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立 娟

（南通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 史海钩沉

追求卓越：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实践探析

张 立 娟

（南通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866—1959）是20世纪美国教育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实践涉及教育的多个领域。他受卡内基教学基金会的委托对美国高等医学教育进行调查，于1910年发表了著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激起了美国医学教育领域翻天覆地的变革。他对当时深受功利主义冲击的美国大学作出负责任的思考，于1930年出版了《大学：美英德比较研究》一书，同样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他基于这一思想创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引领美国高等学术回归理性、走向卓越。

弗莱克斯纳；美国；高等教育实践；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866—1959），美国著名的教育改革家、批评家，20世纪美国教育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从早期实验小学的开创性工作到享有盛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创建，弗莱克斯纳对美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弗莱克斯纳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一个贫苦的犹太移民的儿子，成长于重建时期的南方，就读于刚刚建校十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86年提前获得学位，回到家乡路易斯维尔创建了第一所基于进步主义思想的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比杜威创立的芝加哥“实验学校”还要早四年。［1］序言他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两大重要实践：一是1908年开始的医学教育调查，著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激起了美国医学教育领域迫切需要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二是他的《大学：美英德比较研究》（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以下简称《大学》）一书，同样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他基于这一思想创建并领导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为美国学术走向卓越建立了不朽功勋。

一、《大学》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

在《大学》一书中，弗莱克斯纳构建了现代大学的理想类型，提出了他对大学的性质与大学教育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这些重要问题包括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大学的基本职能、大学的工作性质、大学的组织管理、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是他对理论建构的现代大学理想的实践。

（一）罗德斯讲座和泰勒讲座演讲

1927年底，弗莱克斯纳从普通教育委员会退休。时值罗德斯基金会（The Rhodes Trust）的秘书菲利普・克尔先生（Philip Kerr）请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艾德洛特（Franklin Ridgeway Aydelotte）校长推荐一个美国人去牛津进行罗兹基金纪念讲座。艾德洛特曾经是首位罗德斯学者，在牛津大学的布拉斯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学习，他推荐了弗莱克斯纳去英国进行罗德斯讲座。

1928年春季，弗莱克斯纳与妻子安妮・克劳馥来到牛津，成为万灵学院的一员，租住在由伟大的罗马文化专家拜沃特（Bywate）教授建造的小房子里。在生活中，享受到“从没享受到比在牛津更好的友好款待”［2］347。弗莱克斯纳在那里做了三次关于“大学”的讲座，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着手写作《大学》之前，他重新访问了外国的大学。从1928年秋天至1929年夏天，弗莱克斯纳考察了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了解这些大学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工作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用尽可能的幽默说出了真相，第一次是关于美国大学的演讲，第二次是关于英国的教育机构的演讲，最后一次是德国大学的演讲，因为我认为虽然德国大学在当时经受战争的蹂躏，但依然是最好的。［2］347

罗德斯讲座之后，弗莱克斯纳出席了牛津大学在基督教堂和其他地方的典礼和宴会。他结识了苏格兰作家和剧作家、《彼得・ 潘》的创作者詹姆斯・莫里爵士（James Barrie），在罗德基金会主席奥托・贝特（Otto John Beit）先生的家宴中见到了霍尔丹勋爵（Lord Haldane），与英国政治家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苏格兰著名的学者和教育管理者威廉・麦考密克（William McCormick）、弗朗克・希斯（Frank Heath）、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次讲座临近结束时，牛津大学按照已建立起来的惯例在万灵学院的大厅里举行一个大型宴会。

1929年秋季，弗莱克斯纳应邀再次回到牛津做泰勒讲座（Taylorian Lecture），泰勒讲座是自1889年始由牛津大学泰勒学院提供的著名的年度现代欧洲文学讲座，也称为泰勒专题讲座。在那里他得以与先前春天在那里结识的朋友们重逢，并通过迈克尔・萨德勒（Michael Sadler）与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愉快地会晤，劳埃德・乔治对弗莱克斯纳先前在美国的医学教育调查与他的哥哥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工作留有很深的印象。这期间弗莱克斯纳结识了许多德国科学家，与德国文化教育部部长、杰出的东方学者贝克尔（Becker）、海德堡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ndelband）的儿子、冯・罗滕伯格（Von Rottenberg）、阿尔诺德・鲁格（Arnold Ruge）、奥拓・耶德尔斯（Otto Jeidels）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牛津发表泰勒演讲——《人文主义的重任》（The Burden of Humanism）后他再次走访了其他的英国大学，还有德国、法国、美国。1929年，他的哥哥西蒙・费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在洛克菲勒研究所为他安置了两个房间供他安静地进行《大学》的写作。

