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湘对中国新诗理论的贡献

2014-04-07姚国建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2期

李桦，姚国建

（蚌埠学院写作研究所，安徽蚌埠 233000）

安徽太湖籍诗人朱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杰出的诗人之一。他虽然历经坎坷，在人世只活了二十九个春秋，但却以强烈的诗歌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维护着新诗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品位，以自己独立的个性、特异的才华和执著的追求，在新诗创作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在新诗初创时期，新诗究竟如何发展，面临着种种困惑和迷茫，朱湘的出现及其无所畏惧地奋力开拓，为纠正种种偏颇的新诗观、拓展新诗的艺术空间、开创中国新诗的艺术形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鲁迅先生称他为“中国的济慈”[1]。

早在司马长风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就认为朱湘是“新文学成长期与收获期的大诗人”[2]。美籍学者、作家柳无忌先生在《诗坛奇人》中更是着眼于新诗发展史的高度对其作出中肯的评价：“以历史的眼光看来，不要说胡适、汪静之之类都已落伍，徐志摩的影响是局部而有时间性的，象征派诗人如李金发、戴望舒在新诗上所掀起的只是海面上的一些浪沫，就是郭沫若与闻一多那些前进的作家，也限于初期的一二部诗集，他们的成就并非在诗歌方面。可与朱湘媲美的纯诗人现在看来，有‘汉园’派的卞之琳、李广田与何其芳，他们同时代的臧克家与冯至，及较后成名的艾青与田间。”[3]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朱湘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上，还体现在他对新诗的研究、新诗批评上。他怀抱“文学救国”“诗艺救国”的崇高理想，以学贯中西的开阔视野，对初创时期的新诗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科学的态度和艺术的思维严肃认真地思考和探索新诗建设的问题，对当时种种激进而片面的新诗观进行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并且围绕新诗建设发表了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对纠正新诗开创者偏激的主张、加强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引导新诗走向正确道路、探索中国新诗应有的艺术规范等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们想结合朱湘在新诗创建初期所发表的许多见解和主张，阐明他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及其推动中国新诗健康发展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一

朱湘对中国新诗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他认真思考并探索如何发展中国新诗，在涉及新诗发展的方向、路径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新诗开创者的主张，这些主张符合诗歌发展的艺术规律和中国国情，有利于开辟一条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国新诗之路，以便让新诗在当时得到更多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够满足中国人对诗的审美需求。

20世纪初，胡适以其时代的敏感和抢抓机遇的精神，开始思考和探索一种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生活，能够自由表达现代人思想感情的新诗，而在古典文化、古典诗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胡适要想实现他的梦想，简直是阻力重重，难于撼山。然而，胡适深受进化论和不破不立思维的影响，以揭竿而起的勇气和胆识，率先向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典诗歌发起猛烈的进攻，以彻底否定和摧毁古典诗歌的“革命”行动，推翻了古典诗歌的帝国大厦，并试图在废墟上建立新诗的王国。从倡导新诗运动到亲自尝试写新诗，出版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胡适成了开创中国新诗第一人，真正发挥了“空前千古，下开百世”（胡适《沁园春·誓词》）的历史作用，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应有的肯定。但出乎胡适及其追随者预料的是，新诗在这种极端否定中国古代文化、古典诗歌，砸碎一切艺术形式，堕入用白话自由抒写、不要任何艺术规范的境地，诗的特性也就消失了，诗就变得面目全非、令人生厌，难以获得读者的青睐。也就是说，胡适发动的这场诗歌革命的后果，既让人看到了新诗的雏形，但又不是人们期待和梦想的那般美好，其负面效应很快显现，诗的面貌变得令人难以接受，诗的艺术魅力消失殆尽，究其原因是胡适深受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他只重视对古典诗歌彻底地“破”，而没有解决新诗如何更好地“立”。他没有意识到诗歌发展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不能依据进化论作简单的判断，因为“破”不一定就能“立”，新诗也不一定就能超越旧诗，而是要冷静思考如何“破”，如何“立”，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在传承中超越，让新诗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艺术之路。而在这些方面，朱湘以其敏锐的目光、冷静的思考、科学的思维、大胆的直陈，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对胡适等人偏激的新诗观起到了及时的“纠偏”和“补正”作用。相比而言，他比胡适更重视新诗如何“立”，在新诗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加强新诗自身建设，如何体现新诗的艺术规范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展开了具体、深入的研究、探索和实验，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很多有创见的新诗主张，为解决新诗草创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指明了方向。

