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危机与救赎之途——文学血气论纲<br/>

文学危机与救赎之途——文学血气论纲

2014-04-05李占伟

河南社会科学 2014年8期

李占伟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 453002）

21 世纪之初，当人们还沉浸在新千年的喜悦之中无法自拔时，美国批评家米勒兜头泼出了一盆冷水——文学终结论[1]。这一论断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文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关于它的讨论与争鸣至今仍在继续。我们时代的文学究竟怎么了？文学真的就要终结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代，文学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艺术形式就存在不下去了呢？要想弄明白这些问题，恐怕首先还是要深入分析文学究竟面临哪些威胁、导致文学危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当下文学危机

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数量上翻倍剧增，但文艺界却始终笼罩着一层悲观主义的氛围。“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网络写作”成为新世纪以来读者的新宠，“盗墓小说”“穿越文学”成为青少年争相阅读的对象，“软骨病”“无病呻吟”“无节制叙事”成为批评家们的惯用词语，“文学危机”“文学终结”“文学已死”成为文艺理论家们的口头禅。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时代的文学究竟怎么了？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由文学精神的下滑造成的，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由文学人文关怀的消弭造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时代文学精神的下滑和人文关怀的消弭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首先，科技理性的强势僭越。从启蒙理性开始，人们变得自信满满并不断自我膨胀，坚信随着理性的不断完满，科学的不断完善，就能够解决世间所有的问题，文学问题亦不例外。人们甚至开始相信，按照高度发达的科学线性分析，可以清晰地描摹文学的创作、文学的叙事以及文学的表达模式，文学只有在科学的关照下才能获得新的生命。然而，时至今日，人们才懊恼地发现，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技并不能深刻洞悉文学的奥秘，而且，更多的情况适得其反。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兴盛、“读图时代”的到来、“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开启等，文学的存在样态变得越来越繁多，也越来越难以把捉。不可否认，信息化电子时代的到来，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人人都可以“言说”、可以叙事，也给“文学创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民主”感。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一面是文学生存空间的空前扩大，另一面却是文学创作的精神空间极度的缩小……在文学上，人们的自由多了，自由精神却没了；自我选择多了，主体性却死了；个人主义实现了，个性却消弭了。”[2]本来是为人们文学创作提供便利和空间的信息工具手段，却在潜移默化中僭越为文学存在的目的。从文学创作主体对世界的认识与反映到文学接受者对文学的认知和理解，从文学文本的产生到文学文本的传播无不体现着信息媒介的影响与介入。于是，“传媒”一跃成为经典文学活动四要素之外的第五要素，并悄然占据本体性地位[3]。正因如此，米勒担忧媒介将成为统治文学的新的“意识形态”，“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的情书）”[1]。也正因如此，文学文字变异为图像的“眼球效应”，文学生产成为群体策划的商业之事，文学情感变成了电脑前的抑郁宣泄，文学想象变成了毫无深度可言的“盗墓”与“穿越”，文学韵味也就此变成了“震惊”（本雅明语）。

其次，欲望主义的高调统治。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巨变，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裕，也随着西方“反理性”思潮、解构主义思想、“身体”哲学、女权主义等理论的传入与影响，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对人类的统治也逐渐从物质领域扩展到了精神领域。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片高地，也难免浸入欲望的洪水。“‘身体写作’、‘美女写作’、‘隐私写作’、‘下半身写作’、‘人体摄影’、‘人体绘画’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新术语、新词汇尽管各有侧重及其所指，但它们却不约而同地涉入一个共同的领域和话题，即欲望的书写、叙事、表现”[4]。在欲望书写与叙事的指引下，人们似乎不再关注过往文学所关切的生命、尊严、自由、勇敢、正义、民主等这些指涉人性高尚德性的东西，转而开始沉迷于色情、暴力、媚俗、戏说、隐私、娱乐等指涉人性欲望的东西。诚然，对“身体”的发现、对潜意识欲望的挖掘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更为整全的人性，使文学形象更为丰富和立体，使文学空间更加丰满和充盈。但问题是，如果文学创作假以“描绘整全人性”的借口，而大行其感官化、欲望化，进而商品化之目的的话，对文学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不幸的是，目前大多数文学创作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于是，文学所关切与追问的“好生活”变成了“成功生活”，文学精神沦陷为消费娱乐精神，文学理想城变成了欲望之都，文学叙事变成了欲望叙事。

