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斌 王婉婷

（复旦大学 心理学系，上海 200433）

进化心理学视野下的创造力研究

陈斌斌 王婉婷

（复旦大学 心理学系，上海 200433）

在过去的七八十年里，创造力的研究在概念、理论、测量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和成熟，它已经成为心理学重要的研究议题。近年来，进化心理学成为心理学一种新的理论思潮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对心理机制之所以产生的终极原因的解释是该思潮之核心所在。本文通过两大进化心理学理论——文化进化理论和性选择理论解释“人为什么会产生创造力”这一问题，以期能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创造力。

创造力；进化心理学；文化进化理论；性选择理论

在1950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Guilford在其就任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席发表就职演讲时作了过去被长期忽视的研究主题——创造力（creativity）的演说。在此之后，心理学家开始逐渐关注并探讨创造力相关的研究。直至今日，创造力已经成为重要的心理学研究议题。

与此同时，一股新的心理学思潮正在蓬勃发展，这就是进化心理学。对于心理学来说，它被誉为继认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巨大的理论革新。进化心理学的核心价值在于，重视并强调人类行为和心理发生发展背后的终极原因，也就是试图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举例而言，为什么男性会比女性更容易出轨？为什么婴幼儿会与父母建立依恋关系？为什么人类喜欢高热量食物？这些都是进化心理学中有趣的话题。

进化心理学的发展对心理学各个研究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创造力。过去传统的创造力研究更多地关注“创造力是什么”“创造性过程是怎样的”等类似的问题；而进化心理学则探索“人为什么会具有创造力”“创造力产生的进化适应机制是什么”等问题。因此，本文将运用两种新的进化理论观点来阐释创造力产生的根源。

一、创造力的概念及其测量

定义创造力这一心理学概念需要遵循两种研究的传统，即个体主义取向和社会文化取向。每种取向都有各自独特的内涵和特点。个体主义取向把创造力定义为是一种见诸世界的新颖的心理组合；而社会文化取向把创造力定义为是一种产品的生成，该产品被某一适宜的、知识渊博的社会群体认定为是新颖的，同时也是适当的、有用的，或是有价值的。［1］前者往往被称作“小c”，因为它包含的是普通人平常生活的各种方面。例如，遇到有狗追赶你时，你假装蹲下来，它就会跑走；人们把易拉罐制作成洒水喷头；你走一条不熟悉但是耗时更少的路以节约时间。而后者往往被称作“大C”，因为后者解决的是特别困难的问题，或者创造出天才的作品。例如，达芬奇等艺术家的作品，或者爱迪生等发明家的创造发明。本文中所涉及的创造力包含这两大定义的内容。

以测量为目的的操作定义方面，心理学家Guilford认为创造力包括了以流畅性（fluency）、灵活性（flexibility）、独创性（originality）和精致性（elaboration）为重心的发散性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对问题的敏锐觉察（Sensitivity to Problems）以及重新定义问题的能力（Redefinition Abilities，包括想法转化、重新解释问题、非定势思维）。其中，流畅性指的是在短时间内能连续地表达出观念和设想的数量；灵活性指的是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灵活地思考问题；独创性指的是具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别出心裁的解决问题思路；精致性指的是能想象与描述事物或事件的具体细节。以他著名的“结构智力模型”（Structure of Intellect Model）中发散性思维部分为基础，堪称创造力量表里程碑的“托伦斯创造力思维测验”（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TTCT），其最初的四个分量表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模型建立的。［2-3］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初创的托伦斯创造力思维测验，每隔八年到十年重新搜集数据制作常模，也在对分量表进行更新。较新的版本中，灵活性分量表由于与流畅性分量表在得分上相关性过高而被删除，增加了命名抽象性（Abstractness of Titles）和思维开放性（Resistance to Premature Closure）两个分量表。［3-4］其中，增加命名抽象性是因为创造力需要抽象思维，因此测量对绘图的命名超出以具体物品命名的程度；增加思维开放性是因为创造时人们需要将大量不同的，甚至矛盾的信息综合考虑，因此测量思维开放的程度。

测量创造力的量表，大致可以分为：（1）由研究者客观评估创造性产品；（2）由参与者主观评估自我创造能力；（3）由参与者客观报告创造性成就水平。托伦斯创造力思维测验属于第一类，让参与者进行绘画或口头叙述提问，研究者通过参与者的展示来判断其创造力水平。同样属于这一类的还有“不同寻常使用任务”（Unusual Use Task），研究者往往让被试在极有限的时间内尽快说出某个普通物品（例如砖块或者易拉罐）的不同于寻常方式的用途。［5］属于第二类的有Gough的“形容词检核表”（Adjective Check List），该测量方式与一般的人格特质测量一样，让被试评定某些特定的形容词描述自己的符合程度。［6］创造型人格量表（Creative Personality Scale）也属此类。［7］而创造性成就问卷（Creative Achievement Questionnaire）要求参与者报告在不同创造性领域（如视觉艺术、音乐、舞蹈、建筑设计、发明创造等）内的成就水平，对于不同的叙述（如：我的画作曾被展示在美术馆）给出是或否的回答，无疑是第三类的代表。［8］

