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蕾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1933年，胡先骕等19名植物学研究者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以“互通声气，联络感情，切磋学术，分工合作，以收集腋成裘之效，并普及植物学知识于社会，以收致知格物，利用厚生之效”[1]347为创办目的，秉行“谋纯粹及应用植物学之进步及其普及”[2]752之宗旨。随后发行《中国植物学杂志》、《中国植物学汇报》，致力于探索和研究中国植物学的诸多问题，开启并推动中国植物学的发展与进步，可谓成绩斐然。目前，学界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植物学会的研究甚少，笔者不揣浅陋，试图考察民国时期中国植物学会的成立、主要活动、基本主张及其历史地位。

一、中国植物学会成立

中国地大物博，植物品种复杂多样，草木之学颇为发达，国人“争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尚”[3]1。古有“神农尝百草”之传说，“神农假托，固不足信，然自陶弘景李时珍，治斯学之人，难屈指数”[3]1。到民国时期，国内对于植物学的研究效法西欧，取得令人惊叹的进步。以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为例，“专研植物分类学研究所有四，此外尚有各大学之植物标本室，遂使斯学之进步，有一日千里之势，分类学专家已有多人，皆能独立研究，不徒赖国外专家之臂力”[3]1。尽管如此，植物学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中等学校之教学与设备，仍孤陋如故也”；其二，“一般社会对于斯学，仍冷淡如故也”；其三，“植物学之知识，不能传布于农林园艺界如故也”[3]1。植物学的普及与传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其适应人群仅限于研究专家，而不被社会大众所认同，“学人散处四方，无全体之学会以通声气，供切磋；而专门之论文，又多以欧文发表于专科之中，为一般社会所不常见……”[3]1。基于以上情况，一些植物学研究者决心成立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于1933年8月20日在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发起人有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辛樹幟、裴鉴、秦仁昌、钟心煊、刘慎谔、吴韫珍、陈嵘、董爽秋、张珽和林镕等19人，中国植物学成立大会与会会员有105余人。自此，中国植物学会诞生。

学会由董事会、本会职员、评议会和委员会组成。学会董事会由大会推举董事9人组成，以计划本会发展事宜为任务，任期3年，每年改选1/3，连选得连任。第一届董事会人员有蔡元培、朱家骅、秉志、翁文灏、任鸿隽、丁文江、马君武、邹秉文、周贻春。本会职员设会长、副会长、书记、会计各1人，任期1年，每年召开常年大会时选举得出，连选得连任，会长、副会长只能连任1次。学会评议会决议该会重要事宜，由评议员7人组成，会长、副会长、书记、会计为当然评议员，其他3人在召开常年大会时选举得之，任期1年，连选得连任。学会在必要时成立各种委员会。

学会会员分为普通会员、特会员、机关会员、名誉会员、赞助会员、永久会员和仲会员7种。普通会员，由本会会员两人介绍，经评议会通过者可成为学会的普通会员。但前提条件是参选人员需符合以下3个要求之一：一是研究机关之植物研究员及大学植物教员；二是国内外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并有相当成绩者；三是研究与植物学相关科目之学者。特会员，凡普通会员对研究有特殊成就者，由学会会员两人推荐，经评议会通过，成为学会特会员。机关会员，凡赞助学会事业之机关，由学会会员两人介绍，评议会通过可成为学会之机关会员。名誉会员，国外著名植物学家对学会事业有相当贡献，由学会会员3人以上提议，经评议会一致通过，可成为学会的名誉会员。永久会员，凡一次性捐款100元者，可成为学会之永久会员。特助会员，凡对学会热心赞助或捐助巨款500元以上者，由学会会员5人以上提议，评议会通过，可成为学会特助会员。仲会员，大学生物学系未卒业之学生或研究植物学者，由学会会员两人介绍，经评议会通过，成为仲会员。仲会员达到相当资格时，经评议会通过可成为普通会员。

学会会员应履行“担任会中职务及其他调查、采集、研究、编译与缴纳会费、遵守会章”[2]753之义务，并且享有“提议选举及被选举权与直接参与本会定期刊物”[2]753之权利，但仲会员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参加大会并享有其他一切权利。学会会费均由会员捐助，普通会员入会时纳会费5元，每年缴纳常年会费5元，机关会员每年缴纳常年会费50元，仲会员缴入会费及常年费各3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植物学会活动逐渐加少。1937年至1949年间，植物学会以培养人才和组织各地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为主。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植物学者重新组织植物学会，发展至今。

