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研究述评

2014-04-06柳礼泉马晓华

湖湘论坛 2014年1期

柳礼泉，马晓华

(湖南大学，湖南长沙 410082)

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也是我国当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1］P165，对钱学森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综合学术界研究钱学森的著作、文章、报告等材料，可以看出，学者们对钱学森的研究已是多不胜数，成果累累。笔者以湖南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知网、中国万方数据中心为信息平台，搜索出有关钱学森的20多本专著和60多篇论文，以这些资料为参考，进行了整理与探究，就钱学森的生平事迹、钱学森的科学成就与学术思想、“钱学森之问”、钱学森精神等问题做一研究与述评。

一、关于钱学森生平事迹的研究

钱学森于191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市(县)。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9年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系铁道门，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得意的弟子。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2］历经五年坎坷，钱学森一家终于在1955年10月回到祖国怀抱，并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1958年4月起，钱学森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的一生不仅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被国人誉为“航天之父”、“导弹之父”，并被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他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和杰出代表，他为中国科技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

对钱学森生平事迹的研究主要见于各种版本的钱学森个人传记，如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钱学森》摄制组编著的《钱学森:中央电视台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涂元季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故事》，叶永烈的《钱学森》，林文力的《钱学森的故事》，王文华的《钱学森实录》，郭梅、张宇的《钱学森传——平凡造就的伟大》，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钱学森与清华大学之情缘》等;以及曾与钱学森有过交往的人写的对钱学森的评述性文章，如冯·卡门的《红色中国的钱博士》，谢光选的《怀念钱学森》，王建柱的《人民科学家的楷模钱学森》等。这些著作和文章都向我们展示了钱学森这位“科技帅才”［3］P66——“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钱学森的成就、品格、精神等内容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对钱学森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是国内外钱学森文献实物最完整、最系统、最全面的收藏保管中心，是钱学森科学成就、治学精神、高尚品德和爱国情怀的宣传展示中心，也是钱学森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研究交流中心，为学者们研究钱学森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二、关于钱学森的科学成就与学术思想的研究

钱学森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取得了卓著超凡的科学成就，出版过丰硕的学术论著，形成了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学术思想。

(一)钱学森的科学成就

钱学森一生成就辉煌，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尤其是在航空航天和导弹领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科学家，但他却淡泊名利，心里想的只是为人民服务。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组建了国防部第五研究所，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他曾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4］P202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4］P121面对这一切，他淡然地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们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的最高奖赏。”［5］144

借用2007年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来评述他的一生:“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6］P67钱学森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他是赤诚的爱国者、伟大的科学家、睿智的思想家，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钱学森的学术思想

钱学森一生贡献卓越，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他本人发表过上百篇学术论文，也曾出版过丰硕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谈》、《创建系统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钱学森书信》(10 集)等。［7］P4但这也仅是钱学森学术思想的一部分，更多的还是学者们对其著作和书信中的学术思想的系统整理与探讨。这一类的研究有很多，几乎在涉及的每个领域中都有相关的著作和评述型期刊论文，其中以著作研究较为突出，也更为系统。

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等 11个科学大部类。”［8］P825有学者也指出，“钱老的科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总体设计和各门学科内涵及其联系的规定。”［9］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6］P177，也是人类一切实践的最高概括;要树立“胀观”、“宇观”、“宏观”、“微观”、“渺观”五个层次的宇宙观。

第二，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从纵向上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学技术11大部门、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1大部门之间的11架“桥梁”［10］三个层次，从横向上划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三个层次。

第三，构建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工程，实施大成智慧教育，培养大成智慧学硕士。“具体讲:1)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2)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3)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11］P31-34

第四，构建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树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思想，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12］。“思维科学的建构与发展涉及广泛的科学技术领域，几乎需要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知识以及广泛的实践经验”。［13］

第五，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构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大致分为四个领域、九个方面，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14］“总体设计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基础，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人-机结合的方式进行工作。”［15］

第六，倡导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包括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海产业、沙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荣正通、王长明指出，工程科技是钱学森研究中学术成果最多的学科类别，而系统科学是近20年来最热门的课题，并且高校是目前钱学森研究最主要的科研和出版中心，但最能体现学术创新能力的分析型论文的比例还有待提高。［16］

