思想的实践，那么40年后(2011至2013年)，从起源于研讨厅方式、汇聚对高原反应已有的认识，期间在雪域高原发现高原反应回归曲线的规律，到后来人体自组织环境适应理论的提出等一系列科研探索过程，都是自觉践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结果。

2011 年，为完成高原飞行员航卫保障，我们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方法，梳理、分析移居高原人群在健康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按照传统高原医学、运动医学的理论，初入3000米以上高原，前1周尽量不要运动，1周之后也不要做大负荷的运动。但是对于空军作战来讲，都是需要突破的，我们进去就要作业，而且是高负荷、大负荷的作战训练。因此，这项研究的难点在于，建立人体适应高原环境过程的系统模型。这个模型必须回答: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适应高原环境?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不适应反应?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果回答了这些问题，就意味着把握了高原反应的本质规律，就有可能发展出适应高原环境特殊要求的训练方法。

按照人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人体应该是一个在内外环境都能存在一定变异范围的稳态系统，具备对环境变异产生适应的自组织能力［4］;然而，客观的现实是:广大移居(高原)人员的慢性高原病状态十分普遍。这些事实说明，移居高原所造成的应激原刺激强度已超出人体对环境的可适应范围，或者可以说成是:移居到高原的速率超出了人体自身能够建立起来的适应高原环境的速率，因而发生了以睡眠障碍为标志的高原反应。这就是对高原移居者在健康问题上存在种种问题原因的最初的猜想。也说明，为了保障飞行员在高原的健康，就必须先搞清楚人体对低氧环境产生生理性和病理性重建的规律，然后将低氧环境变化速率控制在生理性适应环境范围之内，达到对环境逐步的、渐进性适应。

这样一个从系统角度去思考高原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于以往的从防病、治病角度。从人体本来就具备的对环境的稳态能力出发，摸清规律，遵循规律，使人体在稳态范围的调控迁移中适应高原环境，更符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本来的面貌，效果更好。符合钱学森多次提出的“要从人的整体、人的功能态和功能态的调节去研究人”。

以后的整个研究过程，可以说是对研讨厅提出的初步假设或猜想的反复验证，修正假设，达到当前最优认识的过程。在这种反复印证的研究过程中，不仅发现了人体对高原低氧环境适应的诸多自然规律，而且通过多次反复迭代，已经将其适应规律量化成数学模型，并且初步摸索到了最优适应途径，对“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5－7］。这些新发现、新认识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3方面。

3.1 发现人体对低氧响应的规律，构建人体对低氧响应的定量模型2011年冬季，研究所的领导组织我们小组去西藏3800 m海拔地区，对12名志愿者的各项生理参数的变化情况进行连续10余天的监测，头脑中逐渐形成了这些数据随高原驻留天数延长而发生变化的轮廓。特别是到达目的地的第7天，当曹博士将一组直接暴露在3800 m高原环境下的受试者的数据整理成经时坐标曲线时，联想到近几年学习系统学后所思考的人体适应环境变化的模型结构，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是否能构建一个可容纳这些大量数据、并能说明人体初入高原适应性反应的框架?这个框架应能容纳各项生理参数变化的规律。

按照上述思路，从各项生理参数变化中总结出3条规律性的现象:①在到达3800 m的第1天，所有监测的生理参数(心率、脉搏血氧饱和度、睡眠结构)变化最大;②随高原驻留天数的增加，上述监测数据均呈现出回归现象，可理解为逐渐适应高原环境的结果，但回归达不到海平面水平;③这些数据回归过程大体上呈现为时间的指数函数的规律。根据上述3条规律性现象，我们依据维纳的负反馈原理，基于实验数据，构建了一个人体对低氧响应的数学模型。

低氧响应数学模型的重要意义在于:①可以从该数学模型估计出，低海拔(平原)久居人员到达不同海拔高度高原环境后，以动脉血氧饱和度为标志的高原反应强度和反应过程;②模型显示，人体具有对环境变化适应的最优速率，这将为我们探索高效训练方案提供定量依据。人体低氧响应数学模型建立的过程，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过程。

