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茂林，都 梅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生态非正式制度：理论、历史、路径

赵茂林，都 梅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生态非正式制度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利用生态环境的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生态非正式制度通过人类再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和持久的影响；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阶段验证了生态非正式制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构建生态非正式制度体系。

生态文明；生态非正式制度；自然；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是在面对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退化的严峻形势下，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提出的，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的研究来看，理论界提出了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法制建设等路径，而笔者认为，这些途径只能解决局部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要从总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强化正式制度安排，还要更重视以习惯、规则、意识形态和文化为内容的生态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因为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包括生态文明的理念、生态文明的制度和生态文明的运行三个部分，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现实来看，直接的和表面的原因是人们的经济行为的负面影响，而直接的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指导人们经济活动的观念的误导，即生态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此，生态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建立合理有效的生态非正式制度对于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社会、经济、生态三大系统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变迁的互动作用角度来看，由于人类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受到制度的约束或激励。按照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生态文明制度本身也有一个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演变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本文所谓的生态非正式制度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利用生态环境的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等。由于其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对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探讨生态非正式制度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生态非正式制度与生态环境变化关系的理论研究；二是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态非正式制度的解释；三是生态非正式制度路径形成的路径。

一、生态非正式制度与生态环境变化关系的理论研究

（一）经济学界对非正式制度的定义

西方经济学界对于非正式制度给出了繁多的定义，但缺乏统一的内涵和外延。概括来说，关于非正式制度的定义可以分为三类：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认为：“非正式规则—行为准则、习俗和行为规范—对于良好经济运行来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条件之一。”[1]第二种是德国经济学家史漫飞和柯武刚提出的内在制度这一概念，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着经验而演化的规则，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内在制度中的习惯、内化规则及习俗和礼貌都是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内在制度与正式内在制度的区分在于其惩罚实施的方式是有组织的（正式的）还是无组织的（非正式的）。[2]第三种定义与社会资本有关。斯蒂格利茨指出，社会资本包括隐含的知识（Tacit Knowledge）、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积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的语境下，它可以被看成是处理道德风险和动机问题的方法。一个社会在发展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同样也必须调试，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3]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演变规律，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也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两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俗成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进一步地，生态非正式制度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利用生态环境的活动中形成的生态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等。

生态非正式制度就是一种存在于市场机制与正式制度之外能够保护环境的意识形态或理念的自觉力量。[5]生态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运行的保障。

（二）生态非正式制度与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生态非正式制度与生态环境变化的互动关系是以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为中介的。

首先，生态环境是人类以及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必须把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自然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这主要体现在它决定着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结果的实现，体现在自然条件的贫瘠还是富饶对劳动生产力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农业中，等量的劳动支出，因土壤、气候等因素的不同，收获量大相径庭。自然条件优越的，收获量就多；自然条件差的，收获量就少。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物质实践活动两者的统一形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统一，人与自然或者社会与自然的发展的社会历史演进反映着经济形态和人类文明形式的演变过程。

其次，生态非正式制度与生态环境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生态非正式制度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深层次原因，生态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必然影响生态环境的改变。从生态非正式制度的生成来看，一定的人与自然的生态经济关系会孕育相应的生态伦理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等等。比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市场经济必然通过牺牲广大人民的生态利益来换取少数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不仅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尖锐对立，而且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也尖锐对立，形成了“私人富裕，公共污染”，“私人发财，子孙遭殃”的生态非正式制度，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利益的根本冲突。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通过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以牺牲生态环境及自然界的日益衰败为代价来创建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资本主义转变成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态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还我阳光”、“还我清水”、“还我蓝天”反公害、反污染运动，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态经济关系上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府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社会经济关系，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整治环境，控制污染，保护自然，改善生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好转。但资本主义毕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经济运行的根本目的没有改变，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关系的对抗性质。与此同时，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共同的资源环境进行掠夺性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不仅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而且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了难以恢复的整体性破坏，危害了全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决定和影响了生态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按照马克思关于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思想，马克思找到了人与自然、自然社会、生态与经济、环境与发展的内在联系，也就厘清了生态环境与生态非正式制度的逻辑关系。这是由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不同的生态环境使处于不同地域范围内的人形成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和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制度的形成和变迁。马克思认为生态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如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影响劳动的分工、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等。于是生态环境通过生产力间接地影响社会关系，进而再通过社会关系等中间环节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因此，生态环境影响人类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形成。这样，生态环境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影响到了生态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的生态环境危机与生态危机并存交织直到整个大自然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决定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快慢以及当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生态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态文明的理念等生态非正式制度正在逐步形成和发展。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

二、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态非正式制度的检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社会发展中表现为不同的发展模式、生产生活方式和制度框架等的变革，由此也形成了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西方学者鲍尔斯·塞缪尔也指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自己的历史，而它在某一特定时期的运行方式则部分依赖于它的历史”。[6]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办法。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生态非正式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