在涉及中国新诗走什么样的路、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朱湘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复古而获今，迎外而亦获今。”[4]377

首先，他坚持新诗的民族传统，主张“复古而获今”。在他看来，新诗只有在传承中国古代文化、古典诗歌精髓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在当时一片反传统的声浪中，朱湘坚定地肯定传统的重要作用，并且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我决计回国后复活起古代的理想、人格、文化，与美丽，要极端的自由，极端的寻根究底。”[4]412与胡适等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古代诗词全盘否定、彻底抛弃的态度相反，朱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新诗应当与民族文化、古典诗词传统一脉相承，离开传统文化、古典诗词的艺术土壤，中国新诗就失去了成长的根基，就会丧失民族诗歌的艺术特性。他认为新诗与古典诗歌是无法割断的：“我虽然作的是新诗，作诗时所用的却是那有千年以至数千年之背景的中文文字，古代音律学的影响（用古韵除外），我相信，新诗是逃避不了并且也不可逃避的。”[4]324他认为“平仄也是中文音律学中的一种特象，不可忽视或抛置”，关键是新诗作者要从中借鉴并创造新的“平仄的律法”，“平仄是新诗所有的一种珍贵的遗产，且看新诗作者在将来是怎样的去利用它。”[4]325

他在《文化大观》中一针见血地批评“那种‘线装书扔进茅厕里去’的态度，是昧于历史观的……”[4]121在《我的童年》中，他明确指出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未尝没有一贯的道理”[4]276。认为“新文学不过是我国文学的最后一个浪头罢了”[4]276。这说明他十分看重文化、文学的前后关联性。在他看来，那种试图一刀两断凭空创造新文化、新文学的想法是简单粗暴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和颠覆诗歌传统者相反，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诗词和民歌，认为只有很好地继承古典诗词和民歌的传统，借助其艺术智慧、艺术方法及艺术规范，才能提高新诗的艺术质量，真正创造出令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特征的现代新诗。他强调诗人一方面“要寻求中国，要寻求中国的菁华，必得向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的里面去”[5]336，以便“创造一个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6]135。另一方面，他希望诗人要把古典诗词当做“活的传统”来继承，要认真借鉴古典诗词的长处来提高新诗的艺术水准。在《诗的产生》一文中，他建议作诗的人要读旧诗，同时写新诗的也要“学词”。他在谈自己写作经验时说过：“两年来作了许多诗，特别注重的是音节，因为在旧诗中，词是最讲究音节的，所以我对于词，颇下了一番体悟的功夫。词的外形，据我看来，是有一种节律的图案的：每篇词的上阕确定了本词的图案之方式，下阕中仍然复用这种方式……”[6]324，因而他主张“新诗内努力于创造新腔的人，应该拿词的原本精神来作基础，而深恶痛绝模仿者的按谱填字”[6]324。此外，他认为无论是自由诗还是有韵诗，都应该重视“意境的创造”。他批评胡适的《尝试集》“意境平庸”[7]362。在诗的语言上，他提出一种融古化今的方法：“我们必得采取日常的白话的长处作主体，并且兼着吸收旧文字的优点，融化进去，然后我们才能创造出一种完善的新诗的工具来，而我国的新诗才能有发达的希望。”[7]334与此同时，他还高度重视民歌的作用，主张新诗要向民歌学习。他认真研究古典民歌，发现民歌有“五种特采”：“题材不限,抒写真实,比喻自由,句法错落,字眼游戏”[6]72，他认为除“字眼游戏”外，其余四点只要借鉴得当，融入新诗创作之中，就能有助于建构新诗“审美之维”，“一定能发出极美丽的花来”[6]79。