再次，审美主义的惯性殖民。用“殖民”抑或“霸权”来形容文学的审美似乎有欠妥当，但作为抵御特定时期“政治牢笼”的审美策略选择成为一种“主义”时，它又的的确确对文学形成了一种惯性“殖民”。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也伴随着“美学热”的兴起，中国文艺界开始反思长期统治文学于“政治”牢笼的做法，并以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作为有力工具，提出了文学的独立诉求——审美。一时间，“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心理学”“形式主义美学”等成为文艺界讨论最多的话题。诚然，文学具有审美属性，文学应该给人带来情感上、精神上的愉悦感与超越感，对文学审美的肯定在一定意义上给文学创造了独立性的空间。但是，“独立空间”并不是“封闭空间”，不是一谈到文学，就只能是语言与结构的形式美感，就只能是精神上、情感上的愉悦和超越，就只能是审美独立、与世无碍。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自恋式”的写作、“无节制”叙事、“虚假性”纯粹等[5]，无不是将“审美属性”当作文学的唯一属性，将“审美价值”看作文学最高价值的直接后果。文学，好不容易从政治牢笼中逃脱出来，却又被重新拘囿在“审美城”中，相信这是文学审美提倡者所始料不及的。如此一来，文学的人文关怀便逐渐变成了“漠然”，文学之“不朽之盛事”“铁肩担道义”就逐渐变成了叙事宣泄的狂欢，文学逐渐在审美城里自怨自艾，丧失了公共性和担当性。

实际上，文学领域所出现的危机还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紧密相关。相较于过去的所有时代，现代人创造了最为丰富的物质，生产出了最为高端的商品，生活因为这些东西似乎愈发地衣食无忧，生存似乎也越来越安逸与快乐了。但快乐并不等同于幸福，现代人似乎并未因为上述成果的取得而看起来多么的幸福。实际的情况却是，人们因为欲望的张狂而变得越来越没有伟大的抱负，因为物质的享乐而越来越没有英雄气概，因为价值上的虚无与真空而越来越没有道德上的休戚与共感，因为自私自利而变得越来越没有担当感和责任心——“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6]。勇敢、伟大抱负、英雄气概、强力担当不再被现代人看作是值得推崇的美德——保命哲学取代了英雄主义，“成功生活”取代了“美好生活”，享乐主义取代了崇高理想，虚无主义取代了休戚与共。施特劳斯说：“根据经验或常识，每个社会都因其崇尚某种东西而获得各自的特征……每个人也因其崇尚某种东西而成为他自身。”[7]我们时代崇尚的是上述东西，所以我们注定要平庸与萎顿。如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的危机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同形同构——都是因为缺乏伟大、崇高、勇气、担当——而这些正是古希腊哲学概念“血气”（thymos）一词的原初之义。换言之，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是看轻或根本遗忘了“血气”，才导致了现在的萎靡不振和狭隘平庸。那么，血气究竟是何种东西呢？

二、血气何为

在西方，血气（thymos）作为哲学概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在论及理想国的组成结构以及灵魂的构成时，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认为理想的城邦是由三类人组成的，即哲学家（城邦的统治者）、武士（城邦的保卫者）和百工（从事农工商等的自由民）。这三类人分别与人的灵魂的三部分对应，即理性、血气和欲望①。如此，在柏拉图看来，人类的灵魂并不简单是理性与欲望的划分，介于此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血气”。那么，柏拉图缘何要单列血气呢？血气与理性、欲望之间的关系何为呢？血气在个体身上的表现特征是什么呢？血气具有哪些内涵和特性呢？

