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鹏

（宝鸡文理学院 哲学系，陕西 宝鸡 710061）

从一般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由普遍走向特殊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与传统文化、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并在这一结合过程中，逐渐培养成具有强大思想生命力的新文化体系，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价值。由于中国国情与中国传统文化兼具的强烈的复杂性和地域性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理应呈现出相应的特点，即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内部呈现出多元多维的文化姿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有机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区域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维度之一。对区域文化建设的多重规定的认识，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全面审视，审慎界定。同时，促进区域文化建设也需要人们对区域文化建设的本质属性、表现形式、历史尺度等方面内容给予梳理和把握，这是在理论上纠正片面认识、在实践中把握我国区域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区域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定性

区域文化建设从本质上讲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反映。

“文化即人化”，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本质的基本命题，这一命题以抽象的形式指出了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形式，无论从广义角度讲还是从狭义角度讲，文化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社会化的结果，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文化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特征，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中西方文化，由于各自生成的背景不同，二者在精神旨趣、价值取向与思维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文化自身生成的这一特征，使我们要想真正把握一种文化的内在思想价值，只有深入不同文化的内部，在把握具体文化形态的个性品格的基础上，才能真切地领会到其内在精神实质，进而推进文化创新；另一方面，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文化创造的过程需要与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与原有的各种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相互碰撞与相互学习，并最终凝聚为新的文化观念。禅宗的出现就是佛教思想自印度东传，并与中国之前的原始道家和原始儒家思想经过长期的磨合，最终中国化的结果。自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文化探索过程、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结果也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的构建、传承与发展，必须在充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与不同区域的人们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内部，形成多元的文化姿态与多维的内容层次，才能真正显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当前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问题含义的解读具体看法不一，在方法论方面也形成了不同的路径建议，但对于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导向的认识，学界持有基本的共识：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过程视作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通过提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1]的基本理论观点，指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二是将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视作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之下，认真总结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2]。长期以来，学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认识成果，也在实践中取得了重要效果。在理论上主要体现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形成，在实践中则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所取得的巨大社会成功。但通过对这些理论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可以看出此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还主要停留于国家和民族层面，即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宏观解读和宏观建构方面，缺乏微观方面的认识和实践。马克思在其经典文献中曾经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马克思对实践和理论关系的理解指出了理论的生活基础，一切理论都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在社会生活中理论只有与实践、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产生现实的生命力。区域文化建设是以地缘地域为自然载体，综合考量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活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微观层面的推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文化主体自觉性向深层次发展的结果。诚如著名文化学者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所下的定义那样：“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在新时期，党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区域文化经济的战略决策，是从文化层面寻找突破点，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国情相结合、与时代相结合的具体道路，是党的执政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结果。在建设区域文化的过程中，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坚决从当地实际发展水平出发，创造出为当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科学指导，正确处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做到兼收并蓄，一体多元，以夯实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实践基础，真正激发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所应彰显出的精神生产力作用。