（二）获得班伯格兄妹捐赠

罗德斯讲座后，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弗莱克斯纳被邀请去见两位绅士，他们希望同弗莱克斯纳讨论一笔可观的资金的使用。在会见中，弗莱克斯纳告诉他们，自己的能力只限于教育领域，在他看来，创建一所新的教育研究机构的机会已经成熟。弗莱克斯纳认为，德国在过去的几乎一百年来对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战争的缘故，德国的大学、学院和研究所的重要性下降，很有可能仍然进一步下降。美国的大学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探索者应该获得令人羡慕的机会，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一个具有德国大学黄金时代特征的学者之间进行非正式接触、进行悠闲相处和非正式交流的自由自在的场所。来访者对弗莱克斯纳的提议深感兴趣。不久以后，弗莱克斯纳被邀请去麦迪森（Madison），见到了两个访客的委托方，他们就是路易斯・班伯格（Louis Bamberger）先生和他的妹妹菲利克斯・福尔德（Felix Fuld）夫人，20世纪20年代末，从开设小商店起家的新泽西州班伯格家族的路易斯・班伯格和卡罗琳・班伯格（福尔德夫人）兄妹，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百货零售业的巨子。1929年，在纽约股市全面崩溃的六星期前，他们将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卖出，拿到了2 5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弗莱克斯纳向他们阐述了关于促进研究机会的美国的形势并指出了国外，尤其是德国相同条件下战争的灾难性影响。班伯格先生和他的妹妹对他的想法很感兴趣，坦言他和他的妹妹考虑了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财产，但是没有一种方式比弗莱克斯纳提议的建立高级研究院的前景更令他们感兴趣。弗莱克斯纳做了一个草案，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将头脑中这一目的具体化，然后在班伯格先生离开之前交给了他。

两个月以后，当班伯格先生和福尔德夫人从亚利桑那州回来后，他们已下定决心为研究院提供捐赠基金。他们提出的条件是由弗莱克斯纳来担任院长。弗莱克斯纳认为自己已经从普通教育委员会退休，这个任务应该由更年轻的人来承担，对于这一请求有些犹豫，但是在妻子的支持下他给了班伯格一个肯定的答复，并很快起草了相关条款，精选了董事会成员。班伯格先生问弗莱克斯纳初创需要多少钱，弗莱克斯纳解释说不需要很多，只需要500万美元。

（三）建立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1.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初创

弗莱克斯纳带着这笔款项重返欧洲，同欧洲与英国卓越的学者和有识之士，这些人包括英国社会主义者，社会心理学家、教育家，费边社的领导人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创始人之一雷厄姆・华莱士（Graham Wallas），苏格兰裔学者和教育管理学家威廉・麦考密克、英国生物学家与食品科学家威廉・哈迪（William Hardy）、弗朗克・希斯（Frank Heath），此外还有伦敦、牛津、剑桥的其他学者及欧洲大陆具有同样知名度与声望的人，探讨创建新的研究院的可能性，得到了关于如何推进这项工作的启迪：

在我头脑中尤其占据首位的一点是：我应该向吉尔曼校长学习，从几个学科入手或者只是从一个学科入手。如果是从一个学科入手，应该是哪一个学科呢？一致的意见是在某一个具创新成就的领域。［2］356

华莱士给了他很多建议和鼓励，他说：“这个世界的进步要通过新模式的发明，你去成就。”在这次谈话后，弗莱克斯纳作出从数学开始的决定，理由是：第一，数学是最基础的学科；第二，在大型仪器与书籍上只需要很少的投入；第三，他在数学领域比在其他学科上能找到最杰出的人选。

1930年10月10日，研究院董事会的组织会议举行。由于班伯格先生和福尔德夫人要表达他们对新泽西人民的感激之情，于是决定将研究院建立在新泽西州。弗莱克斯纳拜访了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希本（John Hibben），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且当弗莱克斯纳告诉他研究院要从数学开始起步时，希本校长为他提供了一栋在建的法恩大楼（Fine Hall），它是法恩院长的纪念物，由芝加哥的汤姆斯・琼斯（Thomas Johns）和他的侄女格温多林・琼斯（Gwethalyn Jones）捐资建立。由于始建于法恩院长任期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团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团队之一，因此期待两个伟大数学团队的合作给了普林斯顿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在数学领域一个充满前景的开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可谓相得益彰，弗莱克斯纳决定重点发展数学、物理、历史等基础学科，正是考虑到临近大学的优势所在。当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加入进来后，希本先生的继任者——哈罗德・多兹（Harold Dodds）校长和他的教职员工热切地推进这项合作，不仅在数学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也进行了合作。

