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兰

（四川警察学院 公共外语教研室，四川 泸州 646000）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事件虽然很多，但被后人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先生的幼童留学计划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他留学计划的宗旨是实现“教育救国”，从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这可以看作是我国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开端，其对中国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历经挫折，在容闳的积极努力下，晚清政府最终实施幼童留学教育计划

容闳（1828－1912），字纯甫，清道光八年，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一个贫穷的渔农之子，从小家境贫寒，无力入学读书，7岁时，被父亲送到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在该校读到12岁时，鸦片战争爆发。容闳辍学，同年，父亲因病去世。1841年11月，鸦片战争结束，容闳说服母亲，重返教会学校读书，这时的校长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传教士布朗先生。1847年，容闳18岁，跟随着布朗先生跨过太平洋，来到美国麻萨诸色州的孟松中学；1850年考取了耶鲁大学文学院。1854年，时年27岁的容闳在耶鲁大学即将毕业，他在内心暗自立下宏伟的志愿：一定要挑选幼童留学西洋，和他一样接受近代文明的教育，为国家做贡献。这个种子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洒下，随着学业期满开始生根发芽。

1854年11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这时洪秀全在南京称王已经一年多了，中国处于真正的“一国两制”时期，清政府正忙于围剿太平军，在这个背景下，容闳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扬帆回国。回国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挖空心思寻找派遣幼童到美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渠道，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1860年，他与几名传教士秘访太平天国，形式上是考察，实际上是想通过太平天国来实现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时值南京的天王洪秀全正与曾国藩的湘军激烈搏杀，根本无暇顾及容闳写给太平天国的上书建议。1861年，他通过一个朋友的帮助，给曾国藩之心腹幕僚赵烈文写了封引荐信，经过赵烈文的介绍，1862年夏天，他来到安庆大营第一次拜见曾国藩。当时曾国藩已经是两江总督，控制着东南四省的政治军事。曾国藩很快安排接见容闳，当然他是为了洋务事业的需要。1863年，容闳又受到曾国藩两次接见，曾国藩通过考察了解，对他给予信任，于是授予其重任，一次就交给他六万八千两银子，购买“制器之器”。一年多后，容闳从美国采购回来中国第一批现代化机器：车床、刨床、钻床等“制器之器”。曾国藩很快给容闳请功，并任命容闳为五品候补同知（与现在的副地级相当），协助时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组建江南制造局。容闳从而与丁日昌在共同的洋务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容闳抓住这次机会，于1868年通过丁日昌给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上书《条陈四则》，其中第二条即为“政府宜选派聪颖幼童，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1]1870年，容闳与丁日昌赴天津协助处理教案时，他又拿出了更详细的挑选幼童留学西洋的章程，由丁日昌转呈给曾国藩。到了这时，曾国藩终于下决心实施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给朝廷上了奏折即著名的《挑选聪颖幼童留学泰西折》。至此，容闳历尽艰辛，终于将自己多年的计划付诸实施。

我国史学家舒新城在他的《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中总结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2]可见，容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为了实现用西方先进学术理论引导中国的发展，并且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宏愿，积极向国民推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理想，不畏权势，不为钱财，积极推动幼童留学事件，这不仅拉开了洋务运动时期留美教育运动的序幕，也开创了我国近代留学先河。他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拓荒人，也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拓者。

二、历尽艰辛，晚清幼童踏上留学航程，开始接受西方式教育

在容闳的积极推动下，1872年8月11日，晚清政府同意挑选120名聪颖幼童留学西洋，这些幼童平均年龄不到13岁，分批由容闳率领，跨越太平洋留学美国。这些轮船上天真活泼的孩子此时没有想到，清朝政府为寻富国强兵之路的使命将来可能要落在他们稚嫩的肩上。这一事件是在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30多年后，距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近10多年，距太平天国暴力革命失败快8年，清朝的内外战争都已经结束，中外关系暂处于相对平静时期。这一年国内发生了三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挑选幼童到西洋学习。

幼童选择美国留学，“所称中美新约有优待规定一节，实不成理由，因英国固已表示欢迎之意，其他各国又何曾拒绝。且就学术水准而论，当时的美国与西欧各国相较瞠乎其后。所以我们可以说，曾国藩、李鸿章及恭亲王等人决定派幼童赴美国，确与衷心对美国有好感有密切关系。”[3]从另一方面看，策划、组织、倡议实施者容闳曾经留学美国，他是晚清第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并获得博士学位。其次，1868年中美两国签定了《续增条约》，也称作《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第7款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参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4]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国可以互派留学生，并且要相互享受最惠国待遇。最终清政府选择了美国，除了前边强调的几条因素，与美国人的积极争取分不开。更有容闳的推动，清政府终于选择幼童去美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透过这段幼童留学的历史背景，幼童赴美留学能获得实施，除了有容闳等有识之士极力推动与美国热情欢迎和积极的政策外，与清朝的内外战争都已经结束、时局相对稳定有关。但无论怎样，这一事件对中国近代和现代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三、不负众望，归国人才在各个方面崭露头角，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