除了使用现成的量表之外，有时研究者也会自行设计任务让参与者解决，并以此判断参与者的创造力水平。［9］这些工具和方法在各类研究中都被广泛地运用。

二、创造力的文化进化理论

在探讨文化进化理论对创造力的解释之前，需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的研究所发现的文化差异现象，尤其是以中国学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群体与以美国学生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群体在创造力方面的显著差异。

（一）创造力的文化差异

在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亚洲学生的成绩表现一向以优异著称，大量研究表明在这个方面亚洲学生胜过西方国家的学生。例如，Stevenson，Lee和Stigler发现，小学阶段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的数学能力已经全面超过美国学生。这种差异并不来自于基因，也与学校的资源和设施（如运动场地、班级人数）无关，而被认为是社会文化的差异——对教育和个人努力的态度和信念、学校教育的组织方式、课程设置等。［10］

然而在创造力方面，东方文化下的学生却表现出劣势。绘画任务中，中国研究生表现出的创造力显著低于美国研究生。［11］又如，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生都要完成根据主题制作拼贴图和画外星人两个任务，他们的作品都被同龄中美两国的裁判评价，结果发现，中国大学本科生的作品创造力上显著低于美国大学本科生的作品。［12］不仅是绘画任务，文字任务中，中国人在创造力上相对于美国人的劣势同样存在，出现在所有维度上并且贯穿不同的年龄段，无论是9岁还是60岁。［13］这样的差异不仅是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而且是发生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研究发现，东方文化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的儿童创造力分数均显著低于西方文化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等）的儿童。［14］

许多研究者都将创造力在东方人群与西方人群中的差异归因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或者说，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差异。显而易见的是，东西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确差别非常大。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社会，人们通常对自我抱有独立的看法，一个人的行为和其行为的价值很大程度上由自身的想法和感觉决定，而不是其他人的想法、感觉或行为。与之相反，东方文化影响下的社会，人们对自我的看法依赖于其他人，行为动机很多时候是为了让自己符合其他人的期许。所以，西方社会中，一个人的存在主要在于发现和表达自我、将自我与他人区分开；而在东方社会中，每一个人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存在，其行为也要服从于集体的需求。［15］

Csikszentmihalyi则将社会和学校视为一个选择系统（selective system），决定了谁是有创造力的或者什么作品是有创造性的。在他的创造力模型中包含了三个影响创造力的主要因素：稳定的领域（如物理学、音乐等），社会层面的机构（制定了创造性作品的标准并从诸多作品中拣选），以及个人。因此，创造力在本质上是依赖于其存在环境的。［16］325-339

Amabile认为，社会环境，包括教育系统、教室整体氛围、学校环境和工作环境以及家庭，是影响一个人创造力的重要渠道。这些因素不断累加，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动机来源方向（内在动因或外在动因），并在之后部分地决定了一个人的创造力。她指出，鼓励自主（autonomy）或自学（self-directed learning），或能够提供最优的挑战、竞争或参与性任务（task involvement）的社会环境，应当会对创造力的表现有正面的影响。［17］

不难发现，西方文化在理论上的确也更适合培育创造力。但是，这种文化差异归根到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过去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特征及影响的分析并没有揭示这种跨文化差异背后的终极进化机制。最近，著名进化心理学家、在我国最早介绍进化心理学的张雷教授及其包括本文第一作者在内的学生提出用“文化进化理论”来解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中西方会存在创造力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实质是为了适应东西方各自独特的进化环境而有选择地进化的结果。［18］

（二）文化进化与创造力

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更新世时期或更早的时期，人类基因进化主要由东非大裂谷的环境变异及环境稳定性驱动的。之后的人类则是在应对四大洲范围内的环境变异性及环境稳定性过程中进化而来的。人类的文化和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正是在人类祖先离开非洲遇到更大的和多变的环境之后才出现的。人类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采用群体学习和个体学习这两种基本的学习或适应策略。［19］我们认为今天被称为亚洲人的人类群体更多地是采用群体学习策略，而正统欧洲人则更多地是采用个体学习策略。［18］群体学习被定义为完全照搬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行为，而个体学习被定义为通过反复试验来获取新的行为。［20］个体学习存在潜在的代价，即个体学习有可能发生错误或者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仅如此，个体学习比群体学习的效率要低，因为反复试验会侵占用在其他适应能力提升活动上的时间和精力。群体学习却可以避免因不准确的学习方式而带来的更大的适应代价。［19-20］

