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稳,钱 燕

（安庆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着百废待兴的中国，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思想、政治和组织等方面的适应性变革：思想领域进行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这场变革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吹响了变革的号角；政治领域，制定了一系列影响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措施：提出要通过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法制建设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组织领域，废除了领导干部任职终身制，要求加强党风建设，强化党内纪律监督机制，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关系，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等。

一、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变革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吹响了这场变革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本本主义出发，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致使红军被迫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陷入困境。危机时刻，毛泽东领导全党同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随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在随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偏离甚至抛弃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最终导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期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陷入了一盘散沙、混乱不堪的局面。经济建设的任务被转为阶级斗争，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正式把这段话确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引下，党的一系列工作出现了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混乱、党内迷信盛行、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减弱、党的纪律涣散、法制完全陷入瘫痪……

十年文革终于结束，但人们盼望的局面没有出现，“两个凡是”被提了出来，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地被禁锢。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执政党，如何正确认识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党内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关键时刻，一批领导、专家和学者站了出来，开始探索问题原因所在。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的大讨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力支持这场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同时，破除了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1]165而在政治路线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在恢复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新要求，为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此后的变革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和重要意义。他说：“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143从根本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适应性变革、开创新时期历史局面的政治宣言书。

以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全国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一大批老革命和专家学者被平反，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复出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这次思想解放的号角下，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认识上的误区得到了逐步解决，人们思想中存在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观念逐步得到了扭转，正确的思想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大批的党员干部逐渐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我们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影响社会主义发展大局的重要问题。

同时，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也为此后的政治路线和组织领域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正如邓小平所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1]191

二、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适应性的变革：提出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法制建设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能否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此，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341根据这一判断，八大确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

但是，随后的实践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轨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陷入了困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邓小平在很多场合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要求。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们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切力量。”[1]163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一些人因政策的调整而产生的困惑和疑虑，邓小平在论述怎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时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1]314

伴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也被人们所认识，法制建设重新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146“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章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1]1471979年，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七个法律。1979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原来的行政体制。

在文化领域，提出了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指出我们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要做到“两手都要硬”。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1980年12月2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把精神文明建设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了研究。邓小平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1]367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之一，并第一次把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之一。同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三、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共进行了适应性的组织变革：废除领导人的任职终身制，选好接班人；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风建设，强化党内纪律监督机制；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关系，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等

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经历时代变迁而生存，就必须不断增强组织的适应性，有效地回应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各种挑战。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在组织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废除党的领导人的任职终身制；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风建设，强化党内纪律监督机制；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关系，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等。

首先，废除了党的领导人的任职终身制，培养新的接班人和领导集体。

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但是，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因此，邓小平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这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

中央顾问委员会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说：“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1]3391981年，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月2日，邓小平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他说：“ 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1]397

其次，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风建设，强化党内纪律监督机制。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党的威信空前下降，党的队伍面临着个人主义、派性、无政府主义等诸多方面的现实危险。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措施，决定健全党规党法，恢复纪律检查机构，重新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成立后，即着手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一批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进行了认真的查处。1980年11月，陈云同志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这是总结我们党执政30年和其他各国执政党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经典性的政治论断。这一论断，抓住了党风问题的本质，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此后，这一政治论断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指导方针。

贯彻《准则》，整顿党风，需要从领导干部做起。1980年8月，在着重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实行党政分开，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关键。要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要解决好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政权后如何实行领导等重大问题。《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按照党的十二大要求，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次整党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上来。

再次，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关系，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是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的共同选择。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受到很大的冲击，中共和他们的合作也被割裂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中共的关系进入到崭新的阶段。此后，中央多次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地位和作用。1979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现在它们都已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186“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1]187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谈话中又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203这对于加强和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关系，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