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梅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台静农的小说《蚯蚓们》发表于1927年10月的《莽原》半月刊，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地之子》中十篇乡土题材小说中的一篇。1935年，鲁迅先生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又将其与作者的另外三篇乡土小说《天二哥》《红灯》《新坟》一起收录，足见鲁迅先生对作者创作的肯定。《蚯蚓们》讲述的是一个荒年卖妻的故事。无独有偶，1936年，四川女作家罗淑，在巴金、靳以合编的《文季月刊》9月号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生人妻》，卖妻这种野蛮而悲惨的习俗再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同年，《生人妻》与萧乾的《矮檐》、张天翼的《贝胡子》一起被文学界名人评选入《大公报》当年的《短篇佳作选》，可谓一鸣惊人。这两部作品虽出自不同作家之手，但题材和主题极为相似，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拟从成长经历、地域文化、童年经验和婚恋经历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揭示它们相似而又不同的风貌，以及以上因素与创作题材、创作主题和创作风格的某种相关性。

一、成长经历对题材选择和主题意蕴的影响

1902年，台静农出生于安徽西部的小镇叶集一个较为富足的家庭，父亲一生都在外地做法官。他9岁入塾接受启蒙教育，1914年进入当地开明人士创办的新式学堂——民强小学读书。民强小学的办学宗旨是“借鉴西学，创办新学，复兴中华”。台静农在这里开始接触新报刊、新思想，认识到封建迷信和封建道德的罪恶，开始追求自由与民主。1918年，台静农小学毕业，考入汉口中学。在武汉，台静农和进步青年一起写文章、办刊物，宣传新文化。1922年他来到新文化的发源地北京，旁听北大课程。此间他阅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尤其喜爱莫泊桑、契诃夫、有岛武郎等的作品，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开始了他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于192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

罗淑原名罗世弥，1903年生于四川成都。罗父是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罗淑九岁时,他在四川简阳城北的老马湾买下了六七口盐井,举家迁到此地，罗淑也就在这里接受了私塾教育。后来受大哥罗世安的影响，罗淑要求父亲将其送到新式学堂读书，于1921年进入简阳县立女校，毕业后转入成都一女师。罗淑深受《新青年》《小说月报》等进步的白话刊物影响，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1928年，她与相知相恋八年的翻译家马宗融在法国里昂结婚。罗淑非常喜爱雨果、左拉的作品，对罗曼·罗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是推崇备至。1933年，念及灾难深重的祖国，“立誓不在异域独善其家”。罗淑与家人回国，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1936年发表处女作《生人妻》。

综观两位作家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作为同龄人，两位作家童年时代都生活在相对落后闭塞的乡镇，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形成了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青年时代都走出乡村，走进城市，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启蒙，接触西方的文学作品，开始了人格现代化过程，成长为批判旧制度旧道德，倡导自由民主的新青年。而时空的距离也使他们获得了重新认识故乡生活的眼光。因此，像20世纪初的其他乡土作家一样，一旦他们拿起笔来进行创作，就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乡，描写家乡的社会、人生、民俗风情，揭示家乡农民生活的贫困和精神上的愚昧落后，批判旧制度、旧习俗对农民精神的毒害。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地域自然特征和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特征，在民间资源选取和主题内涵的表现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蚯蚓们》和《生人妻》这两篇作品正是取材于作者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乡间农村的“卖妻”陋习，如鲁迅所说“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1]16。他们写出了农村经济急速破产的严酷事实：在天灾人祸的双重灾难下，农民成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游民。农村妇女的灾难更为深重，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成为可供买卖的物品，在宗法制社会里被当做拯救家庭和丈夫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她们的最终命运会怎样却无人在意。两位作者在揭示农民陷人绝境的根源，暴露旧制度的罪恶的同时，也鞭挞了乡镇人物病态的精神，显示了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和主题内涵，展示了乡镇生活的原生形态，继承了鲁迅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