弗莱克斯纳的工作得到了班伯格先生和他的妹妹一如既往的信任和支持。1931年10月13日，在董事会议上，弗莱克斯纳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定位了研究院的特色。他认为：“研究院首先是在本质上是以知识追求为目的的，应该是小型而易塑的。即使没有远离现实，却应该是学者和科学家的天堂，在那里研究世界和它的现象的实验室；即使不是修道院式或偏远的，却应该是简单、舒适而宁静的；它应该害怕没有争论点；但是在研究中，却不应有来自于任何方面的强迫学者或支持或反对任何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偏见的压力。它应该提供探索未知世界必需的基本的设施、宁静和时间。它的学者应该享有完全的思想自由，并且绝对免于行政责任的顾虑和担忧。”［2］363，368

弗莱克斯纳认为美国当时大学发展的趋势完全与目的相违，大学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变大，失去了可塑性，以至于有来自各方面的资金压力，大学的组织如同企业的组织，这种组织类型恰恰违反了大学存在的目的，让进行科学与学术研究的人感到不适。大学被拖进了市场，被迫服务于多种目的。弗莱克斯纳认为：“服务于众多目标使美国大学成为一个令学者们不愉快的地方。”［2］362

2.大师的追寻

如果研究中的成员不是知识进步的贡献者和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就没有足够的理由包括在内；而且他们还应该是优秀的导师，在任何时候能够选定有能力的，热诚的学生从事学科研究，或是进行问题的解决——具有与上世纪大师相似的品质：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ster）和英国的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或法国的雅克・阿莱维（Jaques Halévy）；德国的赫尔曼・亥姆霍兹（Hermann Helmholtz）、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Wilamowitz Moellendorff）。［2］363

在高级研究院人才的遴选上，弗莱克斯纳的要求是极高的，认为他们一定要是大师级的学者和杰出人物。他积极推崇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oite Gilman）校长创建霍普金斯大学时的做法，那就是大学要的“是头脑，而不是砖块或泥浆”。1932年，他致力于最初的人员选拔，远赴欧洲。在这个漫长之旅的早期，他访问了加州理工学院，与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等人进行了交谈。

爱因斯坦碰巧那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他是如此负有盛名以至于弗莱克斯纳忍住前去拜访他。在米离堪（Morgan）的建议下，弗莱克斯纳与爱因斯坦第一次在雅典娜会面，弗莱克斯纳向他阐述了建立新研究机构的设想，爱因斯坦认为科学进步来自具有创造性的个人，而不是管理方面的事情，赞成弗莱克斯纳的计划，那就是考虑一个不拘泥于以往的组织，一个学者的圣地。之后两人相约在牛津会面。之后，弗莱克斯纳去了国外与伍德沃德（E. L.Woodward）、万灵学院的亚当斯、欧内斯特・斯温顿爵士（Ernest Swinton）、默里（Gilbert Murray）、托马斯・琼斯等有着大学工作经验的人探讨研究院的创建问题。在离开牛津之前，弗莱克斯纳写了个便条给爱因斯坦，相约在圣基督堂见面。

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我和他来来回回地走在圣基督堂草坪上。越来越接近地谈到这个问题。在谈话中我突然醒悟他或许有兴趣加入这个拟议的研究所。在我们分手之前，我对他说：

“爱因斯坦教授，我无法冒昧地邀请你来到研究所，但是如果经过再三考虑你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我们欢迎你的到来，并遵照你所提出的任何条件。”［2］383

爱因斯坦没有立即接受弗莱克斯纳的邀请，但是相约在波茨坦的家中再见。没过多久，弗莱克斯纳去了欧洲大陆，先停留于巴黎，与伟大的数学家雅克・所罗门・阿达马（Jacques Solomon Hadamard）进行了交谈，阿达马支持弗莱克斯纳的计划并建议弗莱克斯纳从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开始约请。到达柏林不久，弗莱克斯纳与爱因斯坦在波茨坦的乡间住宅会面，并进行了长谈。弗莱克斯纳讲述了新的研究院将设在普林斯顿，与大学联合，但是独立于大学的设想。在这次会晤中弗莱克斯纳敏锐地意识到爱因斯坦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

