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春 ，孙明月

（1.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2.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

从沿海起步先行、溯内河向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是许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经历。①打开我国地图不难发现，功能最全、集聚辐射力与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非长江流域莫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地理学家陆大道、经济学家马洪等就提出以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作为今后几十年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一级轴线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不同措施推动战略实施。2014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崛起将进一步带动我国经济新的腾飞和全面振兴，并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国内学者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建设战略意义。从历史和现实角度考察，长江经济带是21世纪发展我国生产力强大的战略基地，[1]有必要上升为国家战略，[2]借助长江经济带的巨大发展空间和潜力，提升中部诸多沿江城市和地区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地位和功能。[3]对建设路径的研究分别体现在打造长江黄金水道、[4]产业协调发展、[5]空间结构优化[6]等方面。从相关文献来看，对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的研究集中在某一方面，没有从产业和区域两大层面统筹考虑，没有研判宏观环境新变化，没有立足于长江流域经济梯度特征。本研究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定位

（一）产业层面：构建国家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一体化

1.从交通运输带转变为产业经济带

如果长江经济带建设停留在交通运输带建设，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和周边的岸线资源来发展和开发长江流域经济，那么基本的开发格局就是要发展对运输成本比较敏感的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产业。重化工是属于耗费水量、电量、土地资源的产业，包括能源（煤炭、石油、电力等）、机械制造、电子、化学（硫酸、制碱、化肥、石油化学等）、冶金（钢铁、有色金属等）及建筑材料（水泥、玻璃等）等工业。这些产业在长江沿线布局，将消耗大量水资源，并大大增加长江水资源污染风险。而且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繁忙水运可能成为长江生态失衡的催化剂，威胁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及水域生态环境，导致水生生物资源严重衰退、水域生态不断恶化、“荒漠化”趋势更加严重。一些学者（刘志彪，2014；肖勇，2014；蒋正华，2008）呼吁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发，水资源只是一个符号，更多的应该进行长江流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长江经济带生产力，而前提是首先维持长江的健康生命。长江经济带除了水运优势外，最大特征是长江横贯东中西，连接东部沿海和广袤的内陆，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长江经济带建设应立足于长江流域产业梯度特征，让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打造产业经济带。

2.从国家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一体化

金融危机前，我国东部地区大部分企业要么是为跨国公司贴牌进行产品加工，要么是承接国际生产订单进行产品制造，或者是利用跨国公司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等。这些企业嵌入的只是全球价值链（GVC）的低端环节，发达国家作为价值链中的主导者，会设计各种参数来控制以代工者身份参与其价值链体系的我国企业的技术赶超和价值攀升过程，进而迫使我国企业被“锁定”于低附加值、低创新能力的微利化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形成“低端锁定”。如果东部地区企业被锁定低端位置，必然压制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中西部地区沦为简单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输出地，造成东部地区无法升级，中西部地区又无法接受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尴尬局面。这种模式是我国制造业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呈现高消耗、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粗放发展格局的最重要原因。如果我国没有自己的国家价值链体系（NVC），就意味着我国没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品牌，也就没有多层次的现代产业体系的顶部地带。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直接导致国际大买家对我国制造业外包和采购订单的减少，从而使严重依赖出口的我国制造企业普遍出现“无米下炊”窘境。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就连过去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底部增长的欢乐也不复存在。[7]

从人均产出比较来看，东部长三角苏浙沪地区，人均产出已经达到1.3～1.5万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了发达地区的行列；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和重庆市，人均产出为6～7千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地区；西部的贵州、云南，人均产出还只有3～4千美元，属于欠发展地区。长江流域9省2市是一个典型的横贯我国大陆的雁行发展形态，如果孤立地看，这种区域差距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但把它连接成一个整体空间来看，这种差距梯度特征恰恰反映出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后劲。经济梯度差异也蕴含长江流域上中下游资源状况、市场发育程度差异、产业层次与技术水平差异。发挥产业衔接和生产要素结构的互补效应，打造统一市场，才能有望形成一个开放融合、分工协作的新的经济生态系统。长江经济带建设可以完成从长江下游至长江上游经济区逐步推进的产业结构升级，构建国家产业价值链。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建设其实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整合的过程。