（一）采集和狩猎社会：人类依附自然的生态观

在采集和狩猎社会，人类劳动靠石料、木材制造的原始工具来捕捉动物，获取天然食物，由于天然食物供给的有限性、不均衡性及技术的落后，人类要生存，必须有一种协调与自然关系的机制，人类基本上生活在没有多大改变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从生态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来看，形成了古代人类与自然的朴素的自然观，人们将自然界视为神灵而加以虔诚地崇拜和敬畏。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附属关系，人类几乎和其他动物一样，凭着生存技巧在自然界的生态链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的意识”。[7]在采集和狩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极低水平协调的生态关系。

（二）农业文明：人类利用自然的生态观

随着原始生产力的发展，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使人类结束了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野蛮时代，人类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所使用的生产生活资料基本上都是可再生资源。但是，土地作为农业文明中最基本的资源是有限的和稀缺的，于是当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到一定限度以后，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就难以承载人口的压力。在农业经济时代，人类学会了“刀耕火种”，“环境问题”便从此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集聚中心和储藏库”。[8]在这一时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做法确实能够获得短期的效益，但最终必然导致生态灾难的降临。农业文明时期，虽然经历了人与自然从无知走向对立，改变了人类对自然完全依赖状态，但从生态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来看，人们将自然界视为神灵而加以虔诚地崇拜和敬畏的状态依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总体上讲，农业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是有限的，农业社会的生态危机只是对某一区域的农业造成严重灾难，而不致于危及到整个人类的生存。

（三）工业文明：人类征服自然的生态观

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人类获得了机器生产力，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时代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蒸汽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逻辑就是以无节制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这就造成了对劳动者和自然环境的掠夺和破坏，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取代了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这样，在资本主义阶段“以前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9]（P393）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把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当成实现自己价值的物质前提和手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生产和消费也经常发生脱节，生产的无限扩大必然要求消费的无限扩大，而无限扩大的消费必然会背离人的真实需要。[10]扩大生产带来对自然资源大量的开采、消耗，从而也造成了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向自然界投放没有转化为能量的废弃物，如大量的生活垃圾。在这种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人与自然的矛盾发展到了极致，成为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

（四）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观

马克思在揭示了“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形态之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9]（P104）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自然观统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克服资本主义的各种异化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框架中，人类文明是全面的、协调发展的。所谓文明，也就是人类社会改变了自然生态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11]生态文明，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文明。这种新的文明的建设要求人类以科学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自身理性的调节控制能力，预见自身行为活动所必然带来的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随时对自身的行为作出理性的调节和控制。生态文明的生态观是“以人为本”和“以自然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综上所述，制度变迁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深层次原因，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一章开篇时指出的：“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的交换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12]生态正式制度是指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文规定（法律、法规等），生态正式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借助市场机制的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三是环保监督体系的构建。[13]生态非正式制度是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等，在历史的变迁中经历了“自然中心论”、“人类中心论”、“人本主义论”的发展历程，这些观念和文化与生态正式制度相互依赖、共同作用，对人类的关于生态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具有持久和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必须重视生态非正式制度。

三、生态非正式制度的创新路径

从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现实来看，单纯的依靠技术创新或产业结构调整无法从根源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前文阐述了非正式制度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生态环境的变迁。证实了生态非正式制度正是影响生态环境变迁的深层次原因。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从社会再生产过程入手，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态非正式制度，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一）树立绿色的企业文化理念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鼓励企业树立绿色环保的企业文化理念，在生产技术上实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生产的模式。要将节约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开发新技术、使用新材料，向降低资源能耗、提高资源循环使用率方向转变。例如，在日本的电器商店里，每种产品除了标上耗电量外，还要明确标出每年节约的电费数；日本的一些大公司还成立了废弃电器的回收中心，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低成本回收利用废弃电器；日本的汽车之所以能在全球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节油技术。

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利用量，形成资源节约型的经济模式。林业是瑞典出口创汇的主要部门之一，每年为瑞典获取巨额的贸易顺差，这使瑞典人更关注森林资源的保护，逐步建立起从林业到纸张生产的一体化产业链，形成一种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模式。瑞典的木材多用于造纸，瑞典造纸厂生产经营的基本理念就是“少用原木、回收纸张”，尽量提高木材的利用率，减少用材量。而且，瑞典的每家造纸企业都安装有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从1993年起，瑞典的纸浆企业就停止了氯气的使用。为保护森林树种的多样性，瑞典建立了林木基因库，负责收集和保存国家稀有树种的基因材料。正是由于瑞典人对森林的爱护以及资源的严格管理，自1920年以来，瑞典森林的林木储存量不但没有因为大量采伐而急剧减少，相反，平均每年还增加林木约1亿立方米，使林木储存量增长了60%左右。[14]

（二）强化消费中的生态观念

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只是把节约当成省钱之道，更是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态度。在日本，各媒体经常举办以节约为主题的节目，这些节目不只是简单地说教，而是寓教于乐，趣味性很强。例如日本的许多电视台常常举办各种抠门大赛，吸引观众参加，普通的民众也有望成为节约明星。师长言传身教，培养孩子节约习惯，穿二手衣、用二手货在日本很常见，那里的跳骚市场十分发达，很多“老掉牙的东西”还能卖掉或者送人。剩菜剩饭的行为在日本是可耻的，会招来周边人异样的眼光。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家庭垃圾必须分装，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如哪个家庭不按规定投放垃圾，被查明后会收到当地环境保护法庭的传唤，证实后将罚款5000克朗；垃圾处理公司还特意制造了大箱子放在小区，鼓励居民投放易拉罐，箱子会自动打印出投放易拉罐数的凭条，在商场或超市购物时可凭条当折价券使用。