人类和其他动物都是根据环境变化在群体学习和个体学习中作出选择的。［21］群体学习的适应力取决于人们生活在相同环境的可能性，可能性大的情况下，人们会倾向于在社会交往中从这些相同的环境中学习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环境变化迅速，那么对现有适应行为的完全复制未必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种情况下，要让适应性行为符合不断变化的环境，就需要个体学习。因此，当环境变化迅速时，个体学习运用得更为频繁；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当个体反复试验的学习方式代价较大时，群体学习运用得比较频繁。

中西方的这种学习适应性差别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近代进化历史表明亚洲的环境相对稳定。与亚洲人相比，欧洲人在过去却面临了相对更多的环境变化。我们引用了大量的不同方面的环境差异来证明这一观点。东亚地区与历史上出现较多社会变迁的欧洲和北美相比，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对较少的环境变异，包括气候、政治、人口迁移、战争、农业和病原体。［18］例如，在政治方面，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开始，中国一直实行单一政权的中央集权管理。相对于中国漫长的2000年统一历史，中国经历了较少和较短暂的国家分裂时期，累计只有480年。然而，欧洲的集权统治时期比中国要短，并且集权统治的范围也比中国要小。从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两个政权和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的西部政权最终崩溃之后的1600年至今，欧洲已被划分成许多不同的政治实体。这些政治实体的数量从中世纪的200个公国、城邦到现在的50个国家。因此，从过去的2000年至今，治理多元化使得欧洲有着比中国更多的变化。

东方文化采取群体学习方式，这就意味着要以教育实践为基础，强调课本知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而西方则注重具有创新性问题解决特点的个体学习。东方文化崇尚努力多于能力，并鼓励顺从、依从和社会分层的存在，这催生了群体学习，或者称之为社会模仿。西方文化则鼓励独立、自主和追求个人利益，这使得个体学习以及本文所讨论的创造力的产生和强化成为了可能。［19］

三、创造力的性选择理论

在探讨性选择理论解释创造力之前，需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研究所发现的创造力的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相关研究结果。

（一）创造力的年龄差异

在儿童和青少年的创造力发展趋势方面，Torrance在整理了自己和其同事的研究结果以后总结：儿童从3岁开始创造力逐渐上升，4岁半左右达到第一个峰值；大约5岁进入幼儿园时创造力下滑，之后显示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在三年级达到第二个峰值；大约9岁，三年级结束、四年级开始时，创造力急剧下降，随后在五、六年级有所恢复（五年级时恢复主要在流畅性分项上，六年级时主要在独创性分项上）；之后七年级创造力又有所下滑，从八年级开始渐渐恢复并进一步提升，大约十一年级时达到第三个峰值。［22］1-4

从Sullivan的人际交往技能发展的阶段理论来看，这样的现象非常有趣：每一次下滑都发生在从一个发展阶段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过渡年龄段。［22］45岁左右发生第一次下滑，是幼儿期阶段结束，童年中期阶段开始的时候，为了适应家庭之外新的环境挑战和要求，如社交适应、接受并向家之外的权威妥协，作出的必要的变化。9岁左右发生第二次下滑，是童年中期阶段即将结束，青少年前期（preadolescence）阶段开始的过渡期，在面对自我同一性认同、同伴认可、同性同伴性别认同和服从同伴间规范等日益重要的新需求的条件下，作出的又一次改变。12岁左右发生第三次下滑，是在青少年前期阶段结束，青少年早期阶段开始的时候，在此阶段，个体面临为了获得异性认可而不断努力并因此限制了许多方面的敏锐觉察而产生了服从上的新要求、新挑战。

在儿童的创造力发展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创造力的“四年级滑坡”现象（fourth grade slump），最早由Torrance总结提出，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一再确认——Kirkpatrick的墨渍联想实验发现四年级的学生给出的联想数量大大低于一、二、三年级［23］；Simpson给实验参与者的纸上有印好的四个点，要求参与者添加两个点并画一样东西来囊括这六个点，结果发现四年级学生画出的图案数量与获得的创造性评分和三年级、五年级相比有极大的下滑［24］；Axtell要求创造力高的六年级学生回忆自己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好奇心状况，并绘制变化曲线，结果发现，感受到自己的好奇心在四年级时明显下降的人数是最多的，占到31%［25］；Torrance使用TTCT问卷发现，在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和精致性四个维度的分数上四年级学生相比三年级有极大程度的下降，在不同维度上有45%到61%的四年级学生表现出大幅下降［26］。