其次，在如何发展中国新诗的问题上，朱湘以开放的眼光，强调学习和借鉴外国诗歌的优点，主张“迎外而亦获今”，认为新诗只有在广泛吸纳人类优秀文化、汲取外国诗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路径。朱湘主张通过中西文化交融来发展中国文学及中国新诗。他认为“外来思想并非不能融为己有——有时还极当融为己有”[5]556。他重视对西洋诗歌的学习、研究、翻译和介绍。他在《说译诗》中强调：“我国如今尤需要译诗。因为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只有些对西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凭借着先锋的幌子在那里提倡自由诗，说是用韵如裹脚，西方的诗如今都解放成自由诗了，我们也该赶紧效法，殊不知音韵是组成诗的节奏的最重要的分子，不要说西方的诗如今并未承认自由体位最高的短诗体裁，就是承认了，我们也不可一味盲从，不运用自己的独立判断。”[6]101可见，他是希望通过真正的译诗让读者不再受那些“新的”“先锋的幌子”的迷惑，既看到外国诗歌的长处，也不要“一味盲从”，要“用自己独立的判断”。他重视译诗的另一个用意，是希望人们能通过中外诗歌的比较，辩证地看待中外诗歌之短长：“倘如我们能将西方的真诗介绍过来，使新诗人在感兴上节奏上得到鲜颖的刺激与暗示，并且可以拿来同祖国古代诗学昌明时代的佳作参照研究，因之悟出我国旧诗中那一部分是芜蔓的，可以铲除避去，那一部分是菁华的，可以培植光大；西方的诗中又有些什么为我国的诗所不曾走过的路，值得新诗的开辟？”[6]101可见，他强调有比较、有取舍地借鉴外国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的长处，目的还是为了融中外之长，培育中国的新诗。他本人就喜欢并翻译过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的诗歌，并深受其影响。他写的71首十四行诗也分别受到英体十四行、意体十四行的启示。他认为，要使新诗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寻找“新的多藏的矿山”，这共有三处：“第一处的矿苗是‘亲面自然（人情包括在内）’，第二处的矿苗是‘研究英诗’，第三处的矿苗便是‘攻古民歌’。”[6]71朱湘这里所说的“研究英诗”是泛指对外国诗歌的译介。很显然，朱湘重视学习、借鉴外国诗歌，是为了进一步拓宽中国新诗的发展路径，以便更好地创建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现代新诗。总之，和胡适等人相比，朱湘对新诗建设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显得非同凡响。他的眼界是开阔的，思维是辩证的，主张是科学的，做法是务实的，充分体现朱湘在涉及新诗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独立思考和远见卓识，也体现出他对诗歌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洞察和尊重，因而也就更具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二

朱湘对中国新诗理论的贡献，还在于他在做什么样的诗人、写什么样的新诗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在当时极富前瞻性和深刻性，直接触及到诗人的理想和使命、诗的本质，是对当时盛行的诗人观、诗歌观的纠正和超越。面对当时激进的社会思潮、文学思潮以及种种流行的、迎合式的甚至投机式的诗人观、诗歌观，朱湘没有受其影响而随波逐流，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诗人理想、诗歌使命，自觉地与当时“主流”的诗人观、诗歌观保持距离，努力做一个追求“唯美”的纯粹的诗人。十分了解朱湘的赵景深教授就曾称他为“一个纯粹的诗人”。美籍学者、作家、诗人留美时的同学柳无忌先生则认为朱湘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的大诗人之一，在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8]。也就是说，朱湘是以自己的创作来践行他的诗歌主张的。在他看来，诗人就是诗人，不同于一般市民，诗歌写作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艺术感觉，在本质上是文化精英写作，和那些大众化、口语化、自由化写作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诗人应当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追求，应当坚持和守护诗歌的艺术价值和个性特征，超越政治意识和功利目的，而不是见风使舵，迎合某种需要写作。当胡适提出现代诗“应当偏重抒情的一面”时，朱湘则直接予以反驳：“还有一个阻梗便是胡适的一种浅薄可笑的主张，他说，现代的诗应当偏重抒情的一方面，庶几可以适应忙碌的现代人的需要。殊不知诗之长短与其需时之多寡当中毫无比例可言。李白的《敬亭独坐》虽然只有寥寥的二十个字，但是要领略出它的好处，所需的时间之多，只有过于《木兰辞》而无不及。进一层，我们可以说，像《敬亭独坐》这一类的抒情诗，忙碌的现代人简直看不懂。再进一层说，忙碌的现代人干脆就不需要诗，小说他们都嫌没有功夫与精神去看，更何况诗？电影，我说，最不艺术的电影是最为现代人所需要的了。所以，我们如想迎合现代人的心理，就不必作诗；想作诗，就不必顾及现代人的嗜好。诗的种类很多，抒情不过是一种，此外如叙事诗、史诗、诗剧、讽刺诗、写景诗等等哪一种不是充满了丰富的希望，值得致力于诗的人去努力？”[6]209-210在他看来，胡适的这一主张恰恰会影响到新诗的发展，使诗“不能作到深宏与丰富的田地”[6]210。朱湘的这种不迎合论，与他倡导诗歌的超功利性、“为艺术而艺术”是一致的，是对诗人品格、精神境界和艺术使命的维护，也是对诗的生命的守护。正是这主张以及他自己执著的艺术实践，“使朱湘能在众说纷纭的五四运动时代，成为少数在新文坛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素人’。事实上他也是‘完人’。在新旧文学交替期间，西方各种学说与思潮如洪水般泛滥而来，使我们难以闭关自守，却也不应该开门揖盗。处在两个极端之间而能有所取舍，而能获得平衡与中庸，只有如朱湘那般以文学为至上的作家。”[9]我们很容易想到，在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有多少诗人出于世俗的动机和功利目的，或做政治运动的风向标，或为追名逐利而投机钻营，他们制作了多少泡沫似的跟风之作、逢迎之作、投机之作，在浪得一时虚名、谋得一时私利之后终于诗与名俱灭，留下的只是诗坛的教训和读者的慨叹。