强化生态观念的途径有很多种，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瑞典等成功经验，吸取国外有益的生活、生态观。一是重视生态教育。发挥各界的社团组织作用，可以组织培训班，对企业和公民进行环保培训，灌输生态文明理念。二是加强生态宣传。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应注意趣味性，寓教于乐。其宣传品的载体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利用广告衫、公交车、日历卡、垃圾箱等，使人们随处可见也容易加深印象，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生活理念，改变人们以往不良的生态行为习惯。三是组织开展各种环保教育活动。譬如举办以节水为主题的中学生科学展览会，参加的学生可以通过业余科学活动和展览，了解水资源，培养孩子们的环保节水意识。另外，社区组织或其他组织也可以对社区居民的各种环保行为制定奖励机制。

（三）加强公众的环境污染教育，抵制企业污染

目前，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工厂企业的生产、排放不达标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地方在环境管理方面还存在正式制度执行不力、环境管理的效率不高等问题，难以对污染企业起到较好的约束作用。因此，可以借助社会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抵制污染企业。尽管不同地区的各种组织形式不完全相同，但活动方式都大同小异。例如，引导公众关注不遵守排放标准的企业，根据上报的污染排放量对各个企业进行分类，环境管理方赋予社区居民辨别污染企业的权利，并能够迫使企业治理。这种非正式的管理方式被证实是具有巨大潜在效力的。当污染企业给予周边居民的环境污染补偿费用不足或不能降低污染排放量时，企业将面临社会上和政治上制裁的威胁，而不得不与当地的环保积极分子进行谈判。国外的一些事例表明，工厂周边的社区对工厂的生态行为有强烈的影响，企业会担心社区居民被强烈激怒后采取极端办法。例如，在韩国，曾经有一个社区的居民阻止一家化工厂开工直到该工厂安装了合格的污染控制设备为止；在里约热内卢，一个社区协会抗议一家制革厂污染的行动，最终使工厂主将工厂搬迁到城市的郊区。

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环境保护者的谈判能力强弱等，决定着他们给环境污染方所能施压的力度，两者成正比。在发达国家，“别污染我的后院”现象主要是那些完全有能力组织抵制污染活动的富裕社区。[15]贫穷地区出于就业和经济的考虑，更倾向于接纳企业的工业活动，而且这些社区大都缺乏与工厂达成有效污染控制协议所需要的环境信息及政治影响力。所以，贫穷地区更可能遭受过度污染所带来的折磨。因此，我国更应该加强对贫困地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教育，让居民知道有维护自身生态环境安全的权利，同时提高与污染企业谈判的能力。

（四）公开曝光污染企业

公开曝光行为能够将投资者、租赁者和消费者都纳入到治理污染的行列中，关注那些在环境保护方面行为差的企业，监督他们履行责任和义务，对污染企业施加压力，奖励绿色制造商。增强公众的污染防范意识和相关的环境知识，关注污染治理的状况并形成有效的上传机制，对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进行及时地曝光，迫使他们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不敢违背环境法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实践也表明，公开曝光的行为能以较低的成本控制污染。在这种措施下，地方管理者应该使用更多的资源来向公众提供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鼓励非正式的环境保护措施，对社区居民和企业进行污染源和污染影响方面的公众教育，增强企业和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及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这些非正式制度方面的措施将能够有力地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也能够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维护居民合理的生态权益。

[1]道格拉斯·诺思．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A]．孙宽平．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3．

[2][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6．

[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A]．孙宽平．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5-2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5]冒佩华，王宝珠．市场制度与生态逻辑[J]．教学与研究，2014，（8）:37-43．

[6]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M]．孟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8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 [J]．中国社会科学，2012, （11）:4-23．

[11]庄世坚．生态文明:迈向人与自然的和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99-105．

[12]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3．

[13]冒佩华，王朝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逻辑[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2）：17-23．

[14]姜伟新．建设节约型社会 [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160．

[15]Hartman R,Huq M．Wheeler D．Why Paper Mills Clean up:Determinants of Pollution Abatement in Four Asian Countries[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1997．1710．

（责任编辑：许桃芳）

Ecological Informal System：Theory，History and the Path

ZHAO Mao-lin,DU Mei
（School of Economics，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Ecological informal system is refers to the concept of value,ethics,morality,customs and ideology,which is formed by human in the long-term us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Ecological informal system through human's reproduction process influenc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stag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s development examined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informal system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require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process to construct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informal system;path

F062．2

A

1672-626X（2014）05-0010-06

10．3969/j．issn．1672-626x．2014．05．002

2014-09-15

赵茂林（1965-），男，陕西蒲城人，安徽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都梅（1988-），女，安徽亳州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