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娟

（信阳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部，河南 信阳 464000）

中产阶级白人是美国社会重要的社会群体，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取向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各个层面上影响着美国城市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二战后的美国城市历史可以说是向郊区化发展的进程。然而，在这个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种族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给郊区化的主力军即中产阶级白人带来严重的精神困扰——追求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背离，在迷惑不解中产生逃离的欲望，却又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20世纪的文学创作者们目睹并感知了这个进程的表象和内涵，用各具特色的创作手法将之融入想象丰富且紧贴生活的故事情节中，用鲜明的文字刻画出郊区居民的灵魂悸动，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的生存画卷。

作为20世纪美国社会的新视点和最典型的物质成就，郊区不仅起源于人们对“美国梦”的奋力追求，也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抹去的痛苦经历。美国城市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M·福格尔森(Fogelson,R.M.)在他的著作《布尔乔亚的恶梦》里通过对限制性契约的研究揭示了郊区居民的美好梦想和恐惧根源。[1]伊迪丝·沃顿在1925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伟大的美国小说》中称赞19世纪美国文学作品宽阔的文学背景设置，即成百上千的城市、无数的村庄与广袤无垠的原野，而她认为20世纪小说家的想象力则被所谓的“主要街道”现象所束缚，典型的现代美国生活图完全围绕着郊区住宅展开，演绎出美国的城市化而不是村镇风土人情。现代美国社会沿袭了部分传统文化的同时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生活主要和房屋、水暖、车库、电器、草坪等密不可分，这些便利的物质性东西的广泛使用为艺术家的想象力提供了统一的平坦单调的社会背景平台。还有诸如辛克莱·刘易斯、杰姆斯·M·凯恩、斯隆·威尔逊、理查德·福特、约翰·厄普代克等知名作家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将郊区的人文百态呈现在他们精心创作的文学作品中。

标志性的住所

郊区文学呈现在20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围绕着中产阶级白人的精神状态、文化传承和政治位移展开，其叙事着重刻画作为郊区居民精神庇护所和情感联系纽带的郊区住宅被现代生活所侵蚀，稳定性被破坏，继而导致人们身体力图逃离精神却被依然束缚的悖论结局。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巴比特》(Babbitt)开篇就将主人公的标准化卧室比作酒店的客房，将主角巴比特比作入住酒店的客人，并指出“巴比特的房子只有一点问题：它不是一个家”[2]109；杰姆斯M·凯恩在《幻世浮生》(Mildred Pierce)中将主人公的客厅装潢得像百货商店，而且只用于葬礼[2]157；斯隆·威尔逊的名作《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中主要角色同样讨厌自己的住所，认为没有特色跟其他住宅一样了无生趣。[2]230随着郊区住宅成为中产阶级白人的主要生活轨迹和消费目标，家庭传统习俗和情感结构似乎被逐渐忽视和破坏，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在20世纪也逐渐从拥有理想的郊区固定资产变成逃离传统束缚、寻求精神解脱和追求新生活。

正如19世纪工业城市的崛起，20世纪人口向郊区扩散已经成为现代美国生活最重要的社会现实，小说对这种社会转型的介入是绝对具有文化意义值得深究的。不仅是因为它记录美国郊区居民的真实生活，更是因为小说阐述了跟这种社会事实相关的美国社会文化传统的变迁和具有代表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精神追求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扮演传统角色的郊区在社会和经济秩序不断变化的前提下给当地居民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影响。20世纪美国小说中的“郊区”代表着理想的中产阶级白人社区和私人住宅生活模式，是这一时期“美国梦”的追求者们公认的代表着人人平等、自信繁荣的新型社会分支结构。[3]

20世纪20年代，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商业利益的驱使，美国城市周边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超市中心，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寻求在新兴的郊区“拥有属于自己的家”[4]。到了50年代这种社会趋势发展到了顶峰，往返两地的丈夫和家庭主妇组成的家庭结构已被视为接近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家庭生活模式，拥有郊区住宅也被视为中产阶级白人在整个社会中的经济优势，郊区成为美好梦幻生活的代名词，而这种位于郊区的“家园”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当时的流行期刊、杂志、广告和小说之中，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显著标志。

然而从《巴比特》开始，美国小说开始转向这种梦境的垮台。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运用自己广泛的知识层面和对郊区语言的提炼，通过精细编织的故事情节反映出中产阶级的郊区居民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意识到自己精神和文化的贫瘠，继而产生情感错位，力图通过远离居所来逃离或改变精神上的困顿局面，这种情节在《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唐纳德·巴塞尔姆的《自然选择》和厄普代克的兔子五部曲中都有体现。

纠结抗争的人群

郊区生活的标志性不仅体现在社会学研究范畴内，还呈现在20世纪的美国文学作品中，郊区问题研究成为文学社会学层面的一个重要板块。文学创作受到社会机制的制约，或抽象或写实地将社会行为主体的思想和行动反映在语言文字里。不满现状、内心纠结、力图改变的郊区居民作为20世纪美国文学创作的图标出现在文学史上并不是偶然，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加上人们精神世界的改变都不同程度地互相影响着，从20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读者可以轻易地提炼出展现时代特征、个性鲜明的几类群体。