不过，两位作家虽都深受“五四”新文艺的熏陶，继承了鲁迅“对人性、国民性的关注和解剖，对劳动妇女命运的探索和对乡土中国的观照”[2]的现实主义传统。但相比较而言，台静农的作品多侧重表现农民心理上的历史积淀和精神创伤。《蚯蚓们》中的李小在卖妻的前一晚坐在柳树根下，“看今年八月十二的月光，特别明亮”，想起了去年快乐团圆的中秋，想到如今妻离子散的命运，内心波澜起伏，羞愤不已。他迁怒于自家的柳树、房屋和稻草堆，把它们当做自己的假想敌，“不由地对这稻草仇恨和愤怒，因为这稻草给他带来了极不幸的命运！”可他又向这命运低了头，“命运的责罚，不在死后，却在人世；不在有钱的田主身上，却在最忠实的穷人。最苦楚的，命运不似豺狼，可以即刻将你吞咽下去；而命运却像毒蛇。它缠着你慢慢喝你的血！现在这命运忽然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不反抗，他知道，反抗是毫无用的。”“但是他可以自慰的，就是他所以到这种地步，不是个人的意志，却是受了命运的指使；大家一起生活在人世间，又谁能非笑命运呢？因此他很坦然。”作者在字里行间既潜藏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情感，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文化和封建思想对乡民们的愚弄和毒害。同时，也饱含着对走投无路，无力反抗的底层民众的同情和哀怜。

而罗淑更偏向于描写具有朦胧反抗意识的人物，“表现出他们对于自身的尊严和力量的觉醒”[3]，洋溢着更加强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息。在新夫家的婚宴上，生人妻敢于拒绝与胡大对杯新人酒；面对小叔子的调戏，她更是伸手一掌，把他推翻在地。在生人妻的身上表现出自发而朦胧的反抗意识，这与30年代左冀的农村题材作品有相似之处。罗淑30年代后开始创作，左翼文艺运动对她有更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同时，与台静农相比，美满的婚姻、法国的生活经历，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都赋予罗淑一种很强的独立自主的自觉意识，正直刚烈的性格和更为乐观、昂扬、坚定的心态。创作主体的这些个性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主题意蕴的表达。

二、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审美心理和艺术风格的影响

迈克·克朗说：“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的意识来定义自己，这是问题的关键……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4]法国19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泰纳也认为环绕人的自然环境,乃至气候,都会对人产生影响。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应该受到青少年生活过的故乡风土的深刻影响。[5]

台静农的家乡叶集在大别山的北麓，史河的东岸，是一片冲积平原。这里交通便利，农业、商业都很发达，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皖西重镇。文化特质上属于淮河流域文化。“从春秋后期至秦汉的诸子百家，大半产生于淮河流域。”[6]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乡民们的生活及心理。乡民们重农重商，安土重迁，思想相对较为保守。生于斯长于斯的台静农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性格“恬静平淡、朴质温厚，论人论事主宽,从不为苛刻之论”[7]。反映在台静农的创作上，他的小说多原生态的忠实再现，多白描而少修饰，即使是叙述卖妻这样的惨痛人生，也舒缓悠远，沉郁内敛，呈现出凝炼质朴的特点。《蚯蚓们》中的李小在出卖妻子的当晚，一觉醒来，发现妻子在“收拾伊平日的针线，隐隐地还听着伊伤心的叹息。”便问道：“‘为什么还不睡呢？’‘那有心肠睡！’伊低声说。他听了，全身立刻震动了，又颤栗地向伊说：‘我真对不起你，使你走到这条路。’他说了，并未听见伊的答话。少顷，他看见月光之下的伊的影子，在那里颤动，原来伊是在啜泣。于是他也忍不住哭了。清光照着这一双不幸的男女。除了两人无声的暗泣而外，惟有小孩的低微的鼾声，美满的微笑的面容，表现着正在幸福的梦中。”台静农没有着力描摹人物的肖像，也没有极力渲染主人公的伤痛和屈辱，却以简洁传神的对话刻画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心理。而沉静朴实的叙述则写尽了人生的苦痛、命运的残忍和社会的罪恶，突出了作品的主题。言不甚多，却直击人的心口，让人痛彻心肺。