“在古希腊文中，Thymos 最基本的含义与人生理上的血或气（Blood or Breath）有关，所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诉求，与人的感官性的欲望相区别。而这种诉求恰好集中表现为‘承认的欲望’（Desire for Recognition）”[8]。单从生理层面来讲，血和气是维持人生命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柏拉图认为，血气位于胸部和腹部之间，与心脏和肺部有紧密联系。尤其是当人生气之时，血和气都会鼓胀，表明此时血气强盛[9]。在中国，“血气”一词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主要运用于医学和哲学，原初涵义也与人身体的血和气这两种要素相关。如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国语·鲁语》中也记载：“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也有相似的论述：“瘠而甚矣，而血气未动。”这些论述中的血气均与西方血气的原初生理含义十分相似。所以，我们认为刘小枫将“thymos”翻译成血气照顾到了中西该词的原初相通之处。同时，不论在中国古代或是古希腊，“thymos”一词的内涵都没有仅停留在生理层面。国内有的学者将其与春秋时期的道德起源联系在了一起，这与古希腊的认识如出一辙[10]。所以，刘小枫的翻译也同时照顾到了“thymos”一词中西哲学伦理层面内涵的相通之处。那么，以“血”和“气”为两大基本元素的“thymos”究竟在哲学、伦理学层面具有哪些特征和内涵呢？

如用当下时髦的“关键词”（key words）描述方式对血气进行概括的话，当有以下几个词是必须提到的——道德义愤、勇气、正义、公民友爱。道德义愤是血气在人身体上的生理表现，勇气则是血气的精神层面的表达，捍卫正义是血气的本质内容，公民友爱则是血气的必然结果。

在柏拉图看来，血气首先表现为人身体上的愤怒。当人愤怒的时候，他身体中的血和气都会膨胀和扩张，表明此时人的血气强烈[8]。单看这种愤怒时，一般会被认为是一种无节制的欲望。然而，柏拉图认为这种血气的愤怒是不同于身体欲望的，因为它时常与人的理性相连，受理性的劝阻与规约，形成一种有节制的“道德义愤”[11]。故而，在柏拉图看来，义愤与愤怒是两个概念，愤怒是偏向欲望的无节制，而义愤是为不公正之事的理性气愤。这种义愤是一个有血气的人对贪生怕死、世事不平、物欲横流的“耻感”（aidos）[12]，更是对丧失正义、有失公允、没有崇高追求的生活状态的痛心疾首。

在古典理性看来，血气这一灵魂的自然部分与勇敢德性之间有着极其亲密的联系。血气被视为勇敢的灵魂基础，它可以激发人们英勇无畏、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可以使人变得愤世嫉俗、力量无穷。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便是充满血气、英勇刚猛的代表，他被视为古希腊最为勇敢的人，也是最接近神的人。勇敢是古典时代最为看重的美德之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其理想城邦时，第一个谈到的公民德性便是勇敢，勇敢是作为城邦保卫者所必备的德性。如果城邦保卫者是懦弱之人，不为自己应当捍卫的东西而具有赴汤蹈火的勇气，城邦必然面临毁灭的危险。耐人寻味的是，如前所述，城邦保卫者这一角色正好对应的就是灵魂中的血气。可见，血气是勇敢的灵魂和源泉。无独有偶，亚里士多德在众多德性之中最先探讨的也是勇敢，他进一步深化了柏拉图对勇敢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将勇敢分为五类：政治的勇敢、个别经验的勇敢、血气的勇敢、乐观人的勇敢、无知者的勇敢[13]。血气的勇敢居于五种品质中间，亚氏认为血气的勇敢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勇敢，因为不受逻各斯引导与规约的勇敢容易导致过激的行为，而经由古典理性引导之下的血气勇敢，才真正是高尚的。故而，在亚氏看来：“源于血气的勇敢似乎是最自然的，血气若与理性选择和一种目的观相结合，就是真正的勇敢。”[14]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看法颇为相似，《国语·周语中》载：“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这里所讲的“血气不治”便是指，如果不对血气进行理性、伦理的引导，必会招致使其沦为动物性欲望的危险。这样看来，血气必须受古典理性的引导才能达至真正的勇敢和正义。