除了美国之外，在古巴裔美国移民、韩国、法国也有同样的现象。［27-29］而Torrance的跨文化研究包括了美国白人，美国黑人，澳大利亚西部、萨摩亚西部、德国西部、挪威、印度等地区的种族。结果表明，大部分文化中在小学阶段都会出现创造力的急剧下滑，有的发生在四年级（美国白人），有的提前到三年级（澳大利亚），有的延后到五年级（挪威、印度）、六年级（德国）。例外的萨摩亚地区，从三年级开始创造力发展进入停滞期；同样例外的美国黑人儿童，始终表现出增长的趋势，但创造力分数不高。［22］32-265

这一现象直接支持了发展的阶段论观点，即发展是不连续的。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心理的较大变化（例如，自我概念变化，完美主义倾向，承担风险的意愿降低，崇拜同龄人并忠诚于自己所在的小群体）和环境的较大变化（例如，社交上的从属支配关系、排斥、群体间隔阂、贬低、刻板印象、竞争和妥协，学习难度增加带来的压力，课堂形式严肃化，从没有作业变为有作业）使创造力在短时间内受到了损害或抑制。［22］3-9

而在成年和中老年阶段，根据Simonton以大量研究数据为基础建立的数学预测模型，创造力随职业生涯发展渐渐进入了高峰期，之后急剧下滑。［30］高峰期过后的下滑，可能的原因有生理、心理和社会几方面。［31］生理原因包括由于正常衰老带来的身体活力减退、感觉能力减退，或是疾病。这些可能会限制一个人的创造成就，但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创造能力。例如，手部的关节炎、体力衰退、视力下降都会影响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画家一年画出的作品的数量，但不会影响他从画家的视角来理解世界的能力。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包括激励减少、动机变化、学术兴趣改变等。例如，获得职称和由此带来的发表文章的压力减少，对创造成就无疑有所影响。

纵观人类一生的创造力发展，创造力的巅峰主要出现在青少年晚期、成年初期及之后的一段成年期。

（二）创造力的性别差异

另一个在传统心理学研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内容就是男女之间的创造力差异问题。尽管这类文献非常多，而且似乎数据结果非常混乱——有的研究发现没有性别差异，但是有的发现有性别差异；有的发现男性创造力高于女性，但有些研究却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可以针对测量内容划分出两个泾渭分明并有着迥异指向的分类：创造能力（creativity ability/potential）和创造成就（creativity product/achievement）。

创造能力主要由发散性思维来衡量，而各式各样的托伦斯测验在发散性思维的领域中占据压倒性数量，其中又以托伦斯创造力思维测验（TTCT）为最。实际效果方面，较之其他的发散性思维测量方法，TTCT也被Kim对于17份研究的元分析报告评估为具有更高的对创造成就的预测性。［32］

在Baer和Kaufman整理的78份测量发散性思维的研究中，35份报告结论为无性别差异，4份报告为男性更善于创造，9份报告为女性更善于创造，情况复杂的有30份。［33］值得注意的是，情况复杂的标准下，存在数量不少的报告明确表示在创造力分数上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在平均数上略有高低之分（例如对于Raina在1980年发表的报告，Baer和Kaufman的总结描述是：女性在两个测试上获得分数都高于男性，但差异不显著），或是在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上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例如对于Goldsmith和Matherly在1988年发表的报告，Baer和Kaufman的总结描述是：创造力上没有性别差异，女性的创造力与自尊之间有高于男性的相关性）。单纯以创造能力，而非Baer和Kaufman使用的广义的以创造能力为核心并包含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的角度来看，这些报告都应分类到“无差异”类别中。

横向比较研究也表明，即使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也基本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Alpaugh和Birren发现，对于20岁到83岁的参与者而言，在测量创造力的7个子量表（Guilford测验中的创新用途、实用改变、问题配对III和V、发散性思维方面的符号生成和绘图命名、创意流畅性方面的绘图命名，以及Barron-Welsh艺术量表）中，只有问题配对V（一种图形测试）上男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其他部分在平均分上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也没有与年龄组有关的性别差异。［34］相似地，Reese，Lee，Cohen和Puckett也报告，在17～22岁、40～50岁、60～70岁、75岁以上4组中，没有年龄组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各年龄段都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35］

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研究报告数量上的趋势指向创造能力在男女之间不存在差异的方向。

创造成就的衡量主要分为学术成就（针对科学领域）和艺术成就（针对艺术领域）。这样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与特定领域的技能水平有关，而Hayes提出的“十年原则”指出，无论多么有天赋的人，都必须在某个领域投入十年的时间来获得为了达到极高成就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36］209由于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来掌握基础知识，创造成就的研究群体多为成年人和中老年人。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以成就来看，从物理、化学、数学到音乐、绘画、文学，男性的创造成就远远高于女性。［37］从这些结果，我们不难发现，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上，创造成就在男女之间存在差异，即男性创造成就高于女性。