几天以后，弗莱克斯纳收到爱因斯坦的便条，暗示他要来美国。弗莱克斯纳又一次拜见他，讨论了具体的条件和薪金问题，爱因斯坦提出每月3 000美元，但是弗莱克斯纳最后敲定是每月10000美元［3］462，还为他的助手W.迈克提供了一个职位。几天后，他们签订正式协议，爱因斯坦衷心感谢弗莱克斯纳的慷慨。1933年，爱因斯坦到达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幽静的环境，令爱因斯坦倍感惬意，他说：“我舒服得像一头冬眠的熊，在颠沛的一生中从未尝试过如此像在家里的感觉。”［4］128

之后，弗莱克斯纳从柏林去了哥廷根，在那里见到了外尔，邀请他接受教授席位。外尔对离开祖国很是犹豫，但是后来他和索尔斯坦・凡伯伦（Torstein Veblen）一起加盟了普林斯顿团体，哈佛大学莫尔斯学院（Morse of Harvard）匈牙利教师亚历山大（Alexander），举荐了冯・诺伊曼（Von Neumann）。使得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一夜之间成为德国哥廷根一样的学术圣地。

在经济与政治学院的组建中，他引进了爱德华・厄尔（Edward Earle）、大卫・米特拉尼（David Mitrany）、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和斯科特（C. P. Scott）、里夫勒（Winfield Riefler）。他花了近五年的时间引进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华盛顿的研究部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英格兰银行的美国顾问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t）还有罗伯特・沃伦（Robert Warren）。在人文学科团队中他更是非卓越而不为，人文团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建立起来。弗莱克期纳一开始时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而此时德国纳粹开始了他们的疯狂的路线，这为他的工作带来了天时、地利。在莫雷教授的建议下，他们相继引进了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恩斯特・菲尔德（Ernst Herzfeld）两位伟大的学者，组建了人文研究院的核心。

3.学者的乐园

在引进这些卓越的学者、大师级的人物之后，无论在薪金支付、生活设施上，还是在研究院的管理上，弗莱克斯纳按自己的设想构建了一个“学者的乐园”，在美国大学深深陷入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世俗的纷扰中，给予学术研究以一片宁静的沃土，引领美国学术走向了卓越。

（1）研究应是自治的团体。研究院由三个学院组成：数学学院、经济与政治学院、人文研究学院。每一个学院由教授们、几个研究助手和流动的有不同期望的“成员”组成。每一个学院实际上都是自治的，没有例行公事，没有必要的（或传统的）需严格遵守规章，没有开始时必须做的事情，也没有结束时必须做的事情，只有最简单的记载。没有委员会。为了避免学科和学者陷入同一窠臼，每个中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运作。为了纠正由于专门学术机构管理导致的不足，董事会通过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干预。董事会独自管理和学院独自管理都可能是片面的。学院管理将分散学者的注意力并且可能导致内部与派系的纷争。将会产生更多令人讨厌、枯燥乏味的来自于委员会、团体和学院的会议。一旦开始这种组织和例行的磋商趋势永无休止。弗莱克斯纳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教授们为俗务所扰，在他实际服务的七年里只召开了一次教师会议，他认为有些会议在效果上几乎完全是负面的。他深信仅仅有组织和规则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那就是创造一个真正的学术中心。他认为：“学术民主意味着不去打扰有智慧的人（让天才享受安静）。”［2］368。

（2）研究院应有完全的学术自由。弗莱克斯纳认为，研究院的院长应该担任抬轿人，而不是束缚和控制教授，要确保明智地作出合理而客观的判断。

那里应该有完全的学术自由，就像在英国和法国的学术自由一样，并且像德国拥有的学术自由一样。这是要永远被铭记的，我们将要老练地对待，我希望那些经验丰富的著名学者千万不要从创造性工作中转移注意力。这些人想必明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综观人类历史，那些对他们自己和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人通常追寻着自己的内心之光，组织者、管理者和制度只能令明智的、见多识广的人文精神踟蹰不前，而不去寻求智识与精神的猎物。令鸡毛蒜皮的琐事看起来重要的标准化、条理化毫无益处：它们只是令人厌恶和无用的东西。［2］365

弗莱克斯纳认为杰出的学生将以某种方式学习，同样，杰出的学生学习的方式完全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不必获得也不能获得统一的标准。总之，人数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教授与学生之间彼此关系密切，相互了解；机构是多余的；安排应因人而异，因年而异，因学科而异。美国大学的所有教员都应是全日制，应该享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悠闲地无阻碍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教授可以选择有争议的金融的、企业的或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他可以不慌不忙地这样做，无论结论是什么，他的智识、品格都不可能被损害和非难。在这个基础上，研究院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就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而言，仍然要保留思想与言论绝对的独立与自由。

