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志清,王凯东

(1.河北北方学院 法政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2.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办公室，河北 宣化 075000)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概念，是社会运行和发展过程中一种必然的现象，通常被定义为个体或群体社会地位或位置的变化[1]252。社会流动也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近年已经走入历史学家视野，广为历史学家所关注。春秋以前，社会有严格的等级分层，战国以后，社会阶层不像以前那样界定分明，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各阶层间更为自由的流动成为可能。动荡、开放的秦汉社会，社会流动发生在各个阶层，并对流动者个人和后代以及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探讨秦汉时代各社会阶层的家庭出身、生存状态、生存境遇、社会地位、人生理想和个人奋斗，走进他们的生存世界，感知各个社会阶层的活动，有助于认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了解作为行为主体的各阶层面对矛盾时的挣扎与无奈；感知他们，更有助于了解鲜活生动的秦汉社会。

秦汉时代，爵位、财富、官职和知识的差异规定着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因时因地的选择，也影响和促使不同阶层的流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家撰文探讨张耳在秦末之际的社会角色，多是把张耳作为“政治人”，是六国旧贵族的代表，探讨张耳的政治身份。该文力图还原张耳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考察一个普通人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分析在秦末汉初的动乱年代，士人如何获得发展机遇，如何提升自己，如何在流动中功成名就并且为后代创造机会。

一、亡命外黄，婚姻资助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记载：“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对张耳而言，这次“亡命”无异于鱼跃龙门！

(一)依托女家,积累人脉

在外黄，“适时脱身游”一贫如洗的张耳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一位不满意现任丈夫决定改嫁而且家境殷实的女性，“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2]2571，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张耳的婚姻对其社会地位的提高意义重大，其妻子抛弃“庸奴”，选择张耳也是汉代妇女再嫁自由的注脚。在外黄，张耳还遇到了后来的“真命天子”——刘邦，“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2]2572。从大梁流浪到外黄，张耳赢得了爱情，成家立业，经济上获得了丰厚的资助；政治上由亡命者一跃而为外黄县令，招致吸纳包括刘邦在内的众多门客,准备在秦末乱世大显身手。

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事业，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结束诸侯混战，给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带来幸福，有了安定的环境生产生活，但给张耳带来的却是灾难。作为有碍统一的分裂势力，张耳受到秦朝的追捕，只好变更名姓逃出外黄,隐居在陈县(治今河南淮阳)，忍辱负重蓄势待发。

(二)陈县隐忍,蓄势待发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占领陈县，等待时机的张耳、陈馀前往陈述己见，处于胜利兴奋中的陈胜对张耳、陈馀提出立六国之后以广树党羽，攻陷关中号令诸侯的意见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自号“张楚”。二人不被重用，再一次面临选择。陈馀“愿请骑兵北略赵地”[2]2573，陈胜答应派出三千士卒，派武臣为将军，以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在赵地，张耳劝说武臣称赵王，由此转化为独立于陈胜的政治势力，张耳为右丞相，政治地位由此提升。然而，右丞相远非张耳的终极追求。赵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厮养卒”曾经分析：“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箠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己邪？”[2]2577“厮养卒”道破了张耳的动机与抱负：绝不会“为卿相终己”，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只是在等待新的机会罢了。

二、适时择主，两度封王

秦末起义爆发时，钜鹿成为赵国故地反秦的重要据点。定陶之战后，章邯乘胜率军北击赵国，赵王歇与张耳所率领的赵军被迫退入钜鹿邑，形势岌岌可危。

(一)追随项羽，封常山王

关于张耳被围困钜鹿的时间和张耳当时的绝望在拙文《“巨鹿之战”对张耳、陈余友谊之影响》中多有分析。当时，“钜鹿城中食尽兵少……数月，张耳大怒，怨陈馀”[2]2579，饥寒交迫，粮草匮乏，被围将士精神高度紧张，各路救赵军队均作壁上观，即使张耳的儿子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馀旁，未敢击秦”[2]2579。陈馀在张耳“刎颈之交”打动下勉强派出的五千兵马全军覆没，张耳几乎濒临绝望，前途黯淡。