在涉及诗歌观方面，朱湘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主张。首先，在写什么样的诗的问题上，他认为只有“唯美”和“唯用”两种选择：“文学只有一种，不过文学的路却有两条。唯美唯用并非文学的种类，它们只是文学的道路。道路虽然不同，归宿只有一点：这便是，文学；换个法子讲，便是真的文学，好的文学。”[6]137-138尽管他将“唯美”“唯用”相提并论，他也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但最终他还是强调要落脚在“真的文学，好的文学”上，也就是说，要以艺术的标准来衡量文学的真假与优劣。不难看出，朱湘在骨子里是坚持“唯美”诗歌观的，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都是以“唯美”的艺术观来要求和衡量的。他特别强调：“诗的真理即是美”[5]288，“最简单而美好的，这便是‘诗的’两字的注释。”[5]289应当说，在五四以后诗歌观极为混乱的状态下，朱湘坚持这样的主张是难能可贵的。它既是对当时流行的浅尝论、泄情论、工具论以及大众化、白话化、自由化创作倾向的反拨，也是为新诗建设提出了基本的审美原则和艺术标准。其次，在诗的本质及诗的精神内涵追求上，朱湘超越种种政治意识和功利色彩，提出了人性本体的诗歌观。他认为：“诗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常新的：它便是人性。诗的形体则是一代有一代的；一种形体的长处发展完了，便应当另外创造一种形体来代替；一种形体的时代之长短完全由这种形体的含性之大小而定。诗的本质是向内发展的；诗的形体是向外发展的。”[6]217他认为古今中外的诗歌之所以能穿越时空，让后人读者深受感动，就是因为“它们能把永恒的人性捉到一相或多相，于是它们就跟着人性一同不朽了”[6]217。朱湘强调诗对人性的揭示和表现，并将其视作诗的“含性”，认为诗要大胆探索人类心灵世界，并以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诗歌价值的大小。这说明，朱湘比同代许多诗人更富远见，他不愿做随机诗人、应时诗人，不愿让诗作简单的时代的传声筒，或者用来作为现实斗争的工具。他看重诗歌精神的超功利性和永恒性。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纯粹诗人对诗歌理想、诗歌责任的理解，也是他对诗歌精神、诗歌艺术生命的坚守。如果追溯他诗学思想的来源，也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诗歌观，与其饱经磨难，切身体验过种种非人道、非人性行为戕害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就因为反抗早餐点名的制度被开除。他后来回忆这段惨痛经历时说过：“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而清华只钻分数；人生是变换，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是隔靴搔痒。我投身社会以后，怪现象虽然目击耳闻了许多，但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个假，娇柔……”[6]380他在美国芝加哥留学时，一位教授竟怀疑他借书未还，他不堪其辱而愤然离去。在安徽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时，也因种种误解而被迫离开。正因为如此，他短暂的一生一直在反抗种种非人道、非人性的体制和行为，最终以投身江流来做最决绝的抗争，来维护人的尊严。可以说，朱湘是一位坚持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诗人，他处处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洞察社会和人性，以揭示人性的丑恶和讴歌人性的美好作为自己的艺术使命。由此不难看出，朱湘“人性”本体诗学观也并非远离社会、脱离现实的，而是包含着丰富深广的社会内容，其中有炽热的爱国情怀，强烈的忧患意识、犀利的批判精神和执著的人生理想等等。这表明朱湘对诗歌本质、诗歌精神的理解跃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建构中国现代诗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朱湘对中国新诗理论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高度重视新诗诗体建设以及对新诗形式美的追求和探索上。胡适在倡导新诗革命时，主张取消新诗的一切形式，倡导“诗体大解放”。他特别强调：“诗体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10]胡适的主张显然是为了突破古典诗词的形式束缚，实现诗的自然流露、自由表达。但这样一来，就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即失去艺术规范的诗，诗的艺术特征就丧失了，诗的艺术性就大大削弱了。后来的“新月派”诗人主张新诗要恢复艺术规范，朱湘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强调要加强诗体建设，要学习古典诗词的音节、格律和多种体式，来创建新诗的艺术规范，并且带头进行广泛的探索和实验，以理论的倡导和创作的实绩来纠正新诗开创者的偏激做法。正如钱光培所指出的那样：“在新诗发展史上，除了朱湘，还找不出第二个诗人，曾经像他那样诚笃地来对待过新诗的形式建设工作；也找不出第二个诗人，曾经像他那样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为新诗的形式建设做过那么深广的探索。——而中国的新诗，又是多么需要这样的诗人！多么需要这样的骁将啊！”[11]