（3）研究院应为教授提供最坚实的经济基础。弗莱克斯纳认为，研究院所能做的最好的服务和发挥最有益的作用是为它的成员提供优越的经济条件。教授只有不与专业人员或商人竞争，才能专心于学术事业。财富可以伤害他，同样贫穷会令他不能专心于学术，尽管他们的需求相当简单，他们应该得到充分的满足，供款式退休金计划应该向研究院的所有人员开放。如果常为贫穷和不确定的老年生活而烦恼，如果在退休时，他的生活水平已经不太富裕，必须缩减开支，如果他的妻子被迫对家庭照顾，如果他的孩子被剥夺了接受自由教育的机会，如果他住在拥挤的公寓，如果他没有财产、书籍、音乐，或不能享受旅行，如果他被导致要么因为钱而结婚，要么放弃家庭的养育，如果在管理的和行政的负责人与学者之间存在社会与经济上的差距，这些都无助于一个人进行清晰而专注的思考。如果低水平的薪金使大部分员工转向平庸的或临时的工人，迫使他们为增加收入分散精力和注意力，那么一定是因为所提供的经济条件太有限。他敦促奖学金、助学金和贷款用于非常杰出的、有远大前途的学生。

弗莱克斯纳所领导与创建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努力避免美国大学所犯的错误。他力求以智力为特征，以学术追求为目标；反对大而全，强调非对称性、小型而易塑；强调研究院的非功利性，是不受当下利益扰乱的学者和科学家研究世界及其现象的实验室，是简朴、舒适、安静之所，学者享有完全的智力自由并绝对免于行政责任或事务；他认为研究中的基本思维方式，无论令他们感动的源泉来自什么——好奇心、怜悯、想象或是实践的感知——都属于高级研究院。从这些原则来看，弗莱克斯纳想建立的无异于是“学者的乐园”。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创建，集中地体现了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

二、《弗莱克斯纳报告》与美国医学教育改革浪潮

弗莱克斯纳是推动美国医学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他从医学教育的科学化问题着手，关注大学的现代化发展，其大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学的医学教育改革与实践。他的医学教育实践也对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医学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获得卡内基教学基金促进会支持

1906年夏天，弗莱克斯纳带着妻子和女儿从欧洲启程，参观了英国和法国的学院和大学，秋天来到德国。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利用闲暇去看看教育机构，考察了牛津、剑桥、拉格比、伊顿等大学和学校，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从伦敦踏上回程。德国大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

三十年来我们对德国大学的成绩和缺点一目了然，重视学术，精选教授，由学院提名给三位候选人的执行者，执行者自行选择三个人中的一个或是他看好的其他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大学的人选，有效地遏制了近亲繁殖。［2］10

正如他1905—1906年在哈佛所见到的。在很久以前，弗莱克斯纳“常常发现送往美国东部大学的学生在大学学习生涯中往往失去了而不是获得学术的热情”。夏天在海德尔堡期间，闲暇时回顾他在路易斯维尔为学生进各种大学和学院进行的预备教育和在哈佛与国外大学所见，他专心写了第一本书《美国学院》，对选修制、讲座制度、助理津贴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908年回到美国后，这本书由纽约世纪出版公司出版，反响平淡，因为对他的彻底的批评没有人准备采取行动。尽管弗莱克斯纳所撰写的《美国学院》一书在发表的时候没有引起反响和产生效果，但是这本书却“带来幸运的结果”。这本书流传到卡内基教学基金促进会的主席亨利・普里切特（Henty Pritchett）博士的手上。

当时弗莱克斯纳也意识到自己或许可以在卡内基教学基金促进会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职位，他请求吉尔曼的继任者霍普金斯大学雷姆森校长写一封介绍信给亨利・普里切特博士，当他将这封介绍信呈给普里切特博士的时候，普里切特让他看了他为布朗大学的演讲写的一篇讲稿，里面提到的许多做法和建议与弗莱克斯纳在《美国学院》一书上所倡导的一致，二人一拍即合。普里切特博士大胆地起用弗莱克斯纳去做医学院校的研究，在工作之初，弗莱克斯纳有些犹豫，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早在路易维尔期间就与医疗人员有过接触。他说：“尽管如此，一个大胆的想法已在头脑中形成，那就是一个有勇气的、富有创造力的、决定问题关键的、普遍的调查。”［2］111