罗淑的家乡四川，地处中国的内陆腹地，四周是崇山峻岭。道路的阻隔使这里“远离历代王朝的中央政权，而且也远离儒家文化的中心圈”[8]，“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俗素朴,无造次辩丽之气。”（《华阳国志·巴志》）即使到了20世纪初期，也“仍处在极度封闭蒙昧的封建社会中，远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秩序。”这样的地域文化中便生长出一种“膜拜实力的、服从强人的类似初民时代的价值取向”[8]。养成了蜀民刚强泼辣、敢作敢当，果敢决绝，叛逆不羁的人文心理和性格特点。同样是卖妻，《生人妻》中的妻子知道丈夫将她出卖后非常震怒，泼辣地骂他“狼心狗肺”“不要良心”。而丈夫在遭到妻子怒骂时也吼到：“我未必不是娘养的!我犯了什么王法?我该受这活罪?”妻子被卖当天，丈夫赎回了她那根已磨光了花纹的银发簪，送给她作嫁妆，这使得生人妻不禁伤心痛哭。临出门时，她“回过头，提高嗓子，急急地遥遥喊道：‘当家的呀，你那件汗衣洗了晾在桑树上，莫忘记收进来。’”在罗淑的笔下，这一对川西夫妇有着一样的泼辣和倔强，一样的真挚与善良。艰难的时世，苦难的生活让他们相依为命、惺惺相惜，可又不得不接受分离，这种难以名状的夫妻情意和生存现状直指悲剧的社会根源。同时，罗淑的笔下的卖妻故事也体现出“令人惊悚的赤裸裸的蛮风野习”[8]，使作品弥漫着川西特有的粗犷、朴野的气息。“生人妻”被抬到新夫家时，人们认为“二婚嫂”不干不净，把她抬到了猪圈里去洗身上的“晦气”；在筵席上，“生人妻”由于不小心碰翻了杯碟，她的新夫胡大就当众抓住她的发髻，骂她是“铁扫把”，“你扫光了你那卖草的男人，又——又来扫我?”而晚宴后，胡大醉倒，他的弟弟却想趁机占有“生人妻”……“失地失家失夫”的“生人妻”没有因改嫁而改善一点处境，反而面对着更加黑暗的人性和更加残酷的戕害。罗淑以锐利的笔锋刻画出四川乡村社会的残忍和蛮力，展现了一个未经儒家道德和礼仪化育的黑暗野蛮的世界。

三、童年经验与婚恋经历对创作主体个性心理和人物形象刻画的影响

童年经验,就是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多种因素[9]84。童年记录着一个人对于家庭、自然、社会的最初印象，拥有着对于快乐与悲伤的最初体验，深深地影响着一个人的个性心理。美国作家凯琴曾指出:八到十五岁之间是一个作家一生的个性形成时期，这个时期他不自觉地收集艺术的材料,他成熟之后可能积累许多生动有趣的印象,但是形成创作主题的材料都是在十五岁以前获得的。[9]87因此，对于作家来说，童年不仅是他们的生命基础，更成为他们的创作之源，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他们的个性心理和创作活动。

台静农和罗淑童年时家境虽较为殷实，但生活在乡民中间，他们对底层百姓的生活非常了解，耳闻目睹过许多人间的酸苦和悲惨，也窥见了乡民精神上的病态。台静农在民强小学读书时就与同伴对封建思想、反动政府发起挑战，他带头剪去长辫，推倒菩萨建学堂；接触革命党人，为宣传革命书写标语，小小年纪就有读书报国的雄心。而罗淑家带花园的宅子就紧挨着熬盐的灶房。正是盐灶户主的家庭使她得以近距离观察盐工们超强度的工作和低贱困窘的生活，内心里燃起对剥削压迫行径的憎恨。家乡生活中的一幕幕场景就这样深深铭刻在他们稚嫩的心田，沉淀为对家乡真挚的爱、对乡民深切的悲悯以及对旧的制度的急切申讨与控诉。他们在小说中借“卖妻”这一恶俗揭开了家乡乃至中国农村的破败现实，揭露了旧制度的黑暗和残酷，揭示了穷苦百姓物质及精神的双重困境，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也实践着自己童年时期就有的对自由、民主和健康人性的追求，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童年时在家乡的生活不仅给两位作家日后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也影响了他们的心性和价值取向。

台静农的父亲在家中是长兄，台静农在兄妹中也排行老大，可谓是长房长孙，身份独特，地位重要。其父为其取乳名“松子”，据他的妹妹台传馨回忆，这名字寄托着父亲的希望：希望他“一生保持着松树的风格”。在宗法制社会里长房长孙负有家族兴亡的重大责任，封建家庭会通过家教、家规、家法等各种训诫措施来强化长房长孙的责任和义务意识，因此长房长孙不仅要付出比其他弟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修身”，接受一系列的关于孝、悌、仁、礼的训导,而且还要压抑心理欲望，牺牲个人的自由和理想。台静农的婚姻大事是由父辈在赶考的途中相约定下的，那时的台静农和他后来的妻子都还尚在母腹，是典型的“指腹为婚”。台传馨回忆：“大哥原来不愿意这门婚事的，其原因是于姐没有文化，不是志同道合的知音；父亲对此婚约虽有懊悔之意，但既出于法官之口，左右为难，有苦难言。静农大哥的内心世界苦痛无法形容，唯一可以抗争的是一拖再拖。”[10]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台静农自然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有着美好的期许，李霁野曾回忆：“说到花，我忆起狱室邻院海棠花落时，静农还写了一首诗《狱中见落花》，表现了他对一位女友的纯真的友谊。”但传统文化的熏陶、传统的家庭教育以及长子的责任使台静农不能不按下对个性自由和婚姻自主的追求，接受命运的安排，承担起对父辈期约的担当。