项羽以“力拔山兮气盖世”之英武，叱咤风云，力解钜鹿之围，成为各路反秦义军的领袖。“卒存钜鹿者，楚力也”[2]2579，诸侯将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2]307。钜鹿之战后，张耳追随项羽入关。战后的项羽进入咸阳后开始发号施令，分割天下，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梁、楚九郡，都于彭城(江苏徐州)，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封张耳为常山王。对于封张耳为常山王的史实，《史记》和《汉书》记载稍有差别，《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汉元年二月，项羽立诸侯王，张耳雅游，人多为之言，项羽亦素数闻张耳贤，乃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汉书·张耳陈馀传》则未见“汉元年二月”，李殿元的文章或许可以帮人们理解这一差异，文章认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3年的楚汉相争时期是以项羽(西楚霸王)为主角的，当时还没有所谓的‘汉高祖’，作为‘汉王’的刘邦那时还不是历史舞台的主角。”[3]司马迁在《项羽本纪》、《张耳陈馀列传》等纪传中用汉纪年，这是由他政治立场所决定的，作为汉朝的臣子，用项羽纪年有违政治合法性。因此，虽言项羽“本纪”，实则是“列传”。这不是实际与否的问题，而是政治需要如此。

(二)投奔刘邦，获封赵王

项羽的分封引起众多握有重兵将领的不满，田荣首先在齐地反抗项羽，又遣兵同陈馀一起攻打常山国(治今河北石家庄东古城)，昔日好友终于刀兵相见，后世史家多为之感慨万千。

在常山，陈馀大破张耳军，张耳思虑再三，决定投奔到曾是自己门客的刘邦麾下。“张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2]2581汉三年，张耳随韩信出井陉击赵，大败赵军，陈馀及赵王歇被杀。汉立张耳为赵王。“汉五年，张耳薨，谥为景王。子敖立为赵王。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2]2582张耳被封赵王，并且与刘邦结为儿女亲家，儿子张敖得以袭封赵王，虽然往日的刎颈之交已然成为今日杀之而后快的仇人，但总体言，此时的张耳达到了人生的高峰，已经是最理想、最圆满的人生选择了。

三、流动生涯，启迪后人

张耳生活在纷乱动荡的秦汉之际，各派力量竞相粉墨登场，是多方社会力量交错的时代。秦的暴政赋役繁重，刑政暴虐，“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愁,故天下坏也”[4]2552。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一度被秦军铁蹄踏平的六国旧贵族和中小官吏也从各个角落起兵反秦。作为当时魏国名士的张耳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卷入其中。

张耳一生奔波，从大梁到外黄，从外黄到陈，北略赵地；钜鹿战后，追随项羽；朋友反目，投奔刘邦；从流浪者到外黄令，从“里监门”到参军，从左校尉到右丞相，从常山王到赵王，几经流动和选择。但是，和悲情的陈馀比较，张耳一生两次封王，应该说是成功的人生了。张耳所言：“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2]2573-2574“成封侯之业”、“成割地有土之业”不仅是张耳的号召，更是他现实的追求，他被封为常山王、赵王，理想已经实现。他能在乱世中寻找适合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更能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尤其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清醒分析形势变化不断选择，跟对人，跟准人，凭借和项羽、刘邦的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在秦末乱世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建功立业直至封王。张耳的流动和选择是他个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原动力推动的结果，张耳流动沉浮的一生又和秦末汉初的时代紧密相连，其主动而为和被动追随投奔的流动行为随着社会各派力量角逐结果的变化而变化。张耳的流动也为后代创造了新的机会，那就是在他死后，“子敖嗣立为赵王。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经过谋杀刘邦事件之后，故张耳门客贯高以“忠”救主，张敖被封宣平侯，并且“上贤张王诸客，以钳奴从张王入关，无不为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景帝时，张王客子孙皆得为二千石”[2]2585，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张耳一路奔波的努力和辛劳了。

秦汉时代，有多少和张耳有着类似奋斗经历的人，陈平、曹参、任敖、樊哙、周勃、韩信等，包括后来的汉高祖刘邦。他们在秦末乱世，经过审时度势的选择，从出身布衣通过努力而富贵,甚至拥有显赫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改变原有阶层背景和社会地位，转换个人社会角色的同时，也为提高后代的社会地位创造条件和机会。生活的状态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在不断变迁，但是人们对于进入更高一个社会阶层的追求却是相同的。正如王学典先生所说的那样，“古今之间的确己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迁。但变化的只是舞台，是道具，是背景，演戏的人没有变。即使人变了—从‘奴隶主’变成中世纪的‘贵族’，再变成了现代的‘资本家’，那也不过意味着人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而人性本身并没变”[5]。只是，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方式各有不同。可以说，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并不大，而和人们内心的追求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1]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李殿元，何俊华.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4-67.

[4]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王学典.在历史中创造历史[J].史学理论研究，2006，(4)：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