他认为做这项研究，要先了解欧洲和美国医学教育历史，于是他阅读了涉及欧洲和美国医学教育历史的所有文献，尤其是最重要、最有启发性的毕罗（Billroth）的《医学科学的教学与学习》（Lehren und Lernen der medizinisch Wissenschaften），接着他到达芝加哥与美国医学协会的秘书，一名能干的管理者和编辑乔治・H.西蒙斯（George H. Simmons ）一起了解医学教育的概况。同时对由N.P.洛厄尔（N. P. Colwell）博士为医学协会教育委员会准备的报告进行了解。弗莱克斯纳认为洛厄尔的报告是由医学院的医师委员会准备的，成员由它们的会员组成，因此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坦言事实的真相。如弗莱克斯纳所言：“洛厄尔和我做了多次旅行，但是，鉴于他不得已要谨慎巧妙地行事，我是幸运完全有把握地坦诚地说出真相。”

完成了初步的阅读以后，他去了巴尔的摩，回到母校霍普金斯大学与韦尔奇（Welch）医生、霍尔斯特德（Halsted）、迈勒（Mall）、艾贝尔（Abel）、豪威尔（Howell）等人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征求意见。因为他们在霍普金斯大学创建了一所成功的医学院，弗莱克斯纳认为这是一所适合于美国的条件，集合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医学教育最好的特性的医学院。带着脑海中的这个图式，弗莱克斯纳开始了他的美国与加拿大医学教育调查。

（二）美国与加拿大医学教育调查

从1908年12月1日开始，弗莱克斯纳用大约一年的时间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155所医学院，在考察之前没有固定的程序设计，在所有的考察过程中也从没有使用过问卷调查。因为他对通过问卷进行的所谓的“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是深表怀疑的。他说：

问卷调查所发出的信函数以千计，许多信函常常被人扔进废纸篓。有时收回的问卷填得很随意，或者是满纸的批评意见。这些资料在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之后被整理成表，但最后得出的结论要么是凭调查开始时的常识就显而易见，要么是最终得不到可靠的证据支持的。问卷不是一种科学的工作，它只是一种廉价、方便和快速获取信息资料或非信息资料的方法——这两者的区别没人知道。［5］106

他认为：“研究不是雇佣他人而是个人独自做出的静悄悄的和艰苦的努力。这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是目前人的思想在一切可利用的设备与资源的帮助下能够做的最艰难的事情。”

他拟定了所有调查的学校名单，从在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医学院开始，亲身前往其中的每一所学校，观察每个细微之处，与教师和学生进行交谈，调查重点内容包括：

第一，入学要求（它是什么？是强制执行的吗？）；

第二，师资的规模与培训；

第三，可用的捐赠基金的金额及该机构支持的经费情况；

第四，实验室设备的质量与充足性，临床学科教师的资格与培训状况；

第五，医学院与医院的关系，尤其包括进入临床实习的自由度，教学医院教师任命情况。［2］120

他在院长办公室里抽取已存档的学生的文凭，确定入学要求（两年的高中学习，高中毕业，两年的学院学习，或大学学位），决定这个标准是什么，高或低，在大学一览表中公布的是否属实。几个调查显示教师是否由当地的医生组成，是否已在其他地方医学院讲授过，或者是经过某种情况的努力已获得教师的适当训练。一个简单的问题透露出医学的收入，一个简单的操作就能了解全职教师的数量或是在教学中的实习医生的数量的分配。他亲自到实验室观察实验室设备、博物馆标本，图书馆馆藏情况。通过闻气味，了解实验室里面有没有进行解剖学教学。通过与学生交谈，了解医学院的院长、医学教授、外科和产科的负责人对教学的态度是专注还是三心二意的。这些问题可以某种程度上确定在学校一览表中的医学院哪些是有资格的，哪些是徒有虚名的。考察了数十所学校，有时更多的学校，他返回纽约，将调查的进行情况整理，再把这个简短的提要以邮件发给医学院的院长，要求他们更正谎报的事实。整个调查的过程中，他感觉教师更坦诚，他努力打消他们的疑惑，使他们信任卡内基先生及卡内基教学基金促进会的工作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行动。