1881年即光绪七年，除26名留学人员因病故等原因外，其余人员分三批回华，共94人，这些人员中有就读耶鲁大学的詹天佑和欧阳赓等。他们回国后，李鸿章倾注了极大心力，将幼童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据记载，分21名学生送电局学传电报，分23名到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分50名到医馆、鱼雷、天津水师、电报、机器、水雷等处学习当差。从这个分配名单可以看出，留洋幼童回国后大都投身于洋务事业，对我国早期科技进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军事科技领域他们的贡献特别突出。幼童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分配到海军部门，这些部门包括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大沽口炮台鱼雷艇队、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等。综合各类历史资料，竟有半数以上的留美幼童加入过中国海军序列，这对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事实也证明，他们多数做出了卓著贡献，有的为国捐躯。

除了军事领域，幼童回国所从事的职业有20多个，如政界、海关、外交、医生、公使、铁路、律师、报界、海军、冶矿、电报局、税务司、经营商业等。他们当中有19%从政，58%从事科技工作，16%从事商业、文教、海关、税务、律师等工作。在近代中国，国力十分薄弱，科技匮乏，这批留美幼童回国，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入中国，谋其发展，使其成为中国近代走向现代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也不负众望，在科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地质和矿冶事业的推动和影响也是他们回国后的一大亮点。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这使我国的矿产资源很大程度上掌控在外国人的手中，随着政局变化，洋务运动的重心由军事转到民用上，这对学习矿冶专业的留美留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时机。邝荣光是一位对中国地质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留美幼童，在美国拉法叶学院（Lafayette College）学习矿业，他对詹天佑感到困难的开凿山洞问题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实地踏勘，研究岩石及其构造，终于揭示直隶省的地质状况，为我国开发该地区的地质地貌掌握了第一手地质勘探资料。

近代中国的铁路发展几乎为零，詹天佑回国后一心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发展事业。这位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专业毕业的留学生，把所学过的正规的系统科技运用到中国的铁路建设上。1905年到1909年，在他的带领下，近代中国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建设，这一壮举对中国铁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电报事业同地质勘探、铁路建设一样，随着留学人员不断的参与，其发展也是卓著的。他们中曾从事过电报业的人员有20多人，以周万鹏为主编辑的《万国电报通例》，标志着近代中国电报技术逐步走向了标准化。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也是当时出国幼童的佼佼者。

四、积极从政，促进国内民主化建设，为增进中美友谊做出了贡献

在众多的留美回国学童中，也诞生了许多杰出的政治人才，如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能上能下的工作作风，非常令人钦佩。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组阁，唐绍仪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然而袁世凯蛮横专制，他被迫下台。在蒋介石刚成立南京政府时，欲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漠然置之，不予接受，后甘愿屈任一县之长。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具有的西方政治思想和务实的敬业精神有关。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会上说：“以前北洋军阀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内阁总理可以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下去当县长？”[5]可以看出，毛泽东引用这一例子，一方面为了教育干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唐绍仪“能上能下”的工作作风。这些从政的留学幼童，他们都亲历过美国的民主，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是比较开明的，如容耀参加了兴中会，为辛亥革命做出了贡献。

从近代政治局势变迁的趋势看，赴美留学幼童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是逐渐增强的，尽管回国之初没有得到重视，随着他们在不同行业逐渐显露才能，清政府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为清政府服务，但事与愿违，恰是这批人成了推翻封建王朝的主力军。留美幼童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以非凡的热情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成为一支影响近代中国政治的生力军。

留美幼童不仅对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开拓了中美两国友谊的先河。从近现代史来看，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迎来尼克松总统，展开了中美关系破冰之旅，毛泽东很快批准4名幼童到美国学习语言翻译，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选派留学生，这距幼童留美整整一百年。1978年，经邓小平批准的首次公派留学生51名，首选仍是美国。而要追溯中国留学美国的源头，自然应从容闳与幼童留美说起。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访问美国时，给耶鲁大学师生作精彩演讲中专门讲到156年前容闳的留学经历，并邀请100名耶鲁大学师生访问中国。耶鲁大学赠送给胡锦涛主席的两件礼品：一是容闳当年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半身画像，二是1876年容闳赠送给耶鲁大学的中文典籍《康熙字典》。可见，时隔一百多年，容闳仍然充当着中美两国政治文化友好往来的桥梁与使者。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回顾这段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一度辉煌的幼童留美历史，虽然由于种种因素其半途而废，但学子回国后却不负众望，他们在近代中国国弱民贫、科技匮乏的情况下，投身于各个领域，这些回国的学子们在近代中国举步维艰的科技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军事乃至中美发展友谊等多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6]作为我国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开端，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中国幼童留学生主要承担了中华民族向西方学习的主要角色，在这个进程中，留学生的功德是无量的。[7]容闳的幼童留学计划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他们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富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86.

[2]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2.

[3]刘广京.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52.

[4]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7：263.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30.

[6]徐飞.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2）.

[7]刘丽洁.论近代留学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作用及影响[D].山东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