总结而言，创造能力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男性的创造成就却显著高于女性。

（三）性选择与创造力

为什么在青少年晚期、成年初期会出现创造力的高峰？为什么在创造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创造成就会表现出如此大的性别差异呢？其根源究竟是什么？进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性选择理论或许可以予以解答。

性选择理论指出，个体为了促进择偶和繁衍机会，会发展和繁衍出所谓的装饰品来吸引异性，包括炫耀性的或者夸大的行为或者特质。［38］它们之所以能起到吸引异性的作用，是由于装饰品需要消耗的大量能量和时间使之具有标识出高质量基因的个体的能力，又因为这样昂贵的负担使之削弱了个体的生存能力，无法被能力不足的竞争者所模仿、伪造，是一种可靠的、信度极高的标识。［39］换言之，装饰品本身会损害个体的生存，但会提升对异性的吸引力并因此提高繁衍成功率。

成年阶段，在生理意义上指的是性成熟、具有繁衍能力的阶段。这个阶段中，个体具有寻觅异性伴侣并繁衍后代的本能需求。而为了追求异性，个体常常需要用各种方法展现自己在基因、身体、思维上的优势以吸引异性。这种生物适应（biological adaptation）与生存适应（survival adaptation）不同。生存适应的目的是进化出最优的表型（optimal phenotype），最终会使个体间的差异越来越小（表型不够优化的个体被表型优化的群体淘汰）；生物适应的目的是促使浪费资源、难以生长和维系的健康标识（也就是“装饰品”）产生，从而标记出具有足够能力负担这种资源浪费的高能力个体，最终会使得个体间差异越来越大。［40］260-275

此外，性选择理论还强调，这种吸引异性的装饰品往往都发生在雄性个体身上。其原因在于两性在亲本投资上的差异。雌性对后代的投入从她们怀孕之后就开始了，包括妊娠期以及产后哺乳期，甚至抚养幼儿直至其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但是，雄性对后代的投入在与性伴侣交配之后就可以结束。因此，在和雌性伴侣交配之后，雄性就可以去寻求其他的择偶机会，因而他们就有更多的潜在繁衍机会。因此，雄性的最大利益就是通过相互竞争来获取雌性伴侣。相反，由于雌性对后代投入相对比雄性多出很多，所以雌性就可以有选择权来挑选将与其交配的雄性追求者。［41］而雄性就不得不要使用某些方式来吸引雌性，性选择就进化出了装饰品。雄性孔雀的大尾巴是最经典的装饰品的例子。孔雀开屏时其五彩缤纷的尾巴的各种特征，例如大小、颜色等都向异性真实地传递着自己基因的优势和健康的体魄。［42］

如同其他物种一样，人类男性的亲本投入明显要低于女性。因此，人类男性在性选择的作用下，也进化发展出了各类装饰品。如同孔雀的羽毛一样，人类的很多行为特质都是向异性炫耀的装饰品。例如，男性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炫耀性的消费、参与冒险性的行为或者活动，作出更多包括捐献和英雄主义利他在内的亲社会行为，等等。［43-46］

创造力作为人类各种装饰品中的一种，在性选择压力下进化产生，是男性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42］创造力是有代价的，它会减少关注其他事物的心理资源，并且不利于短时记忆功能的发挥。［47］因此，只有那些高质量的个体因为拥有足够多的能量和精力以及极高的智力，才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代价而作出创造力的表现。并且，不难发现，许多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在他们成名之前，都生活得很落魄，甚至被看作是疯子。艺术家如梵高、舒伯特，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等都曾一度被看作是脱离主流的人，他们的作品和理论在被后人认可之前都被视为是破坏社会现有准则的毒瘤，被社会所拒绝。［48］这些都表明，创造力的确如同其他的装饰品一样，都是高代价的。尽管需要投入高昂的成本，但同时它对于异性来说却又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在女性的择偶标准中，创造力被看作是奢侈品，吸引力极高。［49］

近年来，这一理论观点已被诸多的实证研究所证明。一项调查发现，在英国普通成年人群中，参与更多的创造力的活动与择偶成功呈正相关。［50］另一项调查发现，女性对创造力的喜爱程度与她们的排卵周期有关。越接近排卵期，她们越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创造力的男性作为自己的短期择偶伴侣。也就是说，因为创造力是一种显示好基因的指标，所以对于接近排卵期的女性来说，她们会更愿意跟这样的男性发生短期择偶关系（例如，一夜情），以此获得他们的好基因而遗传给下一代。［51］这两项研究都证明了，创造力的确是一种吸引异性的装饰品。此外，更直接的实验证据也发现，启动婚恋关系动机会增强男性创造力的表现以及特立独行的、与众不同的行为举动。［46］