弗莱克斯纳在他的传记《我的记忆——弗莱克斯纳的传记》（I Remember：The Autobiography of Abraham Flexner）一书中记载了在医学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很多情形。他了解到有些医学实验室是徒有虚名的。一次在华盛顿赛勒姆（Salem），当他问一个医学院的院长这所学校是否有生理学实验室时，这位院长回答“当然，在楼上，我带给你”，而他到楼上带下来的却只有一个小的脉搏描记器。弗莱克斯纳是认真的、严谨的，也是近乎苛刻的。当公开的调查得不到真实的结果时，他进行暗中走访。在传记中他提到一次在得梅因（美国衣阿华州的首府）一个整骨疗法学校，与学校的校长一起参观，发现每一个门都上了锁，尽管每一个门上都标明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等。但弗莱克斯纳没有见到看门人——他认为这可能不完全是一个意外。他对校长表达了对这所学校的满意后，驱车前往火车站，令校长以为他已乘下一班车去了爱荷华市。事实上，等到这位校长离开后，弗莱克斯纳重新返回这所学校，找到了看门人，塞给了他5美元，作为回报，请他打开了每一个门，弗莱克斯纳看到了真实的情况——每一个房间里的设备都是完全相同的，包括桌子、小黑板、椅子，没有图表，没有仪器——什么都没有。同样，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学校向他展示了在教堂山的最初两年开设课程情况，还给出了在罗利两年临床年（the clinical years）的课程，但是弗莱克斯纳看到这所医学院的楼里是肮脏的并且没有任何设备。他请摄影师拍下了楼里每一个房间的照片，得到真实的证据。回到纽约后，他将这些如实汇报给普利彻特先生，普利彻特把这些照片寄给了这所大学的校长，附上一封信，要求他们在即将提交的报告里如实报告。这位从没有参观过医学院的校长害怕了，在匆忙拜访了普利彻特博士后，将大学董事会成员召集在一起，废除了关于临床年课程报告，这样在后来所提交的报告中就没有提到它。对于医学院与附属医院之间是否有密切的联系，是弗莱克斯纳医学教育考察的重点内容之一。

他对事实的揭露是无情的，既使是他的上司普利彻特博士当年任职过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也一样。普利彻特博士早年是这所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天文学教授。当弗莱克斯纳回到圣路易斯（美密苏里州东部城市）去参观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时，普利彻特博士对他说：“现在你会看到更好的东西，因为我的朋友布鲁金斯（Brookings，华盛顿大学医学院院长）对发展大学的医学院尤其感兴趣。”弗莱克斯纳在圣路易斯花了一两天时间，发现这所学院比在其他地方见过的最糟糕的学院好一点，但是在每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不合格的。他写了一份报告给普利彻特博士，说道：

华盛顿大学是一所雄心勃勃的重要的大学，注定对圣路易斯人民和周围国家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它的医学院完全背离了这种精神，与大学其余的设备极为不协调。假如这个学院不成为阻力或耻辱，必须采取两个途径之一：废除现有的学院或进行重组。［2］124对于这一结果普利彻特博士坦言了他的失望，决定每年拨款80 000美元给这所学院。他把这个报告寄给校长布鲁金斯先生，委派他改变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不合格的学术状况。其中弗莱克斯纳的建议为：“废除这所学院，组织新的科系，从上到下重组临床设备，增加捐赠基金，这样可以在圣路易斯再次实现吉尔曼在巴尔的摩的成功。”布鲁金斯听取了弗莱克斯纳的建议，亲自参观了霍普金斯大学、洛克菲勒学院和其他的学院，研究他们的筹建计划、研究与教学方法，实际地负责学院的重组与重建，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布鲁金斯生命的最后时日。后来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成为了美国杰出的学院之一，这个学院中的一些系，诸如外科、生理学、药理学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依阿华州立大学董事会对依阿华大学医学院有颇为良好的印象。但是弗莱克斯纳在经过调查后向州立大学董事会财政委员会的主席W.R.博伊德（W. R. Boyd）坦言了这所学院的实际情况，并与他讨论了医学教育的整体问题，博伊德先生表示了要去看看依阿华大学医学院回应现代需求的情况。至此，他与W.R.博伊德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对于医学院校的考察，他写道：“几乎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对这些事实感到震惊，我急切地想揭露这些情况，我把这些描述为‘利欲熏心的、目不忍睹的、无知的——是那么不可靠’，同时头脑中充满了关于重建的问题。”［2］125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的155所医学院，对于他的工作他在个人传记中做了如下的记载：

在我的日记中记录的旅行日程是最说明我工作的速度与效率的方式的：

11月

4日 德梅因，爱何华州——张伯伦宾馆

5日 苏城，依阿华州——Mondamon宾馆

6日 奥玛哈，内布拉斯加州——罗玛宾馆

7日 堪萨斯市——巴尔的摩宾馆

8日 劳伦斯，堪萨斯州——新埃尔德雷奇宾馆

9日 圣路易斯，密苏里州——杰弗逊宾馆

11日 俄克拉荷玛市——俄克拉荷玛

12日 诺曼，俄克拉荷玛——艾格尼丝宾馆

14日 达拉斯，德克萨斯州——东方宾馆

15日 阿肯色州小石城——马里恩宾馆

16日 孟菲斯，德克萨斯州——Gayoso宾馆

17日 维克斯堡，密西西比

19日 纳什维尔，田纳西州——麦克斯韦宾馆

20日 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在那里我停下来去拜访亲戚并休息了几天）［2］129