3.2 高原反应的本质是低氧应激反应有了高原反应的定量模型，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高原反应的本质是什么?Selye的应激反应概念认为，应激反应包含三要素，即作为对机体起刺激作用的应激原，作为应激原刺激的主体——机体内稳态系统，以及作为内稳态系统对应激原刺激的响应——Selye称这种响应为普遍性适应综合征。后来的许多研究者证明:应激反应是多层次的，而且是能够在层次间转换的，这符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必然具备的多层次自组织功能的原理。

将上述应激反应概念，对照高原低氧反应的实际情况，以及机体对低氧响应的规律，可以确认:高原反应的本质，属于机体对低氧刺激的应激反应，而且这种低氧应激反应也一定是多层次的。我们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低氧应激反应有3个基本层次。

第1类:生理性低氧应激反应。其特点是低氧对机体的稳态系统虽已构成应激源刺激，但其相对于内稳系统的刺激强度未超出内稳态调节系统可调整的范围，因此不会影响睡眠。正因为不影响睡眠质量，因此，机体会迅速启动使机体适应低氧环境机制，使系统快速调整到对当前低氧环境更有序和更高的稳态水平上——适应(习服)状态。

第2类:显著性低氧应激反应，或称损伤性低氧应激反应。这一类应激反应相对于具体的内稳范围而言，其低氧刺激强度已超出了机体对低氧内稳态可调节范围，因而机体已处在对低氧调节功能的失衡状态。此时，机体自动地放弃某些暂时“不重要”的功能，而去满足当前的主要矛盾(低氧反应)，即进入“拆东墙补西墙”性质的病理性重构阶段。因此，也可以把这类反应称为“损伤性低氧应激反应”。临床上除了表现为头痛、呕吐等症状外，最有特征意义的表现是睡眠质量下降，如难以入睡、睡眠不深等。

第3类:衰竭性低氧应激反应。这类应激反应的实质是低氧刺激强度已超出了机体自组织能力可补偿的范围，因而其症状特点是不可回归性，在睡眠障碍方面显现得更为突出。这实际上已进入急性高原病危急状态，如不及时处理，将危及生命。

人体在不同情况下产生上述3个层次的应激反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通过从高原实验得出的定量模型，我们猜想:在于环境中氧分压变化梯度或速率超出人体对环境变化所发生的自然适应或正常自组织速率的程度。如果稍稍超出，那么人体进入生理性低氧应激反应阶段，人体会自动调节适应低氧，适应功能逐渐得到增强;如果明显超出，那么人体进入损伤性低氧应激反应，人体调节功能难以正常适应低氧环境，而产生损伤性适应——虽然维持生命，但表现出疾病状态。如果显著超出，则人体来不及适应，既已进入危及生命的衰竭态。

3.3 运用人类健康工程SIR模式理念，以渐增性间歇低氧训练为调控手段，验证最初的假设认识到低氧应激的上述本质，我们发现:如果将环境氧分压的变化速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人体适应高原的能力。而这是可以进行实验检验的。

这个实验过程完全可以运用人类健康工程的SIR模式。人类健康工程建立在钱学森工程科学和人体系统科学思想基础之上，是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经过廿余年对中国和世界医疗发展存在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提出的新道路和新理念。人类健康工程的核心理念是以提高人体系统稳态水平为目标，把工作重心从“病”转向“人”，转向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中功能状态的变化;从“治病”转向对适应环境过程中人的状态的“动态调整”，使之与环境的改变相协调，从而提升人体自组织功能，祛除疾病、促进健康［8］。健康系统工程的核心技术包括3大部分:人体生命信息的感知(Sensing)、人体整体健康状态的辨识(Identifying)和人体健康状态的调节(Regulating)。这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实现维持和增进整体健康的目的，因此也称为SIR模式。