二、中国植物学会开展的活动

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中国植物学会自成立以来，秉行“以谋纯粹及应用植物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之宗旨，专注于对植物学的研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例如创办报刊、翻译外人书籍、召开年会、进行实地调查和开展学术交流等等。

(一)创办报刊

中国植物学会成立之初，创办《中国植物学杂志》。发刊之必要有三：其一，“今日之植物学界，虽专门研究，多知努力，然对于各级学校之植物学教学法，尚少注意”[4]2；其二，“纯粹之科学研究与斯学之应用方面，影响甚浅，此殊有负于吾国天赋之植物宝藏也”[4]2；其三，“纵观欧美诸邦，一般社会人士，舍专门学者外，每以植物学之研究为副业，而园艺农林各学科，与其纯粹之植物学研究，尤息息相关，交相辅助。故斯学之进步特速，而专门研究之影响与民生国计亦特大，此吾所宜效法者也”[4]2。

1934年3月，中国植物学会秉行其创办宗旨，正式创刊发行《中国植物学杂志》。该报刊为季刊，以半通俗文字介绍植物学的新知识，每年1卷，每卷4期。自发行起，发行4卷，共13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报刊停刊。胡先骕为该报总编辑，负责报刊编发的诸项事宜。该报刊内容大致分为：1.最近植物学各门之进步；2.专门论文(半通俗式)；3.世界植物学家小传；4.国内国外植物学界新闻；5.植物采集游记；6.植物学试验与教授方法；7.书报介绍；8.国内外研究论文節要；9.杂组；10.植物学问答；11.会务报告。

此外，中国植物学会于1935年6月发行西文报刊《中国植物学汇报》(Botanica Sinica)，李继侗为总编辑。该刊以西文刊印，为不定期发行，报刊内容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研究类的论文，后一部分是国内发表论文的摘要。以第1卷第1期为例，前一部分有钱崇澍先生之中国荨麻科志，胡先骕先生之中国西南部新发现之植物，戴芳澜先生之中国菌类研究，秦仁昌先生之亚洲蕨类植物Pyvrosia属之概观，马心仪女士之菌类生长及实验等；后一部分有书报撮要，举凡在最近中国植物学者之专门论文撷取简要登载之。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学会停止活动，报刊停刊。

(二)召开年会

召开年会是中国植物学会的一项重要的活动。自成立起，该学会共举行4次年会。第一届年会于1934年8月21日至28日在江西庐山莲谷举行。之所以选择庐山作为年会地址，与其独特的地理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庐山景物幽秀，风月宜人，植物繁足，足供观摩，诚为中国植物学者雅集之胜地。”[5]242此次年会由中国植物学会与中国科学社、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3个学术团体联合举办，该会会员与会宣读33篇尚未刊行之研究，学术氛围极为浓厚。此外，第一届年会通过以下几项决议：1.评议会通过新会员。2.修改会章。主要在董事会、职员、评议会、工作、会费等几个方面做出了相应的修正。3.决议明年年会与科学社同时同地举行。4.提议编纂中国植物志案。胡先骕是提议编纂中国植物志的第一人。5.选举议员。胡先骕被选举为第二届会长。6.经大会用通信法选举李继侗君为西文学报总编辑。7.由会长推举李良庆为植物学杂志编辑干事。8.中国植物学西文办报办法。第二届年会因史料匮乏，留待日后考察。

第三届年会由中国植物学会与中国科学社等5个团体于1935年8月11日至15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会址为南宁省政府。由于地点关系，到会会员有辛樹幟、董秋爽、马心仪、周宗璜、傅焕光、叶培忠、王浩真、陈秀英、汪振儒、王善佺等。联会结束后，各团体分别举行年会，宣读论文。植物学会共有论文节略23篇，会长胡先骕博士致主席辞，题为“中国与北美东部木本植物之比较”。会上公举董秋爽先生为该会代表，参加联会主席团；公决关于上年度会务及会计事项，请负责职员作书报告，公布于《中国植物学杂志》；改选议员，以通信法行之。因各职员因事所阻，未能到会，该会会务会议停止举行。