在朱湘看来，诗的本质是“人性”的，诗的进化主要体现在诗歌体式上：“诗的形体则是一代有一代的；一种形体的长处发展完了，便应当另外创造一种形体来代替；一种形体的时代之长短完全由这种形体的含性之大小而定。诗的本质是向内发展的；诗的形体是向外发展的。”[6]217朱湘不仅重视新诗的诗体建设，还带头实验诗体多样化。有的学者称赞他的《石门集》“是新诗史上一部独特的诗体实验珍品”[12]。首先，他反对全盘否定古典诗词，认为古典诗词的很多艺术体式经受了岁月的考验，有其无法抹杀的优势，新诗只有在创作中注重借鉴，才能化古为今，逐步创建出多种多样的新诗体。在他看来：“中国文字自有它活动的领域，如‘三百篇’同五言的简洁，七言的活泼，乐府长短句的和谐，五绝的古茂，七绝的悠扬，律体的铿锵,‘楚辞’的嘹亮，词的柔和，曲的流走这从中国文字产生出的诗体拿来同西方古今任何国的相比，都是毫无逊色的。”[13]153朱湘自己就十分注意借鉴这些长处，写出许多“长短句”体新诗。

此外，针对新诗草创时期“浅尝的倾向，抒情的偏重”，朱湘认为这直接影响到新诗的多样发展，他认为诗的种类很多，抒情不过是一种，此外还有叙事诗、史诗、诗剧、讽刺诗、写景诗，每种都值得诗人去努力。为此，他大力倡导“仍在胚胎之中”的叙事诗，预言“叙事诗将在未来的新诗上占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叙事体的弹性极大，《孔雀东南飞》与何默尔的两部史诗（叙事诗之一种）便是强有力的证据，所以我推想新诗将以叙事体来作人性的综合描写”[13]153。他对创建现代叙事诗，不仅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理论阐述，还带头实践，创作了《猫诰》《王娇》《庄周之一晚》《收魂》《八百罗汉》等著名现代叙事诗。

其次，朱湘主张借鉴外国诗歌的多样体式，经过适当的改造转化成中国新诗体，以实现新诗诗体多样化。他注意研究和借鉴外国诗歌体式，并尝试写作多种西洋诗体，如二行体、四行体、三叠令、四环调、巴俚曲、英体十四行、意体十四行诗等。再其次，他还重视叙事体和诗剧的探索与写作。在新诗创建时期，朱湘对诗体形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实验，其贡献是巨大的。他的理论主张和写作实践是在融会中外多种体式基础上的创新，有利于纠正早期新诗的自由散漫，也为推进新诗体式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再其次，他倡导学习古今民歌、歌谣、鼓词，借鉴其韵律节奏上的特点，创造丰富多彩的韵律节奏形式，来增强诗的音乐美。他自己通过学习借鉴，写了《采莲曲》《催妆曲》《摇篮歌》《少年歌》《婚歌》等民歌式的新诗，并且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和赞许。