血气在本质上关乎正义，“在捍卫正义——何为应得之物——方面，血气在人类事务中维护着一种微弱的稳定性。对不能依赖诸神的人们来说，凭血气坚持应得之物，这就是正义的守护者”。“正是人的血气（thymos）——对何为正确、何种东西带来尊严与荣誉的精神感受——捍卫并维持着这些秩序规则”[14]。其实，柏拉图整部《理想国》不过是在探究城邦的正义何为以及何以可能，而在何以可能中，血气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正是血气在“力图维护正义和有序的世界”[14]，也正是因为血气的存在，才使城邦中的财富和荣誉公平分配。可以说，正是血气让人有一种天然的正义感；让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义愤填膺；让人对自身尊严和荣耀誓死捍卫；让人获得无所畏惧的精神，直斥世间的种种不平。对此，柏拉图有过精彩的论述：“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会怎么样呢？他的情感会激动而发怒，假如到他认为正义的那方面作战，并且还会由于受到饥、寒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苦楚，而更坚决地争取胜利，他的高贵的灵魂不会平静下来，直至或者杀死对方或被对方杀死，或者直至听到理智的呼唤而停战，就像狗听到牧人的禁约声而停止吠叫一样。”[11]可见，血气渴望正义、希冀公正、追求卓越和伟大，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然，如引文所述，柏拉图同时也看到了血气在追求正义途中的节制问题，一方面，血气不能没有理性的限制，不然就会危及城邦政治的根基；另一方面，血气不足则无法激起人们对正义的献身、对卓越与伟大的追求，就不能促使他们关切城邦共同体的福祉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国古代《左传·昭公十年》中，晏子说“凡有血气，必有争心”，此处之“争心”亦可理解为是对自身尊严、荣耀以及财富的捍卫，对伟大、卓越及正义的追求。但人与动物皆有血气、皆有争心，所不同的是，人能够通过理性伦理治血气、成人伦。这与柏拉图对血气的认识不谋而合。

在古典教诲中，血气的义愤之感、正义之心、英勇之气不仅能够捍卫自身的荣耀与财富，更可以捍卫自己所在共同体的正义。血气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由己及人的友爱与义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具有血气的城邦护卫者比喻成一种动物——狗，因为“它的脾气总是对熟人非常温和，对陌生人却恰恰相反”[11]。这种爱憎分明的血气，近乎于一种本能的爱国主义，伴随的是对同胞的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此，血气为城邦共同体的公民友爱提供了基础。亚里士多德更是进一步指出，正是血气才是城邦公民之间友爱的灵魂，共同体的存在以及维系共同体良性秩序的都是血气。朋友幸福，一起感到幸福；朋友不幸，也同样感到侮辱和伤害，正是血气让人们天然具有一种民胞物与的关联。但需要指出的是，由血气而来的友爱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便是“城邦的边界”[15]。这种友爱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爱。

可见，血气使人追求高尚、捍卫尊严、勇敢无畏、爱憎分明、悲天悯人，并不断促使人追求应然的正义之美好生活。而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7]；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荣耀。实际上，对血气的遗忘过程，同时也是人类世界世俗化、懦弱化的过程。启蒙理性对彼岸世界的解魅世俗化，高扬理性的人们抛弃了自然、抛弃了上帝，把人的理性当作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尤其是牛顿定律的发现，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更是坚定了要做“世界主人”的决心。于是，与传统质问善恶、好坏相关的价值关切，逐渐被人类实际经济发展、物质富裕的事实判断所取代，而在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看来正是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用事实取代价值的做法，才是导致现代人精神危机的罪魁祸首[7]。如此，理性的高扬，尽管有发现人、肯定人自身的历史价值，却又不可避免地走向“人类中心主义”的深渊。自我膨胀致使人们不再关心应然，只去追求实然；不去关怀价值，只要看重事实；也因此变得唯利是图、血气尽失。实际上，西方思想史上，看到启蒙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上述弊端的思想家不在少数——卢梭、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福柯、韦伯、舍勒等。然而，不幸的是，驳斥启蒙理性以及工具理性的一些大思想家却沿着尼采高扬生命意志的大旗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反理性思潮。更不幸的是，反理性思潮带来的并不是传统血气的复兴，而是欲望主义的大行其道②。在欲望之城奔走的人们，便更是不再知道何为崇高、何为勇敢、何为担当了。因此，在工具理性和欲望主义的强势压制之下，本是人本性当中的“血气”不是被压抑便是被遗忘了。故而，是时候重温古典、找回血气了。找回血气，也便可找回人的尊严与荣耀，找回完整的人。那么，与现代人精神危机具有同构同质关系的文学危机，也是时候恢复文学血气了。恢复文学血气，也便可找回文学的精神和担当。