第四届年会于1936年8月17日至20日在北平清华大学举行。与会期间，论文宣读会及事务会分别举行了两次。第一次论文宣读会，于8月18日上午9时在清华大学化学馆举行，李继侗为主席，出席会员19人。本届年会计交进论文题目及摘要共32篇。此次宣读会，周宗璜、徐仁、李中宪、李良庆、汤佩松、俞大绂诸人宣读论文8篇。第二次宣读会，于8月20日上午9时在清华大学化学馆举行。李继侗为主席，出席会员17人。张景钺、徐仁、王宗清、俞大绂、严楚江诸人宣读论文13篇。第一次事务会议于8月18日上午11时在清华大学化学馆举行，戴芳澜为主席，会上张景钺作了书记报告，“现本会成立已满三年，本届第四届年会，过去一年中本会进行一切尚称顺利，现有机关会员十二，永久会员一，已纳费之普通会员一百零五，本会各项工作进行可谓积极，除每年开年会外，刻刊行中西文刊物各一种，去年在荷兰举行之世界植物学会，由会员陈焕镛、李继侗二君代表本会出席参加，陈焕镛君并被推举为大会中分类及名词翻查组常务委员，此亦本会之营养殊堪欣庆”[6]1156。此外，在此次事务会议上秦仁昌、李良庆作会计报告，李良庆作植物学杂志及汇报干事编辑报告。第二次事务会议8月20日上午11时在清华大学化学馆举行，到会会员16人。此次会议中，选举下一届组织人员，陈焕镛被选为下一届会长。

(三)进行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是中国植物学会进行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活动。中国植物学会为了获得丰实的植物学资料，促进植物学发展，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刊登于《中国植物学杂志》。《海南岛采集记》(1/1)是左景烈记述的一次野外采集活动。此次采集活动工作计划为期两年。之所以选择海南岛作为采集对象，原因有三。其一，在当时，海南岛隶属于广东省，广东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计划“将广东植物种类调查清楚，编辑广东植物志一书，以为研究华南植物之初步”[7]60。其二，与其丰富的植物资源密不可分。该海南岛森林丰富，植物种类必然繁多。其三，政局的稳定为此次采集提供了稳定的省会环境。“华南政局日趋稳定，政府对该岛的治安，亦有余力足以维持，而吾人之海南采集计划，乃亦乘时进行。”[6]60然而，此次采集困难重重，“该岛交通不便，接济困难，而气候不良，易生疾病，凡此种种，皆足以影响吾人之工作者”[6]61。第一次采集队出发海南，因队员患病者多，不久便全队返回。此次行动失败纠其原因“在于队中人饮食起居疏忽，以致疾病”[6]61。故当第二次出发前，采集队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例如，关于药品携带，“吾人事前会请教熟悉热带病症之医生，介绍各种有效之丸片膏散”[6]62；关于疾病预防，“行李中必需备带蚊帐”[6]62；关于饮食，尤为注意清洁，故在行李中，“罐头食品亦占一重要部分”[6]62，避免因食用不干净的食物导致疾病。虽准备充分，但采集队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值得欣慰的是，此次采集工作收获颇多。以同甲地区为例，全队在同甲附近一带采集，对同甲的植物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山中树木各属之种类主要有:

“Lithocarpus,Gironniera,Helicia,Cinnamomum,Itea,Liquidambar,Evodia,Acronychia,Aporosa,Daphniphyllum,Mallotus,Ilex,Meliosma,Elaeocarpus,Schima,Adinandra,Eurya,Garcinia,Homalium,Eugenia,Scheffera,Diospyrus(笔者注：石柯属，白颜树属，山龙眼属，樟属，鼠刺属，枫香属，吴茱萸属，山油柑属，银柴属，虎皮楠属，野桐属，冬青属，泡花树属，杜英属，柯树属，杨桐属，柃属，藤黄属，天料木属，番樱桃属，鹅掌柴属)”[6]80。山麓一带“尤以Lithocarpus,Eugenia,Phyllanthus,Macaranga,Glochidion,Scheffera,Liquidambar(笔者注：石柯属，番樱桃属，叶下珠属，血桐属，馒头果属，鹅掌柴属，枫香属)等为多。”[6]80沿河一带植物，更为与众不同。除其物种繁多复杂之特点外，树干上附生蘭花为以独特之处。“OberoniairidifoliaLindl,PholidotachinensisLindl,Dendrobiumsp,AppendiculabifariaLindl,RenantheracoccineaLour,SarcanthuselongatesRolfe(笔者注：鸢尾兰，石仙桃，石斛兰，牛齿兰，火焰兰，长隔距兰)等亦到处可见。其中,Renantheracoccinea一种，依树生长，有时高于树脊，其多节之茎，有如小竹。而Sarcanthueelongates则倒悬树枝上，其生长状态，极为美观。”[6]80同甲地区的植物品种多不胜数，不能一一列举，只能举例而言。