和一切轻视诗的形式者相反，朱湘一直重视新诗的形式，认为新诗只有解决了形式美的问题，才能恢复诗的艺术特性，才能像古典诗歌那样获得读者的认可和喜爱。而如何解决新诗的形式问题，朱湘的主张是开放的、务实的。他认为：“新诗的未来便只有一条路，要任何种的情感、意境都能找到他的最妥帖的表达形式。各种的表达形式，或是自创，或是采用、化用西方、东方、本国所既有的，都可以，只要它是妥帖的。”[13]19-20为此，他主张写诗要讲究艺术技巧，认为只有高超的技巧才能创造完美的形式：“技术之于诗，就好像沐浴于美人，雕琢之于璞玉。”“成功的好诗”还须在“无形中已有一种求形美的倾向，所以机缘到了，诗内质与外形便能匀称和谐地混合起来。”[13]357朱湘反对郭沫若诗歌那种直露而不加节制的过分抒情，认为“‘它’是最易流入‘单调’的弊病的”[14]。他和新月派其他诗人一样，主张用“理性节制情感”、用“新格律”约束诗的自由散漫。

在诗的形式美方面，他首先重视新诗的音乐美。他认为“诗歌与音乐是古代文化的一对孪生儿”，中国古代与西方“好的抒情诗差不多都已谱入了音乐，成了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他认为：“诗而无音乐，那简直是与花无香气，美人无眼珠相等了”[7]353，他强调音节在诗中的核心作用：“要看一个新兴的诗人是否真诗人，只要考察他的诗中有没有音节”，“音节之于诗，正如完美的腿之于运动家。……想象，情感，思想，三种诗的成分是彼此独立的，唯有音节表达出来，它们才能融合起来成为一个浑圆的整体。”“音韵是组成诗之节奏的最重要的分子。”[13]193他认为戴望舒的《雨巷》“在音节上完美无疵”，“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无逊色”[4]424。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十分讲究诗的节奏和押韵，使诗的形式和内容相得益彰，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其次，他重视诗行的形式美。柳无忌先生认为：“朱湘对于新诗有个坚强的信仰，他以为新诗不但应有各种确定的形式，而且每节每行也应有整齐的字数。”[15]在《评徐君志摩的诗》中，朱湘提出新诗要注意做到“行的独立”与“行的匀称”，并且阐述了具体做法及其带来的阅读效果：“行的独立便是说每首‘诗’的各行长短都能站得住，并且每个从头一个字到末一个字是一气流走，令人读起来不至于生疲弱的感觉；行的匀称便是说每首‘诗’的各行的长短必得要按一种比例，按一种规则安排，不能无理地忽长忽短，叫人读起来时得到紊乱的感觉，不调和的感觉。”[7]313他还认为“诗行不宜再长，以免不连贯，不简洁，不紧凑”[6]414。他细致地研究诗行的建构问题，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作过多种多样的尝试：“诗行我自一字到十字的都尝试过”[6]413，并且获得比较满意的建行经验。

综上所述，朱湘在新诗创建初期，以对诗的虔诚和强烈的责任感，在涉及中国新诗发展道路、如何做诗人、写什么样的新诗、创建多样化的新诗体、追求新诗的形式美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主张和独到的见解。他的研究既着眼于宏观，解决新诗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又着眼于微观，解决新诗写作中的具体问题，这对纠正当时种种错误的新诗观、引领新诗走向正确的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中国百年新诗发展的坎坷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见证了朱湘新诗观的前瞻性、科学性，他的许多新诗主张和见解，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时至今日，我们在反思中国新诗出现的种种问题，探索拯救新诗之道时，再对照朱湘当时提出的新诗主张，仍然体会到他的远见卓识，认识到他的诗学理论所具有的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可以说，朱湘是中国新诗尝试后期杰出的诗歌理论家、诗歌批评家，他在新诗理论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所发挥的作用，完全不亚于他的诗歌创作。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诗学思想，也必将对中国现代诗学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1]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0.

[2]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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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乐齐.精读朱湘[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5]朱湘.朱湘文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6]朱湘.朱湘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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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柳无忌. 诗人朱湘的复活[J]. 读书，19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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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适.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1.

[11]钱光培. 朱湘论[J]. 天津社会科学，1983（1）.

[12]程国君.论朱湘《石门集》的诗体实验[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