弗莱克斯纳认为这几方面是决定医学院质量高低的关键。调查发现，尽管各个学院情况不一，但总体而言，各个学院都没有达到自己所声称的入学要求。学校实验室和临床设备奇缺，医学院与医院、实验室学科与临床学科联系不紧密，有些医院虽然在名义上与医学院同属一所大学，但实际却相距甚远。

（三）《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出版及影响

弗莱克斯纳花了一年半多的时间调查医学院校，并将调查结果整理成著名的卡耐基《第四报告》，即《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致卡内基基金会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并于1910年公开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Report）。

人们评价它是20世纪被引用最多的关于医学教育评价的著作，被认为是在医学教育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和20世纪对美国产生最大影响的25本书之一。这个报告追根溯源了美国医学教育的状况，实质内容包含180页，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共14章，概述了美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历程、医学教育的理想基础、医学教育的实际基础、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资金、医学教育的重建问题、医学流派、医学教育认证、毕业后教育、妇女和黑人教育等11个方面；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40个地区共155所医学院校的现状及提出相应改革措施和建议。该报告论述了医学院校办学标准、医学生入学水平及毕业资格认证、医学教育基本框架（包含医学教育课程体系、管理体系和评估模式）。为20世纪医学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美国医学院的低劣水平。报告中有两张示意图，一个描述学校名覆盖地点的附录，标明了这155所现存医学院中每一个学院的位置；另一个建议进行全国范围的重组，将数量减少124所。

《弗莱克斯纳报告》出版一年半后，他开始着手医学院的整顿工作，至此掀起了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浪潮。在报告的冲击和影响下，以营利为目的的医学院纷纷倒闭，一些医学院为了生存只好合并。通过合并与重组，医学院的数量从155所减少至31所。他的医学教育改革方案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弗莱克斯纳认为，临床实验室是医学新发明的摇篮。因此，最迫切的改革是给临床教授充足的工资以使他们放弃外边的开业诊所，即实行全职制。全职制得到霍普金斯医学院教授们的赞同。在弗莱克斯纳的积极努力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给霍普金斯大学150万美元捐赠基金，用于资助内科、外科、产科及儿科等教授的讲座。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全职制改革为全国树立了榜样，进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使他声名大振，同时也让他身处险境，受到人身威胁。他在自传中写道：“正如我现在说的，我‘上了头版头条’。医学界还有医学院的教学人员及联邦检察委员会被这无情的揭露完全惊呆了。我们受到法律诉讼的威胁，有一次我们因为诽谤被起诉赔偿15万美元，我还收到匿名信说如果我在芝加哥露脸就会被枪杀，届时在医学教育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我去那里做一次演讲，结果安然返回。”［2］131

弗莱克斯纳的医学教育思想对英国和德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9年，柏林大学授予弗莱克斯纳医学荣誉学位。这是柏林大学第一次授予外行人以荣誉学位，在授予学位时，柏林大学宣布：“现在关于医学教育问题的讨论没有一个不是从弗莱克斯纳的观点开始的，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对医学教育进行过如此深刻、透彻、客观和广泛的研究。”［6］综观弗莱克斯纳的一生，从青年时期入读霍普金斯大学起，就树立了追求真理的崇高理想，但是他没有止步于纯粹的理想主义而是脚踏实地一路向前，为美国学术走向卓越奋斗不息。在自传中他写道：“我不是一位哲人，我走过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历程。我是一位现实理想主义者……我有着追求可行的热情。”［2］399

［1］Thomas Neville Bonner. Iconoclast：Abraham Flexner and a Life in Learning［M］. 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2.

［2］Abraham Flexner. I Remember：The Autobiography of Abraham Flexner［M］. New York：Simon＆Schuster，1940.

［3］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爱因斯坦传［M］.薛春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美国普林斯顿高研院掠影［J］.科学文化评论，2004，1（4）.

［5］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6］Thomas N Bonner. Abraham Flexner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y：the Progressive as Traditionalis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of Education，1997，（1）

［责任编辑：雨 夕］

张立娟（1972— ），女，黑龙江海伦人，博士研究生，南通大学教育科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项目“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B-a/2013/01/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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