《四川植物采集记》(1/3)是俞德浚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采集活动记载的。此次活动是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历时8个月，采集了峨眉、西昌会理、宝兴等地方的植物，成绩显著，“先后共得臘叶标本一千七百八十九号，计两万余份。其他药材，木材即经济作物之标本，各数十号”[7]327。唯有遗憾之处是未深入深山老林，对“当地植物分布情形之观察亦仅知其概略耳”[7]327。此外，还有白蔭元受黄河水利委员会之约参与并记录的《陕西植物采集记》(2/1)，主要记载了陕西终南山、太白山等地的植物分布状况。

三、中国植物学会的主张

中国植物学会通过《中国植物学杂志》，大量普及植物学知识，阐述有关植物学的基本主张。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注微观领域的植物学研究

“植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中国古昔本草学颇为发达。春秋时期的《诗经》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了132种植物，其中多是与农业相关的采集和利用植物的记载。之后出现的《管子·地员》、《尔雅》、《吕氏春秋》、《说文解字》都涉及很多有关植物的内容。东汉末年的《神农本草经》开启了本草学的时代，之后有《氾胜之书》、《唐本草》、《茶经》、《竹经》《洛阳牡丹记》等多种书籍记载有关植物学的知识。虽然植物学在当时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依附于农学、医学等学科存在，但最初对植物的采集和利用，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以后，中国植物学会成立，效法西学，从对植物宏观的了解转向微观的研究。植物学家热衷于对植物学的微观研究，在《中国植物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例如，马心仪《土壤中的细菌》(1/1)、沈同《晚近(1932-1933)关于植物生长素的研究及其文献》、冯言安《忍冬科植物细胞核分裂精子及受精之细胞核研究》(1/4)、俞大绂《中国植物病理学与真菌学文献撮要》(2/3)、马心仪《细胞学之历史》(2/4)、郑乃涛《大麦坚黑粉病》(3/4)等等。其中，《大麦坚黑粉病》(3/4)指出大麦黑粉病危害极大，“据过去统计(笔者注：民国20年)就江苏一省而言，大麦每年因懼病而受之损失竟达4 752 000元，(受病率以6%计算)不可谓不钜”[8]1268。因此，植物学家做了一系列研究，对大麦坚黑粉病有了一定了解，得出以下结论：“大麦坚黑粉病病原菌为Ustilagohordei(Pers.)Kell et Sw,其传染方法为病菌胞子附着于种子上，播种后，胞子与种子同时发芽而前者乘机侵入大麦之嫩芽，嫩芽长至一公分后则病菌失去侵害能力。”[8]1280其病症为“受病穗完全变黑，有薄膜而不易破裂，且常卷缩于叶梢内”[8]1280。病原菌最佳适宜环境为“土温在摄氏表二十度，土湿在50%左右，土壤酸度在pH5”[8]1280。故防除方法以采用洁净的种子或以碳酸铜粉消除最为有效。《土壤中的细菌》(1/1)主要从细菌、黏菌、真菌在土壤中的动作与土壤肥沃的关系及其对于高等植物生理上的位置方面介绍。《晚近(1932-1933)关于植物生长素的研究及其文献》(1/1)叙述了植物生长素的研究现状。中国植物学会对植物病原菌、细菌、生长素等微观元素的关注，直接表明中国对植物的研究已从宏观过渡到微观领域，表明中国的植物学已进入一个独立自主的阶段，标志着植物学研究的进步。