阿尔伯特·莫道尔说：“文学是一种表达，在这背后隐藏着整个人格。作家的现在和过去都进入了作品，而且在那里记录下他的最隐秘的欲望和情感；这是他挣扎和失望的表征。这是他的隐情的泄出口——不管他如何克制，隐情总会源源泄出。而他的隐情，则发端于表面上似乎已经被他遗忘的童年生活。”[11]在人们眼里，台静农性情朴质,平易,宽厚而温和,但他的作品时而惨痛热烈，时而沉郁顿挫。既“有着高尔基式的热情同憧憬”，也透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冷静和深刻。“台静农在作品里，常常提到命运，对此，既表现了愤慨，也表现了无奈。作品里人物的幸福，常不是在未来的此岸，而是在虚无的彼岸；这固然表明了作家的惨痛，也表明了作家的悲观。”[12]台静农也在《地之子·后记》中说:“我所有的是贫乏与疲困。这是一个何其无助的表达，一种欲救腐朽而不能的、同情式的悲天悯人。”《蚯蚓们》中的李小在山一般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迫下，学会了对现实的妥协和对自我生存状态的认同，他们如蚯蚓一般匍匐在黑暗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可见，传统伦理文化的烙印、长子的责任情结、婚恋的失意，种种伤痛让作家体验深刻，“以至作为残余物或沉淀物留在心灵深处,永久性地扰乱该主体的心理活动”[13]，潜在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独特的烙印。

罗淑笔下的生人妻，也有着一般传统女性的性格弱点。面对不公的待遇和非人的折磨，她虽不甘被奴役和欺侮，却又常常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被丈夫打骂，虽有所争辩，终归“不再做声”；被丈夫出卖，虽愤怒斥责，终归还是去了…….这些都显示出封建传统禁锢之下，劳动妇女固有的思想局限。但这并不损害生人妻形象的光彩，却突出了生人妻们身上承载的深重苦难和屈辱，以及她们绝地反抗的难能可贵。正如胡风所说：“在作者的笔下，那个在封建魔力下面辗转着的女人，却是带着生人底面貌和读者相见的。被丈夫卖掉了然而还不失去对于他的爱心(与其说是异性的爱还不如说是在相同命运下的同情)，已经决心向运命屈服但又不能自制地流出了反抗，反抗了以后又怕拖累那个卖掉了她的丈夫而懊悔。在这里，不是直接的反抗，也不是麻木的屈服，有时候甚至觉得她底心理变化显得矛盾，但这却正是落后农村里的善良的农妇底活的形象。”[14]81

罗淑是一位既受“五四”新思潮影响，又受西方文明熏陶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的父亲虽是落第落魄的旧时代读书人，但在家中却常年订着《民报》《神州日报》《民主报》等报纸，任由孩子们翻阅。并能尊重子女的愿望，把他们都送到新式学堂读书。而罗淑也在这样相对宽松的家庭环境中获得了对自我价值追求的空间。当年“她不带嫁妆，也不要聘礼，短短的头发，素淡的袍子，拎了个小箱子就跟着宗融走了”。并直言：“男女平等，不是他带我，是我同他一起到法国去读书。”[15]可以看出，相比台静农来说，罗淑身上因循和背负的要少很多。作为女性个体，她得到了更多的尊重，欲望得到更多的释放，追求也获得更多的实现。因为父亲的开明与婚恋的自由和美满，罗淑对自我（包括性别）有更多的认同，她自觉地以女性作家的敏感和同情表现了劳动妇女所受的苦难、屈辱及她们的抗争，剖析她们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希望她们能从男权的阴影里走出来，求得自己作为‘人’而非‘物’的尊严与价值。”[16]“表现了我们的作者怎样燃烧着满腔的热情和悲愤,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挺身抗议的姿态”[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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