二、区域文化建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区域文化建设理应充满个性，在内容上需涵盖物质形式的文化建设内容、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内容，在表现形式上要多种多样，避免地区间的呆板模仿，避免因为不切实际的文化移植行为而造成地域资源浪费，这是从“量”的方面对区域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过程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解过于抽象，往往将之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马克思主义“升华为大众信仰”与马克思主义“经验化”[5]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而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上却认识不足，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应呈现出的丰富内容与理论形式也鲜有详述。受此种认识的局限性影响，我国学界在区域文化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一系列认识偏见，许多学者要么不重视区域文化建设研究，要么将区域建设简单视作“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来对待，忽略了对我国区域文化建设本质的清醒认识，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由于对这些问题缺乏深入的认识，对区域文化建设的“量”的规定自然也就缺乏深入研究和系统的认识。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质、量、度的统一，都包含着基本的三重规定。区域文化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现代化发展的具体体现，也必然是质、量、度的统一。就区域文化建设的“量”的规定性而言，区域文化建设在内容上应包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在形式上应该充满个性、体现出多样性的地域文化特征。这也是进一步实现区域文化产业化建设，实现区域文化增值的前提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指出，文化的构成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基本的方面，在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中，物质文化往往以文化产品的方式呈现于外，是一种“显”文化；精神文化则是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以此为文化载体形成的“隐”文化，是一种文化形态的深层次构成，也是构成一种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以三秦文化为例，古长城、兵马俑、皇陵等构成了这种地域文化的物质层面，而其后涵盖的开拓进取、民族统一的价值精神则是这种物质文化载体所要传递出的文化信息。区域文化建设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化与文化产业化行为，在基本构成上也理应体现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区域文化的物质形态内容的建设，其主要通过各种物质文化产品表现出来；二是区域文化的精神层面内容的构建，需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综合思考区域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文化传承特色与当地风俗习惯等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并将之借助于特定的物质文化载体展示出来。在区域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物质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存在着息息相关的紧密关系，可谓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优秀的物质文化建设在向人们传递特定的精神力量的同时，也总能以其独有的设计风格、优良的文化产品，给人们一种审美享受，由于其兼顾了物质功能和人们的审美功能需要，因而这种物质文化产品对人们的影响也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甚至会成为一种特定地域文化的标志。人们一谈到巴黎，马上会想到埃菲尔铁塔，仿佛埃菲尔铁塔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能力，总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拘囿，给世界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一种永恒的精神享受。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精神品格是支撑区域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优秀的物质文化产品的构建必须以服从和服务于特定的文化传承精神为旨归，否则这种文化产品的生命力便会大打折扣，其市场影响力、审美感染力等也就难尽如人意。从当前我国各地建设区域文化的本质而言，其终极目的是要将文化产业化，通过现代化的市场包装，将地域文化打造为商品产品以获取社会和经济价值。但从各地实践的效果看，文化产业化的市场效果不佳，有些文化产品甚至成了烂尾工程，饱受人们诟病。究其原因，在于单方面突出了文化产业化的作用而忽略了产业文化化的一面，割裂了产业化发展中文化产品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建设，忽视了物质文化产品的精神凝聚力作用，这违背了文化产业化的市场发展规律。文化产业化的实质是文化市场化，即文化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向社会供给，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产业文化化”是推动文化产品由普通的物品实现“惊人的一跃”，完成由物品向特殊的物品——商品转移的过程，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将文化产业的内涵界定为“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的结合，是以文化为内涵，通过提供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为特征的产业”[6]。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产业文化化比文化产业化更加重要。因为构成一种文化产品的生命力根据，来自这种文化产品所凝聚和辐射出的文化意境，缺失了这种精神价值，文化产品也就沦落为一般物品而丧失了文化产品的个性特征，自然而然地，这种产品也就会因为市场稀缺性不足而被市场所淘汰。然而，文化意境的营造需要借助于各种条件，是在经过长期的论证后“妙手偶得”的结果，如果急于求成，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损害区域文化发展的质量，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现在许多地方政府部门，急于改变自己辖区的经济面貌，不顾自己辖区的具体特点，在引进文化产业项目的时候或者是盲目引进，结果由于项目和本地传统文化资源不契合而导致项目建设失败，导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或者在引进项目建设过程中片面追求高大全，不注重对文化产业内涵的塑造而导致文化产品因为缺少精神内涵而成为当地文化产业化的反面案例。这两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文化产业化建设中都频繁出现。固然，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克服地域拘囿，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成功的文化产业化的建设经验，有助于开拓视野、提高区域文化建设的水平和层次。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一定要在充分论证、全面研究本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和特长的基础上进行，否则仅仅为追求短期效应、追求政绩形象而引进，其结果必然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区域文化建设中除了注意对物质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并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外，还要注意遵循通过文化创新，打造个性文化的建设原则。区域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在改善区域居民居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借助于区域文化产业化发展提高文化产品的市场化水平，提高文化供给的商品价值。按照价值规律，任何一种商品只有在满足一定的稀缺性基础上才能顺利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也必然要遵循这一规律。这就要求在建设区域文化的过程中，务必解放思想，在尊重传统与吸取现代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地区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文化创新之路，以创新谋发展[7]。

三、区域文化建设“度”的限定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说，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区域文化建设“度”的限定——区域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有机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和实现方式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并由此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功能——作为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上层建筑内容，起到为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其作用的具体形式，就是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区域文化建设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了区域文化建设的基本的社会功能，也决定了我国当前区域文化建设所处的环境与可能面临的问题。从所处的文化建设环境看，“无论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或从中西文化的本体发展来看，中西马的会通无疑是必然的”[8]。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看，中西马并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既给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了发展机遇，也同时提出了挑战。如何立足于实践需要实现文化层面的多元会通，是区域文化建设中必然要遭遇的理论难题。自近代以来，中体西体问题之争持续不断，在五四运动时期，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一度遭受冲击；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文化思想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式呈现于我国文化领域；到了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西方文化思潮开始涌入国内，中国文化格局遂呈现为三元并存的态势。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正是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才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等问题有了现实的意义，并为现代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有效的支持条件。但是在具体处理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时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难题，中国传统信仰观念与马克思文化思想如何有机融合，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有效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如何突破自身的理论局限以建构自己的新形态，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当今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区域文化建设中所要直观面对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规定，为我国区域文化建设指明了思想出发点与理论归宿点，指出了区域文化建设实现的路径与条件。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促进区域文化建设的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区域建设应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的、大众的、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文化形态；而对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特征的民族精神的学习与融合，则是塑造全新文化形态的基本路径。

总之，我国区域文化建设绝非天马行空、毫无规定的文化涂鸦行为，而是有着独特规定性的文化创新行为，其思想本质、表现方式与发展阶段都受限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其健康发展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目标为旨归。

[1]余向红.试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J].湖北社会科学，2005，（6）:11—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杨柳.费孝通思想探微——谈文化自觉及对文化的作用[J].社科纵横，2010，（7）：145—146.

[4]郭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及必要性解读[J].理论研究，2009，（3）：61—63.

[5]宋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质量度”[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3—35.

[6]成中英.寻求保留差异的中西马哲学会通之路[J].社会科学战线，2012，（2）：44—52.

[7]汪岩桥.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3，（1）：108—112.

[8]洪晓楠，李琳.论科学发展观与文化建设[J].文化学刊，200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