高原健康工程实验的总体思路是运用工程技术方法，使环境变异的速率与人的再组织速率相匹配，从而使人体能在最佳范围内适应环境——形成新环境下的健康态。

如何判别人体适应功能是否超过阈值?答案是睡眠质量检测(Sensing)和辨识(Identifying)。运用睡眠检测技术监控所提供的环境变异量是否已超出人体自然的适应过程。如果所设计的环境变异量太小，适应过程太长，则效率低;如果变异量太大，则会影响睡眠质量，或者难以入睡，或者过度嗜睡。因此，只要睡眠质量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就可以提高环境变异量，提升训练效率。

随之我们开展了间歇性低氧训练实验。这一训练的本质是通过调节(Regulating)，充分发挥人体自组织功能。间歇式低氧暴露是国内外体育界用于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的训练方式，是提升运动成绩的有效方法。它的特点在于间歇性，在训练过程中既有刺激强度较强的训练阶段，又有一定的机体放松阶段，用于系统的调整适应，因而有利于机体低氧适应机制的建立。我们有针对性的设计了2类实验:对于有计划进驻高原者——预适应模式，可以在平原驻地建立低氧训练舱，用氮稀释氧的方法实现低氧刺激强度调控;对于急进高原者——急进模式，利用高原驻地室外大气环境作为稳定不变的刺激强度，而在室外逗留时间作为调节刺激量的参量，而间歇期间可在室内造成海拔较低的环境。由于已经建立了低氧相应的定量模型，并且运用检测人体适应能力阈值的睡眠检测技术，我们能够通过SIR模式通过循环迭代不断设计出更高效的训练方案。

实验结果表明，经过间歇性低氧训练者，只要训练量调整得当，完全可以在不使用任何药物条件下避免显著性高原反应的发生，保障了出入高原阶段的健康和作业能力。上述训练模式已经推广到相关高原执勤飞行部队，实现了到达高原当天即可执行任务。

高原健康工程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是指出从实际问题出发，经过研讨厅提出问题的假设，然后反复验证，研究出可表达实际问题的数学方法，从而达到定量程度，达到当前的最优认识。这就是认识上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高原健康问题的突破性进展再一次证明，钱学森先生工程科学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解决人体这样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问题上，是十分有效的。当前，健康工程已经在对一批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皮肤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患者的健康干预中取得显著效果。实践表明健康工程是可工程化的卫生保健模式，可以适用于慢性疾病患者的康复、亚健康状态人群的保健、以及特殊人才的训练。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正在开展中。

4 结语

钱学森先生学术思想最本质的东西是实事求是，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贯穿于他一生的行为、工作。当前，学术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离开了实事求是，放大了自我，注重形式，不求实效。

所以我认为，当前学术界应该更好地学习钱老的工程科学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生阶段是科研工作者从事创造性研究工作的重要时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生命科学、医学、乃至更广阔的健康科学，都处于深刻变革的时期。在慢性病井喷的当代，人类健康工程的发展和实施是时代的需求，是历史的必然［9］。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学森工程科学思想对于青年医学科学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钱学森.论系统工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88-299.

［2］钱永刚.钱学森系统理论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应用［R］.北京: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2013.

［3］俞梦孙.在附加火箭助推器条件下人体对过载耐限的研究［J］.航空军医，1978，3:1-12.

［4］佘振苏，倪志勇.人体复杂系统科学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25-136.

［5］俞梦孙.健康工程和健康物联网发展研究［R］.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12.

［6］Yu MS.Human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at high altitude［J］.Science，2012(Suppl):7-8.

［7］俞梦孙.一次人类健康工程的实践——高原健康工程［J］.空军医学杂志，2013，29(1):1-4，7.

［8］俞梦孙.系统·生命·疾病·路线［J］.医学与哲学，2013，34(3):1-5.

［9］陶祖莱.健康工程与健康物联网［R］.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