有“美国郊区契科夫”之称的约翰·契弗以描写上层中产阶级人物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困惑见长[5]，他的小说《郊区丈夫》的主人公弗朗西斯就是郊区中产阶级白人的典型代表——有一个收入高的部门主管职业、有一所临山而建带后花园的郊区住宅、有一个善于交际的主妇妻子和一群活泼的孩子。空难经历和战争阴影使他饱受精神上的折磨，在别人眼里富足悠闲的生活让他感到内心无人关注的孤独苦闷，他在压抑和失落中向往美好纯真的光明生活，可为了儿女的前途和已有的社会地位他害怕退缩了，一切的反抗以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恢复内心平静而告终，继续他的空虚无聊、逃避现实的生活。跟弗朗西斯形象相似的还有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兔子”哈利，他经历了中学时代的辉煌后步入社会，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他陷入苦闷之中，他一直想逃离自己生活的环境逃离郊区去寻找生活中已然消失的东西，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没有尽头无法回头的道路。哈利的心路历程向人们展示的是二战后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白人的生存困境和力图走出精神荒原的尝试，他的精神困扰实质上是时代社会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普遍困惑。厄普代克曾说：“中产阶级的家庭风波，对思想动物来说如谜一般的性爱和死亡，作为牺牲的社会存在，意料之外的欢乐和报答，作为一种进化的腐败——这些就是我的主题。”[6]类似人物形象还出现在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理查德·福特的《体育记者》、斯隆·威尔逊的《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等著名小说中。

相对于男性角色的形象突出和高度相似，女性角色在同时期的小说中体现得异彩纷呈，更值得读者去赏析。传统郊区女性的典型形象是坚守传统美德、顺从丈夫照顾孩子、又时刻不忘树立幸福旗帜的家庭妇女，这在弗兰岑的《纠正》里的伊妮德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她对传统价值观和和睦家庭的坚定追求使得她成为理想的“郊区女人”的代表。这一类20世纪50年代前的女性角色被塑造成依赖丈夫、没有独立意识的形象——作为传统的家庭主妇被丈夫安排在家里过着枯燥无聊、备受冷落的生活，存在的意义只是一个证明男性主人公存在的介质。然而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和性革命的兴起，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她们开始追求经济的独立，以及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解放，在人们熟知的小说中被各个作者塑造成了占主导地位、智慧与能力并存的独立女性形象，这一类女性角色突出表现在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中。

另一类形象鲜明纠结抗争的人群则不容置疑地落在20世纪小说中的孩子身上。乔纳森·弗兰岑在《纠正》中塑造了一代传统中西部郊区居民培养出的年轻孩子，他们千方百计地试图逃离父母那种传统价值观，向往着喧闹的城市，愿意用自己的立场鲜明的反叛方式改变现有的安逸却束缚的生活，却仍然没能摆脱那种已然成为性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郊区道德标准。这种因为骨子里承袭着传统生存精神却被现实生活折磨出精神创伤的郊区孩子形象虽然无法成为20世纪郊区文学的主导成分，却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中产阶级白人一代又一代的纠结抗争，为20世纪美国小说增添了不可磨灭的浓重一笔。

刻意模糊的种族问题

20世纪上半叶，中产阶级白人在城市黑人人口增加、普通工人待遇提高等社会变化过程中产生危机感，为了逃避市区动荡生活、摆脱这种被孤立和恐慌的状态、确保自身地位跻身更高社会阶层，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拥有郊区住宅作为身份和地位的外部象征。这种种族和阶级不和睦的社会现象并没有直接体现在文学作品中，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是比较间接委婉地涉及种族问题，白人小说家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时候都选择比较安全的、不起眼的中产阶级为描写对象，并把小说背景设置在郊区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种族和阶级问题不那么尖锐的地域环境中，用贴近生活的文字表达自己渴望自由的心态。

郊区故事并不能完整地体现美国社会现状，因为这些文学作品将郊区设定为故事背景地就意味着异化的叙事方式。作者把郊区中产阶级白人从其他种族或下层社会的人物中分离出来，将郊区文学定位于特殊地域特殊人群的特殊经历。虽然这种隔离法本身并不是有心的排斥，但却在无形中体现出了这些文学者们作为殖民后裔的自然退守和防御本能。人们熟知的这群郊区文学的代表作家们或许是尚未形成系统的政治观点、或许是刻意地模糊尖锐的种族问题，总之呈现在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的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只有个人道德上的好恶，并未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解决方案，这也许就是社会发展态势下种族问题逐渐平和的文字表现吧。

结 语

郊区是分析小说的一个有价值的主题框架，因为它涉及到社会阶级问题，为美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固定的反思白人文化的模式，扩充了20世纪美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20世纪美国社会的郊区化进程可以被看做是中产阶级白人的奋斗史，几代人的经历表明这个时期的经济趋势便是直白地把美国人分成了胜利者、失败者和被缓慢掏空的中产阶级。文化的分离、焦虑感的攀升和对社会底层的恐惧导致中产阶级白人力图改变现状、逃离曾经引以为荣的居所去追求内心真正的自由，却又不得不屈从于传统和现实的双重束缚，这种纠结心态由生活渗透到文学作品。从对大量的20世纪美国小说文本的分析来看，这些小说越来越呈现出开放式的结局——无论主人公对社会、对生活、对自我的认识是否基于正确的理念或事实，无论主人公有没有获得力图追求的成长或改变，他仍然处于人生的分岔路口，或彷徨或迷茫或拒绝或回归，最终都将解释和理解的权利交归读者和社会的手里。

[1]罗伯特.M.福格尔森.布尔乔亚的恶梦[M].朱歌姝，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4．

[2]Hilfer,Tony.American Fiction Since 1940[M].New York:Longman Publishing,1992.

[3]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1．

[4]Buttimer，Anne，Seamon，David.Human Experience in Space and Place[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80：76.

[5]张柏然．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09．

[6]金衡山．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