总而言之，性选择的理论认为，创造力，尤其是处于生育年龄的男性创造力，是由于它具有进化繁衍的目的而存在的，其功能是用来吸引异性，获取更多的繁衍机会。

因此，对于处于青少年晚期、成年初期的人类而言，完全的性成熟使他们本能地开始具有追求异性的需求，而创造力作为提升对异性吸引力的装饰品之一也随着这种需求的加强达到了巅峰。

此外，从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在公众范围内通过各式行为展现创造力，相比于女性，会给男性带来更多繁殖上的优势，因为高创造力的男性受到大量女性欢迎和亲睐; 考虑到怀孕和育儿的要求，这样的行为对于女性来说边际成本更高。［40］成本与效益在男性和女性间的不平衡，促使男性会更多地公开表现创造能力，展现创造成就。

四、评述与展望

本文所介绍的两大进化理论观点较为完整地解释了创造力的最终来源，有关的理论和解释可以直接运用到我国各领域对创造力的培养以及提升创造力的各项活动或者事业中去。

就创造力的文化进化理论来说，当今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和转型产生了巨大的个人学习，抑或说激发创造力的社会环境。我国目前巨大的流动人口为城市中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通过人口的流动创建一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将有利于促进个人主义的发展，从而更容易提高人群的创造力。

此外，中国的教育更倾向于群体学习的模式。即使已经具备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要让从根深蒂固的群体学习的进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去选择个体学习的策略，相比于美国学生，依然非常不容易。因此，我国教育力图努力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可能需要解决更广泛的文化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群体学习策略在目前看来的确有损创造力，其背后的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看似是元凶，但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被选择的产物，集体主义的正面价值同样是存在的。例如，（1）集体主义使人愿意作出让步或牺牲投身于群体的目标，而以群体的目标为目标时，如果调动得当，个人也会发挥出远超平时的努力和干劲。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和为祸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典型例子。（2）比起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下群体的决策者更容易统合诸多成员的力量，调动更多资源，当决策方向正确时无疑会有更高的效率和完成度。汶川地震后的救援速度非常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特别是与美国卡特琳娜飓风相比。无论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都有利有弊；值得庆幸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命题。因而所剩下的问题就是，应当在多大程度上鼓励个人主义，或者说，应当牺牲多少集体主义的优势（和劣势）来换取个人主义的优势（和劣势），才能达到一个较为适宜的比例。

就创造力的性选择理论来说，首先需要尽力营造一个男女比例均衡的环境。无论是教学课堂还是企业部门，都应当尽量地考虑男女比例问题。长期处于男女比例失衡的环境下，易于引发潜在的择偶焦虑。例如，在一些理工类的大学中，男生的数量大大超过女性，有的甚至达到十几比一的程度，这将导致激烈的男性间的竞争，引发严重的攻击等行为，对学生和学校都是不利的。［52］相反，如果在理工类的学校增加女性的比例，那么就能促进男生更积极地投入到创造力的行为中。然而，要增加理工类学校女生比例，和增加文科类院校男生比例一样，都面临着根本性的问题：理工科成绩好、愿意念理工科的，大多数是男生；文科成绩好、愿意念文科的，大多数是女生。更何况人们常常认为，男生擅长理工科，女生擅长文科。这样的刻板印象下，男女生实际能力并无差异的事实被视而不见（例如，男女生在数学能力方面没有显著差异［53］），甚至进而以天赋为名使男生对文科望而却步，女生对理工科避如蛇蝎。倘若想要在理工科院校和文科院校解决男女生性别比例的问题，就需要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消除或削弱这种近乎性别偏见的刻板印象。

其次是如何提高女性创造成就。在男女性创造能力相似的情况下，男性公开作出创造性成就的动机和投资回报率都多于女性，完成的杰出作品也大大超过女性所完成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女性的创造能力没有得到较为全面的发挥，也许许多创造力极高的女性都因为动机不足而没有将创造能力转换成创造成就。这对人类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损失。假如能够通过社会的力量降低女性繁衍后代的风险和成本，将她们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同时增加女性取得创造性成就时的回报（很多时候是增加到与男性一致），可能会对各领域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然，基于进化视角的创造力解释也存在着一些目前还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Torrance早在1979年已提出不应当将创造力测量的结果用总分一以概之，因为每个分项都代表着创造力方面不同的能力，直接观察总分而忽视分项可能产生误导；取而代之的是，应当对每一个分项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进而培育一个人的创造力。［54］Kim对“托伦斯创造力思维测验”的常模（数据分别收集于1966、1974、1984、1990、1998、2008年）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分项在发展中的变化趋势是不同的。例如，在精致性方面，从幼儿园一直到五年级都在上升，在六年级维持不变，在七年级和八年级继续显著提升，在高中阶段有所上升但并不显著，并在成年阶段显著下降。又如，抽象性方面，从幼儿园到五年级都在上升，之后的六、七、八年级直到高中阶段都维持不变，在成年阶段显著上升。［55］为什么有些创造力指标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期会下降，而有的创造力在成年期仍然出现上升呢？对于这样的结果，目前进化心理学尚没有完善的理论能够予以解释。

