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2014-04-07王晓文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2期

王晓文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以来，现代文学史著作的编写，一直是这一学科的热点。据有关学者统计，从新文学创始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12年，各类现代文学史著作，包括通史和专门史，已出版563种，［1］其中只有18种出版于1950年之前。通史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学教材，教材的受众面广、影响大，所以本文论述对象仅限于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每一时期的现代文学史编写，自然都体现出那一时期编著者的现代文学史观，也就是他们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的理解。虽然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是自20世纪90年代才充分展开，但此前此后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的编纂原则、入史标准和评价方式等无一不是对这一学科“现代性”的理解和阐释。

一

最初的现代文学史编写，与20世纪50年代初高等学校的教学需要直接相关。1950年5月教育部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新文学史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2］83于是学界掀起了第一次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热潮。

这次教材编写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出版，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出版），“被看做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3］。另外，还有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均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论述作为理论依据，秉承的是一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绪论”中指出，新文学的历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4］1，新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简单点说，‘新文学’一词的意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4］8。全书按照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分为四编：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为第一编《伟大的开始及发展》，1928年土地革命至1937年抗战爆发为第二编《左联十年》，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第三编《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42年毛泽东《讲话》的发表至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为第四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由此建构起了政治本体的阐释框架。每一编先概述这一时期的文学运动，再按体裁分类分析作家作品。在具体评价上，虽然该书突出鲁迅和左翼文学，抑制自由主义和右翼作家，批判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但在总体的革命史的框架内，注重史料引用的严谨，体现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对一些非革命作家有一定的公允评价，代表了学科初创时期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但《中国新文学史稿》却未能完全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自出版一开始就遭到批判。此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倾，现代文学史写作也急速走向纯粹的政治化和左倾化，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依据思想倾向把作家分为“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反革命作家”三类；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更以政治裁决的姿态，要求以阶级论划清敌我界限，凡是“为人民的作家”，就给与主要的地位和篇幅，凡是“反人民的作家”，就要无情地揭露和批判。

二

在改革开放之初，出于现代文学教学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需要，学界掀起了第二次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的热潮。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要继续完成五四时期未能完成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任务，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5］在这一强大的时代思潮的影响下，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形成了启蒙现代性的主潮。1985年，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提出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世界性、民族性、启蒙性来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6］稍后的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要把现代文学史作一次审美意义上的“拨乱发正”，把它从属于革命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把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以政治思想理论为出发点的狭隘的研究思路中解脱出来。……是为那种历史的审美的文学史研究，为那种研究能够在将来大踏步地前进，做一些铺路的工作。”［7］由此掀起一个去政治化的文学史写作潮流。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出版的有影响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有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第一册，1979年11月第二册，1980年12月第三册），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尽管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很大的影响，但体现文学史观念转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该书在“绪论”中开篇明义，指出现代文学的启蒙性质：“周氏兄弟在本世纪初提出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观念。”“其所具有的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在题材、主题、创作方法、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上的基本特点。”［8］7所以该书被看做是一部体现现代文学史写作转型的标志性著作。王瑶在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写的序言中说：该书“注意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重视文学本身的规律和特点，重视作品的实际艺术成就，以及艺术个性与风格的特点；注意对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历史考察，努力揭示各种文体发展的内在线索。”［8］2该书体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论述深入，富有创新。黄修己认为该书“是论文的写法”［2］139，“凡有独特见解之处，都表达得相当充分，极富学术个性。”［2］138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现代文学学科经历了从80年代的“显学”到此时被“边缘化”的命运，它被迫从引领社会潮流退缩到“学科内部”。在90年代涉及多个人文学科的“现代性”问题大讨论中，现代文学也努力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晚清现代性问题、通俗小说和旧体诗词入史问题、大陆和台港澳华文文学整合入史问题等一再被提出讨论，但难有统一意见。

90年代出现的有影响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包括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黄修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其中《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在十几年来重印近三十次，成为使用高校最多、影响最大的教材。但这些文学史著作或是8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具体实践，或是“现代性”文学史观的稳步调适整合，在史观上没有明显的突破性进展，它们没有同时期出版的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陈思和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更有突破意义。这一时期，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被当代文学史超越。

现代文学史活力的不足继续延续到了21世纪的最初几年，以至于有学者惊呼“现代文学”已经变成了“古代文学”，［9］指的是它已经同古代文学一样退回的书斋当中，成为一种脱离于自己时代的“学问”，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

三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出版呈现出了一些新气象。目前已经受到好评和产生影响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著作有，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中、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0（精编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等。