三、文学血气

2012年，中国文艺界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后，莫言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在众多研究文章中，有一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却从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文章的名字就叫《文学的血气、尊严及其他》。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刘斌热情洋溢地写道：“莫言之所以取得这样不朽的成就，除了他对自己的文学艺术观的自信与坚持之外，还在于他有着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血气与正义。读他的作品，你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作品中洋溢着干天的正义与豪情。他的作品让人感受到一个作家火热的血气……这样的血气使得他真正和民间血肉相连，和底层息息相通，和这个民族的大地与血脉同呼吸共命运；也使得他再创作保有高度的人格精神的独立与审美心灵的自由博大……他的作品中涵养着一种真正的天地良心、人间正气与民族气派……他以他独立不阿的精神哲学和充满怀疑与批判意识的历史洞见，并以他精彩厚重、杰出不朽的文学作品，在那些傲慢、怀疑与轻蔑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人们和唯利是图金钱崇拜的人们面前，为自身也为中国作家赢得了尊严。”[16]这里面所谓的“正义与豪情”说的正是血气的正义本质特征，“与民间血肉相连，和底层息息相通”说的正是血气的公民友爱，“独立不阿、充满怀疑与批判”说的正是血气的义愤与勇气。

其实，上述的这些描述正是所有伟大作家的共同追求与共同特征。“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以载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是中国文人的血气表达。翻开中国文学史，从屈原、陶渊明、杜甫、白居易到苏轼、辛弃疾、陆游，哪一位名垂青史的伟大诗人不曾发出忧国忧民的呼声，不曾为民为国“辗转反侧，寤寐思服”，西方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马尔克斯等，又有哪一位不是在为人的生命、尊严、美好情感、自由等精神奔走呐喊，又有哪一位不是正义凛然、悲天悯人呢？这些作家的成功，固然与他们高超的语言艺术、丰富的叙事技巧、充沛的审美情感分不开，但更让万千读者佩服与感动的恐怕是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勇气，他们对世间所有不平的义愤，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想要引领人们不断向美好生活进发的哲学理想。而这些，恰是作家血气的集中表达，更是文学血气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就目前世界范围内最高的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的授予情况，也可看出文学血气的重要性。1915年在颁奖给罗曼·罗兰时，瑞典学院对其这样评价：“赞扬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的理想主义和他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1923年颁奖给叶芝是“由于他那富于灵感的诗歌以精美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1946年颁奖给海塞是“由于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一方面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深刻的洞察力，另一方面象征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1950年颁奖给罗素是“表彰他捍卫了人道主义理想和自由思想的多样而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1957年颁奖给加缪是“由于他的重要的文学创作，以明澈的认真态度阐明了当代人良心所面临的问题”。1964年颁奖给萨特是“由于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思想、充满自由的精神和对真理的探索，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0年颁奖给索尔仁尼琴是“由于在他的作品中反映的道德力量”[17]。不用再做过多的引用，我们也可看出，勇气、担当、人道关怀、高尚情怀是这些伟大作家的共同特质，而这些共同特质正是上述文学血气的本质内涵。若要进一步明晰具有文学血气的作家、作品特质的话，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个关键词进行概括——批判性、担当性、崇高性、审慎性。