此外，众多的研究发现，女性在某些创造力方面，尤其是创造能力方面并不比男性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男性。但是性选择理论并没有明确地解释女性的创造力是基于怎么样的心理机制运行的。另外，女性的创造力到底是人类智力进化过程中的副产品，还是伴随男性创造力而协同进化（co-evolution）的结果？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文献中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在性选择理论看来，装饰品本质是会损害生存的，这对创造力而言未必适用。与传统概念上鲜亮却显眼的羽毛、夸张却无用的巨角相比，创造力无法单纯地被划分。消耗能量用来生长累赘且不便于逃亡的尾羽，毫无疑问会直接降低生存下来的概率；消耗能量用来发展创造力，虽然可能伴随着注意力减退等害处，但创造性的策略可能使得个体消耗更少的体力、用更小的成本捕获猎物，又促进了生存。从这一点上来看，创造力就与传统意义上的装饰品有根本性的区别了。那么，创造力是否应该归入装饰品？如果不能，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有多少仍可保留、有多少值得商榷？又要如何对性选择理论作修订，来适应创造力的情景？

总之，这两种进化的观点都只解释了创造力的某些方面，仍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在某个特定的环境和时期下，当文化进化的压力和性选择的压力同时存在时，人们的创造力到底是由哪种进化的力量推动发展的呢？两种进化的力量是否会有方向上的冲突？当某种进化的力量超过另外一种时，是否占弱势的那种力量就不会起作用？未来是否能对两种进化的观点进行整合，更全面地去解释人类创造力产生的根源？这些问题都值得在未来进一步地探讨和分析。

［1］Sawyer R K. Explaining Creativity：The Science of Human Innovatio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2］Guilford J P. The Structure of Intellect［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56，53（4）.

［3］Kim K H. Can We Trust Creativity Tests? A Review of the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TTCT）［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06，18（1）.

［4］Hebert T P，Cramond B，Millar G，et al. E. Paul Torrance：His Life，Accomplishments，and Legacy［R］. Storrs，CT：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n the Gifted an Talented，2002.

［5］Baas M，De Dreu C K W，Nijstad B A. When Prevention Promotes Creativity：the Role of Mood，Regulatory Focus，and Regulatory Closur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1，100（5）.

［6］Gough H G. A Creative Personality Scale for the Adjective Check Lis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9，37（8）.

［7］Kaufman J C，Baer J. Sure，I’m Creative-but Not in Mathematics：Self-reported Creativity in Diverse Domains［J］.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Arts，2004，22（2）.

［8］Carson S H，Peterson J B，Higgins D M. Reliability，Validity，and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Creative Achievement Questionnaire［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05，17（1）.

［9］Avitia M J，Kaufman J C. Beyond g and c：The Relationship of Rated Creativity to Long-term Storage and Retrieval （glr）［J］. 2014，8（3）.

［10］Stevenson H W，Lee S Y，Stigler J W.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of Chinese，Japanese，and American Children［J］. Science，1986，231.

［11］Zha P，Walczyk J J，Griffith-Ross D A，et al. The Impact of Culture and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on the Creative Potential and Achievement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Adults［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06，18（3）.

［12］Niu W，Sternberg R J. Cultural Influences on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Its Evalu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1，36（4）.

［13］Jaquish G A，Ripple R E. A Life-span Developmental Cross-cultural Study of Divergent Thinking Abilitie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1984，20（1）.

［14］Jellen H G，Urban K K. Assessing Creative Potential World-wide：The First Cross-cultural Application of the Test for Creative Thinking—Drawing Production（TCT-DP）［J］. 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1989，6（2）.

［15］Markus H R，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91，98（2）.

［16］Csikszentmihalyi M. Society，Culture，and Person：A Systems View of Creativity［G］//Sternberg R J.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7］Amabile T M. Creativity in Context：Update to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M］. Boulder，CO，Oxford，UK：Westview Press，1996.

［18］Chang L，Mak M C K，Li T，et al. Cultural Adaptations to Environmental Variability：An Evolutionary Account of East West Differences［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2011，23（1）.

［19］Boyd R，Richerson P J.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ure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0］Boyd R，Richerson P J. 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Social Learning：The Effect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G］//Zentall T，Galef B G. Social Learning：Psyc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Perspectives. 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8.

［21］Mesoudi A. An Experimental Simulation of the “Copy-successful-individuals” Cultural Learning Strategy：Adaptive Landscapes，Producer-scrounger Dynamics，and Informational Access Costs［J］.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8，29（5）.

