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春 红

(衡水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2014年8月3－6日，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召开了中国诗经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会议提交论文130 多篇，出席会议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大会提交的《诗经》研究成果，以单篇论文为主。研讨会期间，既有大会发言，也有分组讨论，分别就近两年来诗经界出现的学术成果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交流和探讨。

本届诗经年会根据提交论文内容概括为以下几部分：

一、《诗经》文本的研究

包括《诗经》中的字、词、句、章的分析和探讨，《诗经》篇章题旨辨析和解读及艺术风格研究等。如，向熹先生的《〈诗经〉语言的研究仍有可为》，从3个方面做了论述：词汇：活在当下的和已死掉的要研究；语境问题：要恰当使用；翻译问题：要注意准确程度。通过3个方面的论证告诉人们：《诗经》语言的研究仍有可为。研究既要有学理性，还要注意应用性。鲁洪生先生的《民国时期的赋、比、兴研究》一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研究方法非常独特，采取了非常严密的时空法，文章说：“若按照时间分期论述可能会使相同角度的研究遭到肢解。相较而言，相同角度的研究脉络更为重要。由此我们就将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结合，适当考虑研究角度的发生顺序，试着先按照横向研究侧重划分为：对《诗经》赋、比、兴表现方法的分析；对汉儒赋、比、兴观念的研究；对《周礼》“六诗”赋、比、兴本义的研究；对《诗经》兴意的研究四个角度，在每个研究角度中再按照纵向时间的顺序梳理，力图勾勒出民国时期赋、比、兴研究的发展脉络。”得出的结论是：“民国时期的《诗经》赋、比、兴研究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在研究目的上，扫除历代经生的政教附会，重现‘《诗经》的真面目’；在研究方法上，结合‘《诗经》时代’读《诗经》，用‘诗’的眼光读《诗经》；在实践上，大部分是疑古创新有余，思辨论证不足。”方法独到而精密，结论令人信服。此外，王承略的《论〈韩诗〉学派的〈易〉学特征》等30 多篇文章，都属于这一大类，占了1/4 的篇数，可见对《诗经》文本的研究依然是大家关注的重要领域，质量方面也有较大提高。

二、《诗经》与历代文人文献关系研究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典章制度等各种元素在内的经典之一，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评点和征引，历代文人对《诗经》各方面的研究很多形成了宝贵的文献。如，台湾学者庄雅洲教授的《〈毛诗名物图说〉与〈毛诗品物图说〉异同论》一文，通过对两本前人著述的书中的草、木、虫、鱼、鸟、兽的比较研究，得出5个相同的方面和10个不同的方面。相同点分别是：图文并茂、重视乡土、考辩名实、区分品种、描述性状；而不同点则分别是：书名方面、篇卷方面、宗尚方面、体例方面、插图方面、引文方面、论断方面、阙疑方面、诗意方面、影响方面。从而得出结论：其一，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及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说》都是两百多年前的《诗经》名物专书，时代相近，价值亦相埒，可以单独研究，也可以排比并论；其二，虽然分了五同十异，但“其实大同之中必有小异，大异之中亦难免小同，故不可一概而论”；其三，在比较异同之余，二书之高下亦略可得知。大抵《图说》体例画一、旁征博引、勇于论断、繁简适中、阐发诗意，此为其长；而偏主汉学、插图稍粗、论断有误、通行不广，则为其短。《图考》兼宗汉宋、颇采和说、行文简明、图绘精美、流传甚广，此为其长；而体例未纯、文献不足、图文有误、罕说诗意，则为其短。要之，二书各有优劣，倘能截长补短，再辅以近代名物新说、新图，则对《诗经》学研究皆大有裨益。该文分析细腻，论说中肯，结论有很强的辩证色彩，不厚此薄彼，不偏执一端，既实事求是，又体现出文人学者温柔敦厚的精神，其文令人信服，其人令人景仰。这类研究文章本届会议提交约35 篇，可见这个领域也是广受《诗经》研究者的关注。