（二）区域层面：构建点轴面融合发展格局，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1.从长江干线发展轴拓展为流域网络发展轴

区域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优先发展区位好的城市，形成增长极，再由增长极向外辐射，一般沿着增长极间交通线向外辐射。长江经济带内长江黄金水道两岸集中许多大中城市，在水路运输主导时代，这些城市发生过千丝万缕联系；随着长江两岸沿江高速公路建成，沪汉蓉高铁开通，长江两岸城市联系更加密切，长江经济走廊发展轴必将形成。长江流域资源将会向长江经济走廊发展轴集中，如果没有外力干预，长江经济带将变成长江交通走廊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不仅仅要考虑长江沿线城市发展，更要通过长江沿线城市带动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最终带动长江流域9省2市经济发展。因此，长江经济带建设不仅要打造长江黄金水道（含沿江高速公路和沪汉蓉高铁）干线发展轴，而且要打造流域内多条交通发展轴，形成网络发展格局。

2.从点轴面融合发展到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空间发展格局一般从经历增长极发展模式，到点轴发展模式，再到点轴面融合发展格局。点轴面融合发展是区域发展空间结构优化最终目标，点轴面能否融合发展关键在于资源要素能否合理配置，其内在要求就是区域一体化，达到区域内生产要素趋于自由流动，生产要素在区域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

长江经济带内有众多城市形成增长极；有多条铁路、公路和水路，可以形成发展轴；长江经济带内不仅存在不同的行政区划经济区，而且有体现不同战略的国家规划区，可以构成不同发展面。长江经济带内存在多点、多轴、多面空间要素，但这些要素能否融合发展直接关系到长江经济带整体效应的发挥。以长江经济带作为纽带，既可连接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又能与其他两大经济带形成呼应：一方面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平行并进；另一方面与沿海经济带形成“T”字形联动，未来将形成沿海、沿边、长江流域同时开发，东中西部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格局。长江经济带内点轴面要摒弃自身行政区内束缚，要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大视角下，立足于中心地理论，把握城市（点）等级，寻找交通线（发展轴）走向，确定不同区域功能定位。

三、长江经济带建设路径

（一）谋划产业布局，推进产业一体化

长江流域中各省、市都提出了不同层面沿江发展战略，也都编制了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布局高度雷同，所要发展主导产业非常相似，特别是化工、制造等产业，更成了各地产业布局规划的主流，社会各界都在担心长江会成为欧洲的莱茵河。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区工业结构相似性很高，并呈现出“两头略低、中间较高”的特点。[9]各地区都只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没有从整个长江沿线的大局进行谋划。这种由不同行政区经济所引发的产业同构化问题，导致城市功能不明、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小，没有形成紧密的产业链，严重影响了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进程。如何从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出发，在产业布局方面实现一体化，是长江经济带能否打造成功的关键。产业布局不能只看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整体，而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编制相对统一的产业布局规划，且各个区域的产业必须有所侧重、有所分工，形成多条完整产业链。

（二）构建立体交通网络，降低资源流动成本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运输和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良好的交通运输工具可以加快商品流通，加快实现商品交换价值。格拉斯·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这些研究充分体现了运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作用。

发挥长江横贯东中西部地区、西江航运干线联接西南与粤港澳地区、京杭运河沟通南北地区水运大通道的重要作用，将有利于实现地区间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有效利用和优势互补，推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战略，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因此，今后要抓好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让长江“供血能力”更足：一是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加快实施重大航道疏浚整治工程，消除通行瓶颈，扩大三峡枢纽通过能力和干线过江通行能力；二是提高铁路通道、高速公路网和航空网络密度，加强各种运输方式与长江流域外的衔接，大力发展江海联运、干支线直达和铁水、空铁、公水等多式联运。

（三）优化城市体系结构，发挥多重空间扩散模式

城市体系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关联并发挥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镇的空间布局总况，是区域的基本骨骼系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带动区域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城市体系结构包括职能结构、规模结构和地域结构（布局）；城市体系主要有金字塔型、多核型、带状型、网络型等类型。不同城市体系结构的城市间呈现扩散模式，如等级扩散、点—轴渐进扩散、近邻扩散和跳跃扩散。