三、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研究

对于“钱学森之问”，目前学术界仍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钱学森之问’实际是‘钱学森之陈’的变相表达，有学者认为‘钱学森之问’是一个被彻底虚构的伪命题，大多数学者认为‘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教育问题。此外，众多学者对‘钱学森之问’的内涵及产生原因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17］

(一)“钱学森之问”的来历

在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发出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之后每年在接受国家领导人拜访时，钱老都会重申这个问题。后来就出现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阐述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钱老逝世后，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在2009年11月11日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此时，“钱学森之问”才真正成为备受中国教育界瞩目的深刻难题。学者王朔认为，钱老是以陈述的口吻谈了中国现有大学办学模式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这个事实，表达了他对教育事业的忧虑，即“钱学森之陈”，并进一步指出后来将“钱学森之陈”变为“钱学森之问”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源于我们解决问题的愿望和冲动，二是对“钱学森之陈”内涵的延伸。而“钱学森之问”比“钱学森之陈”更有深度，是一个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教育问题。［17］

(二)“钱学森之问”的质疑

在“钱学森之问”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焦点之后，学者们对它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层出不穷，各有言论。当然，也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

张绪山认为，“钱学森之问”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是钱老的自问自答，其更精确地表述应该是:为何不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并进而指出，对“钱学森之问”的解决不要抱太大希望。［18］李涛则指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一个被公共性虚拟建构的彻头彻尾的伪命题，而这个伪命题被刻意建构的深层逻辑在于，它表达了公共社会对于当前中国教育、政治社会、道德进一步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殷殷诉求。这个命题不过是“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当下唯西方标尺所认同的大师”的另一种表达。［19］钟林、万小龙理性地提出我们有必要对“钱学森之问”做一个辩证思考，认为舆论不应该普遍地全盘地毫无反思地赞扬钱老的提问，也不能将无情的矛头全部指向我国的教育制度，甚至呈现出片面化、极端化的倾向。［20］

(三)求解“钱学森之问”的对策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学者们普遍对中国教育或中国高等教育现状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并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及教学方法等不同方面积极回答了“钱学森之问”，提出了许多内容明确的对策。

第一，重构教育理念，回归大学教育之本质。王朔提出两条求解“钱学森之问”的可能性路径，一是要重新唤起教育育人之本意，二是要加强教育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17］鲁献慧、刘晓飞则指出突破高等教育困境，一要重塑大学精神，创新高效管理模式;二要更新和发展现代化国际化教育理念;三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以生为本;四要实行通识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1］朱清时认为，解决当前教育现状的关键在于改变目前行政化状态，实现教授治校，学术主导，让大学成为真正进行教育的地方，回到大学最开始的原点。［22］纪宝成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努力的方向，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但“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按照学术规律来办事，更好发挥高校自身作用，其核心是反对官本位。［22］

第二，改革教育体制，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熊丙奇认为，只有现代大学制度，才能真正给我们的人才培养提供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和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22］章启群认为，当前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教育方法问题，而是体制问题。［22］游庆军认为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理想，形成新的教育发展目标，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健全教育评估与激励机制，将教育重心由培养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转变为培养创造型、发明型人才教育模式。［23］

第三，创新教育模式，培养创新型杰出人才。李政道建议用“一对一”的精英教育，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22］卢晓静认为，我国教育应创造创新性的环境、呵护人的好奇心、教育评价多元化、培养创新型教师，并指出所有的对策都重在落实。［24］阙明坤强调，创新型杰出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的土壤、创新的氛围、创新的文化;需要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文、理、工兼收并蓄;需要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学、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25］袁益民指出科学研究人员应具备执着探索精神、创新改革精神、理性务实精神、自由开放精神，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大学教育的科学发展。［26］

四、关于钱学森精神的研究

对钱学森精神的研究，已经内在地涵盖了对钱学森丰富的科学思想与高尚的个人品格的总结和评价，也可以称其精神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2011年钱学森诞辰100周年之际，学术界对钱学森精神的研究和探讨达到史上高峰，各界学者纷纷从爱国、航天、科协事业、科学学、科教事业等角度发表个人观点，缅怀钱学森同志的卓越功勋，并对如何学习和弘扬钱学森精神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路径。

(一)钱学森精神的内涵界定

第一，八方面说。“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精忠报国、勇于担当的脊梁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谋远虑、未雨绸缪的前瞻意识;海纳百川、集思广益的民主精神;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君子人格;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信仰坚定、信念执着的赤子情怀。”［27］