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0(精编版)》主要是为适应高校新设立的新闻传播学、广告学、文秘学、戏剧影视学等专业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而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三卷，是前一时期现代性文学史观的进一步深入的体现。严家炎在该书“引论”中说：“现代性不仅是构成这段文学的主要脉络，并且也是它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根本标志。”［10］在该书“后记”中，他又指出：“它既是教科书，也是一部研究性的专著”，“具有比较丰厚的原创性”。“时间上，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上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原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向上推进了约三十年。方法上，……将中国作家用外文、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有成就、有特点的作品同样写进了中国文学史，……文学类别上……部分写进了古体诗词、文言散文和文言小说。”［11］另外，在对现代小说家李劼人、师陀以及50年代诗歌思潮的分析等许多地方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性和启发性。但是，这部文学史著作沿用了此前“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成规”，既反映了文学史编写的相对稳定性，又反映了现代文学史观突破的艰难。

近年来，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针对一些在现代性文学史观念下难以解决的问题，张福贵、丁帆、李怡、秦弓等一批现代文学学科的知名学者提出了“民国文学”的概念。早在2003年，张福贵在《从意义概念返回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问题》（《文学世纪》2003年第4期）中，就正式提出了“民国文学史”的概念，并对“民国文学史”的内涵、可能性及意义作了初步的阐释。近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现代文学’的命名中更注重的是作品所反映出的现代意义。”“与‘现代文学’这一意义概念相比，‘中华民国文学’作为一种时间概念具有多元的属性，而相对减少了文学史命名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先入为主的价值观。”［12］68“时间概念的自然属性使文学史写作的个性化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从理论上讲，在这时间段内存在的任何文学现象都可能成为文学史的内容。”［12］69丁帆强调：“无论是从推翻封建王朝和孙中山倡导的民国核心人文理念与价值内涵看，还是从白话文运动、通俗文学和‘文明戏’的发生与发展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都应该始于1912年。”［13］李怡在对此前现代文学的各种命名加以反思之后，提出了“民国机制”的概念：“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与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与问题。”［14］秦弓也指出：“事实上，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民国的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等，给文学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舞台，正是在民国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才生长出生机勃勃的现代文学，作家的生存方式与作品的内蕴外型无不折射出民国的要素。”［15］他还在文章中进一步对“民国文学的生态环境”“民国文学的生态系统”和“现代文学中的民国风貌”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民国文学史观念的讨论在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得到了初步的体现。该书“绪论”中说：“本教材将中国新文学分为两大部分，即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并将1912年的民国元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中华民国的创立，为意识形态设定了一个可以依据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唯此，才有可能萌发、孕育和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辉煌的‘人的文学’。”［16］1“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的开始，只有自民国文化始，中国文化才进入了真正的‘现代性’语境当中，民国的文学才有了现代文学的自觉意识。”［16］2

但该书又非常谨慎地使用了“中国新文学史”的书名，可能也是出于当前阶段学科教学稳妥性的考虑。而在入史标准上，采取的是“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标准。该书以作家作品论为全书的框架结构，并且“在体例设计上，我们打破了以往用文体进行分类而设章节的惯例，以同一时段中主题内容或审美形式相同或相近的作家作品进行分类。”［16］5所以在民国时段也就是该书上册中，章一级的标题分别是“新文学潮”“鲁迅与五四文学”“京派与海派”“传统与现代的审美融合”“智识阶层的形象谱系”和“左翼文学”等，这就与其它大部分同类教材按照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体裁来分章叙述有了很大不同，这也是该教材一个很大的创新。该书对具体作家的评价显示出史家的独立品格，特别是对一些在“重写文学史”潮流中得到很高评价的作家，也能一针见血指出其不足。如该书在肯定了沈从文的成就后指出：“然而也应该看到，一方面，沈从文局限于自身经验，过于迷恋那种与时代脱节的文化所塑造的人格力量，另一方面，沈从文其实缺乏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清明与睿智，所以难以公允地对待他所处身的那个现实所发生的若干变化。”［16］181另外，该书还有配套的备课软件和教学资源包，方便教师备课教学。

但是，我们说这部著作只是初步地体现出近年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观”，是因为在此著中李怡等提出的“民国机制”对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当然我们同意文学史观可以是多元的，现代文学史也可以有多样的写法，但像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那样，将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文学规范、所造就的文学环境怎样取得对作家的支配地位从而影响一个时代整体文学风貌作出深入分析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迄今还没有出现。比如民国时期的法律如何保障了作家的人身权与著作权；北洋军阀统治期间的文化空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政权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30年代如何促进了30年代文学的繁荣；民国教育如何为新文学提供了人力资源；通俗文学对民国生活、风俗文化和人的精神风貌的反映；抗战时期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作家对正面战场的大量描绘，等等，这些与民国政府关系密切的文学现象虽然有了初步的研究，但还没有在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得到恰当的叙述。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仍然任重而道远。

[1]洪亮.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7）:28-69.

[2]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4.

[4]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M].北京：开明书店，1951．

[5]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M]∥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7-49．

[6]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85（5）:3-14．

[7]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J]．上海文论，1989（6）：4-9．

[8]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7．

[9]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0．

[10]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11]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44．

[12]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J]．文艺争鸣，2011（7）:6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