首先，血气义愤之于文学便是文学的批判性。司马迁在评价《诗经》时，认为其“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著书”遂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显说。这里的“发愤”便是指借助文学艺术抒发作者心中之义愤。义愤何来？来自因遭遇不公、世事不平而在心里郁结的愤懑之情。因此，发愤不仅是指抒发个人的义愤之情，也当是强调了作者强烈的批评精神和战斗精神，强调了作为作家之人的血气表达。俄国作家契诃夫通过对俄国当时制度下种种小人物的琐屑之事的深入刻画，强烈地批判了俄国专制制度下社会生活的残暴性、保守性和自私性；奥地利作家卡夫卡，通过其怪诞奇异的人物形象及故事的描写，深入批判了西方现代性造成人们之间冷漠如冰的人际关系；鲁迅通过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形象，深入批判了当时制度对人造成的异化以及国民的劣根性；即便是以远离尘嚣之审美性著称的沈从文，也难免在其《边城》中发出现代进程对原始人性的破坏的叹息。这种批判是作家的良知使然，是作家的血气本性使然，一旦丧失，文学的真实性、深刻性以及下文将要谈到的担当性就将无从谈起。故而，莫言也曾直言：“我们承认风花雪月式的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但我们更要承认，古今中外，那些积极干预社会、勇敢介入政治的作品，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性关怀，更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的文学坐标，更能引起千百万人的强烈共鸣并发挥巨大的教化作用。”[18]莫言承认文学审美价值的独特性，但同时认为文学的批判性和人文关怀应当是文学更为看重的，因为一个心怀天下、悲天悯人的作家是不会只抒发自我风花雪月之情感的，而应该有更崇高的目标、有兼济天下的胸怀、有打抱不平的批判勇气。但就目前的文学状况来看，具有这种批判精神的作家越来越少，而无节制地叙事技巧呈现、自恋式的情感宣泄、商业化的文学快餐却越来越多。故而，恢复文学血气迫在眉睫。

其次，血气本性所带来的公民关爱之于文学便是文学的担当性。对民众疾苦之关切、对人民苦难之主动承担，举凡有血气之人便会如此，好的作家更是血气充盈。“兴、观、群、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古代文人及文学作品中的血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现代文人对民众苦难的关怀与担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肩负自己及国家的苦难，托尔斯泰要写出最真实的俄国人民的生活原态，加缪要以荒诞的笔触刻画现代人心灵的虚无与痛楚，这是西方伟大文学家文学血气的表达。莫言曾以中国神话传说中的“海力布”来形容作家的这种担当。海力布能听懂鸟兽的话语，但不能泄露他所听到的，不然就要变成石头。他为了拯救村民，将山洪即将暴发的事情说给了乡亲，也因此变成了石头。莫言说：“一个有着海力布般的无私精神，一个用自己的睿智洞察了人类面临着巨大困境的人，是不能不创作的；这个‘唯一的报信人’，是不能闭住嘴的。”[18]担当性是文学血气的本质内容，它撑起和营造的是文学的公共性和公共空间，而这种公共性在中国当下文学审美性、自主性的话语霸权下几乎消失殆尽，文学似乎越来越没有所指，越来越没有广袤内涵，也越来越没有对民众疾苦的关切与关爱了。故而，恢复人类本性之中血气友爱，恢复文学血气传统之担当意识也势在必行。