第二，五方面说。“爱国的行为风范、求真的科学精神、高尚的人生价值、宝贵的精神财富、泽被千年的教育新思想”［28］;“惟图国强、不图己荣的爱国情怀;谋在前瞻、行在创新的科学品质;人才为重、兴才为责的时代担当;人生有限、求索无限的孜孜追求;科学最重、名利最轻的高风亮节;”［29］“爱国、创新、求实、包容、人本”［30］。

第三，四方面说。“爱国、奉献、求真、创新”［31］;“坚定的政治信仰与信念;高尚的思想情操与品德;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献身祖国现代化事业;追求真理的高贵品质和创新精神。”［26］

可见，学者们都从不同角度对钱学森一生的事迹和思想做出了精炼的概括，内涵近似，只是说法不同。笔者认为，“爱国、奉献、求真、创新”的表述更简洁明确，更突出内核。

(二)钱学森精神的主要特征

汪长明认为，钱学森精神是“时与空的结合”，是“冷与热的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先进性和示范性。［31］常万全指出，钱学森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统一，是“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的生动体现。［29］罗云瀚强调，钱学森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统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精神与世界潮流的统一、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立场坚定与思想开放的统一。［27］

(三)钱学森精神的时代价值

罗云瀚从当前社会的热议点上比较全面地指出，学习钱学森精神，有助于推动各项工作科学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更加和谐，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创新型国家，有助于培养杰出人才。［27］

当然，钱学森精神的时代价值绝不仅只有这些，还可以延伸到更多方面，还需要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将时代价值的研究继续推向前进，结出更多理论硕果。

(四)弘扬钱学森精神的路径

马兴瑞指出，弘扬钱学森精神，建设航天强国，不仅要坚定不移树立矢志报国的崇高信念，坚定不移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更要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企战略。［27］

穆荣平主张，学习钱学森“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操，弘扬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继承他“严谨务实、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继续推动中国科学学发展。［28］

韩启德倡议，深切缅怀钱学森同志，大力弘扬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爱国精神，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力弘扬淡泊名利、诚实守信的高尚品格，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9］

刘延东认为，继承和发扬钱学森崇高精神，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想信念，学习他潜心治学、严谨求实、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学习他探索创新、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爱才识才惜才、大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博大胸怀，为推进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30］

袁贵仁强调，学习弘扬钱学森精神，推动教育科学发展，不仅要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着力形成志存高远、报效祖国和人民的高尚情操，还要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努力形成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并且切实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着力形成淡泊名利、科学严谨的良好学风。［31］

罗云瀚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提出如下六点看法:一是时代背景对钱学森的深远影响启示我们，应该加大国情教育力度，培育人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二是良好的家庭和家族文化氛围对钱学森的重大影响启示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尤其应该充分传承和利用优秀家族文化对后代的教育熏陶功能;三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钱学森的深刻影响启示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用悠久深厚的中华智慧滋润当代人们;四是良好的学校教育对钱学森的关键影响启示我们，应深化教育改革，把握教育规律，提高教育质量;五是科学艺术联姻对钱学森的深刻影响启示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要着眼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文理兼通、科学人文并重，培养“大成智慧”人才;六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钱学森的根本影响启示我们，要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提升境界。［27］

总而言之，钱学森精神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价值。科学需要钱学森精神，事业需要钱学森精神，时代需要钱学森精神，中国需要钱学森精神，世界也需要钱学森精神!学习和弘扬钱学森精神，始终是我们当代人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在新的时代起点，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并用它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培养“科技帅才”，为祖国的发展继续做贡献。

［1］中央电视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钱学森》摄制组.钱学森:中央电视台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2］涂元季，莹莹.钱学森故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

［3］钱学森书信选(上)［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4］黄宗煊.钱学森——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5］郭梅，张宇.钱学森传——平凡造就的伟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6］钱学敏.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7］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8］钱学森书信选(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9］钱学森.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N］.光明日报，1990-12-30.

［10］荣正通，汪长明.有关钱学森研究论文(1980-2010)的统计分析［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11］王朔.“钱学森之问”研究述评［J］.上海教育科研，2012，(3).

［12］张绪山.“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J］.炎黄春秋，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