三、《诗经》版本研究

《诗经》年代久远，版本保留和散佚较为复杂，“孔子是否删诗、《毛诗序》的作者和尊废问题”等公案，至今未解，这些和版本问题的复杂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所以版本研究也是《诗经》研究的重要领域。但碍于新材料的缺乏和新方法的缺少与突破，所以研究者相对较少，篇数在10 篇左右。如王洲明先生的《〈上博诗论〉与〈毛诗序〉》的研究、徐正英先生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许志刚先生的《阜阳汉简〈诗经〉年代考辨》、中国香港于昕先生的《从上博楚简看〈泂酌〉篇中的民之父母》等，数量不多，但反映了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和新文物的出现，《诗经》的版本研究也涌现出的一些新成果。其中王洲明先生的《〈上博诗论〉与〈毛诗序〉的研究》一文，首先说到了，21 世纪以来，受上博楚竹书特别是其中的《孔子论诗》研究的影响，有关《毛诗序》的研究，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并对十几年来的研究从3个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文章第四部分则是作者对该问题给出的个人观点，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物、史料的引证，得出了较令人信服的结论：首先，如果能证明《毛诗故训传》中包含有《毛诗序》，则毛亨作《毛诗序》就应该得到认同。通过文献资料可知《毛诗故训传》本为一体之作，《毛诗故训传》本来就包含有《毛诗序》；其次，今所见最早单疏本《毛诗正义》，对考察了解汉代《毛诗》版本形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的参考；第三，在《诗》学史上，唐初孔颖达奉旨作《毛诗正义》是一件大事，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各种《毛诗》说，是一次大清理；对流传的各类《毛诗》著作也是一次大清理。所以最终结论是：《毛诗序》作者既有子夏，也有毛苌。而《毛传》作者则为毛苌。在文章最后一部分，作者还提到了研究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即《毛诗序》与先秦古书一样，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不应静止，而是发展地看待它；其次是，在研究中注意谁主谁次的问题；其三，求同存疑，既是交往之道，也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准则。该文既有对学术观点的梳理，又有作者个人通过考证得出的结论，还有作者对研究态度和思路的说明和补充。文章写得思路清楚而缜密，内容丰富而精深，同时还具有对学术研究应有态度的启发意义，是近年来《诗经》版本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精彩文章。其他这类研究文章，多有材料充实、论证严密、结论可靠的特点，颇值得一读。

四、《诗经》与文化研究

这类文章约有25 篇。也是学人们喜欢的一类研究领域。《诗经》本身内容丰富、博大而精深，对它研究的视角也就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礼仪、典章制度等方面。本次提交的论文对《诗经》中的文化研究就涉及到了方方面面。政治、宗教、婚姻、习俗、礼仪、饮食、中药等等。如邵炳军先生的《〈春秋时期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演化研究〉论纲》，文章是根据同名专著中的《绪论》部分整理而成，但还是颇具代表性，而能形成一部专著，也能说明作者对此问题研究之深、之广。文章通过春秋诗歌，包括今本《诗经》所载183 篇，重点研究其中的31 篇，得出重要成果。可以说通过大量个案研究推导出结论，在此类研究中是一个值得提倡的研究方法。事实胜于雄辩，非常有说服力。

五、《诗经》阐释史研究

这类研究是有关《诗经》评论资料的研析，包括文学阐释史和经学阐释史，当然两者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截然分开。但从历史发展来看，《诗经》文学阐释在经学阐释占主流的清代以前，多处于零散、边缘的状态；只是自现代以来，才成为主体。宁宇的《古代〈诗经〉接受史建构设想》一文，题目令人震撼，是从个人专著抽取整理的一篇文章，构想非常好，可以参考即将出版的专著来了解这个课题。本次提交的论文涉及到了从先秦两汉一直到民国时期《诗经》阐释史的研究，从对象看覆盖了从某个时期、某个朝代到某个人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另外我国香港学者张万民先生的《英语国家的诗经篇：早期篇》，涉及到了《诗经》海外传播史，文章使用了大量的实物、文献、资料的图片，非常珍贵，同时开启了《诗经》海外史研究的先河。王长华先生的《六十年来〈诗经〉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以〈文学遗产〉刊发〈诗经〉研究论文为主要讨论对象》，则从4个大的方面梳理、探讨了60年来《诗经》的研究概况。由于这些文章刊发的载体——《文学遗产》刊发《诗经》研究文章数量多，质量高，所以该文的探讨有一定说服力和概括性。最后文章用较大篇幅对《诗经》研究做了展望：1) 文本清理，即对《诗经》版本及研究著作进行梳理。《诗经》自产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围绕《诗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著作，针对这些成果，要尽可能全面地梳理，把那些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淘洗出来，通过集中影印的方式贡献给广大研究者，其中已有成果产生，但还有较多的工作要做；2) 总结过去，即对《诗经》学发展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对《诗经》学发展的历史就已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距离全面梳理《诗经》学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 普及提高，即指不同知识水平的读者接受到与之相称的《诗经》信息，不论是一个词、一句诗、一个器物，还是一个故事，他乐于接受就好。文章对近60年来的《诗经》研究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总结，尤为可贵的是该文对《诗经》的未来研究做出了富有指导性的展望，对《诗经》研究方向颇有启发。本次研讨会《诗经》阐释史类研究文章大概有25 篇左右。

除了上述五大类之外，还有涉及《诗经》怎么用的问题，《诗经》综合研究等，但都与《诗经》研究有关。如我国台湾学者廖国栋先生的《大学通识教育诗经教学的困境与突破》等。所有会议提交论文，既有旧题新作，又有新题新说。展现出了《诗经》学研究领域的百花齐放局面。

总体来说，本次会议提交的科研成果以论文为主，论著较少。但文章数量较多，质量相对较高，论题也相当广泛，反映出了当前《诗经》学的研究状况和水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诗经》学研究定会常说常新。

当然，本次会议提交的研究成果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出现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如选题方面有偏颇，过窄、过小或过大，或重复研究；写作方面如选题大、文章小，研究缺乏可比性，方法单一缺乏说服力，文章写作缺乏目的性，甚至文不对题，概念界定不清等。更主要的是目前的研究多限于文献研究，而将文献研究与义理研究相结合才应是《诗经》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让我们期待《诗经》研究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