(二)教授植物学的研究方法

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很多，植物学者刊载在《中国植物学杂志》上的文章有多篇涉及到植物学的研究方法。例如：《植物徒手切片法》(1/1)、《中国藻类植物之概况及其经济价值》(1/2)、《植物分类学研究之方法》(1/3)、《淡水藻类植物研究之方法》(2/1)、《木材解剖术》(2/1)、《高等植物标本采集及制作法》(2/2)、《采集及制造海藻标本之方法》(3/1)等。其中，《植物徒手切片法》(1/1)介绍了徒手制作植物切片所需的用具及方法。制作所需用具有刀、磨刀石、盪刀皮、保险剃刀片和维持物。切片制作过程极为简易，切法尤为重要。“左手持物，食指与所切物之面平，右手以拇及三指轻捻刀柄，刀及维持物均蘸水。持刀之手及臂务宜松懈，置刀与左手食指上从刀口下方起斜向前切之。”[9]92《植物分类学研究之方法》(1/3)中强调植物分类学的研究“除采集标本与实地研究外，厥惟知如何应用参考书报”[10]308。该文指出采集植物标本需注意以下三点：1.“采集植物首宜注意之事，即在留意隐微不易发现之种类。”2.“宜注意于野外记录与制作。”[10]306静生生物调查所野外记录之式样尤为详细，“记录分采集号数，采集日期，地点，海拔，生长环境，习性，高度，直径胸高(指树木在人胸高处之直径)，树皮，叶，花，果，附记，俗名，科名，学名，采集人姓名，诸项”[10]306。3.“采集植物务须得完全之标本。”[10]307本文对于如何应用参考书报，提倡参考欧文书报并列举了69种外文书报，有Index Kewensis and Supplements,Index Londonensis,Carl Christenson:Index Filicum and Supplements,Alfred Rehder:Manual of Cultivate Trees and Shrubs(1927)等。《淡水藻类植物研究之方法》(2/1)一文指出“藻类植物之形态及构造，既异于其他植物，研究方法，亦自不相同”[11]529。此文对淡水藻类植物的采集、保存与研究的方法做了详细的述说。《中国藻类植物之概况及其经济价值》(1/2)中介绍了现代藻类植物的的分类方法。最初依据色素将藻类分为4大类：“绿藻Chlorophyceae、蓝绿藻Cyanophyceae、红藻Phodophyceae与褐藻Phaeophyceae”[12]119。后来，植物学者发现4类分类法并不能够概况全部的藻类，“英之卫士特West首先证明蓝绿藻类，仅有半数确有蓝绿色，其他半数之个体，则杂有褐、绿、紫、红，诸色。〗再则绿藻之中，有一部分经人发现为黄绿色”[12]120。基于以上发现，英国弗里奇Fritsch在其《英国淡水藻类》中，将藻类编排成“绿藻、黄淡藻、金褐黄藻、夕藻、褐藻、双鞭藻、似鞭藻、游藻、黄褐藻、红藻、蓝绿藻”11纲”[12]121。

(三)重视植物的实用价值

中国植物学会创办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厚生”，即指充分利用植物的实用价值。唐燿的《中国木材问题》(1/1)阐述了中国最急切解决的木材问题。中国地大物博，树木种类在2 000种以上，分布于寒带、温带和热带3个不同的温度带。由于中国对植物学的研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对树木的分布、材性等其他方面不甚了解，缺乏研究。而中国对于木材的需求日益增多，“据海关统计，木材一项，每年入超，达两百万左右”[13]36，而中国之木材由于交通不便等因素不能被充分利用。因此，研究中国木材问题，“以木材分类学与木材材性与力学之研究，为最切实用”[13]38，“一方固在治本之调查与研究，以期取代外材。一方急须将输入外材，研究其市况与价格，以免重受其害”[13]36。《中国藻类植物之概况及其经济价值》(1/2)中指出藻类的与人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其经济价值可分为6类：1.为制造洋粉、钾类化合物及碘之原料；2.直接用于田中作肥料；3.研究生物学各项问题之良好试验品；4.直接为人生之食物；5.间接为人生食料之来源；6.其他范围较小的用途，例如：药品之用、制造金箔之用、油漆之用等。胡先骕《如何充分利用中国植物之富源》(3/3)中认为，“当此我国民穷财拮的时候，如果要恢复国民经济的元气，开发植物的富源当然是最有效方法之一”[14]1078，并总结了中国植物的利用现状，指明了其发展前景。此文提倡“对于已经利用的经济植物，应该研究其改良种植的方法，使其获得最高效果；对于未利用的经济植物，应该加以调查和提倡，使民众的生产能力提高，是国家的富源增加”[14]1069。以粮食为例，中国已经普遍栽培多种主要的粮食，但对于一些未知的农作物仍需做详细的调查研究，对于现有的农作物，“一定还可以另行产生更优良的新混合种，极需我们继续不断的研究”[14]1070。此外，此文还从牧草、草场草、豆科植物、蜜源植物、果品、坚果、花卉、风景树、枕木等方面分析了植物的经济价值，并指出“植物的富源，当更富于金矿”[14]1078。

综上所述，中国植物学会自成立以来，积极从事植物学研究，创办报刊，进行调查研究，普及植物学知识，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重视，促进了植物学的发展与进步。该会以社团组织的形式，传播植物学知识，在植物学发展史上可谓是独具一帜，是植物学发展的里程碑。该学会的成立，方便了研究成果的交流，也便于建立与国际同行的交往，标志着中国植物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植物学研究，对植物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且该学会在对植物进行调查研究中，吸引了一大批有识之士积极投身于植物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植物学研究者，为日后植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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