再次，血气勇气与正义之于文学便是文学的崇高性。血气使人勇敢无畏，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对生命的不惜不是主动放弃生命，而是血气使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着以死相趋的高尚之存在，这种高尚之存在可能是自由、是正义、是最本真的人性，但超越生命的高尚绝然存在。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高级形态，更应当认可崇高、追求崇高，并时刻唤起人们心目中的崇高之感。曾几何时，文学是英雄化、正义化、崇高化的：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大风起兮云飞扬”、“不食嗟来之食”；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阿喀琉斯的英勇无畏、哈姆雷特的“to be，or not to be”、“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热血呐喊等。可以说，文学崇高是一个有良知作家浩然正气的体现，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站在全人类立场思考和写作的姿态表征，实际上也更是作者灵魂血气中的正义和勇气之心的精神表达。国内学者陈夫龙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3 期撰文《崇高的消隐与重振——兼论新时期文学精神的价值取向》中指出：“作家之所以追求崇高，正因为崇高是人类提升自身向更高的境界飞翔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人类能够不断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不断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原因之一就是在崇高精神的烛照下，在与血腥野蛮的斗争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担负起艺术使命，高举崇高的精神火炬，直面人生，拯救灵魂，在建构顶天立地的人格大厦中用于担当责任，用毕生精力追求永恒的终极关怀，倾满腔热血悯爱生命的真正意义。”故而，好的作家应当充分挖掘自己以及读者灵魂深处的血气勇气及正义，为人类的生活指引方向，并时刻提醒人们关爱、关心自己的尊严、幸福、自由等一些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最后，血气必须以古典理性为节制，故而文学血气也要具有审慎德性。与人的血气本性相关，文学作品必须具有上述的批判性、担当性以及崇高性，现代人遗忘抑或压抑了血气，必然造成精神的危机以及文学危机。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古典教诲中的血气本性要以理性为指引与规约，不能造成人们的“热切而盲目”[19]。且不谈漫长的中西文学史，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我们就可以看出血气不受理性制约与引导的弊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总是喜欢将政治的血气狂热移植到文学中来，颂歌性文学、“批判性”文学、样板型文学等不一而足，这些文学中的爱与恨、情与仇、赞颂与打压都显得狂热不已、泾渭分明。然而，这些立场鲜明的文学作品，根本不过是政治狂热的一种表达，因此才会出现好人就是好人、完美无瑕，坏人就是坏人、一无是处；赞扬就是赞扬、一片光明，打压就是打压、黑暗无疆的文学类型化现象。这些根本无视文学创作规律却似乎充满文学血气的文学作品的产生，究其根本，是人们陷入了“热切而盲目”的血气混乱状态，是人们的文学血气缺少了古典理性审慎品格所致。这里所谈到的古典理性，既不同于启蒙理性，又迥异于非理性：“古典理性与反理性的不同在于它仍然肯定理性的存在，肯定理性能够拯救人于无中心、无深度、无权威的麻木与无助的状态。古典理性与启蒙理性的不同在于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到自己一无所知’，这也就是说理性本身只是在追求真理而并不希冀完全占有真理，真正的理性应该在追求真理之始就不断反思自身的局限，要有所敬畏，不管是神性还是自然宇宙，抑或是自然正当的美好生活。理性的含义当首先就是静观的反思，理性本身也应当是‘理性’的，这可以称作为理性的‘德性’。理性的‘德性’应当是审慎的，不能造成人们的盲目而热切。”（见笔者发表在《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上的《文学“再政治化”批判》）故而，真正的文学血气当有古典理性的审慎德性，在批评、担当、质疑以及引领民众奔向美好生活的途中，不能让人热烈而盲目。

综上所论，重新恢复与肯定人类灵魂当中的血气部分，并以理性的审慎加以规约，便可在很大程度上拯救现代人精神的萎顿与颓靡；而血气之于作家、之于文学的文学血气，则将是拯救文学精神滑坡、重树文学理想、充盈文学生命活力的重要途径与根本所在。

注释：

①在郭斌和、张竹明翻译的《理想国》中，将thymos翻译成了“激情”，笔者认为这种翻译并不准确。因为激情（passions）是由霍布斯提出，其含义不仅包含了柏拉图所说的“血气”，同时也并含了“欲望”之意。刘小枫以“血气”翻译thymos，不仅区分了其与“激情”“情感”“欲望”等概念的差异，也同时凸显了“血气”的原初内涵，认为此种翻译最为合理，下文thymos皆从此译。

②如果说，康德提出“物自体”是要对人类理性的野性勃勃设限的话，后人基本误读了他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尼采的“超人”哲学是要一定程度上恢复古典“血气”传统的话，后人也基本误读了他的良苦用心。对这两个人的误读，导致了人类对古典理性和血气德性的双重抛弃，人们最终选择了“欲望主义”。

[1][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文学评论，2001，（1）：131—139.

[2]张光芒.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

[3]单小曦.现代传媒的文学本体性地位[N].文艺报，2008-12-06（3）.

[4]李鲁平.欲望叙事对文学道德理想的消解[N].文艺报，2005-12-22（6）.

[5]张清华.持续狂欢·伦理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J].文艺争鸣，2007，（6）：19—28.

[6][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美]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8]谢宝贵.《伊利亚特》中的血气[J].社会科学论坛，2011，（10）：61—69.

[9][古希腊]柏拉图.蒂迈欧篇[M].上海：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5.

[10]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的讨论[J].文史哲，1987，（2）：72—74.

[1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