［22］Torrance E P. Understanding the Fourth Grade Slump in Creative Thinking：Final Report［M］. Athens，GA：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1967.

［23］Kirkpatrick E A. Individual Tests of School Childre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00，7（3）.

［24］Simpson R M. Creative Imaginatio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22，33（2）.

［25］Axtell J. Discontinuities in the Perception of Curiosity in Gifted Preadolescents［J］. Gifted Child Quarterly，1966，10（2）.

［26］Torrance E P.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the Fourth Grade Slump in Creativity［J］. Gifted Child Quarterly，1968，12（4）.

［27］Timmel J L. Creativity and Acculturation：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Effects on the Divergent Thinking of Cuban Preadolescent Immigrants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D］.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2001.

［28］Kang C. Gender Differences in Korean Children's Responses to the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from First to Sixth Grade［D］.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89.

［29］Kim K H. The Creativity Crisis：The Decrease in Creative Thinking Scores on the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11，23（4）.

［30］Simonton D K. Creative Productivity：A Predictive and Explanatory Model of Career Trajectories and Landmarks［J］. Psychological Review，1997，104（1）.

［31］Romaniuk J G，Romaniuk M. Creativity Across the Life Span：A Measurement Perspective［J］. Human Development，1981，24（6）.

［32］Kim K H. Meta-analyse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reative Achievement to Both IQ and Divergent Thinking Test Scores［J］.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2008，42（2）.

［33］Baer J，Kaufman J C. Gender Differences in Creativity［J］.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2008，42（2）.

［34］Alpaugh P K，Birren J E. Are There Sex Differences in Creativity Across the Adult Life Span?［J］. Human Development，1975，18（6）.

［35］Reese H W，Lee L J，Cohen S H，et al.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Variables，Age，and Gender on Divergent Thinking inAdulthoo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2001，25（6）.

［36］Hayes J R. The Complete Problem Solver［M］. 2nd ed. Hillsdale，NJ：Erlbaum，1989.

［37］Piirto J. Understanding Creativity［M］. Scottsdale，AZ：Great Potential Press，2004.

［38］Darwin C.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M］. London，UK：Murray，1990.

［39］Andersson M B. Sexual Selection［M］.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40］Miller G. Sexual Selection for Indicators of Intelligence［G］// Bock G R，Goode J A，Webb K. 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John Wiley，2000.

［41］Clutton-Brock T H. The Evolution of Parental Care［M］.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42］Miller G F. The Mating Mind：How Sexual Choice Shap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M］. New York：Doubleday，2000.

［43］Sundie J M，Kenrick D T，Griskevicius V，et al. Peacocks，Porsches，and Thorstein Veblen：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s a Sexual Signaling System［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1，100（4）.

［44］Baker Jr M D，Maner J K. Male Risk-taking as a Context-sensitive Signaling Device［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9，45（5）.

［45］Ronay R，Von Hippel W. The Presence of an Attractive Woman Elevates Testosterone and Physical Risk Taking in Young Men［J］.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2010，1（1）.

［46］Iredale W，Van Vugt M，Dunbar R. Showing off in Humans：Male Generosity as a Mating Signal［J］. Evolutionary Psychology，2008，6（3）.

［47］Griskevicius V，Cialdini R B，Kenrick D T. Peacocks，Picasso，and Parental Investment：The Effects of Romantic Motives on Creativ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6，91（1）.

［48］Arndt J，Greenberg J，Solomon S，et al. Creativity and Terror Management：Evidence that Creative Activity Increases Guilt and Social Projection Following Mortality Salienc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9，77（1）.

［49］Li N P，Bailey J M，Kenrick D T，et al. The Necessities and Luxuries of Mate Preferences：Testing the Tradeoff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82（6）.

［50］Nettle D，Clegg H. Schizotypy，Creativity and Mating Success in Humans［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2006，273.

［51］Haselton M G，Miller G F. Women’s Fertility Across the Cycle Increases the Short-term Attractiveness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J］. Human Nature，2006，17（1）.

［52］Griskevicius V，Tybur J M，Gangestad S W，et al. Aggress to Impress：Hostility as an Evolved Context-dependent Strateg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9，96（5）.

［53］Lindberg S M，Hyde J S，Petersen J L，et al. New Trends in Gender and Mathematics Performance：A Meta-analysi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10，136（6）.

［54］Torrance E P. The search for Satori and Creativity［M］. Buffalo，NY：Bearly Limited，1979.

［55］Kim K H. The creativity crisis：The Decrease in Creative Thinking Scores on the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11，23（4）.

［责任编辑：江 波］

陈斌斌（1983— ），男，上海人，博士，复旦大学心理学系讲师，主要从事家庭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研究。

复旦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新进青年教师科研起步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B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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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068(2014)04-0014-10

2014-10-12