目前，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结构呈现两种类型：从长江水运交通轴视角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呈现带状型，呈现点—轴渐进扩散；从长江经济带城市能级视角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呈现金字塔型，上海市处于塔尖，武汉、重庆和南京处于二级节点位置，区域中心城市处在三级节点位置，其他城市处于城市体系低端，呈现等级扩散。点—轴渐进扩散特点是局限于交通轴上，再由交通轴向不发达区域纵深地发展推移，扩散范围受到局限。等级扩散这种形式是聚集区域经济扩散首先扩散到其他区域的大城市，然后由大城市再扩散到中等城市、小城市，并依托这些城市而向广大乡村扩散，这种扩散特点是扩散速度慢，单向传播。长江经济带建设既要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即以上海带动全流域、以武汉带动中游、以重庆带动上游地区发展，又要与其他两大经济带形成呼应，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平行并进，与沿海经济带形成“T”字形联动。如果依靠长江经济带现行城市体系结构扩散推进，很可能造成长江经济带地区差距拉大，资源逐步向长江沿线城市集中，可能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交通轴经济带，难以肩负长江流域经济发展重任。因此，需要从长江流域角度对城市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打通城市之间资源要素流动渠道，发挥城市群之间多重扩散模式，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共生网络体系。

（四）发挥东中西联动“串联效应”，避免区域战略“碎片化”

长江经济带范围内由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区域既包括长三角、成渝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江苏沿海地区等，又包括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和重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和长株潭的“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此外，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舟山群岛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4个国家级新区也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这些承担着不同战略任务的区域的规划如果在同一区域重叠，往往导致区域战略定位把握不准。如果不同区域的发展仅仅立足于自身定位，没有放在整个长江流域中统筹规划，将可能导致区域战略“碎片化”，区域之间相互分割，障碍资源流动。因此，长江经济带建设需要立足于长江流域范围广特点，重点优化配置长江流域资源，以打造我国经济脊为重任，发挥东中西联动发展“串联效应”。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建设要让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大经济“板块”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为打造长江经济带经济升级版提供规划完整性支持。

四、结语

在现实经济中，各种要素的流动并不是理性、无成本和瞬时完成的，可能是完全不连续的状态，包括时间和数量上的不均匀和非连续，这种要素流动时间与数量上的非连续性称为要素流动粘性。由于要素流动存在粘性，只有当要素迁移所取得的收益大于要素迁移成本时，要素流动粘性才有可能消除。尽管劳动力、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等要素流动粘性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但制度因素是影响要素流动性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始终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进行。长江经济带流域省（市）以各自的行政区划为限，相互没有形成优势互补、产业结构合理布局的局面，不仅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影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要素自由流动。为了增强长江经济带联动效应，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机制和相应的管理机构，这一机构应是国务院领导的具有协调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权威职能的管理机构。该管理机构的宗旨是致力于创造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合作的良好环境和协调可能出现的涉及区际利益的纠纷，体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利益兼顾、适度补偿”。[10]这就需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大区域的开放程度，在区域规划、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加大互动发展力度，避免各地产业雷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等弊病，促进资源流域优化配置，实现中部沿江各省和非临江省份、中部省份和长江流域各省份之间的资源优化组合，打造我国经济增长新脊梁。

注释：

① 从时空维度看长江经济带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5/16/c_133338706.htm。

[1]王茂林.把长江经济带建成21世纪发展我国生产力强大的战略基地[J].生产力研究，2005，（12）：118-119.

[2]伍新木.应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10）：1157-1158.

[3]马勇，黄猛.长江经济带开发对中部崛起的影响与对策[J].经济地理，2005，（3）：298-301.

[4]秦月，秦可德，徐长乐.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3，（11）：1405-1411.

[5]罗蓉.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研究[J].开发研究，2007，（2）：109-112.

[6]陈修颖，陆林.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形成基础及优化研究[J].经济地理，2004，（5）：326-329.

[7]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我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59-68.

[8]陈建军.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意图[J].人民论坛，2014，（15）：30-32.

[9]倪鹏飞，李超.长江经济带：上下游需合作 东中西待一体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5-09.

[10]段进军.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思考[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1）：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